聖塘景區南端和湖濱公園交界處，2008年杭州市考古所的專家根據文獻和史料的記載，尋到了古錢塘門的確切位置。錢塘門遺址是十二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杭州城西城門的遺址，始建於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並可其曆史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五代北宋時期，宋以後，錢塘門的位置略有變化，自明清以後，杭州城垣經多次變更，錢塘門也向東移置，不過位置改變不大。作為南宋都城杭州城臨湖的錢塘、湧金、清波三座西城門之一，是西湖景觀“三麵雲山一麵城”曆史環境空間分界的直接物證。該遺址位於西湖東岸北部，今湖濱路與環城西路相接處，距西湖東岸約九十米。2008年對其進行考古發掘，發現南宋錢塘門的門道側壁、門道、城牆夯土等遺存，揭露麵積共約一百十平方米。
錢塘門是杭州曆史最悠久的城門，從隋朝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非常有名，不僅許多史籍常常提到它，而且明清時期許多著名的小說也常常寫到它。在清代末年英國女旅行家畢曉普夫人1898年拍攝的照片上可以近距離清晰看到二層城樓，單簷雙層歇山頂，進錢塘門裏麵還有一道叫做承乾門的城門，再往裏就是按察司署，即省高等法院。現存還有一幅明代周龍作於萬曆戊申（1608）春天的西湖全景圖，在圖上可以看到明代的錢塘門比清代更為雄偉壯觀。
古錢塘門遺址現距地麵有1.8米，可知當時的杭州城大概比現在整體低二米左右。早期的古代城門是先打木樁，在此基礎上再建造城門。這種城門怕火攻，一旦木樁燒毀，城門就要坍陷。後來改進為巨石為基礎，用城牆磚砌成券頂式城門。作為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券頂式城門，杭州古錢塘門遺址一經發掘，就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遺址如果硬生生地暴露在外麵，常年的風吹日曬，非將那些磚石風化變形了不可。為什麽不給錢塘門遺址加個玻璃罩呢？玻璃罩雖然可以擋風，但是遺址處在地下，又緊挨西湖，潮濕的環境會導致大量的水汽彌漫在密不透風的玻璃罩內，從外麵往裏看，什麽都看不到了，不利於市民遊客觀賞。所以最終決定在古錢塘門遺址的上方，架起了一座鋼結構的拱形橋，橋麵上再播撒下花草的種子，如今已經成了一座頗具野趣的綠色走廊。
這個景點比較隱蔽，粗心的遊客往往會錯過。從南到北漫步湖濱路，至六公園湖畔居茶樓一帶，有一處覆著花草的拱形山坡。如果不是專程前去尋找，恐怕很難發現這山坡下還大有乾坤：大名鼎鼎的古錢塘門遺址就靜靜地藏在下麵。在湖畔居的東南側，穿過一片綠化帶，循著古錢塘門的石牌下幾步石階，散發著悠遠市井氣息的錢塘門就在眼前。行走其中，陣陣涼意襲來，這裏雖與外界相通，但常年保持著低溫高濕的環境。而在湖畔居茶樓二樓眺望西湖，頗有幾分當年登上錢塘門城樓觀景的味道。
湖濱公園是湖濱瀕湖六座公園的總稱，長約一公裏，由六塊大小不一的園地連綴而成，從南至北，依次為一公園、二公園、三公園、四公園、五公園、六公園。民國二年（1913），在浙江省民政廳長褚輔成主持下，杭州開始拆除今湖濱一帶清旗下營的城牆，修築湖濱路。在沿湖東岸一線，建起了公眾運動場、民眾教育館和由南而北的五大塊綠地，以“公園”之稱逐一編號。按照今天的路名，一公園起自解放路口，五公園終於慶春路口附近，中間的分界點由南到北分別在今天的郵電路口、仁和路口、平海路口、學士路口附近。
最早拆除的這段城牆後麵的圍牆裏，是滿清的“旗營”，杭州人叫它旗下營。清順治四年（1647），清軍副都統董阿賴，率師駐防杭州以鎮壓杭州人民反抗。為了解決軍隊營地，經杭州地方長官和清廷的禮、工二部多次會議，於次年由巡撫肖啟元主事，選地在城西瀕湖中段，圈市街坊巷築駐紮“八旗兵”的兵營。營地於順治七年竣工，占地1436畝，周圍九裏。順治十六年（1659），又向南圈地，續增75畝，自後基本無增損。“旗營”城門由各旗精兵分頭把守，分樹色彩各異之辨色旗。因是強行圈地築城，致使貧民百姓流離失所，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輸糧納稅如故”。
兵營之最高長官通稱杭州將軍，正式官職名稱是平南將軍，曆任杭州將軍以雍正朝的年羹堯最出名。將軍署設在當時的延齡門內大街之西，占地120餘畝，即上世紀的杭州市政府和人民大會堂原址。“旗營”占據了杭州城中最好的地段，也即今天的湖濱路以東、嶽王路以西、慶春路以南、開元路以北一大片繁華區域。城牆在雍正五年（1727）進行大修，到鹹豐十一年（1861）部分已毀壞。同治八年（1869）又經修築，破損處以土牆連接，厚六、七尺。以後雖在光緒年間又經修葺，但壯麗雄偉已遠不如當年。
褚輔成（1873-1948），字慧僧，浙江嘉興人，祖籍杭州是老同盟會員、秋瑾的戰友。武昌首義成功，次月五日杭州光複，建立共和政製。在一個多月的革命過程中，褚輔成是浙江革命行動的主要組織者，發揮了骨幹作用，舉凡起義的謀劃、力量的組織、政權組織的製定、領導人選的推薦，無不畢盡其力。在他當政後，首先拆除象征滿清統治的旗下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