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弘一大師李叔同和與他情操誌趣相近相投甚至隻是與他有緣的其他一些文化人之間的交往，則又很可以看作是一個非常有意味的文化現象了。這種交往的史跡，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傳記材料，也可以看作是弘一大師李叔同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弘一大師李叔同一生與眾多的文化名人有過交往，這裏記述、尋繹的隻是其中的一部分，其選擇的原則：一是史料相對比較豐富的；二是這些文化名流應該是與李叔同有過直接交往，或雖是間接交往但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
弘一大師李叔同燦爛的一生中有許許多多值得人們尋繹回味的事跡，他早年在藝術領域裏取得的輝煌成績和中年以後在佛學上的非凡成就是後人需要永遠記取和弘揚的。作為一位文化偉人，他的行為舉止在中國特定曆史時期中是代表著一類特殊類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處世方式的。從這個角度上講，弘一大師李叔同和與他情操誌趣相近相投甚至隻是與他有緣的其他一些文化人之間的交往，則又很可以看作是一個非常有意味的文化現象了。
《黃炎培眼中的李叔同》
作為南洋公學時的同學，黃炎培對李叔同的回憶值得珍視。1957年3月7日《文匯報》發表了黃炎培的《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黃炎培回憶說：
我和叔同是1901、1902年上海南洋公學——後來被先後改名南洋大學、交通大學——特
班的同學。……同學時他剛二十一二歲。書、畫、篆刻、詩歌、音樂都有過人的天資和素養。南洋公學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二人一室的。他獨居一室，四壁都是書畫，同學們很樂意和他親近。特班同學很多不能說普通話，大家喜愛叔同，因他生長北方，成立小組請他教普通話，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風度一貫地很溫和，很靜穆。
這當然隻是日常生活方麵的李叔同。
從黃文還可看出：在學業上，李叔同的成績也十分出色。他寫起論文來思路清晰，一篇《論強國對弱國不守公法之關係》，強調了弱國的生存惟有自強自立之一途。他寫道：“世界有公法，所以勵人自強。斷無弱小之國，可以賴公法以圖存者。即有之，雖圖存於一時，而終不能自立。其不為強有力之侵滅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公法，惟強有力者，得享其權利。於是強國對弱國，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論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與強弱平等之理相背戾。”
南洋公學重視外語學習，而李叔同在這裏也打下了良好的外語基礎。為宣傳民權思想，李叔同還翻譯了《法學門徑書》和《國際私法》。
李叔同任教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取得的藝術教育業績，黃炎培也充分肯定。1914年，黃炎培曾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過《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其中在談到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說：“其專修科的成績殆視前兩江師範專修科為高。主其事者為吾友美術專家李君叔同（哀）也。”從這段話的語氣看，黃炎培似乎很有一點為同學李叔同而驕傲的意思。
黃炎培談《祖國歌》
黃炎培在《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一文中還說：“我至今還保存著叔同親筆寫他自撰詞、自
作曲的《祖國歌》。當時曾被一般男女青年傳唱。當然，必須認定這還是叔同的早年作品，但也值得珍視。”
一般認為《祖國歌》是李叔同根據民間樂曲《老六板》而填詞的愛國歌曲（譜上有“滬學會補習科用歌”字樣），時間是1905年農曆二月。《祖國歌》選用中國民間樂曲《老六板》填詞，當時是有人不以為然的。一些人以為詞曲過於“村俗”。但豐子愷認為李叔同取民間樂曲來作愛國歌曲，“這大膽的創舉極可欽佩”。“李先生這《祖國歌》可說是提倡民族音樂最早先聲”。黃炎培雖誤認這首歌的作曲者也是李叔同，但並不妨礙人們確認李叔同是此歌詞的作者。
正如黃炎培所說的那樣：此歌“當時曾被一般男女青年傳唱”。為黃炎培這句話作印證的有豐子愷，他在《李叔同先生的〈祖國歌〉——回憶兒時的唱歌》一文中說：
那時候的有誌青年，大家憂心忡忡，慷慨激昂地發揮他們的愛國熱忱。李叔同先生這歌曲便是在那個時候作的（《祖國歌》作於1905年）。這歌曲在滬學會的刊物上發表之後，立刻不脛而走，全中國各地的學校都采作教材。我的故鄉石門灣，是一個很偏僻的小鎮，我們
的金先生也教我們唱這歌曲。我還記得：我們一大群小學生排隊在街上遊行，舉著龍旗，吹喇叭，敲銅鼓，大家挺起喉嚨唱這《祖國歌》和勸用國貨歌曲。
《祖國歌》何以有如此振奮人心的神力？且看它的歌詞：
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莫與肩。縱橫數萬裏，膏腴地，獨享天然利。國是世界最古國，民是亞洲大國民。嗚呼，大國民！嗚呼，唯我大國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聲價。我將騎獅越昆侖，駕鶴飛渡太平洋。誰與我仗劍揮刀？嗚呼，大國民！誰與我鼓吹慶升平？
看得出來，這歌詞的氣勢確實浩大超凡。
黃氏回憶文章引來的別妻疑案
黃炎培《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一文還引來了另一爭議。文章說：“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經過了幾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東女學楊白民夫人詹練一和我當時的夫人王糾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幾個廟，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嶽廟前臨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問，叔同才答，終席，叔同從不自動發一言，也從不抬頭睜眼向三人注視。飯罷，叔同即告辭歸廟，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邊，叔同一人上船了。船開行了，叔同從不一回頭。但見一漿一漿蕩向湖心，直到連人帶船一齊埋沒湖雲深處，什麽都不見，叔同最後依然不一顧，叔同夫人大哭而歸。”
從情理上講，黃炎培先生的這段敘述也是可信的，因為當事人中就有黃炎培當時的夫人王糾思女士。然而，這一段記載卻被李叔同的侄孫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師的俗家》一文否定了，認為此事不確。這就令人想起了李叔同的另一位日本夫人。黃炎培所說會不會指的是日本夫人呢？如果是的話，則又涉及到弘一大師另一位好友楊白民了。
楊白民無奈，隻好帶著李叔同的日妻來到杭州，安頓下來後，他隻身先到虎跑寺去通報。李叔同見日妻已經來了，也就不好回避，於是同意會麵。會麵的地點在杭州西湖邊上的某家旅館裏。楊白民自管去散步，留下了這一對平日相愛的夫妻。交談過程中，李叔同送給日妻一塊手表，以此作為離別的紀念，並安慰說：“你有技術，回日本去不會失業。”
會麵結束後，李叔同就雇了一葉輕舟，離岸而去，連頭也沒有再回顧一下。日妻見丈夫
決心堅定，知道再無挽回的可能，便望著漸漸遠去的小船失聲痛哭。此後她就回日本去了，從此再無任何消息。
以上這段往事的述說者恰恰是楊白民的女兒楊雪玖。豐子愷之女豐一吟在《我所了解的弘一法師》一文中轉述了這則故事。黃炎培是李叔同在南洋公學時的同學，而楊白民則又是李叔同的摯友。源於他們二人的故事想必應該是有可信性的，隻是故事均為回憶，難免有在細節上的差異，但想必日妻赴杭州與李叔同告別的這一段往事應該是有過的。對於人物的生平事跡，在沒有更充分確鑿的證據發現之前，最好不要輕易否定，當然，存疑是可以的。
弘一大師李叔同和與他情操誌趣相近相投甚至隻是與他有緣的其他一些文化人之間的交往，則又很可以看作是一個非常有意味的文化現象了。這種交往的史跡，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傳記材料，也可以看作是弘一大師李叔同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弘一大師李叔同一生與眾多的文化名人有過交往，這裏記述、尋繹的隻是其中的一部分，其選擇的原則：一是史料相對比較豐富的；二是這些文化名流應該是與李叔同有過直接交往，或雖是間接交往但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
弘一大師李叔同燦爛的一生中有許許多多值得人們尋繹回味的事跡，他早年在藝術領域裏取得的輝煌成績和中年以後在佛學上的非凡成就是後人需要永遠記取和弘揚的。作為一位文化偉人，他的行為舉止在中國特定曆史時期中是代表著一類特殊類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處世方式的。從這個角度上講，弘一大師李叔同和與他情操誌趣相近相投甚至隻是與他有緣的其他一些文化人之間的交往，則又很可以看作是一個非常有意味的文化現象了。
《黃炎培眼中的李叔同》
作為南洋公學時的同學，黃炎培對李叔同的回憶值得珍視。1957年3月7日《文匯報》發表了黃炎培的《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黃炎培回憶說：
我和叔同是1901、1902年上海南洋公學——後來被先後改名南洋大學、交通大學——特
班的同學。……同學時他剛二十一二歲。書、畫、篆刻、詩歌、音樂都有過人的天資和素養。南洋公學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二人一室的。他獨居一室，四壁都是書畫，同學們很樂意和他親近。特班同學很多不能說普通話，大家喜愛叔同，因他生長北方，成立小組請他教普通話，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風度一貫地很溫和，很靜穆。
這當然隻是日常生活方麵的李叔同。
從黃文還可看出：在學業上，李叔同的成績也十分出色。他寫起論文來思路清晰，一篇《論強國對弱國不守公法之關係》，強調了弱國的生存惟有自強自立之一途。他寫道：“世界有公法，所以勵人自強。斷無弱小之國，可以賴公法以圖存者。即有之，雖圖存於一時，而終不能自立。其不為強有力之侵滅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公法，惟強有力者，得享其權利。於是強國對弱國，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論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與強弱平等之理相背戾。”
南洋公學重視外語學習，而李叔同在這裏也打下了良好的外語基礎。為宣傳民權思想，李叔同還翻譯了《法學門徑書》和《國際私法》。
李叔同任教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取得的藝術教育業績，黃炎培也充分肯定。1914年，黃炎培曾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過《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其中在談到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說：“其專修科的成績殆視前兩江師範專修科為高。主其事者為吾友美術專家李君叔同（哀）也。”從這段話的語氣看，黃炎培似乎很有一點為同學李叔同而驕傲的意思。
黃炎培談《祖國歌》
黃炎培在《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一文中還說：“我至今還保存著叔同親筆寫他自撰詞、自
作曲的《祖國歌》。當時曾被一般男女青年傳唱。當然，必須認定這還是叔同的早年作品，但也值得珍視。”
一般認為《祖國歌》是李叔同根據民間樂曲《老六板》而填詞的愛國歌曲（譜上有“滬學會補習科用歌”字樣），時間是1905年農曆二月。《祖國歌》選用中國民間樂曲《老六板》填詞，當時是有人不以為然的。一些人以為詞曲過於“村俗”。但豐子愷認為李叔同取民間樂曲來作愛國歌曲，“這大膽的創舉極可欽佩”。“李先生這《祖國歌》可說是提倡民族音樂最早先聲”。黃炎培雖誤認這首歌的作曲者也是李叔同，但並不妨礙人們確認李叔同是此歌詞的作者。
正如黃炎培所說的那樣：此歌“當時曾被一般男女青年傳唱”。為黃炎培這句話作印證的有豐子愷，他在《李叔同先生的〈祖國歌〉——回憶兒時的唱歌》一文中說：
那時候的有誌青年，大家憂心忡忡，慷慨激昂地發揮他們的愛國熱忱。李叔同先生這歌曲便是在那個時候作的（《祖國歌》作於1905年）。這歌曲在滬學會的刊物上發表之後，立刻不脛而走，全中國各地的學校都采作教材。我的故鄉石門灣，是一個很偏僻的小鎮，我們
的金先生也教我們唱這歌曲。我還記得：我們一大群小學生排隊在街上遊行，舉著龍旗，吹喇叭，敲銅鼓，大家挺起喉嚨唱這《祖國歌》和勸用國貨歌曲。
《祖國歌》何以有如此振奮人心的神力？且看它的歌詞：
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莫與肩。縱橫數萬裏，膏腴地，獨享天然利。國是世界最古國，民是亞洲大國民。嗚呼，大國民！嗚呼，唯我大國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聲價。我將騎獅越昆侖，駕鶴飛渡太平洋。誰與我仗劍揮刀？嗚呼，大國民！誰與我鼓吹慶升平？
看得出來，這歌詞的氣勢確實浩大超凡。
黃氏回憶文章引來的別妻疑案
黃炎培《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一文還引來了另一爭議。文章說：“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經過了幾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東女學楊白民夫人詹練一和我當時的夫人王糾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幾個廟，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嶽廟前臨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問，叔同才答，終席，叔同從不自動發一言，也從不抬頭睜眼向三人注視。飯罷，叔同即告辭歸廟，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邊，叔同一人上船了。船開行了，叔同從不一回頭。但見一漿一漿蕩向湖心，直到連人帶船一齊埋沒湖雲深處，什麽都不見，叔同最後依然不一顧，叔同夫人大哭而歸。”
從情理上講，黃炎培先生的這段敘述也是可信的，因為當事人中就有黃炎培當時的夫人王糾思女士。然而，這一段記載卻被李叔同的侄孫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師的俗家》一文否定了，認為此事不確。這就令人想起了李叔同的另一位日本夫人。黃炎培所說會不會指的是日本夫人呢？如果是的話，則又涉及到弘一大師另一位好友楊白民了。
楊白民無奈，隻好帶著李叔同的日妻來到杭州，安頓下來後，他隻身先到虎跑寺去通報。李叔同見日妻已經來了，也就不好回避，於是同意會麵。會麵的地點在杭州西湖邊上的某家旅館裏。楊白民自管去散步，留下了這一對平日相愛的夫妻。交談過程中，李叔同送給日妻一塊手表，以此作為離別的紀念，並安慰說：“你有技術，回日本去不會失業。”
會麵結束後，李叔同就雇了一葉輕舟，離岸而去，連頭也沒有再回顧一下。日妻見丈夫
決心堅定，知道再無挽回的可能，便望著漸漸遠去的小船失聲痛哭。此後她就回日本去了，從此再無任何消息。
以上這段往事的述說者恰恰是楊白民的女兒楊雪玖。豐子愷之女豐一吟在《我所了解的弘一法師》一文中轉述了這則故事。黃炎培是李叔同在南洋公學時的同學，而楊白民則又是李叔同的摯友。源於他們二人的故事想必應該是有可信性的，隻是故事均為回憶，難免有在細節上的差異，但想必日妻赴杭州與李叔同告別的這一段往事應該是有過的。對於人物的生平事跡，在沒有更充分確鑿的證據發現之前，最好不要輕易否定，當然，存疑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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