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庚子賠款被部分退還的內幕以及對中國影響
退還始末
1900年，中國的庚子義和團運動引致八國聯軍武力幹涉。 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權代表奕匡和李鴻章與11國代表簽定了《辛醜條約》。 《辛醜條約》第六款議定，清政府賠償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國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國”的軍費、損失費4億5千萬兩白銀，賠款的期限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計為9億8千萬兩，是為“庚子賠款”。其中俄國以出兵滿洲，需費最多，故所得額最大，為1億3037多萬兩。中國當時的人口大約45000多萬人，庚子賠款每個中國人被攤派大約一兩銀子。
《辛醜條約》中規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國共賠款白銀4億5千萬兩，美國應得到其中的3200多萬兩，折合美金2400多萬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國駐美公使梁誠就中國的賠款是用黃金還是用白銀一事，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據理力爭。談話間海約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賠案實屬過多 ---”這一信息立刻被梁誠捕捉。這說明美政府已發現其有關部門在上報庚子之亂的損失之中，有“浮報冒報”的現象。梁誠非常機敏地放棄了談判戰略，不再去和海約翰糾纏賠款用金還是用銀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歸已失之利”。於是他不放過任何機會，在美國國會及議員中四處遊說退還不實賠款。
1906年初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愛德蒙·詹姆士送呈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一份備忘錄，要求美國政府加速吸引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去。同年3月6日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到白宮進謁羅斯福總統。他建議總統將中國清政府的庚子賠款退還一部分，專門開辦和津貼在中國的學校。1907年明恩溥發表《今日的中國和美國》一書，他在書中指出,應該多讓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去美國留學。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動、鼓吹下，羅斯福給國會提出了一個諮文，指出："我國宜實力幫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於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導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它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才，諒我國教育界必能體此美意，同力合德，讚助國家成斯盛舉。" 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通過羅斯福的諮文。同年7月11日，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將美國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實應賠償”，內容包括美國出兵中國的軍費賠償及美在華商人與傳教士的損失賠償。
當時為什麽美國人想用退賠的庚款辦學呢？美國伊裏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麵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國政府采取措施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的領袖。
1908年10月28日，兩國政府草擬了派遣留美學生規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 4年內，每年至少應派留美學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則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為止。被派遣的學生，必須是 “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當年齡”，中文程度須能作文及有文學和曆史知識，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國大學和專門學校聽講，並規定他們之中，應有80%學農業、機械工程、礦業、物理、化學、鐵路工程、銀行等，其餘20%學法律、政治、財經、師範等。
同時，中美雙方還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務部負責建立一所留美訓練學校。於是，1909年6月，北京設立了遊美學務處，這就是清華大學的雛形。1909年 8月，內務府將皇室賜園---清華園，撥給學務處，作為遊美肆業館的館址，學務處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學生，從630名考生中，錄取了47人，於10月份赴美。這就是後來庚款留美學生的由來。
1910年8月又舉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應考，最後錄取了70人。這第二批庚款留美學生中，後來出了一個大名鼎鼎的胡適，他當年考了個第55名。同榜中還有後來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氣象學家竺可楨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專門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正式成立。在此後十多年間，據統計，由清華派出的留美學生就達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華學校改名為清華大學，羅家倫出任校長。那一年開始公開招考留美公費生。 1933年，又開始公開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學生。
美國的退款，產生了很大的國際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京政府於1917年8月對德奧宣戰，並停付庚款。大戰平息後，中國也涉足於戰勝國的地位，各國都表示願與中國“友好”，以便用和平的辦法維護和擴張其在華利益，所以都緊步美國的後塵，陸續放棄或退回了庚子賠款餘額。退款被廣泛地應用到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和實業中。隻有日本分文不退，用這筆錢財發展軍備，建立教育，遂速成為20世紀的強盛帝國。 1924年，美國國會通過決議，將其餘的庚子賠款用於中國，成立“中國文教促進基金會”（或稱“中國基金會”），掌管的金額為1254·5萬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國人和5名美國人組成的托管董事會。其中的相當部分金額以獎學金的方式提供給清華大學。由於這樣的一種特殊的經費來源和運作模式，清華從創建伊始，在諸多方麵就已經具備了自己的一些特別的優勢和辦學條件，也因此而有別於國內的其他大學。這樣的環境也給了梅貽琦治校在客觀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和提供了必要的辦學條件。國外的曆史學家評論道：“清華其成功的一大秘訣是，當其他院校求助於軍閥政權不穩定的施舍時，清華的年度預算是有保障的。”這種觀點雖暗含誇大美國所起 的作用之意，但基本還是公允的。 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清華人”幾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華基金”的傑出教育家梅貽琦先生到台灣後，又利用這筆款項創辦了新竹清華大學。
由於清華的經費來源較為充裕，使其辦學亦有相當的自主性，這些條件又對治校方麵自然產生一些影響，促進了清華在學校的管理製度方麵和運行機製上逐漸地形成一套獨立的、具有清華自身特點的東西，並由此產生了一些特殊的體製和風格，乃至後來清華校風與學風的逐步形成，都與此有千絲萬縷的內在聯係。而這種特徵較明顯的反映出來的一個例證，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華大學出現的幾次大規模的學校風潮。其中，清華校長多次易人，竟有十幾任之多，甚至出現清華幾年沒有校長，由校務會議維持的尷尬局麵。
美國用心良苦的教育計劃，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賠款（胡適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國學生，在後來的幾十年間成了中國學術界最閃亮的明星，而他們的言傳身教，又深深地影響了後來者。 到了30年代，美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而同時，美國人在中國建立了12所教會大學，這
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學。教會醫院則出現了協和醫院，洛克菲勒基金會則資助了中國學者們的農村調查與考古行動。
1926年初，英國國會通過退還中國庚子賠款議案（退款用於向英國選派留學生等教育項目），即派斯科塞爾來華製定該款使用細則。當時，胡適是“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顧問。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和]命成功後，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俄國人在中國的特權也將取消，而所有這些的交換條件隻有一個：北洋政府承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
1924年5月，兩國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退款用途，除償付中國政府業經以俄款為抵押品的各項債務外，餘數全用於中國教育事業，由中蘇兩國派員合組一基金委員會（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負責處理。
法國庚款退還餘額總數為39·158萬餘法郎，折合美金為7·555萬餘元。此項餘額總數，按照協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繼續墊借中法實業銀行，作為該行發行五厘美金公元擔保。而中法實業銀行即以此項美金債權，充作四項費用之用：1．換回遠東債權人所持之無利債券；2．辦理中法間教育及慈善事業；3．代繳中國政府未繳清之股本餘額；4．撥還中國政府所欠中法實業銀行貸款。 1920年初，李石曾與蔡元培、吳敬恒，利用庚子賠款，創辦中法大學於北京。先生任董事長，蔡元培任校長。同年冬，蔡元培與先生再度赴法，與法國裏昂市長赫禮歐，裏昂大學醫學院院長雷賓等，合作設立裏昂中法大學協會，決定在裏昂成立中法大學
庚款獎學金
1909年所設立的“庚款獎學金”以後開始，中國學生大批來美留學。原來美國國會於 1908年通過一條法案，決定退回中國在1901年（庚子）為八國聯軍賠款的餘額——換言之，即美國扣除義和拳之亂中所受的生命財產等實際損失和曆年應有的利息以後的額外賠款。
美國決定退還賠款之後，中國政府乃自動提出利用此退回的款項，作為派遣留美學生的學雜費。經過美國政府同意之後，乃有庚款的第一批退款。1924年，美國國會二度通過同樣法案，乃有庚款的第二次退款。這樣才成立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 “中華基金會”。這當然又是另一件事了。
由於庚款的第一批退款，經過中美兩國政府交換說帖之後，乃有第一批所謂“庚款留學生”赴美留學。第一屆的四十七人之中包括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其他後來在中國科技界很有建樹的許多專家。第二屆七十人是在1910年在北京考選的，然後保送赴美進大學深造。另外還有備取七十人，則被錄入於1910年至1911年間所成立的“清華學校”，作為留美預備班。（見《胡適口述自傳》之初到美國）
宋旭軒曾對庚款留學史作過一番簡明扼要的記述。見宋著《旅美論叢》（台北，中國文化學院，1965年版），第三章：《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與留美的新境界》，89—125頁。
據宋文，美國於1909年至1917年間退款實額如後：
1909—1910：每年843094.90美元
1911—1914：每年541198.78美元
1915：724993.42美元
1916—1917：每年790196美元
1909—1917：合計6156370.34美元
又據胡適口述，以“庚款”作中國學生留美費用，係出自中國政府“自動提議”，亦與宋文所引伯頓（CorneliusH.Patton）之言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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