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懷念鄭奶奶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鄭奶奶去世已經二十年了。
鄭奶奶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國女性，生於19世紀末。她中等身材，微胖，單眼皮，塌鼻梁。裹過幾天腳，但後來又放開了，所以不是典型的小腳女人。她本姓劉，出身貧苦。她從未給我講過自己兒時的故事，唯一的例外是義和團。她說曾經親眼目睹義和團口念咒語，教堂一下子就著火了。還有一位身穿白衣的人，自稱趙子龍附體，能跳上幾丈的高牆。後來，她嫁到了吃皇糧的旗人家，隨夫姓鄭。鄭爺爺我大概隻見過一次，印象中的他眼窩內陷，鼻子很高，像是維吾爾族的樣子。說起鄭爺爺年輕時的故事，鄭奶奶總是神采奕奕，說他能拉上百斤的硬弓，善於騎射，參加了“打庫倫”（鄭奶奶總是把這個“倫”字念第三聲）的戰役。據我父親說，庫倫就是現在外蒙的烏蘭巴托。清朝末年是否有這樣一次戰役？我從來沒有考證過，但是鄭奶奶是絕對不會懷疑的，因為鄭爺爺的一隻耳朵在這次戰役中被凍掉了。我現在還記得鄭奶奶繪聲繪色地說，庫倫那地方八月就下雪，撒出的尿一下子就凍成冰棍兒，耳朵輕輕一碰就掉。這讓我對北國一直懷有恐懼感。
鄭奶奶和我們家的淵源是從她給我父親作奶媽開始的。我們家原來家境貧寒，後來我爺爺被招到了北洋水師學堂（可能是預備班）學習，那時候有錢人家的子弟都送去讀私塾，沒有人願意上這種新型學校，當海軍。而這種學校為了吸引學生，不但不需要交學費，反而會發一些零用錢。後來中國海軍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灰飛煙滅，學生沒事做了，就利用學到的西方科學知識，做起了土木建築方麵的技術員、工程師，陰差陽錯地變成了有錢人。最後在國民政府裏做僉事，據說相當於處長。我父親這一代有九個孩子，他排行老六。奶奶生父親時奶水不足，就請鄭奶奶來做奶媽。後來一直在我們家幫忙，直到抗戰爆發，沒有隨我們家去重慶，而是留在了北京。
我曾問過鄭奶奶對日本統治時期她是怎樣生活的，她隻是表現出對日本人生活方式的蔑視，例如日本人愛吃像蛇一樣的帶魚、腥了咕唧的海帶（她說日本人蓋房子不用瓦，隻是把海帶放在屋頂上來遮雨），一年四季穿踏拉板（木屐）等等。然後就是“高麗棒子比日本鬼子還壞”。
我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工作很忙，養尊處優的奶奶自然不願意擔負照顧孫子的任務，於是父親決定把鄭奶奶請回來作保姆。鄭奶奶對此十分高興，當時很少有家庭能請得起保姆，但是我們這條胡同有不少“高幹”、“高知”以及名優，所以保姆並不罕見，在保姆聚會的時候，鄭奶奶總是有高人一等的老一輩的優越感，誇耀說，孩子他爹就是我奶大的，並常以專家的身份告訴年輕的保姆應該怎樣帶孩子。
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都是鄭奶奶帶大的，但是在三個孩子中，她最喜歡我，而且毫不掩飾這種偏心。吃飯的時候，總是嘮叨，說我哥是“菜虎子”，意思是吃菜吃得太多，讓他多吃主食，這樣我就能多吃點兒菜。為什麽她會偏心呢？一個原因是我哥哥作為長子得到父親乃至奶奶的寵愛，媽媽則特別喜歡小妹，鄭奶奶可憐我這個沒有人疼得小家夥。但據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不懂事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感動了她老人家。
有一次她給我和哥哥講《西遊記》的故事（妹妹還在繈褓之中），說到有好多妖怪想吃唐僧肉，因為吃了唐僧肉就會長生不老。我聽了立刻說，那我要是得到了唐僧肉就給鄭奶奶吃，讓鄭奶奶長生不老。鄭奶奶把這件事講給許多人聽，我至今還在懷疑當時是不是真說了這樣的話。鄭奶奶經常重複的還有關於我小時候的另一個故事：一次一位家境貧寒的遠親來向奶奶借錢，奶奶不想借，但是又很難開口，這時隻有三歲的我大聲喊道，“我們家沒有錢，不借給你！就不借給你。”我很懷疑這件令我汗顏的事是否真實，因為我是個非常膽小靦腆的孩子，怎麽會向陌生人大喊大叫呢？但鄭奶奶說是真的，並且把這兩個故事聯係在一起：看，大安這孩子對別人這麽摳門，對我鄭奶奶卻這麽好。我用根本不存在的唐僧肉博得鄭奶奶的歡心，是不是有些卑鄙呢？
鄭奶奶對我的愛無疑帶有溺愛的成分，讓我過著名副其實的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甚至直到上小學還不會自己穿衣服。更糟糕的是，隻要我某一次表現出對某種事物的厭惡，她就立刻記下來，下次再不讓我吃。她嘮叨著，大安不吃蔥，不吃茴香，不吃芹菜，不吃胡蘿卜，不吃“餡子貨”（包子餃子之類）……，乃至到了最後我唯一能吃的就是開水泡飯、炒油菜（上海青菜）和炸鹹魚，身體變得很弱，適應能力極差。
除了功課之外（鄭奶奶是半文盲，認識幾個字，不會算術），我的一切都完全依賴鄭奶奶。最主要的課外活動就是聽她老人家講故事。她的故事以神話為主，像什麽十三陵的石人石馬半夜起來走路等等。有一個故事明顯具有教育意義，說宋朝的時候有個製度，人到了六十歲就送到山裏去喂老虎。包公是個孝子，偷偷把自己的媽媽藏起來，後來皇帝遇到了麻煩（什麽麻煩已經記不清了），需要找前朝的老人來解決問題，包公這才把母親請出來，皇帝受到了教育，廢除了老人喂虎的製度。
很可惜的是，鄭奶奶這種教育在我身上並未獲得成功，到了小學三年級以後，我漸漸地討厭起鄭奶奶來了，也對整個家庭產生了叛逆心理。覺得我們這個知識分子家庭讓我丟臉。同學們要到我家來玩，我總是想方設法推掉，害怕讓他們看到家裏麵的一些資產階級的陳設，看到後院佛堂的封建主義的觀音大士的畫像，更害怕他們發現我們家有個保姆鄭奶奶。有一次在學校不小心說走了嘴，提到了鄭奶奶，一個淘氣的同學立刻起哄，說你們家有個鄭（正）奶奶，是不是還有個副奶奶啊？大家都笑了起來，而我卻尷尬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裏盼著鄭奶奶能離開我們家。
文化革命發生了，七月的一天，鄭奶奶自己的孫女穿著一身綠軍裝，昂首挺胸敲開我們家的大門，用文革語言說，再不能讓我奶奶為你們這些資產階級服務了！鄭奶奶完全不理解文化革命是怎麽回事，但也明白不能再留下來了，眼睛裏的淚珠兒吧嗒吧嗒往下掉，我媽也哭了，給了鄭奶奶一整年的工資（每個月25元），這在當時可算筆不少的錢了。我不但沒有哭，而且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內，父母先後去了幹校和醫療隊，哥哥去插隊，家裏變成了我這個半大孩子當家，學會了怎麽用錢，怎麽買菜，怎麽做飯，原來不吃的東西都變得非常好吃了。我心裏暗想，鄭奶奶把我害苦了。
一天，擺脫了束縛的我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煩，和一幫孩子比膽大，在一堵小牆的牆頭走，結果摔下來把腿跌斷了，還紮在一棵剛剛砍倒的小樹上，鮮血直流，立刻被送到積水潭（鄭奶奶總是固執地把這家醫院叫做“金沙灘”）醫院，處理了傷口，還打上了石膏，三個月不能活動了。從醫療隊趕回來的母親不能久留，隻好再把鄭奶奶請回來。這次是她第三次進入我們杜家。幾年不見，她衰老了不少，頭發差不多全白了。後來我知道，鄭爺爺就是在這幾年中去世的，她自己也添了哮喘的毛病，常常咳嗽。讓這位老人為我這個身高將近一米八的大小夥子服務，心裏挺不是滋味的，但腿不能動，隻好如此。當時心裏想的是，等傷養好了之後一定要改變我們家和鄭奶奶的關係。
鄭奶奶雖然撫育兩代人勞苦功高，但是還是按照老觀念，自認為是“下人”。所以，她總是稱我父親“六爺”，稱我媽媽“六奶奶”。其實我父親是她一手帶大的。這種稱呼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經相當刺耳，文化革命中更是無法接受，但她卻很難改過來。吃飯的時候，她一定要等我們吃完了，自己才吃殘羹剩飯。在我的堅決要求下，她終於同意和我們在一張餐桌上同時吃飯，但是看得出來，她非常不習慣，必須由我給她夾菜，要不然她什麽都不敢動。
不久以後，外婆來我家住，結果兩位老人因生活習慣的不同發生了嚴重衝突。外婆是上海人，年紀比鄭奶奶還要大幾歲，雖然十多歲就搬到北京住，但鄉音絲毫未改，燒飯是地道的上海口味，而鄭奶奶則堅決不能容忍在菜裏放糖，更無法接受黃魚幹和豬肉一起燉這樣的在她看來無比荒唐的菜肴。兩個人常常吵架，直到外婆搬到大姨家去住。鄭奶奶的固執還表現在她的穿著上，她隻穿中式的服裝，永遠是肥大的緬襠褲，腳上隻穿自己做的布鞋。一直到她去世，從來沒沾過製服、皮鞋之類的東西。
文革中大家要背老三篇，鄭奶奶幹著急，一句也背不出來，她腦子裏的東西似乎完全停留在二三十年代甚至更早，街道積極分子試圖幫助她，也想通過她來整整我們家，問她是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鄭奶奶的回答可想而知，這家人特仁義。頑固的舊思想讓誰都沒辦法。
我跟鄭奶奶發過一次脾氣，那是我腿傷好後不久，中學去支援“三夏”，鄭奶奶怕我吃不了農村的苦，就偷偷在我書包裏放了幾個茶葉蛋和一肉丸的小包子。到了農村以後我才發現，因為那麽多同學睡一個大通鋪，根本沒有偷偷吃獨食的機會，而且怕被同學老師看見批評我的資產階級思想。過了一兩天，雞蛋和包子變質了，發出了臭味，怕同學知道，就偷偷扔到了草叢裏，結果還是被眼尖的工宣隊長發現了，大發雷霆，說一定要把這個資產階級分子找出來。我好不容易躲過劫難，回家後質問鄭奶奶，為什麽要害我？她的臉一陣紅一陣白，什麽話都沒說。現在想起來十分懊悔，真是好心當成驢肝肺。
八十年代初鄭奶奶最後離開了我們家，其決定因素竟然是煤氣灶。她用慣了蜂窩煤爐子，父親和我手把手地交了她十幾次，但她還是無法正確地把煤氣灶點著。最後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竟哭了起來，邊哭邊說，六爺，這新玩藝兒我學不會了，我還是回家去養老吧。
鄭奶奶走了，以後每年我們隻是春節去看她老人家一次。最後一次是1987年，那年她顯得特別高興，雖然還是中式的衣褲，但是料子卻很講究，孫子孫女都成了個體戶，從經濟上已經超過了我們這個窮知識分子的家庭。老人真是滿麵春風，還給了我兒子一個一百塊錢的紅包。幾天以後，我去沈陽為一個短期培訓班授課，想不到等我回北京時，鄭奶奶已經作古了。她孫子說元宵節那天她胃口特別好，吃了十幾個元宵，還吃了涮羊肉，結果當天晚上就犯病，很快就不行了。據說在彌留之際，她曾經喊過我的名字。我卻沒在身邊，真對不起她老人家。傷痛。
這麽多年過去了，我總覺得欠鄭奶奶的太多，而且永遠無法彌補。在此清明之際，撰寫此文，聊作紀念。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鄭奶奶去世已經二十年了。
鄭奶奶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國女性，生於19世紀末。她中等身材，微胖，單眼皮，塌鼻梁。裹過幾天腳，但後來又放開了，所以不是典型的小腳女人。她本姓劉，出身貧苦。她從未給我講過自己兒時的故事，唯一的例外是義和團。她說曾經親眼目睹義和團口念咒語，教堂一下子就著火了。還有一位身穿白衣的人，自稱趙子龍附體，能跳上幾丈的高牆。後來，她嫁到了吃皇糧的旗人家，隨夫姓鄭。鄭爺爺我大概隻見過一次，印象中的他眼窩內陷，鼻子很高，像是維吾爾族的樣子。說起鄭爺爺年輕時的故事，鄭奶奶總是神采奕奕，說他能拉上百斤的硬弓，善於騎射，參加了“打庫倫”（鄭奶奶總是把這個“倫”字念第三聲）的戰役。據我父親說，庫倫就是現在外蒙的烏蘭巴托。清朝末年是否有這樣一次戰役？我從來沒有考證過，但是鄭奶奶是絕對不會懷疑的，因為鄭爺爺的一隻耳朵在這次戰役中被凍掉了。我現在還記得鄭奶奶繪聲繪色地說，庫倫那地方八月就下雪，撒出的尿一下子就凍成冰棍兒，耳朵輕輕一碰就掉。這讓我對北國一直懷有恐懼感。
鄭奶奶和我們家的淵源是從她給我父親作奶媽開始的。我們家原來家境貧寒，後來我爺爺被招到了北洋水師學堂（可能是預備班）學習，那時候有錢人家的子弟都送去讀私塾，沒有人願意上這種新型學校，當海軍。而這種學校為了吸引學生，不但不需要交學費，反而會發一些零用錢。後來中國海軍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灰飛煙滅，學生沒事做了，就利用學到的西方科學知識，做起了土木建築方麵的技術員、工程師，陰差陽錯地變成了有錢人。最後在國民政府裏做僉事，據說相當於處長。我父親這一代有九個孩子，他排行老六。奶奶生父親時奶水不足，就請鄭奶奶來做奶媽。後來一直在我們家幫忙，直到抗戰爆發，沒有隨我們家去重慶，而是留在了北京。
我曾問過鄭奶奶對日本統治時期她是怎樣生活的，她隻是表現出對日本人生活方式的蔑視，例如日本人愛吃像蛇一樣的帶魚、腥了咕唧的海帶（她說日本人蓋房子不用瓦，隻是把海帶放在屋頂上來遮雨），一年四季穿踏拉板（木屐）等等。然後就是“高麗棒子比日本鬼子還壞”。
我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工作很忙，養尊處優的奶奶自然不願意擔負照顧孫子的任務，於是父親決定把鄭奶奶請回來作保姆。鄭奶奶對此十分高興，當時很少有家庭能請得起保姆，但是我們這條胡同有不少“高幹”、“高知”以及名優，所以保姆並不罕見，在保姆聚會的時候，鄭奶奶總是有高人一等的老一輩的優越感，誇耀說，孩子他爹就是我奶大的，並常以專家的身份告訴年輕的保姆應該怎樣帶孩子。
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都是鄭奶奶帶大的，但是在三個孩子中，她最喜歡我，而且毫不掩飾這種偏心。吃飯的時候，總是嘮叨，說我哥是“菜虎子”，意思是吃菜吃得太多，讓他多吃主食，這樣我就能多吃點兒菜。為什麽她會偏心呢？一個原因是我哥哥作為長子得到父親乃至奶奶的寵愛，媽媽則特別喜歡小妹，鄭奶奶可憐我這個沒有人疼得小家夥。但據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不懂事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感動了她老人家。
有一次她給我和哥哥講《西遊記》的故事（妹妹還在繈褓之中），說到有好多妖怪想吃唐僧肉，因為吃了唐僧肉就會長生不老。我聽了立刻說，那我要是得到了唐僧肉就給鄭奶奶吃，讓鄭奶奶長生不老。鄭奶奶把這件事講給許多人聽，我至今還在懷疑當時是不是真說了這樣的話。鄭奶奶經常重複的還有關於我小時候的另一個故事：一次一位家境貧寒的遠親來向奶奶借錢，奶奶不想借，但是又很難開口，這時隻有三歲的我大聲喊道，“我們家沒有錢，不借給你！就不借給你。”我很懷疑這件令我汗顏的事是否真實，因為我是個非常膽小靦腆的孩子，怎麽會向陌生人大喊大叫呢？但鄭奶奶說是真的，並且把這兩個故事聯係在一起：看，大安這孩子對別人這麽摳門，對我鄭奶奶卻這麽好。我用根本不存在的唐僧肉博得鄭奶奶的歡心，是不是有些卑鄙呢？
鄭奶奶對我的愛無疑帶有溺愛的成分，讓我過著名副其實的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甚至直到上小學還不會自己穿衣服。更糟糕的是，隻要我某一次表現出對某種事物的厭惡，她就立刻記下來，下次再不讓我吃。她嘮叨著，大安不吃蔥，不吃茴香，不吃芹菜，不吃胡蘿卜，不吃“餡子貨”（包子餃子之類）……，乃至到了最後我唯一能吃的就是開水泡飯、炒油菜（上海青菜）和炸鹹魚，身體變得很弱，適應能力極差。
除了功課之外（鄭奶奶是半文盲，認識幾個字，不會算術），我的一切都完全依賴鄭奶奶。最主要的課外活動就是聽她老人家講故事。她的故事以神話為主，像什麽十三陵的石人石馬半夜起來走路等等。有一個故事明顯具有教育意義，說宋朝的時候有個製度，人到了六十歲就送到山裏去喂老虎。包公是個孝子，偷偷把自己的媽媽藏起來，後來皇帝遇到了麻煩（什麽麻煩已經記不清了），需要找前朝的老人來解決問題，包公這才把母親請出來，皇帝受到了教育，廢除了老人喂虎的製度。
很可惜的是，鄭奶奶這種教育在我身上並未獲得成功，到了小學三年級以後，我漸漸地討厭起鄭奶奶來了，也對整個家庭產生了叛逆心理。覺得我們這個知識分子家庭讓我丟臉。同學們要到我家來玩，我總是想方設法推掉，害怕讓他們看到家裏麵的一些資產階級的陳設，看到後院佛堂的封建主義的觀音大士的畫像，更害怕他們發現我們家有個保姆鄭奶奶。有一次在學校不小心說走了嘴，提到了鄭奶奶，一個淘氣的同學立刻起哄，說你們家有個鄭（正）奶奶，是不是還有個副奶奶啊？大家都笑了起來，而我卻尷尬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裏盼著鄭奶奶能離開我們家。
文化革命發生了，七月的一天，鄭奶奶自己的孫女穿著一身綠軍裝，昂首挺胸敲開我們家的大門，用文革語言說，再不能讓我奶奶為你們這些資產階級服務了！鄭奶奶完全不理解文化革命是怎麽回事，但也明白不能再留下來了，眼睛裏的淚珠兒吧嗒吧嗒往下掉，我媽也哭了，給了鄭奶奶一整年的工資（每個月25元），這在當時可算筆不少的錢了。我不但沒有哭，而且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內，父母先後去了幹校和醫療隊，哥哥去插隊，家裏變成了我這個半大孩子當家，學會了怎麽用錢，怎麽買菜，怎麽做飯，原來不吃的東西都變得非常好吃了。我心裏暗想，鄭奶奶把我害苦了。
一天，擺脫了束縛的我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煩，和一幫孩子比膽大，在一堵小牆的牆頭走，結果摔下來把腿跌斷了，還紮在一棵剛剛砍倒的小樹上，鮮血直流，立刻被送到積水潭（鄭奶奶總是固執地把這家醫院叫做“金沙灘”）醫院，處理了傷口，還打上了石膏，三個月不能活動了。從醫療隊趕回來的母親不能久留，隻好再把鄭奶奶請回來。這次是她第三次進入我們杜家。幾年不見，她衰老了不少，頭發差不多全白了。後來我知道，鄭爺爺就是在這幾年中去世的，她自己也添了哮喘的毛病，常常咳嗽。讓這位老人為我這個身高將近一米八的大小夥子服務，心裏挺不是滋味的，但腿不能動，隻好如此。當時心裏想的是，等傷養好了之後一定要改變我們家和鄭奶奶的關係。
鄭奶奶雖然撫育兩代人勞苦功高，但是還是按照老觀念，自認為是“下人”。所以，她總是稱我父親“六爺”，稱我媽媽“六奶奶”。其實我父親是她一手帶大的。這種稱呼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經相當刺耳，文化革命中更是無法接受，但她卻很難改過來。吃飯的時候，她一定要等我們吃完了，自己才吃殘羹剩飯。在我的堅決要求下，她終於同意和我們在一張餐桌上同時吃飯，但是看得出來，她非常不習慣，必須由我給她夾菜，要不然她什麽都不敢動。
不久以後，外婆來我家住，結果兩位老人因生活習慣的不同發生了嚴重衝突。外婆是上海人，年紀比鄭奶奶還要大幾歲，雖然十多歲就搬到北京住，但鄉音絲毫未改，燒飯是地道的上海口味，而鄭奶奶則堅決不能容忍在菜裏放糖，更無法接受黃魚幹和豬肉一起燉這樣的在她看來無比荒唐的菜肴。兩個人常常吵架，直到外婆搬到大姨家去住。鄭奶奶的固執還表現在她的穿著上，她隻穿中式的服裝，永遠是肥大的緬襠褲，腳上隻穿自己做的布鞋。一直到她去世，從來沒沾過製服、皮鞋之類的東西。
文革中大家要背老三篇，鄭奶奶幹著急，一句也背不出來，她腦子裏的東西似乎完全停留在二三十年代甚至更早，街道積極分子試圖幫助她，也想通過她來整整我們家，問她是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鄭奶奶的回答可想而知，這家人特仁義。頑固的舊思想讓誰都沒辦法。
我跟鄭奶奶發過一次脾氣，那是我腿傷好後不久，中學去支援“三夏”，鄭奶奶怕我吃不了農村的苦，就偷偷在我書包裏放了幾個茶葉蛋和一肉丸的小包子。到了農村以後我才發現，因為那麽多同學睡一個大通鋪，根本沒有偷偷吃獨食的機會，而且怕被同學老師看見批評我的資產階級思想。過了一兩天，雞蛋和包子變質了，發出了臭味，怕同學知道，就偷偷扔到了草叢裏，結果還是被眼尖的工宣隊長發現了，大發雷霆，說一定要把這個資產階級分子找出來。我好不容易躲過劫難，回家後質問鄭奶奶，為什麽要害我？她的臉一陣紅一陣白，什麽話都沒說。現在想起來十分懊悔，真是好心當成驢肝肺。
八十年代初鄭奶奶最後離開了我們家，其決定因素竟然是煤氣灶。她用慣了蜂窩煤爐子，父親和我手把手地交了她十幾次，但她還是無法正確地把煤氣灶點著。最後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竟哭了起來，邊哭邊說，六爺，這新玩藝兒我學不會了，我還是回家去養老吧。
鄭奶奶走了，以後每年我們隻是春節去看她老人家一次。最後一次是1987年，那年她顯得特別高興，雖然還是中式的衣褲，但是料子卻很講究，孫子孫女都成了個體戶，從經濟上已經超過了我們這個窮知識分子的家庭。老人真是滿麵春風，還給了我兒子一個一百塊錢的紅包。幾天以後，我去沈陽為一個短期培訓班授課，想不到等我回北京時，鄭奶奶已經作古了。她孫子說元宵節那天她胃口特別好，吃了十幾個元宵，還吃了涮羊肉，結果當天晚上就犯病，很快就不行了。據說在彌留之際，她曾經喊過我的名字。我卻沒在身邊，真對不起她老人家。傷痛。
這麽多年過去了，我總覺得欠鄭奶奶的太多，而且永遠無法彌補。在此清明之際，撰寫此文，聊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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