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黃永玉著《比我老的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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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書先生活了八十八歲。


  他生於一九一○年,大我十四歲。


  我榮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隻辦了一期、名叫《同路人》雜誌的罵。罵得很凶,很要命,說我們兩個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對人民有害,遲早是末路一條……


  鍾書先生是有學問的人,底子厚,他有恃無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幾年,受不了這種驚嚇,覺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應該受到這種蠻橫的待遇。害我難過了起碼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罵,倒去找了好幾本錢先生的書來讀,在同輩朋友中間開始引用錢先生的雋語作為談助。


  那種動蕩的年代,真正的學問和智慧往往是黑夜裏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錢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過那本《同路人》雜誌,錢先生說:“……老實說,我真希望今天他們福體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從文表叔、錢先生在一個什麽館子吃過飯,再到民族飯店去看一位外地前來開會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雙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來了,是位當紅的學者。他穿著水獺皮領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錢的熟人,一邊寒暄一邊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剛才,周揚同誌請吃飯……哎呀!太破費了,叫了那麽多菜,就我們三個人,周揚同誌坐中間,我坐周揚同誌左邊,紅線女坐周揚同誌右邊……真叫人擔心啦!周揚同誌這幾天患感冒了,這麽大的雪還要抱病請我吃飯,真叫人擔心啦……”


  探訪朋友的時空讓這位幸福的學者覆蓋了。錢先生嫣然地征求我們的意見:“我看,我們告辭了吧!”


  受訪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門口握了手。


  下樓梯的時候,錢先生問我:


  “記不記得《金瓶梅》裏頭的謝希大、應伯爵?……”


  “文革”後,聽說那位學者也是個“好人”,幾十年的世界,連做好人都開始微妙起來。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鴨。那時候聚在一起吃一次東西是有點負疚的行為。錢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區打獵來維持全家營養的。他從來沒有這麽野性地生活過,有興趣問我這樣那樣,提一些擔心的外行問題。他說他雖然不可能跟我去嚐試一次這樣的壯遊,倒是能給我開一張有關打獵的書目。於是順手在一張長長的點菜單正反麵寫了近四五十部書。這張東西“文革”之前是在書裏夾著的,後來連書都沒有了。


  他還說到明朝的一本筆記上記載的漢人向蒙古人買獸皮的材料,原先訂的契約是一口大鍋子直徑麵積的獸皮若幹錢,後來漢人買主狡辯成滿滿一大鍋子立體容量的獸皮若幹錢了。他說:“兄弟民族一貫是比我們漢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幫”覆亡之後,錢先生和季康夫人從幹麵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裏河的住處,我有幸也搬到那裏,正所謂“夫子宮牆”之內。打電話給他這麽說,他哈哈大笑:“緣分!緣分!又綁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氣難聽。“資本主義複辟樓”。後簡稱為“複辟樓”,這是因為那時大家的居住條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紅圍牆圈著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樓房,恰好衝著來往於西郊必經之路上,大家見了有氣。那時時興這樣一種情緒:“夠不著,罵得著。”後來緩和點了,改稱“部長樓”,也頗令人難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個門口都可以泊車。有不少綠陰。早上,一對對的陌生和麵熟的老夫婦繞著院子散步,互問早安。錢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見得到;還有金山夫婦,俞平伯夫婦……天氣好,能走得動的都出來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話,可算是一個盛景。


  二十多年來,相距二百米的路我隻去探訪過錢家一兩次。我不是不想去,隻是自愛,隻是珍惜他們的時間。有時南方家鄉送來春茶或者春筍,先打個電話,東西送到門口也就罷了。


  錢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鏡,星期天四人各占一個角落埋頭看書,這樣的家我頭一次見識。


  家裏四壁比較空,隻掛著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畫,可能畫家與錢家有值得紀念的事。錢先生仿佛講過,我忘記了。


  書架和書也不多,起碼沒有我多,問錢先生:你的書放在哪裏?他說:圖書館有,可以去借。(!!!)


  有權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錢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開門,來人說了春節好跨步正要進門,錢先生隻露出一些門縫說:“謝謝!謝謝!我很忙!我很忙!謝謝!謝謝!”


  那人當然不高興,說錢鍾書不近人情。


事實上,錢家夫婦是真在忙著寫東西,有他們的工作計劃,你是個富貴閑人,你一來,打斷了思路,那真是傷天害理到家。人應該諒解和理會的。


  “四人幫”橫行的時候,忽然大發慈悲通知學部要錢先生去參加國宴。辦公室派人去通知錢先生。錢先生說:“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這是江青同誌點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麽,我可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起不來?”


  “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錢先生沒有出門。


  錢先生和季康夫人光臨舍下那是無邊地歡迎的,因為起碼確信我沒有打擾他們。於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錢先生看到舍下牆上掛著的太炎先生的對聯。我開玩笑地說:“魯迅的對聯找不到,弄他老師的掛掛。”


  於是錢先生開講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八十年代我差點出了一次醜,是錢先生給我解的圍。


  國家要送一份重禮給外國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該市,向市長征求意見,如果我畫一張以“鳳凰涅磐”寓意的大幅國畫,是不是合適?市長懂得鳳凰火裏再生的意思,表示歡迎。我用了一個月時間畫完了這幅作品。


  我工作的地點在玉泉山林彪住過的那幢房子。畫在大廳畫,原來的擺設一點沒動;晚上睡在林彪的那張大床上。有人問我晚上怕不怕,年輕時候我跟真的死人都睡過四五天,沒影的事有何可怕?


  眼看代表團就要出發了。團長是王震老人。他關照我寫一個簡要的“鳳凰涅磐”的文字根據,以便到時候派用場。我說這事情簡單,回家就辦。


  沒想到一動手問題出來了,有關這四個字的材料一點影也沒有。《辭源》、《辭海》、《中華大辭典》、《佛學大辭典》,《人民日報》資料室,遍北京城一個廟一個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學院,佛教協會都請教過了,沒有!


  這就嚴重了。


  三天過去,眼看出發在即,可真是有點茶飯不進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救星錢先生,連忙掛了個電話:


  “錢先生,平時絕不敢打擾你,這一番我顧不得禮貌了,隻好搬師傅下山。‘鳳凰涅磐’我查遍問遍北京城,原以為容易的事,這一趟難倒了我,一點根據也查不出……”


  錢先生就在電話裏說了以下的這些話:


  “這算什麽根據?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編出來的一首詩的題目。三教九流之外的發明,你哪裏找去?鳳凰跳進火裏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羅馬錢幣上有過浮雕紋樣,也不是羅馬的發明,可能是從希臘傳過去的故事,說不定和埃及、中國都有點關係……這樣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第三本裏可以找得到。”我馬上找到了,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有一回,不知道怎麽說到一位也寫理論文章的雜文家:


  “……他罵從文,也罵我,以前捧周揚,後來對周揚又不怎麽樣。看起來,我們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們才有新材料好罵,我們不為他設想,以後他怎麽過日子……”


  跟錢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這些點滴。他的逝世我想得開,再高級、再高級的人物總是要死的,不過,我以為錢先生這位人物真不平常,讀那麽多書都記得住,作了大發揮,認認真真地不虛度時光地勞作,像這樣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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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平兄膽子小



  記得他那時也畫三毛。我不記得什麽地方、什麽報紙用的。他坐在窗子邊小台子旁重複地畫同樣的畫稿。一隻手拐不自然重畫一張,後腦部分不準確又畫一張,畫到第六次,他自己也生起氣來。我說:


  “其實張張都好,不須重畫的。”


  他認真了,手指一點一點對著我,輕聲地說:


  “儂勿可以那能講!做事體要做透,做到自家嘸不話講!勿要等人家講出來才改,記住啦杭!”


  一次雛音大嫂也告訴我,他畫畫從來如此,難得一揮而就。


  這些話,我一直用到現在。


  樂平兄和我比起來是個富人,他在中國茶葉公司兼差。不過他一家是四個人,所以我比他自由。


  他有時上班前到東溪寺找我,在街上攤子喝豆漿吃油條糯米飯。我有一點好處,不嚕蘇,不搶著說話;自覺身處靜聽的年齡,耳朵是大學嘛!


  晚上,他也時常帶我去街上喝酒。


  大街上有這麽一間兩張半邊桌子的燉貨店,賣些讓我流口水的燉牛肚,以及各種燒鹵醬肉。隔壁是酒鋪。坐定之後,樂平兄照例叫來一小碟切碎的辣味燉牛肚,然後顫巍巍地端著一小滿杯白酒從隔壁過來。


  他說我聽,呷一口酒,舒一口氣,然後舉起筷子夾一小塊牛肚送進嘴裏,我跟著也來這麽一筷子。表麵我按著節拍,心裏我按著性子。他一邊喝一邊說;我不喝酒,空手道似的對著這一小碟東西默哀。第一杯酒喝完了,他起身到隔壁打第二杯酒的時候,機會來了,我兩筷子就掃光了那個可憐的小碟子,並且裝著這碟東西像是讓扒手偷掉那麽若無其事。


  他小心端著盛滿的酒杯,待到坐下,發現碟如滿月明光,愴然而曰:


  “儂要慢慢嚼 ,嗬!”


  然後起身,走到燉鍋旁再要了一碟牛肚。他邊喝邊談,繼之非常警惕我筷子的動向。


  事後我一直反複檢討,為什麽不拉他的老夥伴陸誌庠而拉我陪他喝酒呢?一、他受不了陸誌庠的酒量;二、他受不了陸誌庠的哄鬧脾氣。


  帶我上街的好處如下:


  一、我不喝酒,省下酒錢。二、雖然有時筷子節拍失調,但是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弟。三、我是個耐心聆聽的陪酒人。四、酒價貴之,肚價賤多,多添一兩碟,不影響經濟平衡。


  樂平兄膽子特別、特別、特別之小,小到難以形容。雛音嫂覺得好笑,見多不怪,任其為之。


  飛機警報響了,我和陳庭詩兄恰好在樂平兄家裏聊夜天,九點多十點鍾,他帶著我和庭詩兄拔腿就跑。他的逃警報風采是早已聞名的,難得有機會奉陪一趟。他帶路下坡,過章江浮橋,上坡,下坡;再過貢江浮橋,上坡,上坡,上坡,穿過漫長的密林來到一片荒塚之中,頭也不回地鑽進一個沒有棺材的墳洞裏去。自我安頓之後,急忙從墳洞裏伸出手來輕聲招呼我和陳庭詩兄進去,原來是口廣穴,大有回旋餘地,我聽聽不見動靜,剛邁出洞口透透氣,他蹩腔罵我:


  “儂阿是想死?儂想死儂自家事,儂連累我格浪講?快點進來!”


  我想,日本鬼子若真照張樂平這樣戰略思路,早就提前投降好幾年了。漠漠大地,月光如水,人影如芥,日本鬼子怎麽瞄得準你張樂平?他專炸你張樂平欲求何為?


  後來才聽說他膽小得有道理。在桂林,他跟音樂家張曙、畫家周令釗和家人在屋裏吃晚飯,眼看炸死了身邊的張曙,怎麽不怕?


  雛音嫂帶著孩子在家裏,穩若泰山,好不令人感動。


  後來我到贛州邊上的一個小縣民眾教育館工作去了。陸誌庠在附近南康。日本人打通了湘桂線,把中國東南切為兩半。麻煩來了。


  不到一年,日本鬼子占領贛州,宣布“掃蕩三南”(龍南、虔南、定南),追得國民黨餘漢謀的七戰區大兵四處逃竄。真正是搞得周天火熱。


  逃難的比趕集的還熱鬧。這當口,誰都有機會見識日本兵未到、中國人自己糟踏自己的規模景象了。說出來難以相信,在同一條道路上,混亂的人流有上下好幾層,災難是立體的。


  我逃到龍南,遇見陸誌庠兄,他說樂平兄和雛音嫂也在,我問:“孩子呢?”他說:“平安!平安!”


  馬上去看他們,原來在擺地攤,賣他們隨身帶著的衣物。樂平兄打著赤腳賣他那雙講究的皮鞋。


有一天樂平兄異想天開,做了滿滿一缸炎夏解暑去火恩物——清甜藕粉蛋花湯。做法簡單,煮一鍋開水,打兩個雞蛋下去,放二兩山芋粉一攪,加十幾粒糖精即成。本小利厚,一碗若幹錢,幾十碗,你說多少錢?幾十萬逃難的,一人一碗是什麽光景?一人兩碗又是什麽光景?東西做好,來了場瓢潑大雨,早上七點下到下午五點多,別說人,連鴨子也縮回窩裏。天氣悶熱,眼看整整一聚寶盆妙物付之東流,便大方地請陸誌庠、顏式和我痛喝起來。如果我是過路難民偶然來一碗喝喝,未嚐不是解渴佳飲;但好端端坐著的三個人要一口氣把整缸東西喝完,那就很需要有一點愚公移山的精神了。樂平兄還問我們:


  “味道哪能?”


  顏式這人狡猾,連忙說:


  “一齊來!一齊來嘛!叫阿嫂、孩子都來喝……”


  陸誌庠不知天高地厚:


  “儂叫我伲光喝液體,也唔俾點硬點實在物事吃吃,——殘忍!”


  後來聽說這缸東西真倒進街邊溝裏去了。其實早就該倒,免得一半裝在我們肚子裏。


  不久樂平兄一家搭便車走了。記不得是去梅縣還是長汀。總是這樣居無定所,像大篷車生涯浮浪四方。我們送車,他在卡車後頭操著蹩腳京片子叫著:


  “黃牛黃牛!年節弗好過,你趕到××找我伲!”(我混名叫“黃牛”。)


  車子太快,偏偏××兩個字沒聽清楚……


  再見麵是一九四七年的春天了。


  三毛在《大公報》連載,受到全國人民的愛戴。那時天氣冷,三毛穿的還是單衣,女孩子們寄來給三毛打的小毛褲毛衣,而在畫上,三毛真的就穿上這些深情的衣物。這些衣物也溫暖著病中的樂平兄。


  他住在幾馬路賣回力鞋之類鋪子的二樓,在吐血。與人喝酒鬧出來的。雛音嫂和孩子在嘉興。不曉得知不知道。


  有時碰碰頭,陪他吃小館子,喝酒。在那段時候,我沒見到雛音嫂和孩子。聽說他倆添了許許多多兒女,並且又收養了許許多多兒女,一個又一個,形成張馮兵團的偉大陣容。設想生兒養女的艱難,便明白這一對父母心胸之博大,他們情感落腳處之為凡人所不及。


  一九四八年我離開上海經台灣到香港去了。再見樂平兄是在一九五三年的北京。他到北京開會,當然我們會在一起聚一聚,吃一點東西,喝喝茶。“相濡以沫”嘛!等到一搞運動,便又“不若其相忘於江湖”,這麽往來回蕩,輕率地把幾十年時光度過了。


  人死如遠遊,他歸來在活人心上。


  我有不少尊敬的前輩和兄長,一生成就總有點文不對題。學問淵博、人格高尚的紺弩先生最後以新式舊詩傳世,簡直是笑話。沈從文表叔生前最後一部作品是服飾史圖錄,讓人哭笑不得;但都是絕上精品。樂平兄一生牽著三毛的小手奔波國土六十多年,遍灑愛心,廣結善緣,根深蒂固,增添祖國文化曆史光彩,也耗盡了移山心力。


  我是千百萬人中樂平兄的受益者之一。從崇拜他到與他為友半個多世紀,感惜他還有許多聰明才智沒有使用出來。他的長處,恰好是目下藝壇忽略缺少之處。古人所謂“傳神寫照”,他運用最是生動流暢。不拘泥於照片式的“形似”,誇張中見蘊藉,繁複間出條理。……要是有心人做一些他與同行閑談交往和藝術創作時的紀錄,積少成多,可能對廣大自學者如我輩是一部有用自學恩物。


  樂平兄有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到家的巧思和本領。


  一次在北京張正宇家吃飯,席上吃螃蟹他留下了殼,飯後他在殼蓋紋路上稍加三兩筆,活脫一副張正宇胖麵孔出現眼前,令人驚歎!


  熟朋友都知道他能不打稿一口氣剪出兩大紅白喜事隊伍,剪出連人帶景的九曲橋看烏龜圖。他的確太忙,這一輩子沒有真正地到哪裏玩過。去外國也不多,隨的是代表團,難得盡興。要是他健在多好!讓我陪著他和雛音嫂、紺弩、沈表叔、鄭可諸位老人在我意大利家裏住住,院子坐坐,開著車子四處看看、走走多好!這明明是辦得到的,唉!都錯過了。年輕人是時常錯過老人的。


  一夢醒來,我竟然也七十多了!他媽的,誰把我的時光偷了?把我的熟人的時光偷了?讓我們辜負許多沒來得及做完的工作,辜負許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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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染與白石老人



  也有很多機會聽他談齊白石。他談齊白石,是真正原味的、不加味精香料的齊白石,這麽一來,倒非常之像他自己。


  他第一次見齊白石是帶了一卷畫去的。齊見到李,因徐悲鴻的介紹,已經是越過一般禮貌上的親切,及至他讀到李的畫作,從座位上站起來,再一張一張慢慢地看,輕輕地讚美,然後說:“你要印出來!要用這種紙……”


  於是他轉身在櫃子頂上搬出一盒類乎“蟬翅宣”的紙來說:“這種!你沒有,我有,用我這些紙……”


  他明顯地欣賞可染的畫。齊九十歲,可染才四十剛出頭。後來李對齊產生拜師的動機,是對齊藝術的景仰,並且發現這位大師的農民氣質與自己某些地方極其相似。已經不是什麽常人的亦步亦趨的學習,更無所謂“哺乳”式的傳授。一種榮譽的“門下”;一種藝術法門的精神依歸。


  可染精通白石藝術的精髓。他曾經向老人請教“筆法三昧”。老人遲疑地從右手邊筆堆中拈起一支筆,注視好一會兒,像自言自語地說:“……抓緊了,不要掉下來!”可染不止一次告訴我這個故事。他也沒有向我分析這句話的心得。


  “抓緊了,不要掉下來”之外,還有重要的秘訣嗎?沒有了。世上有抓筆的秘訣嗎?老人沒有說;隻是提醒他這個弟子,如果“掉下來”,就不能畫畫。抓緊,不掉下來,怎麽拿筆都行。筆,不能成為束縛自己的枷鎖。筆是一種完成有趣事物的工具;一匹自由的乘騎。白石一輩子的經驗就是“法無定法”,“道可道,非常道”。可染不言,意思就在這裏。可染不是孺子,不是牛犢。白石論法,是看準了這個火候已足的弟子的。


  第一次拜見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帶去的。


  老人見到生客,照例親自開了櫃門的鎖,取出兩碟待客的點心。一碟月餅,一碟帶殼的花生。路上,可染已關照過我,老人將有兩碟這樣的東西端出來。月餅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淺淺的一碟。“都是壞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後我遠遠注視這久已聞名的點心,發現剖開的月餅內有細微的小東西在活動;剝開的花生也隱約見到閃動著的蛛網。這是老人的規矩,禮數上的過程,倒並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動起手來。天曉得那四分之一塊的月餅,是哪年哪月讓饞嘴的冒失客人幹掉的!


  可染先生介紹了我,特別說明我是老人的同鄉。“啊!熊鳳凰熊希齡你見過了?”老人問。


  “我沒能見到;家祖是他的親戚,幫他在北京和芷江管過一些事,家父年輕時候在北京熊家住過一段時間。”


  “見過毛夫人?”


  “沒有。”


  “嗯!去過湘潭?”


  “真抱歉,我離開家鄉時年紀很小,湖南本省走的地方反而很少!”


  “歉麽子?我也沒有去過鳳凰縣城!”


  大家笑起來,老人也微微翹了翹嘴,自得這小小的“反扣”。


  然後我們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單小菜市場買的。兩大串,四十來個。老人顯然很高興,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門不久又提了螃蟹回來:“你數!”對老人說,“是四十四隻啊!”老人“嗯”了一聲,表示認可。阿姨轉身之後輕輕地嘀嘀咕咕:“到時說我吃了他的……”


  老人一生,點點積累都是自己辛苦換來,及老發現占便宜的人環繞周圍時,不免產生一種設防情緒來保護自己。


  人謂之“小氣”。自己畫的畫不肯送人是小氣;那麽隨便向人索畫就是大方嗎?不送一個人的畫是小氣;不送一千一萬人的畫也是小氣嗎?為這幫占小便宜的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就是大方嗎?


  隨便向人要畫的中國傳統惡習的蔓延已成為災難。多少畫家對這種陋習的抗拒,幾乎前仆後繼,是一種壯烈行為。


  可染先生還提到老人學問的精博,記憶力之牢實。北京榮寶齋請齊老寫“發展民族傳統”六個橫幅大字。老人想了幾天,還問可染“天發神讖碑”拓片哪裏可找?上頭那個“發”字應該弄來看看。不久就看到了那個拓本,六個大字書就後掛在榮寶齋當年老屋的過廳門額上。字是隨意體,寫得雄厚滋潤之極,看得出其中的“發”字受到“天發神讖碑”中的“發”字的鼓舞,乘搭過氣勢,倒看不出其中任何一筆的模擬。這是齊白石之所以為齊白石的地方。


  可染先生對齊白石不僅盡精神上弟子之禮,每月由中央美院發出的名譽教授的薪俸也由可染先生代領,親自送去白石鐵屋老人手中的。冬天來了,白石老人的家裏就會打電話來問:學院為什麽還不送煤來?


  送薪俸到西城,有時可染帶著小女兒李珠或小兒子李庚去,老人總要取一張小票子給孩子作為“糖果錢”。入情入理。充滿溫暖好意。


  跟可染先生找齊老大約三次:一次吃螃蟹;一次在他女弟子家畫像、拍照;一次是把刻好的木刻像送去請齊老題字。


  我記得可染先生說過,惟一的一幅他與齊老的合照,是我拍的;同時我跟齊老合照的一幅當然是可染拍的了。我記得給過他一張,底片可能還在我家哪個抽屜裏,得找找看。


  一次除夕晚會,中央美院大禮堂有演出,李苦禪在京劇《黃鶴樓》中扮趙子龍。紮全套的靠,白盔白甲,神采飛揚。為白石老人安排了一張大軟沙發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間。男女學生簇擁著他一起看這場由他弟子挑大梁的演出。近一千人的禮堂坐得滿滿的。


  鑼鼓響處,趙子龍出場,幾圈場子過後亮相,高粉底靴加上全身紮的重靠,已經累得汗流浹背、七上八下,於是報名時的“啊!常山趙子龍”就累成:


  “啊!啊!常,常,常,常……”


  齊老頭笑得前仰後合,學生們、教職員工和家屬孩子們登時也跟著大笑起來。


  回到二號已經半夜十一時多,一路上我們幾家人笑個不停,可染還學著苦禪拉開架子亮相,“啊!啊!啊!常!常!”苦禪也一路又笑又解釋:“太,太累了!原先沒想到那麽吃力,到‘報名’時弄得那副德行!幸好,幸好沒搞那出《武鬆打虎》,那是場獨腳戲。要真搞,可有我的好看!”


  幾年之後,大家在一起時講到這件事又大笑一場。那時真甜美,大家都那麽年輕,全院子裏隻有很少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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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清流,景仰! -點綴- 給 點綴 發送悄悄話 點綴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03/04/2011 postreply 17: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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