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生活中，對我起了壞影響的都是男性。在中國並不豐富的文學傳統中，男性角色大都是偽君子、卑鄙小人和迫害狂。這些膾炙人口的壞蛋恰恰不是女作家的有意控訴而均出自男作家筆下。可見人對自己的墮落的包容是有限的。明白地講，我在成年過程中也不例外地變成了一個十足的壞蛋。進入寫作提供了我太多的自省機會，使我無法背對自己。我看到的自己的肮髒內心使我失去了譴責任何人的力量。我不知道這算哪門子的覺悟。反正我由此陷入了較深的罪惡感難以自拔，任何試圖拯救自己的努力都是瀆神和妨礙正義的。作為一個瀕臨絕境的人，我首先本能的反應是尋找替罪羊，轉嫁責任。我寫了一批被認為是確立了風格的小說。開開社會的玩笑。有評論認為我這批作品玩世不恭。我以為恰恰這批東西入世過深。以我之偏見，中國社會最可惡處在於偽善，而偽善風氣的養成根子在知識分子。中國曆代統治者大都是流氓、武夫和外國人。他們無不利用知識分子馭民治國，剛巧中國的和尚不理俗務，世道人心，精神關懷又皆賴知識分子議論裁決，這就造成知識分子權大無邊身兼二職：既是神甫又是官員。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信仰與利益，超凡成聖和過日子往上爬，再偉大的知識分子也難以自處二者兼得或割舍其一。於是偽善便成了普遍的選擇。中國有很多神話，最大的神話就是知識分子受迫害。英勇無辜為國為民的知識分子先烈充斥史書文獻。那些令人發指的罪行使人無不同情如果稱不上是爭相效法，結果掩蓋了自相殘殺的實質。殺知識分子的都是知識分子。說難聽點，這就像兩隻狗為爭一隻骨頭打架，你不能說被咬的那隻不是狗咬的。對一隻旁觀的羊來說，那是狗們的私仇。即便這隻狗是牧羊犬，到處跟人說它是為保護羊群受的傷。我自知罪孽無望故而在道德上持極端立場：你要裝神弄鬼你就不許哪怕是看骨頭一眼。否則你就失去了說話的權利，人人得以喊打。從小到大所感受到的，製度的嚴苛還是第二位，首先令人鬱悶的就是層層精神榜樣和恰成對照的無處不在的趨利避害。
我年輕的時候有改造社會，開一代風氣的雄心，文學可視為武器。對知識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同時也失去最後的道義立場。站在知識分子立場批判知識分子亦是偽善，很難不淪為同黨。站在小市民或政客立場又不免烏鴉落在豬背上，淨看見豬黑了。這麽走下去很難不走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實在危險。更主要的是，攻擊別人並不能開脫自己。我的個人生活一團糟。快感並不能支持我度過餘生。和別人的醜惡比，我自己的醜惡形象更觸目驚心。如果我還有起碼的真誠，首先應該麵對自己才是。我對寫別人寫社會失去了興趣。
中國文學傳統標榜“鐵肩坦道義”，也隻有聖人配，我不敢當。“為工農兵服務”抽去政治目的也正是那些流行藝術正大肆做的，有我不多，沒我不少。
自己的模式編織故事就顯得過於浪漫。我自己對情感描寫的熱忱隨著年紀增長也越來越為一種黑色的想法所代替。再寫下去我怕我對女性的崇拜會受影響。
中國是個極其陰柔的民族，審美趣味卻像納粹，偏好崇高壯美，一意孤行。誤了幾代人。應該還其本來麵目。我將一路退到自己內心最陰暗的深處，從自我描寫開始新寫作。如果由此玷汙了中國人的形象也是活該。我需要對自己進行一番心理治療。你可以把這當作我的文學動機。
**************
因為我生活在北京，很多糊塗人拿我的東西和老舍的東西相比，—概稱為所謂“京味兒”。這比較是愚蠢的。南方人講些昏話倒也罷了，他們不了解北京像我們不了解他們，彼此也隻能一省一市地總體評論。有些北京人又不是老舍的兒子，一說起“京味兒”好像北京從未解放過，還是五十年前的老北平。拿這把十六兩製的老稱盤子東約西約，什麽貨色放上去也是斤兩不足。鬧起來也讓人覺得是和隔世人說話。
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四九年以後，新生的中央政權挾眾而來，北京變成像紐約那樣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這移民的數字到底有多大，反正海澱、朝陽、石景山、豐台這四個區基本上都是新移民組成的。說句那什麽的話，老北平的居民解放前參加革命的不多，所以中央沒人，黨政軍各部門連幹部帶家屬這得多少人？不下百萬。我小時候住在複興門外，那一大片地方幹脆就叫“新北京”。印象裏全國各省人都全了，甚至還有朝鮮人越南人惟獨沒有一家老北京。我上中學時在西城三裏河一帶，班裏整班的上海同學，說上海話吃酒釀圓子。我從小就清楚普通話不是北京話。第一次在東城上學聽到滿街人說北京話有些詞“胰子”“取燈”什麽的完全聽不懂。我想那不單是語言的差異，是整個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不認為我和老舍那時代的北京人有什麽淵源關係，那種帶有滿族色彩的古都習俗、文化傳統到我這兒齊根兒斬了。我的心態、做派、思維方式包括語言習慣毋寧說更受一種新文化的影響。暫且權稱這文化叫“革命文化”罷。我以為新中國成立後產生了自己的文化，這在北京尤為明顯，有跡可尋。毛臨死時講過這樣傷感的話(大意)：我什麽也沒改變，隻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我想這改變應指人的改變。我認為自己就是這些被改變或稱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筆下寫的也是這一路人。也許我筆力不到，使這些人物麵目不清，另外我也把中國讀書人估計過高了，所以鬧出一些指鹿為馬的笑話。寫小說的人最後要跳出來告白自己的本意，這也是小說的失敗。一想到我們彼此永遠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麽這一宿命，這種告白也是多餘的。兩害相權，和所謂“京味兒”比，還是叫“痞子”吧。
有一個家夥對我轉述另一個家夥的評價，說我隻是這個時代的一個跳蚤，隻可惜沒能跳得更高。這廝言下很有些看客的失落。我比較挑釁的回答是：你也就配看跳到這麽高的東西。比較厚道的回答是：又不是我一個跳蚤在跳，後邊還有更好的，跳的更高的。用瓦爾特的話說：誰活著誰就看得見。
**************
——答何東問
何：在中外作家之中，有沒有哪位作家或什麽作品，對你最初的小說創作，構成了很大的影響？如果有，是哪位作家或作品？
王：最初的？中國是曹雪芹和魯迅，外國是雷馬克和海明威。曹雪芹和雷馬克是真正打動我心的，魯迅和海明威是我覺得可以借鑒的，就是說前者使我不再輕視自己的生活，後者使我有了寫作態度和書寫形式。這是當初啊，後來大批中外作家不斷影響我，這要開名單也很長。中國的，先是幾個姓王的，王蒙王小波王安憶王山。王蒙的華麗文風，那種疊床架屋，一語多句，後邊的不斷傾覆前邊的，最後造成多棱效果對我有直接影響，不瞞你說，我模仿來著，很過癮，因為有時確實覺得一言難以窮盡，有時又覺得下什麽斷語也是偏狹。後三王是作品和我的某些生活經驗重合，閱讀時有親和力，對他們我區別不開喜歡和影響的關係。王安憶對我有一個寫作上的啟發，是她《記實與虛構》中的人稱角度，很奇特，當她用“孩子”這指謂講故事時，有一種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同時存在的效果。再一個是上海的孫甘露。他的書麵語是一個極致，可說是一句句都是晶體，匪夷所思，是上帝握著一個人的手寫才有的那份神奇。我認為孫甘露是把中國文字發揚光大的第一人。他使我對書麵語重新抱有尊敬，或可說敬畏。還有劉震雲，他的幽默確實當得起“幽默感”三個字，有他在，我時常要考慮一下自己的分寸。還有林白，陳染，她們讓我發現卻原來我們還有那麽大一塊，深不可測的內心世界值得開發。跟你說，這意義差不多等於我又重新發現了一個自我。這個底不能再露了，再說下去好像我壓根沒自己想過什麽似的，都是學先進。下麵這些外國作家都是我喜歡的，隻說名，為什麽不講了。英國的約翰·勒卡雷；美國的約瑟·海勒；法國的帕特裏克·莫迪亞諾，佛朗索瓦·薩岡；日本的三島由紀夫。還有一些外國作家，咱們這兒喜歡人家的人太多，都給念叨俗了，我就別說了，好像跟著鸚鵡學舌似的。
何：這兩年國內作家寫的長篇很多，一部跟著一部就像軍備競賽。而且學評論界和新聞媒介，對這幾年中冒出來長篇小說什麽說法和褒貶都有。那麽你這幾年看國內作家的長篇多嗎？你怎麽看目前國內長篇小說的創作狀況？你覺得哪部長篇寫的還不錯？
王：好的有。我這算一部；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算一部；王安憶的《記實與虛構》，韓少功那個《馬橋詞典》都算。張潔有一本獻給她媽的，名字忘了，也算。《塵埃落定》也還可看。
確實是不如中篇好的多。咱們國小說還是中篇可看的多。我最近看了很多雜誌和中篇結集，每本都有幾篇十分好看，新人老腕都有上佳表現。這說明咱們國作家狀態還行，長中篇相比不就是個形式嗎？隻要寫得好，短點也無妨。對於繁榮長篇，我倒有個建議，把文學期刊都撤了，隻許寫長篇，那就好了。文學期刊抓稿抓得很凶，一般作家一有好東西先被他們搶走。你看那些最活躍的，新起的，哪個不是在刊物上飛來飛去？立住了，成名了，再想寫長篇，人也枯竭了。最好就是統統憋住，想零賣沒門，寫就是長篇，豈有不好的？
何：作家史鐵生曾說：王朔，鍾阿城，陳村，是三個比較特殊的作家，別人看來挺平常挺一般的事兒，他們仨總能看出或說出點別人看不出的新鮮之處來，你能不能粗略的評價你們三位彼此的不同之處？
王：先說我不同意你轉述的史鐵生之說。把平常事兒看出不平常來，能人多了，又何止我們仨，咱們國好多事兒亂不就亂在把平常事兒非看出新鮮來？
陳村，我看他的小說不多，好像這幾年不怎麽寫小說了。你說他的《鮮花和》好，我到“三聯書店”去找，也沒找到。這裏隻能說說對他隨筆的印象。這人文章寫得很刁，也很巧，是聰明人的作文，看似什麽也沒說，其實什麽話也講了，誇你還不如罵你呢，是那種好玩又不讓你太舒服的東西。我以為他屬於三十年代海派文人那一路。三十年代上海灘那些文人是很會諷刺人的，眼睛毒。看他們打筆仗那些文章，大狗小狗都叫得很好玩，也很有幽默感，彼此又有很大的雅量。依我之見，這才是文人之間當有的文字機緣，你來我往，指名道姓，都不許急，哪兒說哪兒了，見麵還是朋友。這個傳統失掉了很可惜。現在上海文人寫文章都很正經，一副衛道的架勢，要命名隻能說是新海派了。當然上海也不光是陳村一個人文章寫得好玩，有段時間我就特別愛看上海一個叫“小寶”的寫的時評，既尖刻又得體，文筆可說又快又光，十分好看，每次看到都忍俊不禁。有一次是指名諷刺我的一些做派，看後還是笑，覺得寫的妥切。有些生造的詞我還是看他第一次用，譬如他講餘秋雨是“電視教授”“媒體英雄”。這人跟你一姓，真名叫何平，也是記者。後來在上海見到，一見如故，我當麵表示了佩服。北京人老有優越感，以為上海人不懂幽默，光陳村何平兩個就可以證明我們所見之謬了。
阿城，我的天，這可不是一般人，史鐵生拿我和他並列，真是高抬我了。我以為北京這地方每幾十年就要有一個人成精，這幾十年養成精的就是阿城。這個人，我是極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國每人都必須追星，我就追阿城。那真不是吹的，你說他都會幹什麽吧，木匠，能打全套結婚家具；美術，能做電影美工；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在美國自己組裝老爺汽車，到店裏買本書，弄一堆零件，在他們家樓下，一塊塊裝上，自個噴漆，我親眼所見，紅色敞篷，阿城坐在裏麵端著一煙鬥，跟大仙似的。他們家樓下的黑人都來跟他商量想買，就是說他不是裝一輛自己玩，是以此為職業，賣。這是一般人能幹的事嗎？當然這車有一毛病，不能停坡上，有一次我們去一人家玩，阿城把車停在坡上，一拉手刹，手刹被他拿下來了。我住洛杉礬時，周末經常去阿城那個小圈子的聚會玩，聽他神侃。各地風土人情，沒他不懂的，什麽左道偏門都知道，有鼻子有眼兒，詼諧得一塌糊塗，那真是把人聽得能笑的摔一邊去，極其增智益壽。我還問過聚會中一人，他老這麽說有重複麽，那人說，她聽了十年了，沒一夜說得重樣兒的。這樣能說善說的人現在北京也很少見到了。十年前，北京各小圈子都有一個主侃人，每到傍晚，各家飯館都可見一桌桌人圍著一位爺談笑風生，阿城就有那時節的風采。現在，往酒吧裏一坐，每桌人都在打“跑得快”，要不就是搖頭狂飲，地道的侃爺絕代了。我想，要是把中國作家都扔到一個荒島上，不給吃的，最後活下來的那個人準是阿城，沒準還能跟島上的土人說上話，混得倍兒熟。
說到文章，你一提這問題，我腦子裏就有一比：我和陳村是那種油全浮在水麵上的，阿城，是那種油全撇開隻留下一汪清水的。論聰明，這個不好說誰更聰明；論見識，阿城顯然在我輩之上。誰像他那樣十年都在世界上跑，而且現在還在跑，這在文章中就顯出來了。我看去年他在《收獲》開的專欄，講常識，句句都是斷根兒的道理。同時在上麵開專欄寫“霜天話語”的餘秋雨跟他一比，就顯出力絀，不過是一些世故的話，家常看法，不說也罷。
這個人對活著比對寫文章重視，幸虧如此，給我們留下了活著的空間。
我年輕的時候有改造社會，開一代風氣的雄心，文學可視為武器。對知識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同時也失去最後的道義立場。站在知識分子立場批判知識分子亦是偽善，很難不淪為同黨。站在小市民或政客立場又不免烏鴉落在豬背上，淨看見豬黑了。這麽走下去很難不走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實在危險。更主要的是，攻擊別人並不能開脫自己。我的個人生活一團糟。快感並不能支持我度過餘生。和別人的醜惡比，我自己的醜惡形象更觸目驚心。如果我還有起碼的真誠，首先應該麵對自己才是。我對寫別人寫社會失去了興趣。
中國文學傳統標榜“鐵肩坦道義”，也隻有聖人配，我不敢當。“為工農兵服務”抽去政治目的也正是那些流行藝術正大肆做的，有我不多，沒我不少。
自己的模式編織故事就顯得過於浪漫。我自己對情感描寫的熱忱隨著年紀增長也越來越為一種黑色的想法所代替。再寫下去我怕我對女性的崇拜會受影響。
中國是個極其陰柔的民族，審美趣味卻像納粹，偏好崇高壯美，一意孤行。誤了幾代人。應該還其本來麵目。我將一路退到自己內心最陰暗的深處，從自我描寫開始新寫作。如果由此玷汙了中國人的形象也是活該。我需要對自己進行一番心理治療。你可以把這當作我的文學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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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生活在北京，很多糊塗人拿我的東西和老舍的東西相比，—概稱為所謂“京味兒”。這比較是愚蠢的。南方人講些昏話倒也罷了，他們不了解北京像我們不了解他們，彼此也隻能一省一市地總體評論。有些北京人又不是老舍的兒子，一說起“京味兒”好像北京從未解放過，還是五十年前的老北平。拿這把十六兩製的老稱盤子東約西約，什麽貨色放上去也是斤兩不足。鬧起來也讓人覺得是和隔世人說話。
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四九年以後，新生的中央政權挾眾而來，北京變成像紐約那樣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這移民的數字到底有多大，反正海澱、朝陽、石景山、豐台這四個區基本上都是新移民組成的。說句那什麽的話，老北平的居民解放前參加革命的不多，所以中央沒人，黨政軍各部門連幹部帶家屬這得多少人？不下百萬。我小時候住在複興門外，那一大片地方幹脆就叫“新北京”。印象裏全國各省人都全了，甚至還有朝鮮人越南人惟獨沒有一家老北京。我上中學時在西城三裏河一帶，班裏整班的上海同學，說上海話吃酒釀圓子。我從小就清楚普通話不是北京話。第一次在東城上學聽到滿街人說北京話有些詞“胰子”“取燈”什麽的完全聽不懂。我想那不單是語言的差異，是整個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不認為我和老舍那時代的北京人有什麽淵源關係，那種帶有滿族色彩的古都習俗、文化傳統到我這兒齊根兒斬了。我的心態、做派、思維方式包括語言習慣毋寧說更受一種新文化的影響。暫且權稱這文化叫“革命文化”罷。我以為新中國成立後產生了自己的文化，這在北京尤為明顯，有跡可尋。毛臨死時講過這樣傷感的話(大意)：我什麽也沒改變，隻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我想這改變應指人的改變。我認為自己就是這些被改變或稱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筆下寫的也是這一路人。也許我筆力不到，使這些人物麵目不清，另外我也把中國讀書人估計過高了，所以鬧出一些指鹿為馬的笑話。寫小說的人最後要跳出來告白自己的本意，這也是小說的失敗。一想到我們彼此永遠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麽這一宿命，這種告白也是多餘的。兩害相權，和所謂“京味兒”比，還是叫“痞子”吧。
有一個家夥對我轉述另一個家夥的評價，說我隻是這個時代的一個跳蚤，隻可惜沒能跳得更高。這廝言下很有些看客的失落。我比較挑釁的回答是：你也就配看跳到這麽高的東西。比較厚道的回答是：又不是我一個跳蚤在跳，後邊還有更好的，跳的更高的。用瓦爾特的話說：誰活著誰就看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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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何東問
何：在中外作家之中，有沒有哪位作家或什麽作品，對你最初的小說創作，構成了很大的影響？如果有，是哪位作家或作品？
王：最初的？中國是曹雪芹和魯迅，外國是雷馬克和海明威。曹雪芹和雷馬克是真正打動我心的，魯迅和海明威是我覺得可以借鑒的，就是說前者使我不再輕視自己的生活，後者使我有了寫作態度和書寫形式。這是當初啊，後來大批中外作家不斷影響我，這要開名單也很長。中國的，先是幾個姓王的，王蒙王小波王安憶王山。王蒙的華麗文風，那種疊床架屋，一語多句，後邊的不斷傾覆前邊的，最後造成多棱效果對我有直接影響，不瞞你說，我模仿來著，很過癮，因為有時確實覺得一言難以窮盡，有時又覺得下什麽斷語也是偏狹。後三王是作品和我的某些生活經驗重合，閱讀時有親和力，對他們我區別不開喜歡和影響的關係。王安憶對我有一個寫作上的啟發，是她《記實與虛構》中的人稱角度，很奇特，當她用“孩子”這指謂講故事時，有一種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同時存在的效果。再一個是上海的孫甘露。他的書麵語是一個極致，可說是一句句都是晶體，匪夷所思，是上帝握著一個人的手寫才有的那份神奇。我認為孫甘露是把中國文字發揚光大的第一人。他使我對書麵語重新抱有尊敬，或可說敬畏。還有劉震雲，他的幽默確實當得起“幽默感”三個字，有他在，我時常要考慮一下自己的分寸。還有林白，陳染，她們讓我發現卻原來我們還有那麽大一塊，深不可測的內心世界值得開發。跟你說，這意義差不多等於我又重新發現了一個自我。這個底不能再露了，再說下去好像我壓根沒自己想過什麽似的，都是學先進。下麵這些外國作家都是我喜歡的，隻說名，為什麽不講了。英國的約翰·勒卡雷；美國的約瑟·海勒；法國的帕特裏克·莫迪亞諾，佛朗索瓦·薩岡；日本的三島由紀夫。還有一些外國作家，咱們這兒喜歡人家的人太多，都給念叨俗了，我就別說了，好像跟著鸚鵡學舌似的。
何：這兩年國內作家寫的長篇很多，一部跟著一部就像軍備競賽。而且學評論界和新聞媒介，對這幾年中冒出來長篇小說什麽說法和褒貶都有。那麽你這幾年看國內作家的長篇多嗎？你怎麽看目前國內長篇小說的創作狀況？你覺得哪部長篇寫的還不錯？
王：好的有。我這算一部；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算一部；王安憶的《記實與虛構》，韓少功那個《馬橋詞典》都算。張潔有一本獻給她媽的，名字忘了，也算。《塵埃落定》也還可看。
確實是不如中篇好的多。咱們國小說還是中篇可看的多。我最近看了很多雜誌和中篇結集，每本都有幾篇十分好看，新人老腕都有上佳表現。這說明咱們國作家狀態還行，長中篇相比不就是個形式嗎？隻要寫得好，短點也無妨。對於繁榮長篇，我倒有個建議，把文學期刊都撤了，隻許寫長篇，那就好了。文學期刊抓稿抓得很凶，一般作家一有好東西先被他們搶走。你看那些最活躍的，新起的，哪個不是在刊物上飛來飛去？立住了，成名了，再想寫長篇，人也枯竭了。最好就是統統憋住，想零賣沒門，寫就是長篇，豈有不好的？
何：作家史鐵生曾說：王朔，鍾阿城，陳村，是三個比較特殊的作家，別人看來挺平常挺一般的事兒，他們仨總能看出或說出點別人看不出的新鮮之處來，你能不能粗略的評價你們三位彼此的不同之處？
王：先說我不同意你轉述的史鐵生之說。把平常事兒看出不平常來，能人多了，又何止我們仨，咱們國好多事兒亂不就亂在把平常事兒非看出新鮮來？
陳村，我看他的小說不多，好像這幾年不怎麽寫小說了。你說他的《鮮花和》好，我到“三聯書店”去找，也沒找到。這裏隻能說說對他隨筆的印象。這人文章寫得很刁，也很巧，是聰明人的作文，看似什麽也沒說，其實什麽話也講了，誇你還不如罵你呢，是那種好玩又不讓你太舒服的東西。我以為他屬於三十年代海派文人那一路。三十年代上海灘那些文人是很會諷刺人的，眼睛毒。看他們打筆仗那些文章，大狗小狗都叫得很好玩，也很有幽默感，彼此又有很大的雅量。依我之見，這才是文人之間當有的文字機緣，你來我往，指名道姓，都不許急，哪兒說哪兒了，見麵還是朋友。這個傳統失掉了很可惜。現在上海文人寫文章都很正經，一副衛道的架勢，要命名隻能說是新海派了。當然上海也不光是陳村一個人文章寫得好玩，有段時間我就特別愛看上海一個叫“小寶”的寫的時評，既尖刻又得體，文筆可說又快又光，十分好看，每次看到都忍俊不禁。有一次是指名諷刺我的一些做派，看後還是笑，覺得寫的妥切。有些生造的詞我還是看他第一次用，譬如他講餘秋雨是“電視教授”“媒體英雄”。這人跟你一姓，真名叫何平，也是記者。後來在上海見到，一見如故，我當麵表示了佩服。北京人老有優越感，以為上海人不懂幽默，光陳村何平兩個就可以證明我們所見之謬了。
阿城，我的天，這可不是一般人，史鐵生拿我和他並列，真是高抬我了。我以為北京這地方每幾十年就要有一個人成精，這幾十年養成精的就是阿城。這個人，我是極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國每人都必須追星，我就追阿城。那真不是吹的，你說他都會幹什麽吧，木匠，能打全套結婚家具；美術，能做電影美工；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在美國自己組裝老爺汽車，到店裏買本書，弄一堆零件，在他們家樓下，一塊塊裝上，自個噴漆，我親眼所見，紅色敞篷，阿城坐在裏麵端著一煙鬥，跟大仙似的。他們家樓下的黑人都來跟他商量想買，就是說他不是裝一輛自己玩，是以此為職業，賣。這是一般人能幹的事嗎？當然這車有一毛病，不能停坡上，有一次我們去一人家玩，阿城把車停在坡上，一拉手刹，手刹被他拿下來了。我住洛杉礬時，周末經常去阿城那個小圈子的聚會玩，聽他神侃。各地風土人情，沒他不懂的，什麽左道偏門都知道，有鼻子有眼兒，詼諧得一塌糊塗，那真是把人聽得能笑的摔一邊去，極其增智益壽。我還問過聚會中一人，他老這麽說有重複麽，那人說，她聽了十年了，沒一夜說得重樣兒的。這樣能說善說的人現在北京也很少見到了。十年前，北京各小圈子都有一個主侃人，每到傍晚，各家飯館都可見一桌桌人圍著一位爺談笑風生，阿城就有那時節的風采。現在，往酒吧裏一坐，每桌人都在打“跑得快”，要不就是搖頭狂飲，地道的侃爺絕代了。我想，要是把中國作家都扔到一個荒島上，不給吃的，最後活下來的那個人準是阿城，沒準還能跟島上的土人說上話，混得倍兒熟。
說到文章，你一提這問題，我腦子裏就有一比：我和陳村是那種油全浮在水麵上的，阿城，是那種油全撇開隻留下一汪清水的。論聰明，這個不好說誰更聰明；論見識，阿城顯然在我輩之上。誰像他那樣十年都在世界上跑，而且現在還在跑，這在文章中就顯出來了。我看去年他在《收獲》開的專欄，講常識，句句都是斷根兒的道理。同時在上麵開專欄寫“霜天話語”的餘秋雨跟他一比，就顯出力絀，不過是一些世故的話，家常看法，不說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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