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水滸（作者：燦爛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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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聖歎是封建反動文人嗎——評鄭公盾先生對金聖歎的評價

鄭振鐸先生曾經說過：三百年來“《水滸傳》與金聖歎批評的七十回本，幾乎結成了一個名詞。”因此，談《水滸》，總離不開金聖歎，而對金聖歎的評價，也就成了評價《水滸》的關鍵。近幾年來，對金聖歎的研究和評價雖說有很大進展，但分歧依然存在。分歧集中在對金聖歎思想的評價，對金評價《水滸》的立場﹑動機﹑目的的分析，金批改《水滸》的功過，對宋江形象的改造等等問題上。論者見仁見智，一分為二，中肯公允。最近，拜讀了鄭公盾先生上下兩部頭的《水滸傳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頗感愕然。鄭先生在卷七“有關《水滸》的評價和爭論中”，用了二百餘頁，寫下了《不要美化金聖歎》﹑《不應該讚揚金聖歎對“水滸傳”的批改》﹑《關於金聖歎思想評價的幾個問題》﹑《金聖歎在“水滸傳”評點中的藝術分析值得頌揚嗎？》及《金聖歎對“水滸傳”有貢獻嗎？》等一係列文章，闡述了自己全盤否定金聖歎的觀點。《水滸傳論文集》是鄭先生舊作結集出版，雖然“後記”中作者說“對金聖歎全盤否定或一筆抹煞，認為他的一生及其著作都無可取之處，當然也不對。他對《水滸傳》的評點文字，按他的藝術觀點，從整體來說，是不值得過分頌揚的，但在個別地方則仍有可取的獨到之處。同時金聖歎對《水滸傳》的傳播，也有他的功績，是不能一筆抹煞的”之類的話，但縱觀全書洋洋五十萬言，對金聖歎全盤否定的基本觀點，鄭先生絲毫沒變，這就不能使筆者要與之商榷。鄭先生在《水滸傳論文集》中對金聖歎評述的麵較廣，而《不要美化金聖歎》一文是群文之首，是鄭先生全盤否定金聖歎的力作。本文就《不要美化金聖歎》一文中的基本觀點，談談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請鄭先生及讀者賜教。

一、封建社會的進步文人

鄭先生在《不要美化金聖歎》中給金聖歎所作的結論是：封建反動文人。其論據之一是，《春感八首》“深刻和淋漓盡致的暴露了金聖歎對清廷統治者卑躬屈膝的思想感情”。

《春感八首》是金聖歎年過半百，科場失意後，得知清順治皇帝很賞識他批的“才子書”，稱讚他是“古文高手”。他因此“感而淚下”，因北向叩首敬賦：“千裏歸來塵未洗，一天歡喜淚無端”，“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長安指日邊”，“歲晚鬢毛渾短盡，春朝誌氣忽崢嶸。何人窗下無佳作，幾個曾經禦筆評。”這些詩句裏有他感激明主知遇之恩的感情，反映出他對清朝統治者有過幻想，但更多的是他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之情。如果僅因這幾首詩，就說他“還有什麽民族氣節”，“同清朝統治者有親密無間的思想感情”，未免言過之。《春感八首》僅是金聖歎留下三百八十四首詩中的極少部分，就是這些詩，也還保持了一定的身份，依然狂傲如故，牢騷滿腹，毫無“一副標準奴才文人的嘴臉”。僅憑這八首詩就全盤否定金聖歎，實在沒什麽堅實的證據。翻開曆代封建文人的作品，那一個沒有幾句歌功頌德之作；嶽飛還鎮壓過農民起義，劉鶚在他的名著《老殘遊記》中罵過義和團是“疫鼠”“害馬”，罵過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為“製犬”“毒龍”等等，但是，我們從不據此來否定他們的作品，更不否定其人。自然也不能因《春感八首》說過一些感恩之類的話，就說金聖歎是“封建反動文人”。何況在金聖歎留下的詩作中，還有像《甲申秋興》﹑《塞北今朝》之類憤懣之詞﹑亡國之痛的作品，有《外甥七日》﹑《兵戰》之類控訴清兵屠殺無辜百姓的作品，有表示對投降仕清者的鄙視的《湘夫人》，有對清朝統治者猛烈抨擊的《臨刑詩》等等，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說金聖歎是民族誌士﹑反清英雄，但至少是可以稱其為封建社會的進步文人。

鄭先生說金聖歎是“封建反動文人”的第二條證據是關於“哭廟案”。鄭先生在評論這個問題時，所用的最有力論據是魯迅先生的一段話：“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聖歎，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三民主義以自辯，並無不同，但不特撈升教授而且至於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談金聖歎》﹚對於魯迅先生這段話應如何理解呢？《談金聖歎》是篇雜文，雜文所及，意在現實，是拿金聖歎作話題，借故喻今，冷嘲熱諷三十年代那些置國難不顧﹑而積極配合其主子對國統區進步文藝進行反革命文化圍剿的反動禦用文人的；並不是一篇評價金聖歎的科學論文。雜文與一般科學論文是有不可忽視的區別的；拿雜文中的話當作論文的論據，進而征用，引以為據，偏見也是難以避免的。

“哭廟案”是怎麽回事呢？辛醜年﹙ 1661 年﹚二月，金聖歎等人借哀悼順治皇帝為名組織蘇州生員去哭臨場所控告吳縣知縣任維初搜刮民財，貪贓枉法的罪行，並揭露使指縣官貪汙的巡撫朱國治，朱國治惱羞成怒，逮捕了請願的秀才五人。金聖歎等人遂於次日組織者之一，又是哭廟文的起草者。事前由參與策劃，當場有他鳴鍾擊鼓，鼓動群眾，最後，朝庭以“聚眾倡亂”為由，將金聖歎等八人刑斬，家產籍沒，妻子充軍，其餘十人也處斬刑，平息了這場震驚全國的“哭廟案”。“哭廟案”的性質，我同意郭鬆義的說法：“它表麵上還是為了揭發縣令任維初的貪贓行為，但實質上，鬥爭的鋒芒是針對清統治者，是對於清朝政府嚴行摧征糧的一種反抗”﹙《江南地主階級與清朝中央集權的矛盾及其發展和變化》﹚。“哭廟案”發生於清順治十八年，那是清人入主中原掌握統治的初期，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擁有強大力量的南明王朝的遺民在作最後的反抗。順治十六年發生了響應鄭成功進軍南京的“通海案”，順治十八年又發生了“哭廟案”，這都是南明王朝遺民的義舉，說明清廷的統治並不穩定。為了鞏固其統治，清廷常以血腥鎮壓為手段。在這種形勢下，金聖歎還敢於帶頭聚眾抗暴，怎麽能說他是“反動文人”呢？“作為文人的金聖歎等，他們參與了人民的反清鬥爭，遭到了清政府殘酷鎮壓，正是同情人民的最高表現，正是值得肯定的正義行為。”﹙易名《從“哭廟案”看金聖歎》﹚

二﹑批改《水滸》功大於過

“完完全全是站在封建反動統治階級立場觀點來批改《水滸》的”，是鄭先生給金聖歎結論為“封建反動文人”的論據之三。關於這個論據鄭先生是從“金聖歎嚴重歪曲了《水滸傳》的主題思想，硬把這部以鮮明立場觀點來歌頌我國封建農民起義鬥爭的作品”，“醜化梁山泊首領宋江”，“大力宣傳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道德觀念，散布了封建沒落階級的虛無思想”和“金聖歎生活在張獻忠﹑李自成起義軍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震撼明朝江山的時代，他在這個時候來批改《水滸傳》，顯然是有他的深刻反動用意”等四個方麵來說明。除第三點外，我對其他的三點都有不同的看法。

　　關於一百二十回本《水滸》的主題思想，魯迅先生說的很清楚：“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同誌對一百二十回本《水滸》也作了精辟的論述：“《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 〇 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魯迅和毛澤東同誌的分析，都揭示了百二十回本《水滸》投降主義的真麵目，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封建時代金聖歎也看清了這一點，他恰恰刪去了“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之類的後五十回內容，使作品的反抗性﹑鬥爭性和官逼民反的主題更加突出﹑鮮明，成為了一部純粹反抗封建統治，歌頌農民起義的作品，應該說不是歪曲，而是加強了《水滸》的主題思想。而鄭先生卻正恰恰相反，把魯迅﹑毛澤東等否認的百二十回本《水滸》說成是“歌頌我國封建農民起義鬥爭的作品”，把金聖歎砍去投降內容的七十回本硬說成是“反對農民起義的作品”，這就是非不分﹑大錯特錯了。

　　鄭先生說金聖歎醜化梁山泊首領宋江，是因“他﹙指金聖歎﹚把許多罵人的字眼，都安在宋江頭上。”金聖歎之所以這樣做，正如張國光先生所言：“金聖歎正是為了避免朱明特務專製王朝及多如過江之鯽的封建衛道文人是很容易發現他歌頌鬥爭，向往農民起義的真實意圖，而不得不煞費苦心地為七十回本《水滸》塗上﹑‘保護色’的”﹙張國光先生《去偽存真，由表及裏一一關於金聖歎批改〈水滸〉不得已而用“保護色”的問題》。作者是小罵大幫忙，不是醜化，而是淨化﹑突出了宋江形象。

　　金聖歎在《水滸》第三十五回總評中說：“一部書中寫一百七人最易，寫宋江最難。故讀此一部書者，亦讀一百七人傳最易，讀宋江傳最難也。”這段話不僅是提醒讀者要注意宋江這個人物，同時還要注意評述。《水滸》裏的宋江是一個性格十分複雜的人物，他既仗義﹑扶危，有善用權術﹑奸詐；既對封建製度不滿，又忠君孝親，這些毛病當然引起讀者的不滿。對這些，金聖歎是在真罵。但是對宋江造反﹑反抗朝廷，金聖歎沒罵。宋江談忠說義，排斥晁蓋，常懷野心，但表麵上，又處處裝著不介意，對這些金聖歎罵得及時，罵的狠，毫不放過。這種罵不是醜化，正是對起義領袖的愛護。

　　另外在金聖歎的批語中，也有不少讚揚宋江處：如稱宋江是“人中俊傑”﹙十七回﹚，甚至把宋江抬到侯王之列，“一百八人中，獨於宋江用此大書者，蓋一百七人皆依列傳例，於宋江特依世家例”，在茶館與何濤交談時，宋江是“肚裏尋思”如何救晁蓋，口裏卻大罵晁蓋，金聖歎卻多次讚道：“宋江權術可愛”！第四十回在黃門山對歐鵬一席話後，金聖歎批道：“不剛不柔，又悲又響，辭令至此無人不哭！”這正是對宋江以犧牲自我﹑保護他人的崇高品質的讚賞，第三十八回讚宋江是“非常之人，負非常之才，抱非常之誌”等等，正是這些批語，使我們認識了宋江的好處。而這些讚語，鄭先生隻字未提，卻抓住“罵”字大做文章，是否有點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了？

　　至於說“金聖歎生活在張獻忠﹑李自成農民起義軍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震撼明朝江山的時代，他在這個時候來批改《水滸傳》，顯然是有他的深刻的反動用意的”，更是不能自圓其說。鄭先生在寫上這個看法後，接著寫道：“金聖歎之所以重視水滸傳這部 官野史，這是因為金聖歎一方麵看得清楚，《水滸傳》這部小說歌頌的是‘造反’了的‘強盜’，‘其人可誅，其書可燒’；而另一方麵，他也看到這部小說在民間已廣泛流傳，甚至‘販夫皂 都看’，而且《水滸傳》所宣傳的農民起義鬥爭的方式，在明末各地掀起的農民起義中已發生了較為廣泛深遠的影響”，怎麽會“在這個時候來批改《水滸傳》顯然是有他的深刻的反動用意的”呢？鄭先生最後總結道：“由此可見，金聖歎批改的《水滸傳》基本上是適於封建反動統治階級的‘口味’的，說它是適於﹙一般﹚讀者口味的看法是錯誤的。”這個結論不符合事實。也不知道鄭先生沒看過史料，還是看過了史料故意不談。事實上，自《水滸傳》問世以來，曆代封建統治者都視之為禁書：明崇禎十五年六月聖旨嚴禁《水滸傳》，命令各地大張榜示，凡坊間﹑家藏《水滸傳》並原版，盡令速行燒毀，不許隱 ；清人入關後，從順治九年起，以後幾乎年年禁《水滸傳》﹙曆史質料詳見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一書﹚。怎能說反“適於封建反動統治階級的口味”呢？更何況金聖歎的七十回本《水滸》一出，風靡一世，一向刊行的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便銷聲跡，幾乎全部退出市場。七十回本《水滸傳》風行三百餘年，成為流傳最廣，婦孺皆知的“定本”，又怎能說“適於﹙一般﹚讀者口味的看法是錯誤的”呢？

　　金聖歎，這樣一個生活在封建社會下層的窮儒，敢於帶頭抗暴，以至被殺；敢於批注評點為士大夫文人不屑的通俗小說，以至被列為禁書，難道他會是“封建反動文人”麽？否也！金聖歎生活在封建社會，在他身上也必然打著那個社會、那個時代的烙印，因此，在他的詩文中，在評點《水滸》中，也難免存在著消極落後的東西。其實任何一個時代的進步文人都免不了帶著他那個時代的局限，任何時代同情革命的作家，也隻能進步到他那個時代允許的高度。對金聖歎也隻能如此。就他一生遭遇及批改的功過看，應該說金聖歎在封建時代還是一位難得的進步文人。

二：《水滸傳》兩題

一

　　《水滸傳》裏的宋江，在曆史上是實有其人的。關於他，《宋史》所載寥寥無幾，隻知“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教必過人”（《侯蒙傳》），結果是張叔夜在海州，舉火燒毀宋江戰船，使之無鬥誌，最後是因“擒其副賊，江乃降”（《張叔夜傳》），其他就不多了。《水滸傳》裏的宋江，是經過宋元兩代民間傳說、藝人加工及文人創作，最後而形成的藝術形象。這個藝術形象的原型是誰，很少有人探究。在《水滸傳》裏宋江這個藝術形象寫得如此豐滿，如此複雜，不是作者憑空想象的，一定有個原型或什麽的，故此有人提出，宋江有點像嶽飛，嶽飛的故事不少都移植到宋江身上了，仔細看看有關嶽飛的書籍再對照一下宋江，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全明了。比如《水滸傳》中宋江征遼、平寇為國立了大功，爾後，被奸賊用鴆酒害死，宋徽宗夢遊蓼兒窪後，給他昭雪，立廟封侯，與嶽飛的經曆就相同。嶽飛不也是在大破金兀術，為國立功後，為秦檜在大理寺獄中用毒酒鴆殺，宋孝宗即位後，也給其平反，立廟封侯嗎？

　　《水滸傳》裏的宋江招安投降後，就去征遼，平田虎、王慶、方臘等其他農民起義軍，與嶽飛追剿過張用、曹成，平定過江西的虔寇及湖南的楊麽，抗擊過金人也很相似。《水滸傳》裏稱宋江為“退虜平寇征西正先鋒”，這又正是嶽飛的銜頭。

　　《水滸傳》說宋江仗義疏財，極其大方，所以天下歸心。這又與嶽飛的招賢納士及其相同。嶽飛當時每打一勝仗，朝廷即送來幾萬賞銀。宋高宗還撥了湖北一帶許多賦稅給他作軍餉，嶽飛就用這些錢賑濟百姓，頗得民心。在武昌時連遠在太行山的梁興，山東的李寶都趕來投靠，可見其真是聞名天下。

　　《水滸傳》裏宋江臨死前怕李逵造反壞了忠義，把李逵也騙來喝了毒酒身亡。而嶽飛傳中人嶽飛怕嶽雲、張憲不聽聖旨，而親手綁縛他們接旨，又何其相似。

　　以上數例，雖不敢說宋江的原型就是嶽飛，但是至少可說，作者們在創作宋江這個藝術形象時，借用了嶽飛的不少事實，這一點大概無疑問吧！不然的話，這些相似之處又作何解釋呢？

二

　　《水滸傳》和《紅樓夢》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兩部名著。前者寫農民起義，後者與愛情故事；前者取材於曆史、傳說，後者取材於作者經曆、社會生活；前者反映的是宋代，後者寫的是清代；前者作者是元末明初人，後者是清朝人，兩者好像無共同之點，然而仔細看看，這兩部名材有點驚人相似之處。

　　這兩本書都各有兩個作者，《水滸傳》是施耐庵、羅貫中，《紅樓夢》是曹雪芹、高鶚，一般認為，施、曹是原作者或主要作者，羅、高是續作者或潤色者。有趣是，大家都公認後麵的續作遠不及前麵正文，甚至斥之為狗尾續貂。近幾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對兩本書的作者產生了懷疑，認為曆史上無施耐庵其人，他可能是一托名，無獨有偶，也有人認為《紅樓夢》作者也不是曹雪芹，而是石兄。

　　兩本書的版本也極為複雜。前者除有簡、繁本之分外，繁本中又有七十回本、百回本、百一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及百二十四回本，後者有庚辰本、甲辰本、乙卯本，有正本等等，至於誰先誰後，誰真誰偽，學術界爭論不休，尚無定論。而這兩本書都是章回本，都有個百二十回本。

　　這兩本書問世後續書頗多。前者有陳忱的《水滸後傳》、俞萬春的《蕩寇誌》、介石逸叟的《宣和譜》（《翻水滸》）、青蓮室主人的《後水滸傳》等等，後者有秦子忱的《續紅樓夢》、小和山樵的《紅樓複夢》、臨鶴山人的《紅樓園夢》、歸鋤子的《紅樓夢補》等等。有趣的是，時至今日，還有人作續書，前者如禇同慶花費四十年改寫、續寫的《水滸新傳》，後者如張之續作的《紅樓夢新補》等。

　　這兩本書問世後，評點批改者多。《水滸傳》有李卓吾、楊定見、袁無涯、王望如、餘象鬥及金聖歎等人，《紅樓夢》有脂硯齋、王希廉、姚梅伯等。金聖歎和脂硯齋都因評書而聞名，金批《第五才子書》及脂批《石頭記》都成為研究這兩部書的重要參考資料。

　　這兩本書問世後，早就傳到國外，譯本頗多。《水滸傳》是十七世紀後半葉傳到日本，十九世紀後半葉傳到歐洲，至今已翻譯成十二種文字在世界各地發行，《紅樓夢》傳日晚於《水滸傳》，時間大概是十八世紀末， 1892 年由英國駐澳門領事裘裏翻譯成英文，才開始傳至歐洲，但其部分內容，如第三回中的兩首詩，卻早在 1830 年就選刊出，早於《水滸傳》。這兩本書都成為一專門學料，如“紅學”、“水學”，國際上也很重視，“紅學”曾召開過國際討論會，“水學”也被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研究。

　　這兩本書的結尾相同，都是悲劇結局；這兩本書裏都寫了不少夢，有很多夢的形式、內容、結局都很相同中；這兩本書的主題也相同，都可稱之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等等，這裏就不一一介紹。


三：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則是什麽——兼與曲家源先生商榷

　　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等級觀念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在農民起義隊伍中也擺脫不了等級觀念的影響。特別是在革命成功之後，權利再分配更是起義領袖們棘手的問題，他們往往因權利分配不當致使艱苦奮鬥奪得的江山一朝失落， 1856 年太平天國的楊韋事件就是一例。梁山好漢也是生活在這個等級森嚴的社會裏，等級觀念在他們頭腦中也必然有所反映。晁蓋、吳用上梁山之初，在談及林衝座次時，吳用不是認為“理合王倫讓這第一頭領坐，此合天下之公認”，對梁山王倫座次排定不當的不滿嗎？而林衝自己不也表示過，王倫“是個落第腐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的憤慨及自己“因犯下大罪”，投奔他處無門，“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的抱怨嗎？然而，這些出身、職業各異，性格、才智有別的好漢們，在晁蓋、宋江入主梁山後，多次排座次，雖座次有先後之別、尊卑之異，但居然沒有一人對此有異議，這的確是少有之事，也足以說明梁山排座次是大有學問的。

　　梁山眾好漢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目標，他們聚居梁山，這就形成了一個人才的群體。如何使這個群體中的每個成員目標一致、同心同德、緊密團結、互相激勵、各展其能，這必然是梁山寨大頭領所必須即使考慮的問題。梁山寨中多次排座次，正是大頭領們根據這人才群體的不斷壯大，所進行的人才重新組合，借此來調整這個群體結構內部的矛盾，使之有序化、合理化。正因為調整的及時、合理，所以在梁山事業發展中，從未因權力分配、人才任用產生矛盾，反而促進了內部的團結。那麽，梁山寨是怎樣排座次的呢？它所依據的原則又是什麽呢？這就值得我們去研究。要研究這個問題，我認為必須結合原著，對幾次排座次進行簡要分析，才能了解其輪廓。

　　水泊梁山第一次座次是王倫排定的，時值林衝上山後，他自己為尊、杜遷第二、宋萬第三、林衝第四、朱貴第五。王倫排座次的原則是什麽呢？《水滸》第十一回“林衝雪夜上梁山”裏，王倫一段內心獨白交待得很清楚：這就是以上山先後為序，其餘不予考慮。

　　由於王倫心胸狹窄、嫉能妒賢、忘恩負義，又實行了“關門主義”的錯誤路線，這對人才的聚集，事業的發展必然不利，理所當然地被反對。晁蓋等新人到來，很快就引發了火並王倫，進行了梁山寨第二次排座次。這次座次是眾好漢互相磋商、民主排定的，我們隻要讀讀“梁山泊義士尊晁蓋”一回書便可知：晁蓋、吳用、公孫勝的座次是林衝提名，大家商量同意排定的。林衝提名時，對每個人都有句評語，總括起來，原則是兩條：本領及聲望。其他人的座次大體也依照這兩條，加上資曆、年齡而定。曲家源同誌說：“是用協商、謙讓的方法排定的，並沒有嚴格的、確定的條件。”這就錯了。

　　第三次排座次是在打無為軍、宋江等上山聚義之後，此時新老頭領已增至四十人。這次座次實際上並未排定，隻是讓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這是晁蓋、吳用等七人的意見，依據是：“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幹係，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眾！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這就是貢獻或功勞。吳用、公孫勝座次依舊，其他新老頭領座次根據宋江意見定：“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的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宋江這個意見實質是兩條原則：資曆，貢獻大小。然而宋江又是把貢獻大小放在首位。宋江的這個原則，在文革期間評《水滸》時，被說成是“為他提拔投降派和組織黑班底敞開了方便之門”，這顯然是不對的。宋江的這個意見恰恰顯示出其非凡的組織才能，他一句話就輕而易舉地解決了農民起義軍內部權力和地位再分配這一甚為麻煩的問題，無形中堵住了許多分裂、火並的根源，既擺正了新老頭領的主次位置，又激發了新老頭領為梁山事業建功立業的積極性，既突出了貢獻、本領在排座次中的重要地位，又保持了新老頭領的團結，故此深得眾英雄讚同。

　　第四次排座次是在打了東平、東昌府之後，此時梁山已有一百零八位頭領。這次排座次是天意，是小說中神道觀念和宿命論迷信思想的反映，但不是人為，而是天隨人意。我們既不能象“四人幫”評《水滸》時，脫離原著，硬說“石碣天書”是宋江、吳用等精心策劃、事先埋好、裝神弄鬼來束縛梁山英雄手腳，使之服服帖貼聽從自己擺布去搞招安投降的把戲，也不能用今人的觀點，認為有什麽體係。這次座次的排定，可說是集前幾次排座次原則之大成，原則依然是按貢獻﹙或功勞﹚大小、本領高下、名聲高低、年齡及資曆這幾條來定。但又不是抓住一點，不及其餘，而是全麵綜合考慮排定的。特別是這次排座次後，宋江、吳用又對一百單八將進行了全麵分工，各負其責。這樣既彌補了排座次中的失誤，又使每個好漢各得其所、各隨其誌、各司其職、各盡所能、各獻其功，使眾英雄感到座次合理、任用得當。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能做得如此完美的確不易，也表示出梁山大頭領使用人才的本領。

　　縱觀水泊梁山這四次排座次的原則，我們可以看出，王倫的論資排輩原則，是一種安排人才的短視觀點。它是人才群體結構合理化的障礙，既調動不了人才的積極性，又妨礙資曆淺的真正人才脫穎而出。而晁蓋、特別是宋江，他們順應潮流而動，在排座次問題上隨勢應變、多方考慮，克服工作中的種種弊端。他們依據衡量人才的貢獻、本領、名聲、年齡及資曆等五條基本原則，靈活運用，但又始終把前三條作為主要條件。這在當時可說是最優選擇，就是今天，它也不無意義。水泊梁山眾好漢由於出身、教養、能力、性格各有差異，他們的德、才發展也是不平衡的，必然有長有短，宋江正是根據這差異來排定眾好漢間的座次前後。所以，我認為梁山英雄排座次正是以德、才為原則，采取因材施用、擇優任用的辦法來排定的，這是一種“任人唯賢”的做法，值得研究。

　　 1984 年，《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第三期，發表了曲家源先生發表《水滸一百單八將的座次是怎樣排定的》一文，全國十餘家報刊或全文轉載，或摘錄刊登，可見其影響之大。然而其觀點大多不能成立，雖說事過多年，我還是要與之商榷。

　　曲文開宗明義，認為梁山“這種排法是分貴賤、問親疏的，哪些人在‘天罡星’隊裏，哪些人在‘地煞星’隊裏，誰在前，誰在後，大致都有線索可尋，這些安排正體現了梁山領導核心一一宋江一一吳用體係的思想和意誌。”然後從六個方麵加以說明。曲文認為：宋江的座次表依據的標準，“名望高低被作為第一應重視的條件”。無疑，名望高低是屬於德的範疇，而德正是人才的靈魂、是統帥、是根本，是才、學、識、體的發展動力。排座次時把它作為應重視的條件是沒有錯的。但梁山並沒有把它當作“第一應重視的條件”。曲文在論及此問題時，以盧俊義為例說：“盧俊義對梁山幾乎毫無功勞可言”，隻因“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長者”、“是河北三絕”，“就坐了第二把交椅”。曲文此說不符合實際。盧俊義對梁山寨不是“毫無功勞可言”而應是功勞卓著。宋公明夜打曾頭市時領兵 22500 餘眾，戰將 31 員，既有吳用使計，又有公孫勝作法，結果敗在史文恭手下，還讓史文恭突出重圍。而盧俊義主仆二人，領兵 500 ，卻活捉了史文恭，為晁天王報仇血恨，怎能說功勞毫無呢？再者，在調兵遣將攻打曾頭市時，吳用執意不讓盧俊義打先鋒，就是怕“盧俊義捉得使文恭，宋江不負晁蓋之遣言，讓位與他”，吳用為何有此一怕呢？無非是盧俊義“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久聞員外大名，如雷灌耳”﹙宋江語﹚ 。這就是本領強、名聲大，再者年齡又略長於宋江。盧俊義就是憑功勞大、本領強、名聲大、年齡長等條件，坐上第二把交椅的﹙如宋江真要按晁蓋遺言辦事的話，盧俊義坐第二把交椅還虧待了他﹚，怎能說“名望高低被作為第一應重視的條件”呢？還有吳用、公孫勝有什麽名望？他們能坐做第三、第四位，完全是憑他們的貢獻和本領；李逵、武鬆、魯智深、阮氏三兄弟等又有什麽名望？他們排在天罡星，也完全是靠他們為梁山事業出生入死，建立的功勳；就是宋江本人坐第一把交椅，也不是憑他在江湖上享有名望，而是憑他膽略，救得晁蓋、吳用等七人性命，憑他那站在鬥爭最前列，分化瓦解敵人，打擊封建統治集團，憑他那寬宏大度，知人善任，團結眾好漢，不斷壯大義軍的巨大貢獻。名望高低隻能說是梁山排座次的主要原則之一，而不是曲文說的“第一應重視的條件”。

　　“世係顯赫符合封建社會的正統觀念，自然受到推崇”，這是曲文的第二個看法。並舉例說：“關勝論功勞他不如林衝，論職位他不如呼延灼，但因他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就躍居第五把交椅。”依曲文說，世係顯赫也成了梁山排座次一條重要的原則。我看也不見得。柴進乃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楊誌乃“五侯楊令公之孫”，呼延灼乃開國之初，河東名將呼延讚嫡派子孫，這三人祖上都是北宋開國元勳重臣 ，遠比關勝顯赫，又為何座次都安排在關勝之後呢？此無他，而是他們本領都不如關勝。柴進的本領無須多說，楊誌在梁山下與林衝交過手，四十回合不分勝負，呼延灼與林衝也交過手，五十回合以上仍不分高下，而關勝在圍攻梁山時，力戰秦明、林衝兩人，可見武藝高強。如果說“世係顯赫”，座次就能往前排的話，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世係並不顯赫；卻排在前四位，林衝、秦明卻排在呼延灼之前，花榮卻排在柴進之前，李應、朱全、魯誌深、武鬆、董平、張清卻排在楊誌前，這又作何解釋呢？

　　曲文談到宋江排座次依據的標準還有兩條：即“看上山前職位尊卑”及“宋江的個人好惡，與宋江的親近程度。”我看就更難站住腳。曲文認為朝廷降將有二十一人，，在天罡星中的就有十一人，故此說明“看上山前職位尊卑”。那麽，我們要問：“林衝上山前的職位僅是個禁軍教頭，然而他的座次僅次於關勝，名列秦明、呼延灼、花榮、柴進等朝廷顯貴之前。醜郡馬宣讚、鎮三山黃信上山前職位並不卑，可況關勝是宣讚屬下，黃信是花榮上司，上山前職位比關勝、花榮尊，結果，不但排在關勝、花榮之後，”還比不上漁民出身的三阮、農民出身的李逵、獵戶出身的二解、樵夫出身的石秀、列入地煞之列，是否與宋江有何私怨呢？書中找不到線索。曲文所言“看上山前職位尊卑”這條，其是非如何就無須多言了。

　　梁山寨排座次與“宋江個人好惡，與宋江的親敬程度”也是毫無關係的。船火兒張橫在潯陽江上謀財害命，險些置宋江於死地，穆弘在揭陽岑上逼的宋江走投無路，衣食無著，排座次時，照舊列入天罡星。呂方、郭盛深得宋江喜愛與宋江十分親近，成為宋江的保鏢，排座次時也隻能在地煞，僅坐了五十四、五十五位。還有宋江的親兄弟宋清，不但隻排在地煞星裏，而且隻能坐在七十六位，誰叫他隻會算帳，別無他術呢？安道全是宋江的救命恩人，也隻能排在郭盛之後，至於親疏，我想是有的。宋江、盧俊義分兵打東平、東昌府時，吳用分在盧俊義帳下，他卻是“徐庶進曹營 --- 一言不發”，反而暗中往返於宋江營中，為宋江出謀劃策，這就有親疏。李逵執行將令殺死滄州知府的兒子，朱仝欺人太甚，宋江卻要李逵與之賠罪，這就有親疏，但這並未影響排座次。

　　最後還想說說曲文中提到的青州一夥上梁山的問題。曲文認為：宋江把“清風山和江州結識和網羅的人員（除石勇、李立等個別人外）也都排在較前的位置，而梁山的原有人員如劉唐、三阮等人卻普遍向後推移。這就形成了一個以宋江為首的、以宋江的親信和投降的軍官為骨幹的穩固的領導集團，為以後鞏固梁山根據地和爭取朝廷招安做好了組織準備”，並認為“在對待花榮一夥的態度上最能看出宋江是有意拉攏親信幫派力量的”。對曲文的這段話，我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宋江在清風山和江州結識的好漢位置不是“都排在較前”，而應是有前有後。石勇、李立也是從清風山和江州來的，就排的很後，如果象曲文那樣，把排在較後的人除外的話，就不好談問題了。其次是劉唐、三阮等人的位置普遍後排，不是宋江的責任，而是晁蓋幹的，怪就怪晁蓋好了，不能遷怒於宋江。再次是如果青州一夥如曲文所說，是 宋江的親信幫派力量的話，那麽，為什麽隻有花榮、秦明進入天罡星？為什麽黃信的位置由三阮之前，打入地煞星？為什麽石勇的位置又排的那麽後？最後請注意：在三十六員天罡星中，反對宋江招安投降的就有吳用、林衝、魯智深、武鬆、李逵、史進、穆弘、李俊、三阮、張橫、張順等十四人，而這些人大多是曲文所說的，是宋江“網羅”來的“親信幫派力量”。有這麽多反對派怎能形成一個穩固的投降班子呢？吳用又是反對派中的領頭人，又怎能與宋江結成一個思想和意誌相同的體係呢？

　　梁山英雄排座次，正反映出小說作者對封建社會權力再分配的構想，它提出了人才科學中諸多值得注意的問題。比如作為領導，當人才群體不斷壯大時，就應該注意隨勢應變，及時調整班子及人才任用，使之各得其所，各顯神通；班子如何調整，人才如何任用？其原則作者在四次排座次中又逐步完善，這就是：貢獻、本領、聲望、年齡及資曆等；對待人才，如像王倫，必然為曆史所淘汰，如象宋江，事業必然興旺；作為領導個人，必須智勇兼備、寬宏大量、知人善任。作為人才，除有德、智、才、學、體等基本素質外，還有很重要一條就是為事業出力，即多做貢獻。這些問題對今天來說，無疑也是很有參考、借鑒價值的。

四：梁山地區不可能成為宋江義軍的根據地

湖北省《水滸》研究會主編的《水滸爭鳴》第四、第五輯上，連續發表了四位山東作者寫的《水滸》曆史、地理背景探討文章，即山東《牡丹》編輯部朱希江、周謙寫的《‘水滸’文史辨析》，山東梁山縣一中王衍用、王學真寫的《北宋梁山地區地理環境探考 ------ 兼論宋江據梁山地區的可能性》（以下簡稱朱周文及王文）。這兩篇文章共同的特點是從八百裏梁山水泊複雜險要的地理位置，說明“它是反抗者鋌而走險的理想依托”（朱周文），從而推導出梁山地區（甚至於說水泊梁山）是宋江義軍理想的根據地。雖然文章中也多次說是“可能”，但實際是在說梁山地區（或梁山）就是宋江義軍的根據地。

　　《水滸》本是一部反映北宋時期農民鬥爭的長篇小說。既是小說，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允許虛構。即可虛構，那麽對《水滸》裏梁山好漢是否以梁山為根據地這個問題，就毫無必要去探考，更沒有必要為此打筆墨官司。既然朱周文中說“探討《水滸》所描寫的梁山泊宋江起義與曆史真實的聯係與差異，探討古典文學反映生活的規律，這對於解決《水滸》研究中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乃至正確理解文史間的辨證關係，或許是有裨益的”。既是如此，那麽，我也願意對超出《水滸》本體研究範圍的問題 ------ 梁山地區是否是宋江義軍理想的根據地這個問題費一些筆墨，願與朱希江、王衍用等四位探討，以求教正。

　　北宋末年的宋江起義，在正史、野史中是有零星記載的。比如《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紀》雲：“（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張叔夜傳》雲：“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櫻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钜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誌，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宋史•侯蒙傳》卷第一百一十《侯蒙傳》亦雲：“（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等等，這是正史的部分記載。宋人所撰野史中也述及宋江起義事。如李《皇宋十朝綱要》卷十六載：“宣和元年十二月，詔撫山東盜宋江”；李燾《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十八雲：“宣和二年十二月，盜宋江犯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方勺《泊宅編》卷五雲：“宣和二年……天章閣待製歙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入青、齊、單、濮間”。另外在《三朝北盟會編》、《林泉野記》、《青溪寇軌》、《東都事略》、《王師心墓誌銘》及《王登墓誌銘》等史料中也都有宋江事記載。史料雖說零零星星，綜而觀之，我們可以理出這麽個頭緒：宣和元年（或在此之前），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事於河、朔（即黃河以北，今山東徒駭河東南，山東東阿，河南睢縣、柏城以東地區及江蘇的西北部地區），宣和三年二月，在楚、海州（即今淮南及江蘇東海）被海州知府張叔夜派伏兵襲敗，宋江投降。宋江義軍在這短短的二、三年時間內，他們時而在淮南，時而在山東，時而“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時而又“出入青、齊、單、濮間”，“轉掠十郡”，活動範圍在今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河南等省的廣大地區。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這麽個結論：宋江起義軍是一支不曾建立任何根據地的、流動作戰的遊擊部隊。如果像《現代漢語辭典》的解釋：“據以長期地進行武裝鬥爭的地方”就叫“根據地”（王文中借用此說），這就恰恰說明梁山地區不可能成為宋江義軍的根據地。因為宋江義軍“轉掠十郡”，而不是“長期地”“據以”這個地方，既不可能“據以長期地進行武裝鬥爭的地方”，又何能稱為根據地呢？

　　既是如此，四位山東作者的論文又是怎樣來論證梁山地區或水泊梁山是宋江義軍的根據地的呢？綜合起來主要有如下兩點：

　　第一，從地理的角度論述梁山地區的險要地形。關於這一點，王文可說是論述的再詳細不過了。王文先從梁山及附近諸山的形成和概況，論述到梁山泊的形成及其概況，再從豐富的資源、險要的地形，論述到北宋時期的梁山地區是農民起義的理想根據地。故此，王文最後一節明確指出：“北宋時期的梁山地區，水闊山險，地形複雜，位置重要。經濟上，具有豐富的生活資料來源；軍事上，進便於出擊，守利於防衛，退易於轉移，是一個具有戰略性的軍事要地，是起義農民據以同北宋王朝進行武裝鬥爭的理想根據地。正因為梁山地區具有如此優越的地理條件，所以北宋時期借居梁山地區反抗北宋王朝腐朽統治的不計其數。《宋史》上不乏‘梁山泊多盜’，‘梁山泊素多盜’，‘梁山泊漁者習為盜’的記載。雖然沒有明確記載宋江據此起義，但當時的史料卻提供了‘宋江寇京東’，‘出青、齊、單、濮間’的活動區域，正是屬於京東西路，又恰恰處在青、齊、單、濮州包圍之中。在這一地帶，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個象梁山地區這樣有利的活動場所。宋江之所以能以少數人堅持同北宋王朝相對抗，使‘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官軍莫敢櫻其鋒’，若不是借助梁山地區這樣一個優越的地理環境，是根本不可能的。史載宋江‘其才必過人’，應具有一定的戰略眼光。總之，從北宋時期梁山地區的地理位置環境來看，我們認為宋江據此起義是可能的。”

　　但是實際情況是這樣嗎？北宋時期的梁山泊號稱“方圓八百裏”，實際上它南自今巨野縣城北二十餘裏，北抵梁山縣斑店一帶，東南達嘉祥縣梁寶寺附近，東北到小安山東部，西逾今之黃河二十餘裏，形狀為南北狹長，方圓約四百餘裏。水泊之中，有占地 3.54 平方公裏、海拔高為 197.9 米的梁山，加上附近的鳳凰山、龜山、土山，占地總麵積僅十餘平方公裏。據王文說：“梁山地區的水陸交通也比較便利。向西南可沿五丈河進擊北宋的都城東京；向東南可沿南清河進擊單州、徐州；向東北可沿北清河進擊齊州、青州；向西北可以從陸地進擊北京（大名府）。”因之“宋江等人要四方進擊，進退可靠，就必然在青、齊、單、濮這片廣闊的戰場上找一處有險可守，進退自如的根據地。那麽，位居四州中心地帶的梁山泊，當然是最理想的去處了。況且，在這一帶可以憑險而居的也隻有梁山泊一處”（朱周文）。這就很清楚地說明梁山泊是宋江義軍的根據地，而梁山水泊之中可駐足又僅有梁山了。

　　梁山的地形的險要，的確有利於農民起義，但四位山東作者隻看到了有利的一麵，沒有看到不利的另一麵，而這有利的一麵恰恰又產生了這不利的一麵。首先是梁山泊離北宋京城汴京（即今開封）較近，既有進擊之利又有被剿之弊。它既構成了對京城的威脅，又加速了朝廷對它的防範和鎮壓。為了京城的安全，朝廷曆來對這一帶地區防範甚嚴，其任命的知府或知州一般要由“兩製以上的臣僚”擔任，而且有的還由皇帝親自遴選（見《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一八一）。朝廷通過這些得力的地方官控製這個地區。而這些地方官一般又兼有京東西路安撫使的頭銜。為了顯示自己的“才幹”，他們又常以殘酷鎮壓農民起義軍來報答皇帝的恩寵。所以擔任這一帶的地方官大多是戰績彪炳、多謀善斷之人。《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四二七載：“蒲宗孟以鄆多盜，疼誅鋤之，所戮不可計。”另外如張奎“數月捕諸盜悉平”，李璋“信嚐罰擒捕，盜為衰也”，劉溫舒因“用心督捕”，曾受到朝廷的嘉獎。洪邁《夷堅乙誌》卷六中載：宣和六年，梁山泊又掀起一次農民起義，很快就被朝廷殘酷鎮壓下去，起義群眾一次被殺就有五百餘人。官軍的嚴密防範、地方官吏的殘酷鎮壓，就逼使宋江義軍無法在此立足。其次，梁山泊水陸縱橫，相互為用，既然“軍事上，進便於出擊，守利於防衛，退易於轉移，是一個具有戰略性的軍事要地”，那麽這個“戰略性的軍事要地”也就必然為官軍所用。因為這些軍事上的有利之處，也可以說是官軍在軍事上的有利之處。“梁山泊多盜”這是曆史真實，而累次起義都迅速被鎮壓下去這也是事實，這就充分說明：梁山泊不是義軍理想的依托。如果說梁山泊是理想的根據地的話，史實上的宋江起義就沒有必要到處轉移。再說梁山泊溝通黃河、運河，是北宋重要的交通要道，正因為交通方便，就造成易攻難守之勢。四位山東作者說梁山泊水勢浩大，情況複雜，官兵一般不敢進入，而且又可借助險要的梁山負隅抵抗，但是請不要忘記宋代的造船業是相當發達的。《水滸》裏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船隻，特別是高太尉討伐梁山時，請葉春設計建造的大海鰍及小海鰍戰船，每隻隻能容百人至樹百人，外用竹疤遮護，既可避箭火，又可在船麵樹立弩機，官並憑借這些戰船在泊中就可暢通無阻，更何況北宋時還專門設立了製造火藥的火藥局，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運載武器 ------ 火箭。《水滸》中也有這方麵的記述：轟天雷淩振打梁山時就用了三種火炮：風火炮、金輪炮及子母炮。吳用以為“我山寨四麵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離水又遠。總有飛天火炮，如何能夠打的到城邊。”誰知淩振隻放了三炮，“兩個打到水裏，一個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使“眾頭領盡皆失色”，可見其射程之遠。從書中“天崩地陷，山倒石裂”八字看，其殺傷力之大可想而知。據王文提供的資料：梁山寨僅隻是個 197.9 米高，占地僅 3.54 平方公裏的矮小孤山，朝廷官軍利用其巨大戰船及其火炮攻擊，宋江義軍在梁山之上是難以藏身的。再次是，地形險要之處往往是兵家必爭之地，它就難以成為某一方麵的根據地，加上交通一便利，作為起義軍的根據地就難上加難。從古今事實看，某一地區要成為起義軍的根據地，先決條件是交通一定閉塞，是敵方守備的薄弱環節。江西井岡山根據地如此，陝北延安根據地亦如此。而梁山泊正恰恰是北宋王朝防範的重點地區，交通又極為便利，我認為它是絕對不可能成為宋江義軍的根據地的。

　　第二，從曆史的角度進行論證。關於這一點，在朱周文的第二部分述之備矣。朱周文在這一部分，以先立論，後駁論的論證方法來確立自己的觀點的。在立論部分，朱周文首先提出“已為人們發現的明確記載宋江起義曾駐紮梁山泊的材料”，即元初陳泰《所安遺集補遺》中的一段記述為依據，然後用推理的形式，從三個方麵推導出結論。盡管如此，我認為這個“理”，還是推不出來。我們不妨看看朱周文認為“已為人們發現的明確記載宋江起義曾駐紮梁山泊的材料”。材料曰：“餘童卯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過梁山泊，遙見一峰，嵽嵲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議事處……’。宋之為人，勇悍狂俠，其黨如宋江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台……”。請注意文中的“聞”字，聞者，聽說也，聽說之事怎能信以為真呢？“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也是聞“篙師”所言。篙師者，船工也。“篙師漁夫世代生活與此”，但其所言又怎能替代史料呢？如果按朱周文的見解，“流傳於他們之中的故事是可信的”，那麽，今陽穀縣城東南三十五華裏的景陽崗，立有“武鬆打虎處”碑，陽穀縣十字街首有“獅子樓”，我們就能確認真有武鬆打虎、鬥殺西門慶這樣的故事是曆史事實了？！梁山義軍中就真有武鬆其人了？！現在梁山黑風口塑起了李逵像，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李逵是梁山義軍將領之一？中國類似的民間傳說很多，後人為了紀念它，往往喜歡假事真做，如果我們把這些都當成了可信的材料，那就無所謂曆史，更不用考證了。再說陳泰生活的年代雖距宋江起義僅百餘年，但陳泰畢竟是詞曲家而不是曆史學家，他所著的《所安遺集補遺》是文藝作品，而不是史書。何以見得呢？朱周文在引用這段“可信”的“材料”時，省略了兩段文字：一是朱周文引文前省略號文字為：“絕湖為池，闊九十裏，皆蕖荷菱芡，相傳以為宋妻所植”；二是“始予過此，荷花彌望，今無複存者，惟殘香相送耳。因記王荊公詩雲：‘三十六陂春水，白首想見江南’。味其詞，作《江南曲》，以敘遊曆，且以慰宋妻植荷之意雲。”很清楚，朱周文中引用的這段文字，本是陳泰為其《江南曲》所寫的序言。作《江南曲》隻不過是因過梁山，聞篙師所言，味王荊公詩，而敘遊曆所作，這怎能算是“明確記載宋江起義曾駐紮梁山泊的材料”呢？更何況篙師自己還錯把距梁山十餘裏的“小安山”當成梁山。再說朱周文在駁論部分明確指出：“我們決不應把作為當時說話人底本的《宣和遺事》當作史書對待”，因為“這是屬於文藝作品，屬於‘文’而不屬於‘史’的範疇的東西。”這個說法我認為是對的。既是如此，陳泰的《所安遺集補遺》也是屬於“文”而不屬於“史”的東西 ，何況陳泰在文中很慎重的用了“相傳”兩字，籍以說明此為不屬於“史”的範疇。朱周文又為何當“史”來看待，這不是前後自相矛盾嗎？

　　朱周文的這個立論觀點站不住腳，其他三個方麵也就無理可推了。朱周文說：“宋江起義前和起義後均有人在此安營落草”。這並不能說明宋江就在梁山起義，並以此為根據地。當然我們也不排斥宋江可能在此起義或義軍到過梁山。朱周文說：“宋代的不少文獻曾明確說明宋江等人活動與山東梁山水泊周圍。”宋代的不少文獻的確是說明宋江等人活動在山東梁山水泊周圍，但沒有“明確說明”宋江等人活動在梁山。再說梁山周圍地域如此之大，如果說其活動過的地方都可稱為宋江義軍根據地的話，那就無所謂要根據地了。再次是宋江在梁山水泊周圍活動的時間並不長，在這不長的時間內，又“出青、齊、單、濮”，“剽掠山東一路”，又怎能說其有根據地呢？“從宣和年間北宋官吏的調動也很能說明問題”，這是朱周文的第三個推論。朱周文在引用了《宋史•侯蒙傳》後，明確指出：“這位資政學士的招安建議獲皇帝的讚許，接著便派他去東平府（亦稱鄆州）上任，幹什麽去呢？顯然是完成招撫宋江使命的。東平府在梁山的東岸，宋江等當時在梁山泊為營是無疑的。”這個說法就太武斷了。這隻是朱周文的推理，推理是不能代替史實的。說其武斷，一是皇上派他去知東平府“顯然是完成招撫宋江使命的”，《宋史•侯蒙傳》中沒有這個意思；二是東平府一度為京東西路安撫使的駐所，東平府曾列入大都督府的級別，轄六縣，而東平府一帶，又是“多盜賊”地區，為了京都的安全，加強這一地區的領導，宋代曆朝都非常重視此地官吏人選，派侯蒙這個資政學士去知東平府完全符合他的身份，屬於正常調動。所以，我們也就不能同意朱周文的說法：因侯蒙調東平府，東平府又在梁山的東岸，“宋江等當時在梁山泊為營是無疑的。”

　　朱周文在駁論部分的有些理由也是不能令人同意的。比如朱周文說：“有人以《宋史》沒有明確記載而否定宋江起義在梁山泊，這也是站不住腳的。”我認為完全站的住腳。我們論證曆史事實是絕對離不開史料的，不以史料為依據，就猶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就無法論證。“《宋史》中沒有專門記載過宋江等人的活動”（朱周文），這是事實。如有這方麵的專門記載，我們今天也就無須商討了。但是我們可以從《侯蒙傳》、《張樹夜傳》和《徽宗本紀》及其他史料中，還是可以間接找到宋江起義大概的輪廓：宋江起義，自始至終沒有建立名號；而其戰略方針是流動作戰，不曾建立根據地，也不曾有過較為固定的臨時戰略駐地，隨戰事情況而四處奔走，故而被官軍汙蔑為某一地區的“盜”“賊”。宣和元年，活躍在京東西路，先被稱為“河北賊”（《王師心墓誌銘》），後又稱為“京東賊”（《王登墓誌銘》），“山東盜”（《皇宋十朝綱要》），宣和二年又向東流動到京東東路，《青溪寇軌》、《泊宅編》中又稱其為“京東盜”。由於宋江等人用遊擊戰術，對付強大卻又十分分散的官軍，取得了節節勝利，造成“官軍數萬無敢抗者”這樣的影響，朝廷於是派曾孝蘊鎮壓，逼使宋江義軍向沂州運動，又遭到沂州知州蔣園的圍剿，宣和三年初，宋江義軍又從沂州轉向淮陽軍（今江蘇邳縣北），又被稱為“淮南盜”（《宋史》、《京都事略》），後來又向東挺進沐陽，又遭縣尉王師心的阻擊，最後在海州為張叔夜所擒。從以上大概輪廓看，宋江義軍經常轉移，這就充分說明他們沒有能夠建立一個鞏固的根據地，如象朱周文所言，梁山泊“可以憑險而居”，那又何必要經常轉移呢？《宋史》等史料，沒有一處提到宋江義軍占據梁山泊，我認為這就是鐵證。

　　又如，朱周文在批駁有人斷言宋江起義發生在太行山時，一方麵指責說：“我們決不應把作為當時說話人底本的《宣和遺事》當作史書對待”，另一方麵自己又吧元人陸友《提宋江三十六人畫讚》寫的內容當成史料，說成是“明確記載宋江起事在梁山泊的材料”；一方麵說“史料上有宋江等占據梁山泊的確鑿記載”；另一方麵又不能舉出“確鑿記載”，雖舉了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一句，又把原文“政和中，劇賊宋江結寨於此”改為“宋政和中，宋江結寨於梁山泊”。清人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的確是較有權威的曆史考證專著，然而對宋江結寨梁山泊，前人史料中找不出依據，顧祖禹寫下這句，又不做注釋，不能不使人生疑。

　　朱周文還化了好大力氣，列表說明曆史人物活動抵禦情況。我以為餘嘉錫、王利器二位老先生的這些考證，主要是說明《水滸》“作者以卓越的才能，把自己直接或間接得到的真人真事，通過合理加工，壓縮到宣和三幾年間，突出地刻畫了若幹個別的形象，更成功地描繪了若幹個別形象的性格，通過這些典型人物，去歌頌和發揚人民豐富的鬥爭生活經驗，反映現實的社會意識和曆史趨向”的（王利器先生《“水滸”的真人真事》）。而不是用來證實宋江起事在何處的。再說就是從朱周文中列舉的曆史人物及其活動範圍來看，也無法統一到梁山泊來。

五：試論《水滸》的隱退思想

《水滸》是一部思想內容異常豐富複雜的古典長篇小說，它一方麵深刻地暴露了宋代社會腐敗黑暗現實，揭示產生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歌頌了農民階級的反抗和鬥爭；另一方麵，卻又把這種反抗和鬥爭局限在不推翻趙宋封建王朝的框子之內，而對敢於造反，企圖改年建號的其他農民起義軍深惡痛絕。它一麵以讚美的調子描寫了梁山義軍的招安；另一方麵，對接受招安的後果寫得十分悲慘，客觀上形成了對招安的一種批判。正因為如此，作品本身存在著複雜紛紜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現象，所以後世研究者對很多問題看法不一，爭論不休。例如對其主題思想的看法就有多種分歧意見：文革前，普遍認為《水滸》是一部“歌頌農民起義的偉大史詩，是封建時代農民起義的教科書”；“四人幫”橫行時，卻又恰恰相反，斥責它是一部“歌頌投降主義路線、瓦解農民起義的小說”。近幾年來，後一種觀點的論者雖不多，但依然存在。此外，有人認為忠奸鬥爭是《水滸》的主題，有人認為《水滸》是為“市井細民寫心”，也有人認為《水滸》的思想是“官逼民反”等等。這些看法都各有自己的充分根據，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認為，他們都忽視了《水滸》的另一重要思想一一隱退思想。《水滸》裏的隱退思想是貫穿作品始終的，在後半部尤為突出、明顯。特別是結尾，作品的隱退思想更是達到了高潮，歌頌什麽，反對什麽，涇渭分明。“結尾一一是問題中最難的一個”﹙阿•托爾斯泰語﹚。這“最難”就難在，不但要收束好作品中所展開的矛盾，使作品結構完整、統一，更重要的是要表明作者的態度，深刻地顯示作品的思想意義，激發讀者深思。《水滸》的結尾完成了這個“最難”的問題。作者不迎合國人所喜歡的富貴榮華、光宗耀祖的大團圓結局的習慣，而是嘔心瀝血，精心設計，另辟蹊徑，製造了一個悲劇的結局讓人深思。這個悲劇的結局，不隻表麵在英雄們死的死了上，而且表現在走的走了上。這一死一走，告訴了人們：“招安”並不能使“招安”者封妻蔭子、光宗耀祖、衣錦還鄉，隻能是被殺的悲劇結局；而隱退者，輕視功名富貴，退居山野，卻自由自在，善終天年，作者的態度，作品所要表達的思想不是明顯不過了嗎。

　　《水滸》中的隱退思想，作者又是怎樣精心安排的呢？

　　首先是殘酷現實的逼使。水滸英雄們由零散的複仇火星發展到兩敗童貫、三敗高俅，大有席卷天下之勢，如果按照李逵的奮鬥目標，“打倒東京，奪了鳥位”，這在當時，真不失為良機，但是，以宋江為首的一大幫義軍將領不去考慮如何領導起義軍進一步推翻趙宋王朝，卻加緊準備接受招安的活動，結果使得這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夭折。接受朝廷招安，本是梁山義軍大多數頭領盼望已久的、能“去邊上一刀一槍”、“保國安民”、“封妻蔭子”的願望，但招安後的殘酷現實表明，他們這些美好的願望不過是一場黃粱美夢。

　　招安後，義軍頭領們一腔報國的熱血，既不被統治者理解，加上奸佞的讒言，反倍受懷疑、仇視和排擠。招安伊始，梁山的宿敵童貫就啟奏皇上“這廝們雖降，其心不改，終貽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傳旨，賺入京城，將此一百八人，盡數剿除，然後分散他的軍馬，以絕國家之患”，企圖將這支軍隊消滅幹淨。征遼戰鬥打響後，梁山義軍的確在“邊上一刀一槍”“保國安民”，眼看遼邦將要傾覆，蔡、童、高、楊四大奸賊因接受了遼邦重金賄賂，戰爭很快停止而議和，梁山義軍獲得的功勞化為烏有。在平定田虎、王慶之後，背信棄義的統治者，不但一再違背“早奏凱歌”“必將重用”的諾言，反而紛紛具本上奏“新降之人”，“不可輒便加爵”，給義軍“順天”“護國”當頭一棒。非但如此，還對義軍行動處處禁約：“非奉上司明文呼喚，不許擅自入城，如違，定依軍令擬罪施行”。可見，招安後的義軍，不管你如何忠心耿耿，在統治者眼裏，仍不過是投降了的“反賊”，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就是梁山義軍，以死傷病殘“十損其八”的慘重代價，為統治者立下奇功大勳之時，統治者更是變本加厲地殘害義軍：阮小七因圍剿方臘時，在邦源洞穿過方臘的“袞龍袍”戲耍，朝廷大將王稟、趙潭“懷狹邦源洞辱罵舊恨”，妄奏阮小七“必致造反”，於是昏君竟下旨“追奪阮小七的官誥，變為庶民”，盧俊義被騙至京師，天子當麵將放有水銀的“禦膳”賜與他致死，宋江則被天子所謂安撫賞賜的“禦酒”所毒死。

　　這殘酷的現實，血的教訓，使梁山眾兄弟看清了封建統治者的猙獰麵目，認識到“封妻蔭子”“光宗耀祖”隻能是一中幻想。明智之士急流勇退，紛紛主動納還官誥，以免“受玩辱”，求閑去了。

　　其次是借用曆史的教訓。其實，這樣一個“熬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尚依然”的結局並不是偶然的。在我國曆史上，曆代都有排擠殘殺功臣良將的事發生。封建統治階級在爭奪政權時，他們需要忠臣良將為之賣命；奪取政權之後，他們又必然以種種借口殘殺功臣。早在春秋戰國時，吳國的範蠡就以“蜚〔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論斷，對功臣在成功之後，遭受殘害的必然性作了概括，深刻到指出，功臣與統治者之間存在著的是“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的關係，並向文種提出功成隱退的忠告。統治者在奪取政權之後，要千方百計殘殺功臣，這是統治階級本性所決定的，《水滸》作者深知這一點。故在作品中，作者多次借用曆史的教訓來宣傳他這隱退思想。如《水滸》第九十回“雙林鎮燕青遇故”中，當燕青勸許貫忠到京師討個出生時，作者借許貫忠之口說出“今奸邪當道， 賢嫉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帶；忠直良正的，盡被牢籠陷害。小弟的念頭久灰。兄長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宜尋個退步。自古道：‘雕鳥盡，良弓藏’”的話來，使燕青心領神會，銘記在心。所以，征討方臘成功之後，燕青拒絕還朝受封，還對盧俊義講出“韓信立下十大功勞，隻落得未央宮裏斬首；彭越醢為肉醬；英布弓弦藥酒”三個曆史故事，勸告盧俊義功成身退，不然“禍到臨頭難走”。

　　燕青的轉變是有典型性的。燕青在爭取“招安”的活動中是立過汗馬功勞的，是他去李師師處打通關節，向天子麵述梁山好漢盼望招安之心思，得到聖上“恩準”的；招安後，他也積極效命於趙宋王朝，又恰恰是他，在成功之後，不願還朝受封，並借古喻今勸告盧俊義，燕青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說明他已清醒認識到封建統治者的罪惡本質是不會改變的。

　　又如《水滸》第一百十四回混江龍李俊太湖小結義後，李俊曾勸費保得到朝廷做官，費保回複李俊的一席話也是如此，費保說：“小弟雖是個愚魯匹夫，曾聞聰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敗，為人有興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勳業到今，已經數十餘載，更兼百戰百勝。去破大遼時，不曾損折了一個弟兄。今番收方臘，眼見挫動銳氣，天數不久。為何小弟不願為官？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後，一個個必然來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此言極妙。今我四人既已結義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氣數未盡之時，尋個了身達命之處……以終天年……”。李俊聽罷，先是感謝“重蒙教導，指引愚迷”，次是肯定費保一席話是“十分全美”，最後表示收伏方臘之後，一定偕童威童猛來相投，“若負今日之言，天實厭之，非為男子也”。李俊的思想能與費保的忠告一拍即合說明什麽呢？隻能說明作者認為：隱退是梁山好漢唯一的、最好的出路。

　　再次是局外人的暗示。《水滸》作者還安排了不少局外人，精到地對義軍前途的凶險作了暗示，使梁山義軍不少頭領“點頭玩味”，為功成後的隱退埋下伏筆。早在《水滸》開篇不久，魯智深大鬧五台山後，智真長老在魯智深臨別之際，就贈給他“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興，遇江而上”四句偈言，供他終身享用，為魯智深安排了一個功成身退的完滿結局。第五十四回戴宗奉令去二仙山請公孫勝出山歸營前，羅真人也送給公孫勝“逢幽而上，遇汴而還”八個字，要他“記取，休得臨期有誤”。與其說這是提醒魯智深、公孫勝等不要迷戀功名，功成名退，不如說是作者早早就在作品中為其宣揚隱退思想作好了充分的準備。第八十五回宋江等拜見羅真人時，羅真人也送給了宋江八句法語“忠心者少，義氣者稀。幽燕功畢，明月虛輝。始逢東墓，鴻雁分飛。吳頭趙尾，官祿同歸”。雖說是天機不可泄漏，無非是借神仙之口，暗示義軍前途凶多吉少，鼓吹隱退。還有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買市，宋公明全夥受招安”時，也有三五千人辭去不願為朝廷效力。這是這個“八方共域，異姓一家”“交情渾似股 ，義氣真同骨肉”的第一次分裂，這辭去的三五千人，就是清醒的功成名退者。如果說二位活神仙及辭去的三五千梁山兄弟的言行還有點“猶抱琵琶半遮麵”的話，那麽征遼時，遼國使臣歐陽侍郎的一席話：“……今日宋朝奸臣們，閉塞賢路，有金帛投於門下者，便得高官重用，無賄賂投於門下者，總有大功於國，空被沉埋，不得升賞。……今將軍統十萬精兵，赤心歸順，止得先鋒之職，又無升授品爵。眾弟兄劬勞報國，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勞苦，與國建功，朝廷又無恩賜。此皆奸臣之計。……將軍縱使赤心報國，建立功勳，回到朝廷，反坐罪犯”。打王慶荊南城時，城中高士肖嘉穗的話：“方今讒人高張，賢士無名，雖材隋懷，行若由夷也，終不能達九重。肖某見若幹有抱負的英雄，不計生死，越公家之難者，倘舉事一有不當，那些全軀保妻子的，隨而某孽其短，身家性命，都在權奸掌握之中。象肖某今日，無官守之責，卻似閑雲野鶴，何天之不可飛耶！”這些忠言暗示，分析得再明顯、透徹不過，故宋江以下“無不磋歎”，靜思默想，為前途懊喪，為命運擔憂。

　　再次是宋江悲劇的陪襯。在《水滸》裏，宋江是一個性格極其複雜、豐富的藝術形象。他的一生是由不願意革命到走向革命以至背叛革命的三部曲組成。他既有起義領袖的英雄氣概，組織指揮才能，又有農民階級的弱點和動搖性；既有對朝廷（皇帝）的“忠”，又有叛逆的“義”。其性格發展的過程中一直存在“忠”和“義”的矛盾，但最後又統一於“忠：的前提下。他力排眾議，執意招安並獲得成功，對朝廷一片忠心；在征遼過程中，他明知遼使歐陽侍郎言之有理，也“忠心不負宋朝”；南征北戰，功勞卓著，朝廷不但不加封進爵，反而“禁約”重重，弟兄們都有反意，而他卻“垂淚設誓”，使眾弟兄與之同心報國，最後被朝廷“禦酒”毒死，死前還喊出“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就是這樣一個不存半點異心，忠心耿耿的忠臣，封建統治者也不放過，這不分明用宋江被害慘死的教訓來陪襯作者所要宣揚的隱退思想嗎？

　　最後，作者在《水滸》中多次運用詩句，表達自己功成身退的明確主張。如一百十九回宋江衣錦還鄉後寫到“衣錦還鄉實可誇，承恩又複入京華。戴宗指點迷途破，身退名全遍海涯”；燕青勸盧俊義尋個僻靜去處，以終天年後，詩曰“時人若把功名戀，隻怕功名不到頭”；全書結束詩中寫道“熬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尚依然。早知鴆毒埋黃壤，學取 夷泛鉤船”等等。即流露出功成身退的讚揚，又對迷戀功名者於憐惜、哀痛之中包含著針 之意。

　　曆史的教訓使得英雄們不得不為自己的前途擔憂，再加上一些局外人的暗示，更重要的是殘酷的現實，教育了義軍將領。所以當宋江招安後，眼見得步步走向“成功”，眾多兄弟卻在天天走向隱退。

　　早在處決王慶時，公孫勝就辭別宋江，歸於山林。在擒住方臘後，魯智深也對宋江說：“灑家心已成灰，不願為官”，“隻得個囫圇屍首，便是強了”。隨後在六和寺“圓寂”了。武鬆是“不願赴京朝覲”，要作“清閑道人”。燕青更“可謂知進退存亡之機”，不但自己“隱跡埋名，尋個僻淨去處”，而且還告誡盧俊義，“隻恐主人此去無結果耳。”宋江軍至蘇州城外，隻見混江龍李俊詐中風疾，倒在床上，“宋江隻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這三人後來都作了化外之人。

　　當義軍太平回朝時，“東京百姓看了，隻剩得這幾個回來，眾皆嗟歎不已。”那不願為官的已退隱山林了，就是那跟著宋江朝覲，封官授職了的心領，雖然他們暫得“光宗耀祖”，但是，殘酷的現實仍然讓他們步隱退者的後塵，紛紛納還了官誥。在統治階層的暗夜中，閃耀出第一道清冷光輝的是戴宗，官場的實踐教育了他，他終於“陪堂術閑”而去。接著，柴進在朝廷殺了阮小七官誥後，亦“求閑為農”。柴進的隱退，刮起了一陣隱退的小旋風，李應、宋清、杜興、鄒潤、裴宣、楊林、蔣敬、朱武、樊瑞、穆春等都隨風隱退了。

　　作者所熱情歌頌的這眾多隱退的兄弟中，有自幼受苦，命運多艱的，也有生長在富貴之家的；有的一向學得百伶百俐，也有的是粗魯漢子。雖稟性各異，卻殊途同歸。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殘酷的現實使他們都有這樣的認識：“今奸邪當道”，功成身退是明智的做法，功成不退，禍到臨頭就難走了。所以在平方臘後，活著的三十九位頭領中，就有二十一人先後隱身了。由於《水滸》作者獨具匠心的結局，我們可以看出，《水滸》中英雄人物的隱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

　　既然《水滸》中英雄人物的隱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那麽，《水滸》的隱退思想又有何進步意義呢？

　　首先，《水滸》中的隱退是義軍唯一較好的出路。毛澤東同誌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對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有段科學的分析，他認為：“隻是由於當時還沒有出現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和革命後被地主階級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水滸》的現實主義描寫，是不自覺地反映了這種曆史的客觀規律的。梁山的英雄事業雖說有兩敗童貫、三敗高俅、殺的趙宋王朝官兵“夢裏也怕”的鼎盛時期，但是，他們根本沒有推翻趙宋王朝的打算，他們所盼望的是“替天行道”，說具體點就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地“保國保民”，最後達到“封妻蔭子”“光宗耀祖”的目的。為達到目的，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朝廷不要把他們當作“強盜”看，能夠“招安”，而統治者武裝又鎮壓無方，不管吧，又怕後患無窮，便使出了他們安撫、招安的一手。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很快被朝廷利用去征遼、平“寇”，利用去鎮壓其他農民起義軍。結果招安也不是義軍的真正歸宿，許多英雄不是為統治者戰死沙場，就是死於統治者的陰謀之中，最後“陷於失敗”，隻有功成身退者，才保身善終。

　　其次，《水滸》中的隱退是新形勢下的一種反抗。盡管在今天看來，這種反抗有其消極的一麵，但它是當時革命處於低潮的條件下的唯一能做到的一種理智的反抗。他與那種自命清高、孤芳自賞的隱退不可同日而語，不能籠統視為消極遁世，逃避現實。

　　招安後，權奸對義軍的誹謗、陷害，使英雄們每每再萌異心，也在所不辭，招安後的現實生活和鬥爭，使他們的頭腦越來越清醒，許多頭領越來越不能忍受這殘酷的現實，李逵多次喊要造反；平王慶後，李俊、張順兄弟及阮家三昆仲也要反，無用等人也“都有怨心”；平方臘後，情同手足的兄弟，傷的傷，亡的亡，許多兄弟再也不顧與宋江的情義有多麽深厚，宋江的“忠義”說教也不能再約束他們的反抗思想了。他們不願做奴才，不能任封建統治者宰割，更重要的是在這奸邪當道的社會，他們怎能與統治階級同流合汙呢？他們藐視功名富貴，他們退還朝廷的官誥，一個個離別自己所敬愛的宋大哥而去，因此，說《水滸》中的隱退是“小丈夫自完之計”（李卓吾《忠義水滸傳序》）是很片麵的。

　　這不與統治者為伍，這藐視功名利祿，不受封誥，或退還官誥的行為，在封建社會不能不說是種理智的反抗。試想，義軍所有的頭領如果都執迷不悟，功成不退，那不被統治者殘殺殆盡嗎？盧俊義原先曾認為：“我聞韓信三齊擅自稱王，教陳豨造反；彭越殺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謀漢帝江山。以此漢高帝詐遊雲夢，令呂後斬之。我雖不曾受這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過。”可是結果怎樣呢？我們可以看到，大凡作者安排的有善終的水滸英雄，其善終都是隱退的結果。

　　再次，《水滸》中的隱退，也是對封建統治者罪惡的揭露和控訴。招安後的水滸英雄，他們抗遼國、征田虎、擒方臘，出生入死，為統治階級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是這樣“不計生死，赴公家之難”的英雄為什麽就“不能達九重”，而不得不隱退呢？為什麽“全軀保妻子的”盡可殘害忠良而逍遙法外呢？招安前，統治階級對義軍殘酷鎮壓，當然表現了統治者的殘暴。招安後，統治者采用了更為陰險毒辣的手段來殘殺義軍。他們或是懷私狠，以莫須有的罪名來剝奪官誥，或者下水銀、慢藥等毒藥來殘殺義軍頭領，很明顯，作者這樣處理，是對至高無上的封建朝廷的深刻揭露和鞭撻，是對統治階級暴行的有力控訴。

　　最後，《水滸》中的隱退，還寄托了作者對義軍東山再起的願望。早在太湖榆柳莊上結義時，費保就尋思，今後與李俊一起到江海內“聚集幾多水手”，幹一番事業。李俊在費保的勸說下，也決定“別立化外之基”。這就是顯示出義軍東山再起的端倪。這對後世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至陳忱在《水滸後傳》中，將隱退的英雄又組織起來，繪聲繪色地描寫了他們的又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當然，在今天看來，在這些隱退了的英雄身上，進取與退卻，聰明與糊塗等性質相反的因素是交織在一起的，這就造成了《水滸》中隱退思想一定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這些缺陷不能抹殺《水滸》隱退思想的積極意義。《水滸》的隱退思想是一定時代的產物，我們隻有把它放在它產生的那個時代，才能做出科學的評價。列寧說：“判斷曆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曆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評價曆史活動家是這樣，評論古代作家、作品當然也不能例外。據此，我們完全可以說，《水滸》作者對隱退的描寫是《水滸》中的又一民主精華。是《水滸》的又一重大思想內容，他告訴我們：殘酷的現實教育了英雄們，對統治者暴行的強烈憤懣和對宋江的招安極為不滿，促使他們斷然走向隱退的道路。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有其積極意義的。這正是作者對這一問題認識的高明之處，說明作者是一位清醒的現實主義作家。


六：一個不戴頭巾的男子漢——試論潘金蓮

《水滸》裏的潘金蓮，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較壞的：她勾引武鬆，侮欺侮武大，與西門慶通奸，合謀鴆殺親夫，真可謂心黑手毒。但是，仔細地思忖﹑冷靜地分析一下，就會覺得潘金蓮並非是個天生的壞人，她也是封建製度下的犧牲品。我認為對潘金蓮，要讚揚她的反抗精神，同情她的不幸遭遇，鞭撻她的輕率狠毒。對她全麵否定，實在有欠公允。

　　潘金蓮是在《水滸》第二十四回出場的。出場前，作者對她的經曆有段簡單介紹：“那清河縣裏，有一個大戶人家，有個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喚做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這女使隻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個大戶以此記恨於心，卻倒陪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卻來他家裏薅惱。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瑣，不會風流；他倒無般不好，為頭的愛偷漢子。”從這段文字看，我們至少可以了解到，潘金蓮是個貧苦人家的女兒，年輕美貌，具有反抗精神，深受主人迫害，在浮浪子弟勾引下，逐漸變得愛偷漢子。除此外，作者也讚揚她：“這婆娘倒諸般好。”事實也是如此，潘金蓮是具備有貧苦人家婦女的一切優點。在清河縣，武大被一班奸詐的浪蕩子弟薅惱得不安，搬到陽穀縣， 她順從夫意跟來了，而且在陽穀縣她比較安分守己，可見她在清河縣是被那些浪蕩子弟薅惱﹑勾引的不安的情況下才偷人的；武大兄弟相會後，武大在武鬆麵前從未說過她一句壞話，就連在清河縣裏住不牢被迫搬家，他也是把罪責推到那班浪蕩子弟身上，毫無抱怨潘金蓮之意，就連鄆哥告訴他潘金蓮與西門慶的事，他也是不信“真有這等事”？這就說明，婚後潘金蓮對他還是較好，並沒有水火不相容﹑無法過日子的跡象，武大對潘金蓮還是比較信任﹑滿意；捉奸被西門慶踢傷後，老婆偷人被證實，又明知老婆挑唆奸夫踢傷自己，自己傷後又“求生不生，求死不死”，就是這種情況下，武大還能原諒她，說出“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亦不提起”這樣的話來，當然這裏一方麵揭示出武大善良懦弱的本性，另一方麵也說明武大對潘金蓮的愛戀之情，這愛戀之情是平日生活較和睦的結晶，潘金蓮假意拿藥歸來，武大還以“生受大嫂”表示謝意，這一切都說明，武大對潘金蓮是很滿意的。武大怎能對她不滿意呢？她能幹，料理得好家務，做得一手好針線活兒；她順從，武鬆赴東京前叮囑武大遲出早歸，歸來放簾閉門，免生是非口舌，武大照辦了，雖說她為此罵了武大三四日，但並未違抗，幾日過後，她還主動照武大樣做；她老實又通情達理，從王婆家吃酒歸來被武大發現後，她不隱瞞，如實向武大說明情況，武大告訴她，遠親不如近鄰，不要失了人情，應買些酒食回禮，不要白食人家的，她照辦了。這些都是她的優點。

　　 另外，還有一點值得多說幾句的是，潘金蓮還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這種反抗精神，在《水滸》婦女中是少有的。武鬆赴東京前，有幾句話是專門說給潘金蓮聽的，武鬆是話中有話，潘金蓮知道弦外有音，故“一點紅從耳邊起，紫漲了麵皮”，說明她還知羞。但她並不示弱，針鋒相對回複了武鬆：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當當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麵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鱉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麽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個個要著地！”這幾句話，說得雖有點言過其實，但基本反映了潘金蓮強烈的反抗性格。而這種強烈的反抗性格，是與忘恩負義﹑偷人通夫的閻婆惜、出身豪門，又有俊夫的盧俊義妻賈氏之類“淫婦”無法與之相比，就是作為梁山好漢的扈三娘也遠遠不及。潘金蓮是個貧苦人家出生的使女，無依無靠，無權無勢，主人家要纏她，她堅決不肯依從，用稟告主人婆來揭露主人的無恥，以示反抗。潘金蓮的這種反抗精神，還表現在對待武鬆的態度上。武鬆作為一條硬漢，使許多人害怕。西門慶上與官府勾結，下與人放刀把濫，“滿縣人都饒讓他些過”，又“使得些好拳腳”，可謂是陽穀一霸。當他聽說武鬆是武大的親兄弟時，心裏卻似提在冰窯裏，連聲叫苦，毫無主見，慌了手腳，而潘金蓮麵對武鬆的警告，卻敢大發雷霆，與之爭辯，指桑罵槐，以罵武大來罵武鬆，表示自己對武鬆極大的不滿。

　　愛偷漢子，從封建倫理道德的角度上看是錯誤的，是不能允許的。但是，對潘金蓮愛偷漢子，我們不能按常規而論，有她的特殊性。我認為，潘金蓮愛偷漢子，是她對封建道德﹑封建禮教迫害的報複，是她對生活折磨的反抗，也是她強烈的反抗精神的一種具體的表現。她做使女時，並不是一個淫婦，也沒有偷漢子的毛病。主人的勾引，她完全可以就範，象閻婆惜﹑金翠蓮那樣去享受“外宅”的富貴。但是她不甘心受人蹂躪，不屈從於主子的淫威，表明她有見識﹑有誌氣﹑有個性的追求。然而，她對封建社會必然缺乏認識，她以為稟告主人婆，揭露主人的無恥行徑，就可以自身解脫。誰料主人婆並未因此欣賞她。在封建社會，男子是可以娶妻納妾的。主人婆怕主人納了潘金蓮，自己遭受冷落，對丈夫 的惱怒就不能不轉嫁給潘金蓮，主人就更是懷恨在心，更加殘酷﹑毒辣地迫害潘金蓮，倒賠了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給這個“身不滿五尺，麵目醜陋，頭腦可笑”，被人稱為“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封建時代，使女的一切是惟主人之命是從，絕對沒有自由，婚姻上更無選擇的權利，“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所以潘金蓮隻得服從，也因此給潘金蓮的愛情帶來了悲劇。這個不幸難道不值得同情嗎！這悲劇正是清河縣這大戶一手造成的，但是他卻置身處外，可以不負任何責任，讀者對他也無過多的譴責，而對潘金蓮卻說三道四，進行苛求，我看也是封建的倫理殘餘在作怪。

　　潘金蓮在武大郎那裏，同樣是得不到稱心的愛情的，清河縣那班浮浪子弟在武大門前叫喊“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裏”這也是事實，麵對事實，叫潘金蓮不怒﹑不恨﹑不哭﹑不想是不可能的。潘金蓮不滿意這個“麵目醜陋﹑頭腦可笑”的 “三寸丁穀樹皮”丈夫，心中苦悶是必然的，是可以理解的。叫她與之美滿地生活在一起，是不太可能的。這怨恨，這不滿本身就是反抗，是潘金蓮的權利。然而她深知，她的不幸命運是人為的，是主人故意作弄﹑坑害，作為一個具有強烈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任其自然，俯首任人擺布嗎？不能。她要抗爭。公開反對封建禮教，她還沒那麽高的覺悟，與主人硬鬥，她還沒那個能力，她隻能以性解放為手段，企求比較滿意的愛情，來反抗封建道德，來與主人的迫害鬥爭。可惜的是她分不清反抗的對象﹙她也不可能分清反抗的對象﹚，嫁給武大後，對武大這樣本份﹑善良﹑ 弱的人，她同情得少，認為嫁給他，是自己“晦氣”﹙但是也決不會是幸福，也不可能有幸福﹚。為了嫁給像武鬆這等漢子，不枉為人一世，她不分好歹，不分對象，不考慮後果，把武大也當作反抗對象，為追求“幸福的愛情”她不顧一切，正因此，她易於為人引誘，上當受害，造成悲劇的結局。

　　潘金蓮不滿於命運的安排，企求比較滿意的愛情，以性解放來反抗封建道德是應讚許的。但是她那輕率﹑狠毒的做法，又要受到鞭撻。她不顧公認的倫理道德，初見武鬆，便詛咒自己的丈夫“三分象人，七分似鬼”，認為嫁的象武鬆這樣一個“也不枉為人一世！”想想倒也罷了，她偏偏要動心，認為“這段姻緣在卻在這裏”。接著輕率地作出勾引決定，精心的安排起來：以親兄弟情份為由，以免得別人笑話為理，名正言順地誆武鬆搬來家住；以關懷拉攏，步步進逼，以致雪天挑逗，結果碰了武鬆一個硬釘子。雖說她當時也羞紅了臉，但並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相反地作出了第二個輕率舉動，倒打一耙。武鬆搬出後，她並未死心，十數日以後，是武鬆拿了酒肉來辭行，她還餘情不斷，想繼續勾引武鬆，這種輕率之舉，是為世人所不容的。

　　殺夫是潘金蓮不可寬恕的罪過，是她成為千古罪人，為讀者﹑論者所憎恨的原因所在。對這個問題，我認為也要作具體地分析，看看她是怎樣犯罪的？她要承擔的罪責有多少？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全麵認識﹑評價潘金蓮這個“淫婦”。潘金蓮與西門慶相識，是在潘金蓮放簾失手打了西門慶之後，當時初見西門慶這一表人材，潘金蓮並沒有產生初見武鬆時的那種心情，更無設計勾引之念頭。隻是陪了不是以後，“收了簾子叉竿歸去，掩上大門，等武大歸來”，連想想西門慶的行為都沒有，而西門慶是一見她便嬉皮笑臉﹑油腔滑調，一雙賊眼“在這婦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頭”。如果說潘金蓮本性是壞的，很放肆的話，這裏便可以與西門慶一見鍾情一觸即合，何必還要借用王婆出麵﹑費那麽多手腳呢？正因為潘金蓮毫不動情，西門慶才死叮住不放，整天泡在潘金蓮門口，等候相見，多次向王婆打聽。如果潘金蓮陪不是後，西門慶也就此了結，不步步緊逼，殺夫之事也就不複存在。王婆與西門慶，一個要錢，一個貪色，很快拍板成交。於是他們 勾結在一起，暗地裏精心設計圈套，迫使潘金蓮落入陷井，難以自拔。而這一切，潘金蓮事先是不知曉的。潘金蓮同意為王婆縫衣，起初她是考慮了武鬆臨行前的叮囑的，故此她提出“將過來做不得”，待王婆按計行事，找出借口後，逼使她背違武鬆叮囑，樂於到王婆家縫衣，不是為了去偷漢子，而是心地善良，替人著想，處理好鄰裏關係。這點武大也是讚同的。吃酒時，王婆與西門慶狼狽為奸，一唱一和，挑逗引誘，潘金蓮並未搭腔，還是處於被動狀態。當然潘金蓮必竟“愛偷漢子”，麵對西門慶這樣的人，她不動心，也是不可能的。但是這裏有主次之分，主動被動之別，王婆西門慶是有意害人者，潘金蓮是受害者。與西門慶勾搭上後，天天與西門慶廝混，乃王婆所逼。王婆現場“捉奸”後，她就是以“你從今日為始，瞞著武大，每日不要失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要挾潘金蓮的，當然，這裏也有她甘心情願的一麵。因為西門慶此時對潘金蓮還不錯，潘金蓮也認為西門慶中意。以後如何打算，鬼迷心竅，此時此刻不會過多考慮，潘金蓮也不可能考慮，但此時潘金蓮對武大並未生異心，更沒有厭棄﹑陷害之意。雖說天天約會，一還是瞞著武大偷偷幹的，二是放簾，閉門等規矩，她還是恪守。武大捉奸，她也慌做一團，至於唆使西門慶踢傷武大郎，的確是她狠毒之處。最後藥殺武大郎，計乃王婆所出，藥乃西門慶所供，如何鴆殺？方法乃王婆所教，下毒前後，她多次表示自己手軟，狠中還有片刻猶豫。她一步步走向犯罪完完全全是王婆﹑西門慶所逼致。如果沒有西門慶無恥的勾引，沒有王婆做就圈套，她是決不會同謀殺人，也決不可能造成最後被殺的悲劇結局。

　　再說潘金蓮必竟是個貧苦人家出身的弱女子，雖說她具有反抗精神，但在王婆﹑西門慶這樣的邪惡勢力麵前，她是軟弱無力的。西門慶為非作歹，獨霸一方，連老於世故的團頭何九叔都害怕，認為“惹了西門慶，卻不是去撩剔蠍”，所以在處理武大遺體問題上，處處提防他一手。而奸猾刁鑽的王婆呢，更是手段毒辣，她善與察言觀色，善於推測人們的心理，為了追求小利，不惜害人害已，連西門慶都被她算究，潘金蓮就更不是她的對手了。他們正是利用潘金蓮利於誘惑的弱點，使之成為罪人。從根本上來講，武大之死，並不是死於潘金蓮之手，而是死於西門慶﹑王婆這班邪惡勢力的迫害，真正的害人者﹑殺人者是他們，而不是潘金蓮。潘金蓮的性命也是被他們斷送的。從這個角度上看，潘金蓮的墜落﹑殺人﹑被殺，既應受鞭撻，又值得同情；既是罪人，又是可憐的人。

　　《水滸》的作者為什麽一定要把一個出身下層的潘金蓮寫得一步步往死路上走呢？我想原因有兩個：一是情節發展的需要，是為了武鬆殺嫂犯罪上梁山作準備；二是作者腐朽的封建觀念在作怪。《水滸》作者們對婦女是輕視的，他們把婦女當作“禍害水”，不少英雄犯罪都因婦女而起。“不近女色”被當作是梁山好漢的美德。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有幾個有老婆，大多是單身一人。宋江雖說討了閻婆惜為“外宅”，但“隻愛學槍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在清風山聽說矮腳虎王英搶了一個婦女到山後房裏，便對燕順等說：“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公開借宋江之口宣傳“禁欲主義”。在作者的筆下，婦女都是有毛病的：梁山上的三女將，不是溫順過頭，就是醜化過分，不是外貌醜陋，就是性格凶殘，其他婦女，如林衝娘子張氏，作者雖熱情讚頌，又“節女貞婦”味重。潘金蓮﹑潘巧雲等等弱女子，試想衝破封建禮教的彌天羅網，向往美滿幸福的愛情，作者又把她們寫成“淫婦”而後至於死地，不得好終。特別是潘巧雲隻因得罪了石秀，最後硬是被石秀慫恿楊雄割腹碎屍，殘忍以極。潘金蓮最後也是被割胸斷頭而慘死。這一切說明：《水滸》作者的世界觀，表現在婦女問題上是落後的封建的，是根據男尊女卑﹑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來處理的。潘金蓮為人所否定，也正是《水滸》作者定下的基調。


七：武鬆性格試議

提起武鬆，人們往往喜歡舉出他景陽崗打虎﹑鬥殺西門慶﹑醉打蔣門神﹑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精采的故事，來謳歌這位剛強﹑勇武﹑堅決﹑無畏﹑受人敬仰的英雄，也正是這些故事，使武鬆成為人民群眾最為熟悉和喜愛的人物，成為民間傳說中勇敢和力量的化身。但是，人們很少思索過，恰恰就是這些精彩故事的本身，又暴露了武鬆性格中的弱點。本文擬就武鬆性格中的弱點作些有益的探索。

　　從武大買炊餅可知，武鬆大概出身於城市貧民，略有文化，並無職業，是一個憑一身本事飄泊江湖的無業遊民。也正因此，既有江湖俠士的“義氣”：秉性剛烈、機智沉著、好打不平；有有城市貧民的“惡習”：個人意識強、私人恩怨觀念重、又甘當順民。武鬆的生活道路、性格的轉變，是以上二龍山落草為寇為分界線的。上二龍山落草之前，雖然演出了景陽崗打虎、鬥殺西門慶﹑醉打蔣門神﹑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等一幕幕英雄讚歌，但仍然掩蓋不了他那城市貧民的惡習，而這些惡習又支配著整個前期的性格。景陽崗打虎為民除了一大害，可說是俠士行為的反映。但這並不是主動的為民除害，而是因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和怕“我回去時須吃他恥笑不是好漢”所驅使。打虎之後，頗的陽穀知縣的賞識，縣太爺有心抬舉他，提出：“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穀縣隻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個都頭，如何？”武鬆麵對這突如其來的恩賜，受寵若驚，毫不思索，忙跪謝說：“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身受賜。”這一跪一謝，就反映出這位英雄也存在著與宋江一樣的“蔭子封妻，光宗耀祖”的封建正統思想。做了步兵都頭，他結束了寄人籬下，受人冷遇的生活，為此心裏也很得意：“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到來了陽穀縣都頭。”行動上，他以知恩報恩的態度，忠心耿耿地統治階級效勞，因此“上官見愛，鄉裏聞名” • 可見他已成了封建衙門的有力的一員，也正因此，當知縣讓他把一擔刮地皮得來的贓物送往東京時，他也滿口應承，一心一意﹑誠誠懇懇去完成。

　　他從東京歸來後，發現其兄武大郎已死，他從潘金蓮的答話中理出了調查的線索，於是順藤摸瓜，從何九叔那裏取得了物證，從鄆哥口裏問明了奸情，得知武大郎確係惡霸西門慶和潘金蓮所害。按照他那嫉惡如仇的俠士性格，這殺兄之仇豈能慢慢來。但他卻一反常態，循規蹈矩地按照封建法律辦事。他滿以為人證物證俱在，自己又得縣太爺賞識，到縣裏告狀，一定可以伸冤雪恨。誰知縣官及衙役們都接受了西門慶的賄賂，狼狽為奸，告狀不準，反要他休聽外人挑撥，“不可一時造次”，還斥責武鬆“不省得法度，”說什麽“但凡人命之事，需要屍﹑傷﹑病﹑物﹑蹤五件事全，方可推問得。”這明明是貪官汙吏貪贓枉法，可是武鬆還認識不清。既然官府不問，他就想憑借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辦法來為哥哥複仇，借此來獲得封建官府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他殺死了潘金蓮及西門慶，居然提著兩顆人頭到衙門投案自首。這投案自首的行動，一方麵反映了他敢作敢為，不願連累他人的“俠士”性格，同時也表現出他遵循封建道德，尊重封建法律秩序，又甘當順民的性格。最後他被脊杖四十，刺配孟州，他還認為“與哥哥報仇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對官府與豪強勾結毫無抱怨之意。

　　刺配孟州之後，牢中的十多個囚犯出於好心，向他訴說了管營﹑差拔們的狠毒，他們對發配來的囚犯，如無人情相送，稍有不遜，便拉進土牢裏用“盆吊”﹑“土布袋”等辦法害人致死，自己又親眼目睹一批囚犯，六月炎天在日頭裏擔水﹑劈柴﹑做雜工受罰之事。身為都頭的武鬆對管營﹑差拔們都是些殘忍的酷吏，應是知道的。為了酬報施恩父子免打一百殺威棒及優禮款待之恩，他那知恩必報的所謂江湖義氣又在做崇。他看人不分階級，視事不究是非，被施恩父子利用，還樂意充當他們的打手，深怕施恩父子信不過，又以舉天王堂前石墩來賣弄自己的武藝。當施恩裝模作樣，好像有口難言時，武鬆反而迫不及待訓斥施恩，又是賭咒發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等兒女相！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武鬆也替你去幹！若是有些諂佞的，非為人也！”就是這樣，施恩父子還不放心，最後以與武鬆結拜兄弟，徹底完成了對武鬆的收買。而武鬆麵對施恩父子對他的吹捧已昏昏然，與施恩結拜兄弟，更使他喜歡得大醉而回。報恩！報恩！武鬆再也按納不住這種想法了，“巴不得天明”就去打蔣門神。終於為施恩父子奪回了快活林，幫施恩父子重霸了孟州道。為此武鬆也很得意，還說自己“從來隻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其實這不明道德的人，蔣門神雖是，施恩父子亦不例外。蔣門神與施恩父子之間的鬥爭實質上是強豪與酷吏間的鬥爭，他們是一路貨色，武鬆並未認識這一點。如果蔣門神也能像施恩父子那樣待武鬆，武鬆未必會打蔣門神了。武鬆敢打“倚勢豪強”的蔣門神，有一定的俠士氣概，但他那被人利用，充當打手反不覺悟，引以自豪，也實在可悲。打了蔣門神，也正是暴露了武鬆的弱點：武鬆這樣的人，在橫暴無理的惡勢力麵前，不愧是敢於兩助插刀﹑不胃生死的英雄；但在花言巧語，優待﹑讚許和抬舉之時，他那個人恩怨﹑甘當順民的飄飄然情緒，往往使他上當受騙，被人利用，充當 子手們的幫凶。蔣門神被打了，但是這場鬥爭並未結束。蔣門神的後台張團練不出麵，張都監卻出馬請武鬆。初次見麵，又是誇武鬆“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又是要武鬆“做親隨貼已人”，又是與武鬆“徹裏徹外做秋衣”。張都監的這些小恩小惠，又蒙住了武鬆的眼睛。武鬆的官癮又上來了，報恩思想又發作了。自從跟隨了張都監，他是“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可見，為了死心塌地為張都監效力，他連朋友都不顧了。中秋節張都監家“鬧賊，我如何不去救獲。”因此，提起哨棒獻忠心，結果中計被擒，直到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後，他才知道自己又上當了。

　　有人說“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是武鬆性格的飛躍，真正表現了他對封建統治階級的仇恨，以及對封建道德和封建法律的蔑視。我認為，“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與殺嫂﹑鬥殺西門慶的性質相同，完全是為了複仇。正如他逃出孟州所言：“這口鳥氣，今日方才出得鬆 ”，是他“從來隻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的俠義行為的反映。如果沒有這一點，他就不能成為受人喜愛的英雄。在鴛鴦樓白粉牆上， 血寫下“殺人者大虎武鬆也”八個字，與鬥殺西門慶後投案自首一樣，反映了他那敢作敢為，不願連累他人的品格，不同的是，他不再投案自首了。他很清楚知道，這意味著自取滅亡，於是隻好亡命江湖。後來在張青的勸導下，他已決心投奔二龍山落草，似乎他已經清醒，有了對封建統治階級的自覺的仇恨，可是在孔家莊遇見宋江後，宋江要他同投清風寨花榮時，卻是武鬆在《水滸》裏第一個提出“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這又作何解釋呢？武鬆此時還有心歸順朝廷，可見其並未覺悟，對封建統治者還寄予幻想，還想當順民罷了。


八：武鬆的哨棒

“武鬆打虎”的故事，在我們中國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事情，凡讀過《水滸》的人無不為之擊節叫好，，好在哪裏呢？讀者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打虎的過程中，為之擔心、為之捏汗、為之叫絕、為之歡呼。但作者對武鬆所拿的防身武器 --- 哨棒的藝術處理卻未引起大多數讀者的注意。武鬆的哨棒在《水滸》“景陽岡武鬆打虎”一回書裏，是作者著力描寫的一件兵器。短短的一回書，作者不但反反複複十八次點到了這根棒，還寫了不同的拿棒動作，如出發時是“拴了哨棒”，行走時是“提了哨棒”、“拿了哨棒”，坐下來是“倚了哨棒”，特別是“三碗不過岡”酒店喝下了十八碗酒後，武鬆是“綽了哨棒”立起身就走，是“橫拖著哨棒”上崗來，酒湧上來時是“將哨棒綰在肋下”，酒發作時是“一隻手提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踉踉蹌蹌”，直奔樹林，一個似醉非醉的好漢形象出現在讀者眼裏。一條哨棒，這麽多拿法，既顯示了作者用字功力，也讓讀者從不同拿棒姿勢來品味武鬆的英雄形象。

　　這回書題是“景陽岡武鬆打虎”，作者這樣讓哨棒反複出現，一時一刻都沒有忘記這根棒，就給讀者造成了一種錯覺，以為武鬆是靠這根棒來打猛虎的。結果在景陽岡遇虎，當吊睛白額猛虎撲來，要讓這條棒發揮作用時，慌忙之中，又將棒打在枯樹上，虎未打著，棒反折斷。作者反複寫棒，至此看來多餘，其實不然。十八次寫棒，各有妙用，產生三種不同的藝術效果。前十三次寫棒，正視為了突出這根棒，要讀者注意這根棒。特別是上了景陽岡，看到官府榜文，武鬆這根棒還拿在手中，武鬆有了打虎的武器，讀者就更為放心。遇虎時“拿棒在手”，“掄棒打虎”，“棒折兩截”，三次寫棒，正好是使有用之棒變無用之棒，使讀者的放心轉變成瞠目、禁口、為之擔心。最後兩次寫棒是在打死猛虎之後，這是棒的餘波，讀者又由擔心轉為寬心。綜觀打虎的全過程，這根哨棒一折、一丟、一拾三個動作，使文章產生了騰挪跌宕，婉轉曲折的藝術效果。這一折、一丟正顯出武鬆徒手打虎的異樣神威來，武鬆在江湖上也由此聞名，使人折服。

　　有人可能會說武鬆徒手打虎，的確英雄。武鬆這條好漢，使用的棒為何一打就折呢？原因有二：

　　一是如書上所雲：武鬆見虎撲來，盡平生氣力，將棒從半空中劈下來，打急了，打在枯樹上折斷，說明當時心慌，這也是事實，武鬆是人不是神，麵對這來勢洶洶的猛虎，他不可能沒有慌張之情，武鬆見到猛虎，首先是驚叫一聲，“酒都作冷汗出了”，一會“閃在大蟲背後”，接著“躲在一邊”、“閃在一邊”。這“閃”、“躲”正是武鬆驚慌時毫無對策的表現，手中之哨棒也完全變成了擺設，好不容易抓住機會“雙手輪起哨棒，盡平生氣力，隻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結果是顧虎不顧樹，打折棒也在理。

　　二是哨棒打虎根本就無濟於事。哨棒顧名思義，一頭實心，一頭空心，可以吹出聲音。一可用來挑小包袱，二可使當拐杖，三是吹出聲音驚嚇豺狼。這麽根空心棒，碰著枯樹，那樹連枝帶葉都打落，這棒別說是一頭空的，就是全是實心的，也難有不斷之理。這根棒斷也有斷的好處，不斷它也打不死老虎，即使用哨棒打死了老虎，也顯不出武鬆的英雄本色。武鬆之所以英雄了得，傳誦千古，正是因為他不借用任何武器，憑赤手空拳打死一隻吊睛白額猛虎，“哨棒折了，方顯出徒手打虎異樣神威來”（金聖歎語）。


九：武大、燒餅又其他

寫罷了強者武鬆，也該寫寫弱者武大了。這兄弟兩雖是一母所生，差別也太大了。“武鬆身長八尺、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如何打的那個猛虎？”而“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麵目醜陋，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的短矮，起他一個渾名，叫做‘三寸丁穀樹皮’。”武鬆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發男子漢，赤手空拳就打死猛虎，為報仇敢殺西門慶、蔣門神、張都監全家，殺後居然敢寫下“殺人者打虎武鬆也”八個血字，堂堂正正，敢做敢為的好漢。而武大呢，是個本分、隱忍、懦弱的人。連潘金蓮都說他“忒善人，被人欺負。”不是嗎？某大戶把潘金蓮白白的送給了他，這本是對潘金蓮的懲罰，卻給了武大郎招來“橫禍”。就因為這老婆有幾分姿色，一些好色之徒常來打擾，逼的他在清河縣無法安身，隻得“逃”到鄆城來避一避，希望能過比較安安靜靜的日子。誰知到鄆城，也難逃色網。就是捉奸被西門慶踢成重傷，在求生不生，求死不死的情況下，說他是可憐兮兮地吩咐，不如說是苦苦乞求更為準確：“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幹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伏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這話顯得他多麽厚道、老實、又多麽窩囊，忍讓，屈辱到如此田地，最後還是被害死。由此足見，在弱食強食的社會裏，光靠老實、安分是不能守己的，是難以活命的。武大郎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就是這麽一個可憐的人，死了人們還不知其名，《水滸傳》中其死後靈牌上也隻寫“亡夫武大郎之位”幾字，真是可悲。

　　武大郎的故事集中在《水滸傳》第二十四回至第二十六回裏。這三回書裏寫了他遇弟、捉奸、被害三件事。叫什麽名字，書中從未交代。武大郎有沒有名字呢？有。電視連續劇《武鬆》裏，他死後的靈牌上就寫著叫“武植”，可惜僅短短的一個鏡頭，又一晃而過，未能引起觀眾注意。武植這個名字從何而來呢？他來處有二：一是我國另一部古典小說《金瓶梅》，書中就明與他叫“武植”，另一來自武大的故鄉，河北清河縣。手中正好有一張一九八九年十一期《湖北青年》的剪報，說了武大的身世。雖然離譜，不妙照抄一段，以娛讀者。剪報上雲：大郎武植係清河縣武家那村人。據傳，他自幼崇文尚武，人力超群，因而，少年得誌中了進士，在山東陽穀做了知縣。曾資助過武大郎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懷才不遇，家境日漸貧寒。於是，千裏迢迢來投武大郎欲謀一官半職，擺脫困境。開始，他受到盛情款待，可過了半年也沒聽其提及做官之事，他便認為“武大郎真乃忘恩負義之輩，”一氣之下，不辭而別。在回家路上，他編寫了許多謾罵諷刺武大郎的小故事、歇後語，見村貼村，逢店貼店，於是乎，沿途傳遍了有關武大郎的粗俗之詞。誰知，待他回到家中，武大郎早已托人送來了銀錢，幫他修房蓋屋，置買良田。這時，他才發現武大郎決非知恩不報，而是不搞以權謀私。他發瘋似地返回原路去撕自己貼的紙條。但是，悔之晚矣。這些東西就象潑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來。加上一些文人墨客借題發揮，因而一傳再傳。這畢竟是傳話，不足為據。武大名武植可供參考。

　　在《水滸傳》中武大郎是個賣炊餅的。炊餅如何做，書中沒有交待，但從武鬆出差前對哥哥的叮囑，我們可知一二，哥哥“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為始！隻做五扇籠出去賣。”這炊餅是用籠屜蒸出來的，所以又叫“蒸餅”、“籠餅”。餅乃古代麵食的通稱，炊餅既是蒸製而成的麵食，就可能是類似今日的饅頭、發糕之類食品。據宋人顧文薦《負喧雜錄》中考證：炊餅因蒸製而成，宋叫蒸餅，即今之饅頭。到宋仁宗時，因宋仁宗叫趙禎，這“禎”與“蒸”諧音，為了避諱，宋人就把“蒸餅”改叫“炊餅”了。


十：王婆的“茶”

王婆是潘金蓮的鄰居，鄆城縣一家小茶鋪的老板婆。她的為人《水滸傳》中交代的很清楚，完全是一個反麵角色，是一個卑劣、醜陋、凶殘的三姑六婆形象。她憑著她所經營的職業所積累的“豐富經濟”，善於觀察，揣測人們的心理狀態，以茶為武器，去挑逗、引誘、擊中對手，使之服服帖貼掉入自己的陷阱。

　　王婆賣茶集中在“王婆貪賄說風情”一回書裏。潘金蓮放簾不慎，無意打中過路的西門慶。西門慶一見潘金蓮便垂涎三尺，兩日內五次踅入王婆茶坊“喝茶”。王婆針對西門慶五次進門“喝茶”的心理，運用各種不同的茶招待，既介紹了各種茶湯的特點，又巧妙地扣住了對方的心理。這五次“喝茶”，使王婆這個奸詐狡猾、可惡可殺的虔婆形象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讀者麵前。

　　第一次進王婆茶鋪，西門慶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潘金蓮是誰家妻小。而王婆是說了一大堆瘋話：說潘金蓮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武大官的妻”等等，故意賣關子，吊足了胃口，促使西門慶心急如火，最後才亮出潘金蓮是武大郎之妻，讓西門慶叫苦不迭。過了兩個時辰，西門慶第二次走進王婆茶鋪，此時王婆端出一碗梅湯給西門慶喝，裔意在點破西門慶醋意倍增的心理。又借“梅”與“媒”的諧音進行挑逗、表白。“西門慶慢慢地吃了”。這“慢慢地”三字正寫出西門慶在品茶品話。梅湯，既是在茶裏放入幾粒烏梅煎製而成。烏梅性平、味酸，有生津、解煩渴之功能。西門慶此時因色而煩，因欲而渴，喝此茶正是猜中心事，對症下藥了，故慢慢地喝著，漸漸地入套，提出要王婆為己做媒之事。

　　西門慶第三次入茶鋪，是在天黑點燈之時，離第二次僅個把時辰之隔，色欲之切可見。王婆了解他的來意，剛坐下，王婆主動遞上了一碗和合湯。這是甜茶，如何配製已經不得而知，有開胃舒心之功效。和合，是古代神話中象征夫妻相愛之神名，常畫二人，蓬頭笑麵，一持荷花，捧園盆，取和諧和好之意。此時王婆針對西門慶請她做媒之事，讓他喝“和合湯”，是讓西門慶放心、寬心，暗示此媒一定成功。

　　第二天一早，西門慶第四次上門，王婆一句：“這個刷子踅得緊！你看我著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隻叫他舔不著。那廝會討縣裏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裏納些敗缺！”道出了王婆的計劃：抓住西門慶求色之切，慢慢整治他，達到自己貪賄的目的。西門慶此來，王婆故作冷淡，置西門慶於欲罷不能、欲進無門的境地。待西門慶叫茶，王婆“便濃濃的點兩盞薑茶”遞給他喝。薑茶，即在茶中放入幾片生薑，至今江南農村此習俗尚存。生薑能發表散寒。此時讓西門慶喝此茶，一是點出時令，一早喝薑茶可破曉寒，二是以生薑性辛溫，溫中祛寒，回陽通脈的特點，激將西門慶。有煽惑、使之祛怯之意。暗示要西門慶乘熱打鐵，一鼓作氣。

　　西門慶喝完薑茶離開茶鋪後，一直在潘金蓮門前轉悠。這種色欲如饑似渴之狀，急不可耐之情，又被王婆盡受眼底。當西門慶第五次進茶鋪，王婆以一句“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點破西門慶之色渴，以吃個“寬煎葉兒茶”的茶名，暗示自己已經是胸有成竹，來寬西門慶之心。西門慶很快聽出王婆的弦外之音，一拍即合，狼狽為奸，導演了一出傷天害理的醜劇。

　　有人說，《水滸傳》善於寫酒而不善於寫茶，並舉了大量的例子，說《水滸傳》裏處處可見酒店酒樓、碎酒、因酒生事的描寫也特別多，而寫茶的地方僅三四處。就數量而言，此話隻有一半對的。不對的另一半是，盡管《水滸傳》寫茶的地方少，但並不代表作者不善於寫茶。就拿“王婆貪賄說風情”這一回書看，不但是善於寫茶，而且寫的精彩無比，這小小的幾杯茶，我們不難看出西門慶好色，更不難看出王婆之陰毒，作者正是通過這茶展開故事、表現人物性格的，真是一箭雙雕。再者，《水滸傳》是寫男人的書，這些男人大多為英雄豪傑，這茶哪能壯英雄膽？顯然，隻有酒方能更好地顯出英雄豪氣。這大概就是寫酒的地方特多，而寫茶的章節很少的原因吧。


十一：何九叔的“精”

何九叔在《水滸》裏是個小人物，寫他的地方不多，集中在“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及“偷骨殖何九送喪 供人頭武二設祭”這兩回書裏，寫到他的文字不上二千字，淡淡幾筆，但性格鮮明突出，形象真實可信。

　　何九叔的職業是團頭，專門處理地方上殮屍安葬之類的事情。他的出場是去為武大郎驗屍，途中碰到西門慶之時，何九叔先是“心中疑忌”，但是很快做出了較為準確的判斷：“今日這杯酒必有蹺蹊。”果然不出所料，這酒喝不到半個時辰，西門慶摸出了十兩銀子，莫名其妙要何九叔收下，而且言語中軟硬兼施，這就使何九叔更加警覺，越發穩重從事。對於這十兩銀子，起初他不肯受，因“無半點效力之處”，待西門慶說出所求，他又不敢不受，因他“自來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與西門慶的小交鋒，何九叔的精明、警覺、穩重、圓滑、正直、膽小的性格就得到了初步揭示。而且又使人可信。因為何九叔的職業決定了他的性格。他接觸社會各階層，工作中會遇到各種各樣複雜的情況和矛盾，為了適應這個職業特點，他必然要磨練出符合這職業特點的性格特征，不然他就難立足，難以在這複雜的社會中生存。故此與西門慶接觸後，他就帶著“這件事必定有蹺蹊”的疑竇去驗屍。作品中雖未寫出他去驗屍途中的心理活動，但是他的辦法早已盤算妥當。你看當他看見“穿著些素淡衣裳，從裏麵假哭出來”的潘金蓮時，他馬上得知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曆”。當他“揭起千秋幡，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犯著兩點神水眼，定睛看時”，很快就辨明了武大郎的死因，於是“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但見指甲青，唇口紫，麵皮黃，眼無光。”你看他裝的有多象，連妻子也被瞞過而痛哭不已。這一切不難看出，對事態發展的處理，何九叔早已成竹在胸，故此在一瞬間表演得如此逼真。這段描寫也明白地揭示出何九叔的職業性格特征。

　　何九叔的為人、性格特征發展至此，應該說是一目了然了，但是作者並未綴筆，作者在完成了語言、行動上對他的刻劃之後，又揭示了其複雜的內心，對其性格又做了極大的豐富，這就是他 被抬回家對妻子的一席話：“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人，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到那裏揭起千秋幡看時，見武大麵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卻怕他沒人作主，惡了西門慶，卻不是去撩蜂剔蠍？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個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這番話正是其驗屍時假裝中惡的思想表露。這裏有正確的判斷：武大郎是被淫婦、奸夫合謀所害；這裏有對西門慶、武鬆的懼怕；這裏有對事態發展、累及自己的痛苦；這裏還有對如何處理下一步工作一籌莫展的煩惱、怯懦。所以，當他妻子獻出骨殖、保留贓銀之計時，他轉愁為喜，道出“ 家有賢妻，見得極明！”的讚語。舉火燒化時，他按照妻子之計，偷了骨殖，寫下年、月、日、送葬人姓名，和銀子包在一起，做一布袋裝著。這又反映出他的精明、圓滑，必要時，這些可以作為他應急時開脫自己的“老大證見”。

　　事態的發展與何九叔的預料一樣，武鬆一回來，事情就發作了：一日清晨，武鬆找上門來，一聽吆喝，“嚇得手忙腳亂，頭巾也戴不迭”，這反映出何九叔對武鬆這個“殺人不眨眼的男子”駕到的懼怕，他又“ 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這又反映了其早有對策、精明強幹。喝酒時，“武鬆更不開口，且隻顧吃酒。何九叔見他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卻把些話來撩他。武鬆也不開言，並不把話來提起。”這種場麵，一個是氣勢逼人、殺氣騰騰，另一個則是提心吊膽、心懷鬼胎。雖然作者的著墨不多，但是兩人複雜、激烈的內心活動卻已躍然紙上。待武鬆揭起衣裳，颼的掣出把尖刀來插在桌子上，指著何九叔質問時，何九叔先是“麵色青黃，不敢吐氣”，但等到武鬆把話說完後，他反而鎮定自若，何九叔說到：

　　“小人並然不知前後因地。忽於正月二十二日，在家，隻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吃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個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吃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幡，隻見七竅內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隻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敢聲張，自咬破舌尖，隻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隻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並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著年月日時並送喪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

　　何九叔敘述了驗屍的前後原委、武大身死的鑒定。一段話有分析、有看法、有證據、有表白，句句都是真情，字字間又暗示了自己的難處。當武鬆問奸夫是何人時，他明知卻不敢說出，但是又怕武鬆的追逼，反而引出了鄆哥和武大捉奸之事。待找到鄆哥，鄆哥自告奮勇表示“便到官府，我也隻是這般說！”時，何九叔又怕到官府去作證，提出“小人告退”的請求，打算一走了之。

　　如果說“受賄”、“中惡”，主要表現何九叔性格中的精明、警覺、圓滑的話，那麽與武鬆的接觸，更多的則是他的膽小怕事，明哲保身。為了適應環境，保存自己，他是見風使舵，處處周旋，這是他的職業特點決定的。作者在塑造這個人物時，處處緊扣其職業特征來寫，使得何九叔這個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實可信。


十二：唐牛兒和鄆哥

一部作品就好比是一盤菜，主要人物就好比是這盤菜中之主料，那次要人物就好比是這盤菜中之輔料或調料。次要人物是為主要人物服務的。要抄出一盤可口的好菜，主料齊備了，沒有這輔料或調料，廚師手藝再高，這“巧姐也難為無米之炊”，也難炒出這盤好菜來。同樣，沒有這次要角色，主要人物的性格無從表現，次要人物寫不好，主要人物性格也展示不好，沒有次要人物，主要人物的故事結構，性格發展就脫節，就難完成。這唐牛兒和鄆哥就是這樣兩個次要人物。

　　 唐牛兒和鄆哥是《水滸傳》僅有的兩個少年形象，他倆年齡相仿：年方十五六歲。職位相同，都是小商販：一個賣糟醃，一個賣果品。兩人又各有一個靠山：唐牛兒常常得宋江資助，“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的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而鄆哥，“時常得西門慶齎發他些盤纏”，常“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兩個性格又有兩點相似：乖巧、油滑。兩人在《水滸傳》裏所遇之事也大致相同，然而兩人因經濟負擔，社會閱曆有別，性格上也有明顯的差異。

　　 唐牛兒孤單一人，無牽無掛、又無人管束，“隻是幫閑”，也正因此沾染了一些壞習氣，如賭博。而鄆哥家有老爹，他賣果品謀生是為了養家糊口，頗有孝心。兩人都因尋靠山挨了打。唐牛兒明知宋江的“外宅”閻婆惜偷人養漢，雖說他對閻婆惜這行為大為不滿，但並不願揭發。就是挨了閻婆的打，他恨的咬牙切齒，發誓“我不結果了你，不姓唐”也僅是吹吹牛、說說大話而已。就是在這種氣憤情況下，他既不打算去捉奸報仇，也不向宋江告發。最後宋江殺閻婆惜被閻婆在縣衙門前揪住不得脫身，唐牛兒見此情景，想起自己被閻婆扭打的“一肚子鳥氣”，才衝過去，“把婆子手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由，叉開五指、去閻婆臉上隻一掌，打個滿天星，那婆子昏撒了，隻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鬧裏一直去了。”唐牛兒此時並不是有心救宋江，完全是報閻婆惜打他之私仇。不信，以上有言為記：當閻婆抓住他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卻打奪去了”。他這才慌了，忙說：“我哪裏得知！”如果唐牛兒當時知道宋江殺人，宋江雖是他的“孤老”，我想他也決不敢插手打閻婆，放走凶手。這就是唐牛兒在這複雜的社會裏養成的“尖刁促狹”的幫閑性格。在這一回書中，平日裏宋江是他的“孤老”，關鍵時刻他卻成了宋江的“救星”。他之所以無意救宋江是因為他賭博輸了錢，想找宋江要幾個子兒，解決“喉急”。這閻婆不但斷了他的財路，反把他打了。有了這個前因，才出現後麵打閻婆，讓宋江逃脫的後果。沒有這個因果，這一出戲就難演了。

　　鄆哥則不然。他尋找西門慶是為了“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為達到這個目的，他雖象唐牛兒一樣，與王婆油嘴滑舌地糾纏，但是挨了王婆打後，他不是象唐牛兒那樣說大話，吹牛皮，說什麽要結果閻婆之類的話，而是下決心揭發王婆這“做牽頭的老狗”。他說到做到，在街上尋找武大，用言語奚落、激將武大，然後又出計與武大一同去捉奸。鄆哥的這個舉動雖與唐牛兒一樣，“也不為武大，也不為西門慶，隻是要出王婆這口氣”，報“一頭大栗暴鑿”之仇，完全是夾雜著個人意氣的得失計較。但比唐牛兒潑辣、果斷、敢為。當武鬆找上門來，他“也瞧了八分”。他知道這個忙是一定要幫的，於是，提出了一個條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卻難相伴你們吃官司耍。”這真是大實話。如武鬆所言：“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當武鬆拿出銀子給他安家，解決了他的後顧之憂時，他顧不得個人的安危得失，又不象唐牛兒那樣不問是非，也不考慮西門慶往日的小恩小惠，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如實地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奸情，最後還勇敢地為武鬆作證。鄆哥雖有鑽營、油滑、撒潑等小市民習氣，但還是能辯是非、分曲折、愛憎分明，堅持正義的美德。更可貴的是不為小恩小惠所惑而顛倒黑白、好歹不分。這點，不但唐牛兒無法比擬，恐怕連人們喜歡、歌頌的好漢武鬆也望塵莫及。鄆哥這個次要人物的設置，正像一根針一樣，串起了激將、捉奸、作證及以後武鬆告官、殺人等情節，同時又展示出“雖年紀幼小”，還敢仗義執言這個小人物的品質。沒有他這個“輔料或調料”，武鬆要炒的這盤大菜也就索然無味了。


十三：他就是會施恩

金眼彪施恩的名字取得好，不但有名有姓，而且有性格。他性格中最大的特點就是會施恩，用施展恩惠來籠絡人心。《水滸》裏對他的描寫，主要集中在對待武鬆的態度上，不妨看看他是如何使用手段拉攏武鬆，使武鬆上當受騙、為其賣命的。

　　施恩與武鬆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階層的人，武鬆出身城市貧民，而施恩出身酷吏之家。其父為孟州牢城管營，也是一個作惡多端、心黑手辣的家夥。新來的犯人，如若沒有人情相送，稍有不遜，就用“盆吊”、“土布袋”等辦法加以殺害。施恩能獨霸快活林，無非是借助其老子的淫威。如今快活林這塊“每朝每日，都有閑錢；月終也有二三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的寶地被蔣門神奪去，他豈肯甘休。論武藝，他不是蔣門神的對手；論後台，其父是蔣門神主子的部下，故此施恩千方百計要物色一個對象為自己報仇。景陽崗打虎英雄的到來，他當然不舍得放過。點視廳上，隻憑幾句耳語，武鬆就免打了一百殺威棒。緊接著他就展開了他的施恩手段：先是叫家人送點心、送水給武都頭；當晚又為武鬆掛起了紗帳，鋪上了藤簟，放了涼枕；第二天一早，又請武鬆搬進了“幹幹淨淨的床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的單人房來。這那裏是犯人，簡直是客人，夥食也由頭日的“一大鏇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改為“一注子酒、四般果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卷兒。”武鬆也由昨日自己動手吃，改為來人“把熟雞來撕了，將注子裏好酒篩下請都頭吃。”招待逐步升級，武鬆地位也逐日提高，可見施恩用心良苦。每日如此，施恩手段高就高在自己還不露麵，又不動聲色，打發手下人禮待武鬆，以便察言觀色，伺機行動，使武鬆自己也坐不住，自動上鉤。而武鬆又是個不分階級、不究是非、肯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江湖好漢。當他知道厚待自己者，乃點視廳上救了自己免吃殺威棒的施恩時，感激萬分，以不見施恩就不吃飯相威脅。施恩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出場，又以禮賢下士之態，看見武鬆便拜，武鬆更覺得“寢食不安”，又聽了施恩幾句奉承之語，武鬆更飄飄然。幾句對話，施恩了解到武鬆是個急性人，又喜歡托大、出風頭，便用上了表麵是關心、安慰，實際是激將之法，環環相接，迫使武鬆自願上鉤，願為之報仇。武鬆是否能贏蔣門神，施恩不摸底。武鬆又怕施恩信不過自己的武藝，以舉天王堂前大石墩來賣弄自己的武藝，這就完成了施恩對武鬆的初次試探：武鬆是可用之人。武鬆是否願為自己出力？施恩又進行了第二次試探，先是故作扭怩之態，表示自己有難言之隱，當武鬆又是發誓，又是賭咒，表示自己“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武鬆也替你去幹”時，施恩還是不放心，又以蔣門神“三年上泰嶽爭交，不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為由，提出要“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廝不在家時，卻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吃他做了手腳，卻是不好”來刺激武鬆，武鬆生性好打天下硬漢，又喜歡逞能，哪容得施恩如此長別人的誌氣，滅自己的威風之言，提出馬上去打蔣門神。也就是在這個當口，老官營露麵了，一句“老漢聽你多時也”，道出父子倆沆瀣一氣。他們父子使盡手腕，為了使武鬆死心塌地為自己賣命，他們不顧武鬆是囚犯，自己是官營之家的身份，讓施恩和武鬆結為兄弟。父子倆一唱一和，使武鬆自願充當打手，為他們打蔣門神，奪回快活林，重霸孟州道。

　　當然，施恩這個人物也有不少長處：如武鬆被捕入死牢後，施恩知道保住武鬆，就等於保住自己，因此三番五次冒死探牢，花錢賄賂，挽救武鬆，也盡了做兄弟的義務，這裏就不多講了。


十四：一舉見三人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是《水滸傳》中極為精彩的章回之一。這回書可由“解囊相助”及“拳打鎮關西”兩部分組成。“解囊”是因，“拳打”是果，“解囊”是“拳打”的前奏，“拳打”是高潮，是“解囊”的必然結果。過去，人們對“拳打”這部分津津樂道，對“解囊相助”這部分卻較為忽視。其實，這部分文字寫的也很不錯，作者以匠心獨運的細節刻畫，活脫脫寫出了魯達、史進、李忠三人鮮明的個性。

　　古人雲：“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魯達與史進最初是不相識的，初次見麵通了姓名後，高興的了不得，不由分說便“上街去吃杯酒”，相互“較量些槍法”，說到興頭上，談話被外邊的哭聲所擾亂。別人毫無反應，魯達卻氣的拋碗擲碟，這表明其性情急躁。魯達的性情急躁和李逵又不一樣。李逵在江州琵琶亭與宋江等人喝酒交談時，也是被賣唱女打斷，李逵是跳起身來用指頭一點就把那女人點暈在地，粗魯野蠻之極，而魯達卻不然，當店小二說明賣唱女人“自苦了啼哭”時，別人無動於衷，魯達卻道“你與我喚得他來。”想了解其中的原因，這說明其好管閑事，關心他人。當金氏父女悲切地控訴鎮關西橫行霸道時，別人又是毫無怒色，魯達卻是喊著要去打死那個“醃臢潑才”。這表明其嫉惡如仇的性格。都是好漢，史進、李忠為何一言不發呢？其中也是各有各的苦衷。史進雖說年少任性，血氣方剛，好打不平，但此時，他已是勾結“強盜”、燒莊抗捕的逃犯，出頭露臉多有不便。而李忠是個跑江湖的賣藝人，見多識廣，熟知人情世故，加之本領又很低下、身居異地，既有當地的提轄魯達出麵，自己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魯達雖是個粗人、急性子，但是遇事他又是粗中有細、莽而不笨。當他聽完金氏父女受委屈的原由後，先是打聽金氏父女的住址，再是了解那“鎮關西鄭大官人”是何人。當聽說這所謂的“鄭大官人”即是狀元橋下殺豬的鄭屠時，更是怒火衝天，起身就要去打死那個“醃臢潑才”。史進、李忠再三勸阻，雖未馬上去動手，但他那“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的做法並未就此勸住。他立即做出了處置辦法。提出要金氏父女“明日便回東京去”，並從“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作金氏父女的盤纏。自己覺得五兩銀子太少，於是便開口向史進借錢，並聲明：“灑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灑家明日便送還你。” 史進道：“值甚麽，要哥哥還。”在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幹脆、大方。而李忠見此情景，裝憨不動，還要魯達第二次開口向他借，他才“摸”出二兩銀子。李忠此舉，魯達極為不滿，直率地指出他“也是個不爽利的人！”魯達嫌李忠錢少，最後將錢丟回李忠。這個“丟”字用的很傳神，準確有力地表現出魯達對李忠輕蔑鄙視的情態。難怪金聖歎讀到此時批道：“勝罵、勝打、勝殺、勝剮，真好魯達。”

　　“解囊”一節，魯達豪爽、仗義、愛打不平、急躁、愛憎分明的性格得到了充分體現。史進出身闊少，仗義疏財，此時雖身為逃犯，解囊相助義不容辭，性格也很突出。李忠出身低微，全靠自己四處奔波賣藝為生，幾個錢來之不易，故養成慳吝小氣的本性。一個“摸”字，表示其礙於魯達、史進的麵子不好拒絕之意。同樣是“摸”，但快慢不同、態度不同。魯達的“摸”動作快，是想盡其所有，而李忠的“摸”，有活畫出其吝嗇、磨磨蹭蹭、舍不得的複雜心態。著墨不多，但在頃刻之間其性格得到了很好的表露。


十五：“風雪山神廟”之山神廟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真是經典名篇，寫不盡，道不完。它寫了雪、寫了火、寫了刀、寫了槍、寫了山神廟等等自然景物及武器，“驟看之有如無物”，互不關聯，細讀讀，則是“拽之通體俱動。”這幾件景物及刀槍，無一不是緊緊相聯又密密互扣的，可謂是：雪有雪韻，火有火影、刀有刀蹤、槍有槍瀾，廟有廟用。

　　山神廟在“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中先後僅出現兩次：一次是林衝初到草料場，因天冷屋破無法禦寒，到小市井沽酒途中所見。當時並未進門，在大門口林衝便頂禮膜拜，求神明庇佑；第二次是沽酒歸來，發現草料場住房被雪壓塌，無處安身，隻得到山神廟過夜。後來發現草料場火起，隔門又聽得陸謙等人對話，怒衝霄漢，在山神廟前殺死三人，割下頭來，擺在山神廟供桌上，然後整裝雪夜上梁山。

　　別看山神廟在這回書中僅出現兩次，但對情節發展、塑造人物形象都必不可少。它不但構成了人物行動的契機，而且還是情節發展的線索和動因。從情節發展上看，山神廟的第一次出現，是為以後情節的發展作鋪墊、準備的。有了這個鋪墊，為林衝在草料場住房被雪壓塌後，有暫時棲身找到依托。否則，以後林衝搬進山神廟，就有所突兀。金聖歎在評點《水滸傳》看到此處時寫道：“妙絕、奇絕，先安此一筆。”這“妙”“奇”之“絕”處，我想正是我以上說的這個意思。山神廟是古代山邊道旁常見之建築，這建築在凡人眼中並不醒目，然而在這回書裏卻派上了大用場。山神廟後一次出現更為重要。有住房壓塌無處安身之因，就有暫住山神廟過夜之果；有風雪太大寒氣逼人之因，就有用石頭頂門避寒之果；有推門不開之因，就有立在屋簷下避雪觀火之果；有洋洋得意互相吹捧之因，就有自我暴露之果；有真相大白之因，就有破門殺人報仇之果。這樣山神廟的設置就與人物行動產生了一定的因果聯係，成為情節發展的線索，人物行動的動因。

　　山神廟的設置，還襯托了人物心理，表現了人物性格的變化。林衝第一次出現在山神廟前，第一個動作是頂禮膜拜，第一句話是求“神明庇佑，”第一個想法是改日來燒紙錢。此時林衝所祈求的是平平穩穩的當罪犯，是求神明幫他消災了禍，不願反抗求生。這個行動正說明林衝此時幻想逢凶化吉的精神狀態，也是他那安分守己性格的具體體現。第二次出現在山神廟前的林衝，是一個從血泊恨海中爆發出來的、堅定造反的英雄。你看他大喝一聲“潑賊哪裏去！”幹淨利落，錚錚有聲，氣勢嚇人。“殺人可恕，情理難容”八字寫盡了高俅、陸謙等人的全部卑鄙和狠毒，也表達了林衝為此的極大義憤和造反決心。他把人頭放在供桌上，不再是祈求、了願、而是祭奠、示眾，是表示自己殺人的行動理直氣壯，可見得天地鬼神，是與舊林衝決裂，又是對山神的蔑視，因為他虔誠地祈求並未奏效，災禍依舊降臨。通過這個動作，更深刻的表現了林衝光明磊落、揚眉吐氣的新的精神境界。就是這個山神廟，完成了林衝性格的徹底轉換。故金聖歎看到此，又批道：“行文如此，為之歎絕，”實在是心折之辭。


十六：“風雪山神廟”中的巧合

巧合是中國古典小說中常用的一種寫作手法，俗話說：“無巧不成書。”“書”者，小說也。“巧”者，巧合也。編不出湊巧的故事情節，也就難以創作出引人入勝的小說來。這句話，既是小說創作取材上的特點，也是藝術表現手法上的特點。太巧了，會使人感到荒誕可笑，不可相信；太不巧了，又叫人覺得平淡無奇，讀之乏味。隻有正確運用“巧”，在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巧才會給作品帶來動人的藝術魅力。那麽，怎麽正確運用呢？“巧”是出人意料，是情節發展的偶然性；“合”是在人的意料之中，合情合理，是情節發展的必然性。巧合，都是把偶然性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礎上，偶然性經常是必然性的表現形式。“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中，這樣的巧合很多，寫的相當精彩。

　　高俅為了達到其護子霸妻的目的，野豬林殺林衝不成，又派陸謙、富安趕到滄州，夥同差撥、管營密謀陷害林衝。他們自以為行動隱秘：陸謙、富安明明同伴而來，卻一前一後“閃”入李小二酒店。這“閃”字用的妙，說明動作迅速、怪異，一前一後說明行動詭秘，這是第一怪；吩咐的奇怪，交出酒茶錢後，又要李小二“不必多問”，這是第二怪；請管營、差撥“商議些事務”不在牢城，而在李小二酒店，這是第三怪；請了管營、差撥喝酒，他們又“素不相識”，當管營動問其高姓大名時，對方又避而不答，說：“有書在此，少刻便知。”這是第四怪；喝了一陣子酒，又吩咐李小二：“我等自要說話”，“不叫，你休來”，這是第五怪。而這五件怪事又偏偏落在李小二酒店裏，看在李小二的眼裏，聽在李小二的耳中，這是第一巧。李小二在東京時，因偷了店主家財被捉，得到林衝搭救免吃官司，又因在京城安身不得，多虧林衝送給盤纏，讓他遠走他鄉，在異鄉巧遇林衝後，又多次得到林衝的資助才有今日。他明知林衝得罪了顯貴高太尉發配至此是個囚犯，他不避諱、不忘舊恩，以禮相待、盡力相報。當他發現來人行動鬼鬼祟祟，說話神神秘秘，與差撥、管營素不相識，卻誘之以酒菜，賄之以金銀，口中吐出“高太尉”，操東京口音，又說出“好歹要結果他性命”這嚇人之語等等，自然而然引起懷疑，出於對恩人林衝性命的關心，他有意偷聽，雖說收獲不大，內情不詳，事後還是立即向林衝轉告，這是第一合。

　　陸謙等決計火燒草料場，以此致林衝於死地，陰謀一切進展順利，而林衝卻蒙在鼓裏，任其調動。單單在陸謙等人下手火燒草料場的當天，老天紛紛揚揚下了一場大雪，巧；大雪又偏偏壓塌林衝居住的破草屋，巧中之必然；火盆裏的火種因此被雪水浸滅，巧；迫使林衝暫離草料場外出過夜，避免燒死在烈火之中，這又是巧中之必然。這一切是第二巧。林衝為禦寒，到二三裏外的小市井沽酒，途中發現了山神廟，巧；草料場破草屋壓塌後，他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暫時過夜的住處而搬進山神廟，這就是第二合。

　　山神廟內，林衝聽到外麵穿來必必剝剝地爆響聲，從門縫中發現草料場火起，正待開門去救火，又聽到門外陸謙、富安、差撥三人的自供：這火是他們放的，有意致林衝於死地，或燒死、或燒了草料場罪上加罪，判死罪，這是第三巧。明白了事實真相，忍無可忍，仇人見麵分外眼紅，怒火噴發，衝出山神廟，毅然殺死這三個賊子，報仇血恨，這是第三合。

　　山神廟內，林衝怕風吹入廟殿而寒冷難當，隨手用大石頭頂住廟門，這一偶然細節的處理，又是一巧。因門被頂住，推不開門，陸謙等人隻得立在門外論功，談出陷害林衝的經過，這正好被門裏的林衝聽見，這又是一合。

　　 這四巧四合中，人物的安排、山神廟的設置、大雪的紛飛、用石塊頂門的細節無一不巧，又無一不合情理。正是運用了這些巧合，推動了故事情節的跌宕發展，使林衝造反的勇氣得到升華，得以最終完成。讀之既精彩，又可信。


十七：“火”的藝術內涵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寫了兩個最突出的景：一是雪，二是火。這回書在描述故事的過程中，前後多次寫到雪，作品把雪的描寫天衣無縫地嵌入了故事情節的發展之中，成了情節發展的重要線索和依據。可以這麽說，沒有這雪的描寫，也就沒有風雪山神廟這段精彩的情節，也就無法推動人物性格的發展，真是無雪不成書。如果說“雪”較多地用來突出人物的外部情緒的話，那在“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中的“火”則更多地渲染出人物內心世界的起伏變化。雪，人們曆來稱道，文章頗多，本文主要談火。

　　林衝從李小二口中得知陸謙從京師趕來，企圖謀害自己的消息後，勃然大怒，立即買了解腕尖刀，連日到處尋找陸謙報仇，始終不見仇家其人，不久“也自心下慢了”。這勃然火起的“火”是“心火”。說明此時林衝複仇心切，反抗性格在萌發，這為以後的“火”作了鋪墊，為迸發埋下了伏筆。從草料場老軍向火到林衝交割後生些火焰向火，這裏一共寫了三個“火”，這是“明火”。先是老軍向火時的小火，讀者不以為然，後是林衝向火時的大火，作者故意使讀者疑心：以後失火是否與此有關？這火又是“假火”，不是失火之火。向火說明天寒，天寒正是林衝“心寒”。試想想，一個京城裏的八十萬禁軍教頭好端端的，卻落得如此慘狀，怎能不心寒。這天又寒，心更寒，這兩個“寒”字加在一起，既突出了天寒的自然效果，更說明了林衝那淒涼孤寂的心理情緒。天寒難耐，烤火都不濟事，隻得出門沽酒。沽酒到歸來，發現草屋被雪壓倒，這裏一連寫了林衝“蓋火”、“摸火”等五個火字。蓋火這一動作，一句結之，點明以後的火與此火無關；摸火，證明火盆中之火已浸滅，再次交代草料場著火與此火絕無關係。這一段火字雖多，卻無一火星在內，這又是“假火”。說其假，是與前麵林衝買刀複仇對比而言。此時林衝不但想修屋長住，而且小心謹慎，深怕有失，所以發現草屋被壓倒，“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還探了半個身子進去摸摸火盆。這一切說明他忠於職守，毫無反抗之意，充分反映出他那安分守己的性格。說其假，是要讀者明確地意識到，草料場起火不是林衝失火，而是他人放火，這就自然而然與陸謙的到來勾連在一起。在這一節裏，這火忽小、忽大，忽蓋、忽滅，正是林衝心潮起伏的寫照。這裏的火是製造氣氛的火，是將讀者引入撲朔迷離境界之火。

　　草料場火起，“才是真正本題火字”（金聖歎語）。文中又寫了林衝打算“救火”，陸謙、富安、差撥三人立在山神廟屋簷下“觀火”，一人道出自己如何“點火”。這才是火燒草料場的“真火”、“明火”。草料場火起，陸謙等人的惡毒陰謀得逞了：“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個死罪！”林衝親耳聽到陸謙一番惡語，哪能無火！草料場那“必必剝剝地爆響”、“刮刮雜雜的燒著”，寫的都是“明火”、“真火”，都是燃燒時的實景。但是這都又是林衝心中複雜的“暗火”在發作、在升騰。此時的林衝，在鐵的事實麵前，真正地清醒了！心中的“暗火”、“心火”才迸發成“明火”、“怒火”；性格上的“假火”變成了“真火”，最終才喊出“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句鬱積心中多時的滿腔仇恨之語，最後殺人上山，完成了他性格上的質的飛躍。

　　這火，前前後後提到十多次，有“真火”、“假火”、“明火”、“暗火”、“心火”之分。這火由星星之火，燒成漫天大火，由林衝胸中的“心火”燃成反抗、複仇的怒火、烈火。這火由小到大，由假到真，由暗到明，正是林衝內心世界變化的真實寫照。林衝性格也由逆來順受、安分守己到殺人報仇、造反上山。這情融入了景，這景中又融化了情，令人耐讀、回味無窮。


十八：一刀一境界 一槍一精神

“解腕尖刀”和“花槍”在“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中，是兩件極平常的道具，“驟看之，有如無物”，細念之，刀有刀蹤，槍有槍瀾，真乃“一刀一境界，一槍一精神”。

林衝發配滄州後，原打算安分守己，待朝廷赦罪，掙紮回京與家人團聚，毫無殺人之念，所以身邊也無刀槍之類複仇武器。雖說他武藝高強，仗義助人，富有正義感，但由於俸祿優厚，夫妻和睦恩愛，小日子過的美美的，滿足於現狀。為了維護這幸福美好的生活，他決不惹事生非，得過且過，養成了這種逆來順受、忍辱負重的性格。娘子在嶽廟被人調戲，他忍了；娘子被騙至陸謙處受辱，他還是忍了；白虎堂被抓，他明知自己是中計遭陷害，他也忍了。然而高俅一夥還是不讓他“立地成佛”，磨刀霍霍在暗算他。發配路上，董超、薛霸兩公人千方百計地整治他，用開水燙傷他的雙腳，又讓他滿是燎泡的雙腳穿上新草鞋，燎泡打破，鮮血淋滴，他毫無反抗，就是兩公人要結果他的性命，被魯智深營救，他依然還是妥協忍讓，求魯智深放過公人，還是沒有放棄“掙紮著回來”的幻想。可是他的對手卻不是這樣做的，野豬林行凶不成，高俅又派陸謙追殺到滄州。林衝畢竟是條好漢，具有反抗因素。因此當李小二向他報信時，他立刻意識到是“來這裏害我”，怒火頓生，發誓要將陸謙“骨肉如泥”。於是不顧李小二的勸阻，買下這解腕尖刀。這是因恨而買刀，意味著隨事態的發展，恨之加深，用刀必狠，這就為後文刀刃陸謙作暗示、鋪墊。

事與願違，帶刀尋仇人複仇又尋不著，“也自心下慢了”，剛剛燃起的複仇之火又將熄了，這也合情合理。因為林衝是一時火起，因恨買刀報仇，這也合情合理。然而林衝畢竟是個逆來順受慣了的人，此時此地，他巴望的是有出頭之日，能與家人團聚之時，不想鋌而走險。三天找不著仇人，火氣自消，也較之合理。如果他一直是怒火衝天，殺氣騰騰，那他就不是林衝，而是武鬆或李逵了。調往草料場“帶了尖刀”，又添花槍，這說明複仇之火沒完全熄滅，警惕性尚存。此後寫到交割，沽酒、避雪，處處點到花槍，但這刀卻藏之未見，加上山神廟前的乞求，好像林衝完全放棄警惕。其實刀一直在身邊，這“解腕尖刀”是報仇雪恨之利器，因恨而買，懷恨而藏，為恨而用，藏而不露正是為以後恨而用障目。

最後在山神廟內，聽得陸謙等人自供內幕，怒氣複生，恨之加深，藏刀複出，衝出山神廟，先用槍搠倒差拔、富安，回身將陸謙丟倒在雪地，花槍卻搠在一邊，從身邊取出那由仇恨澆鑄的刀來，往陸謙臉上擱著，使陸謙無法逃脫。痛罵一陣過後，一扯、一剜、一提、一割、將仇人刮刃殺。加上前麵的一提、一丟、一搠、一踏、一取幾個動作，生動的表現了林衝覺醒後，對助紂為虐、凶殘歹毒的陸謙的極大義憤。用刀之殘，則表明了林衝掙斷了忍辱求生的枷鎖，與舊林衝決裂的決心。有槍在手不用，偏要從身邊抽刀，從虐殺陸謙那一係列動作看，好像林衝早已設計好，隻有如此這般才能泄恨。這用刀的狠，正說明恨極之情。

買刀、帶刀、藏刀、用刀是刀蹤；挑酒葫蘆之槍變殺人之槍是槍瀾。有了這兩件道具，才出現了對三個仇人的不同殺法。正如容如堂眉批在此寫道：“殺的快活，殺的快活，若如那兩人也一槍搠死，便沒趣了。”有了這一刀一槍，才產生“以一個人殺三個人，凡三四個回身，有節次，有間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疏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煩瑣，真鬼於文、聖於文也”（金聖歎語﹚的藝術效果。有了這一刀一槍，才看出幾經波折後，林衝性格的質的變化，才看出到刀刃、槍尖上體現出來的林衝的感情。


十九：說李小二

演藝圈裏有句話：“戲份有輕重，角色無大小。”德國詩人海涅說的更好：“每一個人物在自己的地位上都是主角。”無所謂次要人物或小角色。一個小角色，雖然他的戲份不重，作者寫了他，就自有他的安排，自有他的道理，自有他的目的，自有他的作用。他決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再說，作品中主角的性格總是通過情節來展示的，而小角色就是構成情節的重要因素，是結構上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沒有小角色，就不會有完整的故事情節，主角的性格就無從表現，小角色的一切都是圍繞著作品的中心事件進行、為突出主角性格服務的。《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中的李小二就是這樣一個很重要的小角色。他在整個故事中的作用就非同小可；沒有他，以後的情節難以展開；沒有他，林衝的性格難以鮮明，描述這個人物文字不多，但形象突出，可信、可愛、可敬。

李小二原是東京一酒樓夥計，因與主人不和，偷了店主錢財，被捉住要送官問罪，多虧林衝賠話相救，又與他賠了些錢財，才免吃官司。後在東京無法安身，又虧林衝資助他盤纏，流落到滄州，找到一家姓王的酒店當夥計。他做事勤快、麻利，兼有一手烹調的好手藝，博得食客好評，因而生意順當、興隆，加上他為人謹慎，深得店主家鍾愛，被招為女婿。店主家死後，小倆口繼續操持著酒店，自食其力，有一個美滿的家庭，過的是小康生活。也正因此，當他在滄州巧遇充軍來的林衝時，他不忘舊恩，不嫌林衝是個逃犯，不怕因此受人奚落，真心實意地把林衝請回家中，又是拜恩人，又是熱情款待，說“今日的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人”，話語中飽含喜悅之情，毫無虛假做作之成分。此後又送湯送水，為林衝漿洗縫補，恭敬孝順，盡力報恩，這一切，就把他勤勞、善良、本份、正直的品質刻劃出來了。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切，宣揚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知恩報德”的傳統心理和素質，這一點在當今社會，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教育意義。

在生活上關心林衝僅是他美德的一麵，更為重要的是他為林衝的性命、前途擔憂。當他發現兩個人一前一後閃進酒店，又操著東京口音，要請差拔、管營時，他馬上就聯想到了林衝，他先是懷疑，後是警覺。當他發現來人遲遲不回答管營問話，又不讓他進去燙酒，他更覺蹊蹺。麵對如此情況，他的精明就在於：一是要老婆在閣子裏偷聽來人和管營、差拔的談話，了解內幕真情，不莽撞從事；二是他深知林衝是個急性人，弄不好便殺人放火連累自己，又不同意老婆叫林衝來認人的建議，這又充分把他那膽小怕事的小市民性格寫的合情入理。這兩者同時說明，他做事穩重，精明能幹，既同情林衝，多事；又怕殃及自己，膽小。

閣子裏偷聽，雖然效果不佳，但他的疑惑、擔心並未解除。客人離去，林衝到來，出於關心，他還是把剛才了解到的情況如實轉告，使林衝早有防備，保持清醒的頭腦。可見他是視林衝為親人、真心誠意報恩的。林衝買了尖刀，街前街後尋了幾日，又叫他夫妻提心吊膽，捏了一把汗。仇人未尋著，又使他安了點心，一麵安撫林衝“隻是自放仔細便了”，勿放鬆警惕。你看這安心又擔心的心態寫的多自然、多實在！最後林衝向他征求去草料場管事的意見時，他首先從經濟角度分析給林衝聽：“這個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裏收草料時有些慣例錢鈔。往常不使錢時，不能彀這差使。”你看這多麽符合他的作為生意人的身份、心理。當林衝提出：“卻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的疑問時，他又反勸林衝：“休要疑心。隻要沒事便好了。隻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挪工夫來望恩人。”這就反襯出他自己後悔前日失言之矛盾心理，又為不能經常照顧林衝感到遺憾、不安。這一切完全符合李小二這個人物的性格。因為他畢竟不是俠士豪傑，而是一個有小康之家，既心地善良、為人忠厚，又安分守己，膽小怕事的順民。故此，行動上處處流露出內心這又關心林衝、又怕出事的矛盾心理。他總是在周全兩者之間努力，他的心態、他的身份緊緊地貼合在一起，寫的真是食維妙維肖的很。這個人物的設置，固然是故事敘述的需要，可是作者依然寫出了他的個性，同時作者還用其知恩報恩來與陸謙忘恩負義、賣友求榮作對照。一言以概之，李小二這個人物是《水滸》中塑造的極其成功的一個小角色。


二十：罪不當誅的王倫

“這梁山便是你的？”這是林衝怒斥王倫時的一句話。這句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王倫所犯的錯誤：即是他把梁山當成了自己的私產，惟恐有失。深怕別人占了他的第一把交椅。故此，他在心理上、品性上那嫉賢妒能的特點就油然而生，行動上他就實行了“關門主義”的政策，把“有本事”的英雄一概拒之門外。林衝來投奔，並持有他的恩人柴進的引薦信，他硬是不收，以種種借口，要把被“逼上梁山”的林衝“逼下梁山”。他為什麽這樣做呢？《水滸》第十一回“林衝雪夜上梁山”中，他的內心獨白作了很好的注釋：“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隻平常。”而林衝卻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說穿了就是怕林衝搶了他的寶座。林衝一上山，他就如此之擔心，晁蓋等七個好漢要求入夥，他當時的反應是“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自己沉吟，虛作應答”。拿吳用的話說就是王倫臉上的“顏色變了”。這惶惶不安的心態已表露無疑，他哪敢接納呢？最後當然又是故計重演，拒之門外。

王倫為什麽要嫉賢妒能、實行“關門主義”呢？關鍵在於他深知自己“沒十分本事”。沒有本事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大概有三種表現：一是夾著尾巴做人，老老實實做事，與世無爭；二是明知自己沒本事，但能虛心求教、求才若渴，虛心聽取他人意見，團結他人，集思廣益，正確決策，宋江就是此類；三是明明自己不行，又喜歡誹謗別人，挑別人的錯，排斥、壓製強於自己的人。一般說來，嫉賢妒能的，大都是這類沒有本事的人，甚至可以這麽說，沒有本事的人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那更是“武大郎開店，不準有比自己高的”，王倫就屬此類。

盡管王倫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罪不當誅。這些缺點錯誤，充其量是個品質和認識上的問題，屬於義軍內部的矛盾。用我們今天的做法，隻能用批評教育的方法去處理。付之武力，處以死刑，未免過分。如果說王倫阻礙梁山事業的發展，那麽，吳用、林衝等則犯了離間隊伍的罪責，錯誤尤為嚴重。這不是扣帽子，上綱上線，而是有事實根據的。《水滸》中雲：晁蓋等與王倫在大寨聚義廳的對話，吳用是早已看出端倪：王倫是“顏色變了”，“心中好生不然”；杜遷、宋萬是“不省得”；隻有林衝“有些不平之氣”。他的做法是“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並！”而且為火並做了具體部署：用言語刺激林衝，促使其堅決火並，安排自己弟兄控製王倫手下，以防不測，最後導致王倫做了刀下鬼。晁蓋等梁山奪泊，本是一場內部爭鬥，解決的辦法有很多種，再說王倫又是個沒有本事的人，他哪裏是晁蓋等好漢的對手，隨便“逼宮”，他就非下台不可，何必殺之？吳用采用這種極端做法，不能不說是個嚴重失誤。再來看看林衝殺王倫，那是蓄謀已久的。林衝上山“嘔盡他的氣”（阮小五語），先是不接納，在杜遷等人一再勸說下、林衝苦苦哀求下，王倫又提出要個“報名狀”。一切辦妥後，王倫隻讓林衝坐了第四把交椅，這林衝哪裏會心服呢？這點從林衝與吳用的對話中可以找到答案。林衝對王倫這個“落第腐儒”做山寨之主不服，對其“嫉賢妒能”、百般為難極為不滿，早有弑殺王倫之心，火並機會來了，又有晁蓋等人撐腰，這一殺，就不免有報私仇之嫌。

其實王倫這個人並不是一無是處的，還是有不少優點。王倫是個“落第秀才”，“因鳥氣合著杜遷上梁山落草”，這就很不簡單，需要很大的勇氣。在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年代，王倫能認清社會，衝出牢籠，選擇了連“下品”都夠不上、而且還配死罪的行當——上山落草當上強盜，就很不容易。宋江是絕對沒有這個膽量和勇氣的。王倫是自覺自願上山的，他沒有被逼，更沒有犯罪前科。而宋江呢？殺了閻婆惜，他已是被通緝的逃犯，大鬧清風寨、潯陽樓後，他是罪上加罪，成了死罪犯，路過梁山他還是堅決不落草，說穿了，他就是認為這是個掉腦袋的勾當，是個不忠不孝的事情。而王倫做了。俗話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王倫卻造成了，建立了梁山根據地。而且是“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感正眼兒看他”。連三阮兄弟都多次商量要去入夥。楊誌失了生辰綱，也欲投梁山去。這些事實至少證明王倫造反影響之大，令人向往，這是一。第二是短短一年，王倫就使梁山根據地頗具規模，興旺發達，使官軍不敢正視。過去官府下鄉是擾民害民，如今是不敢下鄉，被迫下鄉都嚇的“尿屎齊流”，周圍群眾“省了若幹科差”，客觀上起到了保護群眾的效果。第三是王倫為梁山根據地的開創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比如他把朱貴安排在李家道口酒店當耳目，一為打探過往客商情況，二如吳用所言是“招接四方好漢”、“做下彌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裏躲災避難，他都收留在彼”（柴進語），這都說明他還是接納好漢的。宋萬來投，他不是接納了？朱貴來，他不也接納了嗎？隻不過私心太重，怕強者奪了他的寨主寶座，所以林衝、晁蓋等要求入夥，王倫很擔心，也是正理。但因此把他殺了，就很不妥。再說這持刀殺人者又恰恰是他整過的林衝，報私仇之嫌是逃不脫的。王倫有罪，罪不當誅。


二十一：梁山三寨主

水泊梁山前前後後換了三個寨主，他們是白衣秀士王倫、托塔天王晁蓋和及時雨宋江。這三個寨主由於出身、地位、經曆的不同，在待人接物、處理問題上又各有不同。

白衣秀士王倫是梁山寨的第一任寨主、梁山事業的開拓者，出身是個落第的秀才。雖說有些文化，不過離滿腹經綸還差了很多，又沒有什麽本事，隻不過是有些膽量。俗話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就造成了，好不容易占據了山頭，坐了第一把交椅，當上了梁山的老大，從此結束了遭人白眼、瞧不起、寄人籬下的局麵，過著秤金分銀、成甕喝酒、大碗吃肉、發號施令、無人不聽的生活。這種美滋滋的好日子，誰不想過呢？因此他就特別害怕比他強的人來投奔自己。心胸狹窄、嫉賢妒能就成為他致命的弱點。林衝來投奔，又持有柴進的介紹信，連朱貴都認為：“既有柴大官人書緘相薦，亦是兄長名震寰海，王頭領必當重用。”壞事就壞在這“名震寰海”上，林衝乃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本領當然比王倫不隻高出多少倍，而這正是王倫最害怕、最嫉妒的，他當然不敢接納林衝，想方設法要拒林衝於山門之外。因此，連杜遷、宋萬都覺得他“忘恩背義”，不夠哥兒們的江湖義氣。也正因此，晁蓋等人上山，他更加不敢接納，這就必然引起林衝的不滿，最後火並了王倫。

王倫的不義，還表現在對待老百姓方麵。對過往客商，隻要有錢，他從不放過。輕則用蒙汗藥麻倒，重則要人性命，既謀財又害命。對山寨周圍的群眾，也經常騷擾。阮小五說：“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食飯碗，如今絕不敢去！”阮小七補充說：“這個梁山泊去處，難說難這！如今泊子裏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這兩個“難”字，說盡了王倫的霸道，也表達了和阮氏三雄一類的漁民們的痛楚和無奈。由此觀之，王倫占據山頭，完全是地道的強盜。

火並王倫後，晁蓋被推舉為梁山第二任寨主。晁蓋的為人，從《水滸傳》裏看大概有四點：一是仗義疏財；二是好結交江湖人士；三是不懂得體察人情；四是有勇無謀，沒有什麽雄才大略，又有些家長作風。正因此，他做了山大王後，雖也攔路打劫，但強調“隻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這就比王倫更有仁慈之心，但沒有完全擺脫強盜的品性。不過，晁蓋的手段畢竟比王倫高明了許多。他一即位，便把打劫來的生辰綱、財物及自己家裏的金銀財帛賞賜給眾人。體現了他仗義疏財的一貫作風。做了梁山老大後，他又安排修理寨柵，打造兵器，命令手下嘍羅加緊操練，準備迎敵。這既穩定了軍心，又對梁山事業的鞏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的霸道和不體察人情，書中有很多這方麵的例證。比如投奔王倫，他明知王倫的為人，初會王倫，就被王倫的“熱情”所迷惑，而未察覺到王倫毫無收留之意，還對人說：“此恩不可忘報。”真是反映遲鈍，太迷糊了。花榮上梁山投奔於他，人誇花榮神箭，惟獨他不信，使花榮很不開心。還有楊雄、石秀上山，講起時遷偷雞，祝家莊誓與梁山為敵之事。晁蓋不分敵我，不恨祝家莊人，反而責怪楊雄等人有辱山寨，盛怒之下，就要“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訖報來”。作為梁山上的主要領導人、一把手，處理事情也未免太輕率了一點。從他開口“孩兒們”的語調看，也完全是一副強盜的口吻，不免有類似王倫之嫌。他有勇無謀，沒有什麽雄才大略，表現在對一些突如其來的事件的處理上。他總是驚慌失措，束手無策。隻講“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對山寨前途無具體打算，這“大義”是什麽也不明確。他的這些弱點，書中也披露了不少。比如生辰綱事敗露後，他就慌張的不知所措，竟不知“走哪裏去好”，一點主意都沒有。每當官兵來進剿，他都是“大驚”，問吳用“如何迎敵？”關鍵時刻都是如此恐慌，缺乏主見，這怎能當好這一山之主呢？特別是曾頭市中箭之後，立下了這麽個荒謬、令人不可理喻的遺囑：“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他這就不成了第二個王倫了嗎？他公開的把水泊梁山當成了他晁蓋的私有財產，前途命運由他如此輕率安排。這一切充分說明晁蓋這個寨主，目光短淺、胸無大誌、缺乏領導能力。還好他提前去世，不然梁山的前途實在是令人憂慮。他晁蓋這樣的人是難以當好一山之主的。

晁蓋身亡後，宋江做了第三任寨主。這個寨主禮賢下士、仗義疏財。他與晁蓋相比，就強在禮賢下士上。正因此，他以他那傑出的領導才能和江湖威望，贏得眾好漢的推崇和愛戴，使得山寨十分興旺。加上他指揮得當，眾弟兄精誠團結，奮力拚殺，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反圍剿的勝利，擴大了梁山力量，建立了一個鞏固的根據地。他的局限在於：對上山造反始終認為是“滅九族的勾當”，暫住水泊是“專待朝廷招安”，“早招安，心方足”。宋江在將梁山事業推向頂峰的同時，忠君報國的觀念在頭腦中日趨嚴重，並主導了他的思想，故梁山事業之興興在宋江，亡亦亡於宋江。

宋江當了山大王後，對周圍的群眾、過路的客商所采取的做法已大大不同於前任。他的政策是：賑濟、安撫。讓他們過著和平、安寧的正常生活；對於客商是任從經過；對官宦、富戶的不義之財是定奪不饒。這就脫離了強盜這個身份，有點造反、正義的品性了。在梁山的這三個寨主中，宋江算是最豁達大度、最有才幹、又最受人尊敬的寨主了。


二十二：三個未出場的《水滸》人物

邵堯夫及老種、小種經略相公是《水滸傳》提到其名但未出場的三個人物，先說說邵堯夫。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複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裏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台奏管弦。

人樂太平無事日，鶯花無限日高眠。

這是《水滸傳》開篇所引用的一首詩。詩的作者，《水滸傳》中作了簡單介紹，是“宋神宗天子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

《水滸傳》裏對邵堯夫的介紹過於簡單，而且還有點錯誤。邵堯夫應叫邵雍，字堯夫，自號安樂先生，元祐年間賜諡康節。祖籍範陽（今河北定興縣南）人，幼年隨父親遷共城（今河南輝縣）。不願為官，隱居在蘇門山百源之上，故後人又叫他做百源先生。後出山遷居洛陽，與司馬光、呂公著等人交遊甚密，邵雍是北宋哲學家、宋明理學的創始人之一。他根據《易傳》關於八卦形成的解釋，參雜道教思想，虛構宇宙構造圖式和學說體係，成為他的象數之學（也叫“先天學”）。認為宇宙的本原是“太極”，即“道”、“心”。他在《皇極經世》一書中說：“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則變，複歸於神也。”也就是太極永恒不變，而天地萬物則皆有消長，有始終，按照他所說的“先天圖”循環變化，以為人類社會已經是盛極而衰，從中國古代有關三皇五帝等傳說和某些曆史現象出發，提出了“皇、帝、王、霸”四個時期的曆史退化論。按照他的觀點，古往今來一切朝代、社會的治、亂、興、衰以及人事的變遷、貧、富、禍、福、生、老、病、死，都是循環變化的。《水滸傳》裏所引用的這首詩，也正是他這種唯心主義觀點的反映。

再說老種、小種經略相公。《水滸傳》第二回王進挨了高太尉一頓斥罵後，知道自己無法在東京呆下去，“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向母親提出到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安身立命。第三回史進燒莊拒捕後，逃到渭州找師父王進，不期遇到魯智深。魯智深介紹道：“俺這渭州卻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這個老種經略相公、小種經略相公到底是何許人也？

“相公”這個詞，解釋有二：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十四中曰：“前代拜相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可見古代稱宰相為相公；二是就是對上層社會年輕人的敬稱。《水滸傳》裏的“相公”之稱，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而是介乎兩者之間，是對當官人的尊稱。“經略”亦稱“經略使”或“經略安撫使”，這是個官名。唐朝所置，是邊境重要地區的軍事長官。宋代的經略使不但掌管一路軍事，而且掌管行政，故《宋史·職官誌》中雲：“以直秘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穀、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

老種、小種其實是兄弟倆。老種叫種師道，小種叫種師中，河南洛陽人。兄弟倆都是北宋末年西北名將。種師道初任文職，後為武職，鎮守邊關。政和六年（公元 1116 年）因攻克西夏臧底河城有功，威名著於西陲。宋欽宗靖康元年（公元 1126 年），金兵圍攻東京時，他不顧六十六歲高齡，率兵入京，任京畿兩河宣撫使，威望更高，天下人稱之為“老種”。京城暫時解圍後，由於宰相李邦彥作梗，種師道竟然被解除兵權，不久即病逝，諡號忠憲。至於這個“小種經略相公”，是種師道的弟弟，叫種師中，初為秦風經略使。秦風乃宋時路名，轄境在今寧夏、甘肅、陝西交界地區，治所在秦州（及今甘肅天水市）。據《續綱目》載：金人入寇，朝廷令鍾師中以本路兵馬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有功，後救助太原，殺至榆次，因援兵姚古失期不至，種師中孤軍作戰，最後寡不敵眾以身殉國，威名不亞於其兄種師道。


二十三：梁山為何隻有一百零八將

梁山一百零八將，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人們在談論《水滸傳》時，也常會問：“梁山為何不能有一百零七將，或一百零九將或再多一點將呢？”產生這樣的疑問不是沒有道理的。梁山的開山大王王倫，由於德行不好，疾賢妒能，把梁山據為己有，拒眾好漢於山門外，阻礙了起義事業的發展，成了絆腳石，最後被林衝殺了，死有餘辜。不讓他留在梁山好漢的行列之中，讀者也想得通。可是梁山義軍的首任領袖晁蓋“做事寬宏，疏才仗義”，深得江湖好漢愛戴。上山不久的舉措就深得人心，把打劫得來的生辰綱及自家私人財物賞賜給山上兄弟；做了寨主之後，打劫的財物，一半收儲在庫，一半同樣分給眾人，使梁山上下“交情渾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梁山事業興旺發達，天下豪傑蜂擁而至，確實是一位合適的領頭人。就這麽一位梁山事業的開拓者，作者卻讓他在攻打曾頭市時，被曾家教師爺史文恭毒箭射中，一命歸西；還有韓伯龍，他誠心誠意要上梁山，追隨眾好漢，先投奔朱貴酒店，請朱貴引薦。當時因宋江生背瘡，又忙於戰事，不便見麵，被朱貴暫時安排在梁山附近開酒店，伺機上山。李逵偷偷上山，在他店裏白吃白喝不給錢，就因為韓伯龍說了句自己是梁山好漢，本錢是宋江哥哥的，又沒幹什麽壞事、錯事，無緣無故讓作者派李逵將他也殺了。而此時梁山並未湊足一百零八條好漢。李逵殺了韓伯龍後，遇上沒麵目焦挺，挨了別人的打，最後還邀人家上山，而就是不讓韓伯龍留在梁山之上，這也的確叫人有些想不通。

梁山好漢為什麽隻能是一百零八個，而不能有一百零七或一百零九個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三點：

其一是素材的影響。《水滸傳》成書前，水滸故事從南宋開始就在民間流傳，它經曆了民間傳說、話本、雜劇及文人加工成為小說這幾個階段，前後近三百年時間，最後才形成《水滸傳》一書。水滸英雄，也是由《宋史》中記載的“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增加到元雜劇水滸戲，如《黑旋風雙獻功》、《燕青搏魚》、《李逵負荊》裏所說的“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這加起來就是一百零八這個數。以前的水滸故事就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唱的，《水滸傳》當然也延續了這個說法，很自然地保留了一百零八這個數字。

其二是遵循舊俗。不知道大家注意沒有，中國的很多舊俗都離不開一百零八這個數。例如：江蘇蘇州寒山寺大年除夕鍾聲敲一百零八下；和尚的佛珠是一百零八粒；一年十二個月，二十四個節氣，七十二個氣候，合起來也是一百零八數；佛教說人生的煩惱有一百零八種，念佛要念一百零八遍；甚至連貢品也離不開這個數字。比如康熙十三年題準：每年節，科爾沁等十旗進貢的羊是一百零八隻，乳酒一百零八瓶；還有就連有名的中華大餐——滿漢全席，上的菜肴也是一百零八種；古跡名勝中還有青銅峽的一百零八塔等等等等。

其三是作者的反叛精神。梁山好漢一百零八將，其中天罡星三十六人，地煞星七十二人。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恰好都是九的倍數，按過去的“陰陽”說法：奇數是陽，偶數是陰，而九又是陽數之最，稱為“極陽數”。《易經》上說：“九”含有初舊迎新、吉祥如意的意思；再者“九”這個數，在古代又常為天子專用，象征皇帝是至高無上的“天子”，陽之最。《水滸傳》的作者將梁山好漢定為一百零八這個“九”的倍數，享受“陽之最”這樣的待遇，也反映出作者對這些造反精神的推崇，表現出作者的反叛精神。


二十四：魯智深與酒

在我國古代作品中，英雄與酒是密不可分的一對雙胞胎，寫英雄少不了寫酒，寫酒離不開英雄。描寫中極力去渲染英雄的豪飲，借助英雄的海量來壯英雄膽，借酒放威、借酒來塑造英雄的壯舉。在《水滸》裏，差不多回回都寫了酒，會喝酒的人也特別多，其中不乏象魯智深這樣嗜酒如命、無酒不勇的人。魯智深喜歡喝酒，在《水滸》裏交代的夠清楚了。但他喜歡到什麽程度，當了和尚怎麽想酒喝之類情況，讀者看書時是一讀而過，很少去品味。筆者在閱讀之中，作了一番研究，覺的頗有趣味。

在《水滸傳》裏，作者寫魯智深喝酒的地方共有十四次。可分如好酒、鬧酒、奪酒、騙酒、戒酒五個過程。說其好酒，是因有酒必喝，《水滸》的前十七回，隻要有魯智深其人，就一定會寫他喝酒。魯智深喝酒那真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他從不用杯盞，酒器小則碗，大則用桶。特別是二次大鬧五台山，第一次喝一桶，第二次先喝了二十來碗、還嫌不過癮，買下隻狗腿，邊吃邊喝，又喝下一桶。有人說魯智深喝酒最“豪”，真是一點不假。魯智深好酒，酒量又大，每次喝完又常鬧事。渭州城與史進、李忠喝酒，引出了拳打鎮關西，搞得提轄做不成，隻能去當和尚；桃花村冒充“在五台山真長老處學的說姻緣”，賺的酒吃，結果大鬧桃花村，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大相國寺菜園與眾潑皮痛飲，倒撥了垂楊柳，雖結識了林衝這個好兄弟，又因護送林衝，大鬧了野豬林，搞得和尚也當不了，隻得上山落草做山大王去了。這其中鬧得最凶的還要數兩次大鬧五台山了，結果搞得在五台山無法立足，隻有遠走他鄉。

五台山這兩次鬧酒又各有特色。第一次鬧酒是當了和尚不久，又守不住佛門的清規戒律。加之趙員外多日未送東西來，“口中淡出鳥來”，遊山之際恰逢賣酒漢，勾起酒癮，出於禮貌先是問酒：“多少錢一桶？”賣酒漢說，這酒是賣給寺中勤雜人員的，殺了他都不敢賣給和尚喝！魯智深便放出強硬口氣逼酒，“真個不賣！”賣酒漢一看這口氣不對，挑起酒擔便走。魯智深便演出了：趕下亭子，雙手抓住賣酒漢扁擔，踢倒賣酒人，提起兩桶酒，搶酒喝。這一連串搶酒動作，不但直接寫出魯智深粗魯性格，也畫出其貪酒的饞相——搶。你搶就搶吧，喝完了酒還鬧事，“把皂直裰褪下來”、“露出脊背上花繡”，打了指責他喝酒的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鬲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第一次搶酒，大鬧五台山，挨了長老訓斥後，也使魯智深長了心眼。第二次鬧酒是在遊五台山福地。路過酒店，聞到酒香，目睹酒家不進門，偏進了鐵匠鋪。是不是不想喝酒呢？否也！而是在思考如何買到酒喝，又不惹出麻煩。此時，他是思酒如渴。打禪仗付了工錢，還賞了鐵匠些銀子。賞銀子幹什麽呢？“和你買碗酒吃。”賞人家錢，自己心裏想的還是離不開這“酒”。走了幾家酒店試探，討酒不著後，便詐稱自己是行腳僧騙酒喝。粗人使計，反襯其直樸可愛。俗話說：“酒能成事，酒能敗事。”騙酒喝的後果是“亂了清規，打塌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長老豈能容納這等酒徒，一紙休書，便把魯智深開走了。如果說第一次鬧酒，作者著重寫搶酒的外部動作的話，這第二次鬧酒，則通過聞酒、睹酒、思酒、討酒、騙酒，突出心理活動，這既顯示了魯智深率直的英雄豪氣，又表現了與此相矛盾的忍讓守戒的心理。

魯智深最後一次喝酒，是與楊誌、曹正用計打下二龍山，做了山大王以後。在此之前他還多次喝酒，當了山大王，自二龍山置酒宴慶賀後，《水滸傳》中再也沒提魯智深喝酒的事了。魯智深的酒，被《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無緣無故給戒掉了，不能不說莫名其妙。


二十五：生辰綱在哪裏被劫？

一看這個題目，讀過《水滸傳》的人都知道，生辰綱在濟州府境內的黃泥崗被劫。黃泥崗在哪裏？讀者大概也不難回答，因為第十六、十八回說的很清楚：在山東鄆城縣附近。

我們隻要仔細地讀一下《水滸傳》，就會發現書中的毛病。楊誌出發前曾向梁中書交待過：“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崗……。”紫金山、傘蓋山在哪裏？書中沒有交待。二龍山原是鄧龍強占的山頭，後為魯智深、楊誌所占，在山東青州境內。桃花山乃李忠、周通占領的山頭，也在青州境內。傘蓋山在桃花山及黃泥崗之間，也應在山東境內。北京大名府即今河北省大名縣東，很顯然紫金山也應在大名府到二龍山的路途上，不在河北就應在山東境內。青州在山東哪裏呢？據《辭海·青州》條載：“青州”，古“九州”之一，漢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郡之一。唐轄境相當於今山東濰坊市，益都、臨朐、廣饒、博興、壽光、昌樂、濰縣、昌邑等縣地，州治在山東益都。據何心先生《水滸研究》載，北宋時，青州屬京東東路，轄地稍有縮小，州治也在今益都。再翻閱一下《中國地圖冊·山東》，你就一目了然了，青州位於魯中地區，而鄆城附近的黃泥崗卻在魯西地區，兩者相差真是俗話說的“十萬八千裏”﹙實際直線距離三四百公裏﹚，它們怎麽扯到一塊去了。楊誌真是一介武夫，毫無地理知識，連東西南北、孰遠孰近都分不清。楊誌押送的生辰綱是從河北大名府出發，送往河南開封府的。開封在大名府的正南方，楊誌押送生辰綱，隻需從大名府出發向正南走，即使跨入河南境內，經南樂、清豐、濮陽、長垣、封丘，即達開封。何必由魯西，繞道魯中，再由魯中繞回魯西，經鄆城黃泥崗去開封呢？這不是沒事找事嗎？很顯然這又是《水滸》作者的一個失誤。 第二是《水滸傳》第十六回在描寫黃泥崗形勢時，有一首詩，詩的最後兩句是：“休道四川蜀道難，須知此是太行山。”按《水滸傳》上說黃泥崗明明在梁山泊附近，怎麽說“須知此是太行山”呢？真是莫名其妙，叫人不解。

最近，讀《大宋宣和遺事》才破解了這個疑問，找到了答案。《大宋宣和遺事》中載：晁蓋等人劫取生辰綱後，將一對酒桶忘在黃泥崗現場。押送人員藥酒醒後，根據酒桶上的字號，到所屬的南洛縣報案。南洛縣即今河南南樂縣，在大名府的東南，正是大名府到東京的必經之地。南樂以西一百多裏正是太行山區。《大宋宣和遺事》載：晁蓋等劫取生辰綱的事發後，官府緝拿，無處藏身，便到太行山梁山濼落草。從地理位置上講，路線合理。可見智取生辰綱的原故事是發生在太行山區附近的，那個黃泥崗應該在南洛縣附近。而《水滸傳》是以山東梁山泊為中心的，故作者寫作時，把發生的事都與梁山泊掛上鉤，掛鉤時隻注意原故事情節驚險，人物形象鮮明，而忽視地理上的校正，所以才出現了“此是太行山”，舍近求遠，繞道魯中等等違反地理常識的錯誤。


二十六：有關押送和劫走生辰綱的人和事

寫罷《生辰綱在哪裏被劫》一文後，覺得文章僅提出劫取生辰綱故事在地理上的錯誤，不過癮。原故事的詳情卻鮮為人知，廣大讀者可能沒讀過《大宋宣和遺事》，更不了解故事的原貌。這樣，筆者認為應寫此文作為補充。

看過《水滸傳》的人都知道：押送生辰綱的是楊誌，劫走生辰綱的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阮氏三兄弟及白勝等八人。生辰綱事發後，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濤到石碣村去捉拿阮氏三兄弟的。但讀者都不知，這個故事的雛形竟不完全如此。

水滸故事雖說北宋末期已開始流傳，但一直未有文字記載，隻是處於口頭文學階段。而記載最早的要數元代初年無名氏寫成的《大宋宣和遺事》一書。據該書記載的劫取生辰綱的故事是這樣的：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師寶（即《水滸傳》中的梁世傑），將十萬貫珠寶等物，差縣尉馬安國押送往京師為蔡京上壽。馬安國一行行至五花營堤上田地裏，巧遇八個大漢挑著酒來，因天熱口渴，馬安國主動買酒，並令隨人都喝，誰知酒剛下肚便不省人事，珠寶皆被八人劫走。待酒醒後，現場隻留下一對酒桶。後麵追查得知此八人是晁蓋、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即阮小二），阮通（即阮小五）、阮小七及燕青等人。後來宋江私放晁蓋。鄆城縣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追捕，未獲。隻得把晁蓋之父解到縣城，押解途中又被晁蓋等人劫回。董平無奈，隻好回縣受責。

《水滸傳》一書中，雖然保留了雛形的大概輪廓，但又作了大量的加工和潤飾。更有趣的是，加工後的故事，原來押送生辰綱的馬安國不翼而飛了，由楊誌這個時乖運蹇的人當了替罪羊。劫取生辰綱的秦明、燕青變成了公孫勝、白勝。董平再也不當鄆城縣都頭那個苦差事，而被施耐庵提調到東平府去當了兵馬都監。燕青也不住石碣村，而成了北京土居民，大名府第一長者盧俊義的心腹人，秦明也不當劫賊，改邪歸正去當了與強盜作對的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統製。這是押送與劫取生辰綱人員的變動。

劫取地點變化也大。《水滸傳》裏的黃泥崗，是險僻崎嶇的小徑，南山北嶺，那崗子是“頂上萬株綠樹，根頭一派黃沙。嵯峨混似老龍形，險峻但聞風雨響。山邊茅草，亂絲絲攢通地刀槍；滿地石頭，磣可可睡兩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難，須知此是太行山”。從描寫看，這黃泥崗真是個強人出沒的險惡林子，也正是智取的好場所。而《大宋宣和遺事》中被劫之地，卻是“五花營大堤田地裏”，顯然是一馬平川之地，在這裏劫取就沒有什麽懸念了。也很難像《水滸傳》裏，先讓“對麵鬆林裏影著一個人，在那裏拿頭探腦望”，那麽神秘、緊張，又難讓楊誌提刀趕去，讓眾人驚叫的恐慌，更難因此而達到麻痹楊誌等人的效果，以至後麵討價還價、搶酒、下藥一係列好戲在大堤田地就無法演出了。正因為這場地的變換，才使黃泥崗的智取更合情合理，順理成章，天衣無縫了。還有《大宋宣和遺事》中是馬安國主動買酒，“並令隨人都喝”。這就說明馬安國與押送人員的關係是融洽的、友好的，內部是團結的，馬安國是體貼下屬的。這樣的話，吳用計策再好，生辰綱可能也難得手，即使劫到手，也叫人難信。而《水滸傳》中，吳用劫取生辰綱之所以成功，對吳用一方來說，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楊誌押送生辰綱失敗，就失敗在他與軍健、與虞侯、與老都管矛盾重重，失去了“人和”，人齊心不齊，人雖一處，心為二心。俗話說：“人心齊，泰山移。”這心不齊，是失敗的主要原因，加之天氣，地形等等，又失去了“天時”、“地利”，失敗在所難免。《水滸傳》這麽一加工，情節就更驚險錯綜，個性就鮮明突出，故事就合情合理。令讀者讀之，如臨其境，心情與書中人物一張一弛，共呼吸共悲歡，這效果多好！


二十七：試論劫取生辰綱的動機

“智取生辰綱”是《水滸傳》中的幾個精彩篇章之一。人們對它的分析往往偏重於人物性格和藝術手法這兩個方麵，卻很少考究晁蓋、吳用等劫奪生辰綱的動機是什麽。有些人雖也略帶了幾句，但又不是實事求是，而是進行了過分的拔高。說什麽晁蓋領導的黃泥崗暴動，才是梁山農民起義的真正開始。在此之前，小說所描寫的隻能看作是整個故事的鋪墊，是梁山農民起義的背景，有了這次暴動，才有晁蓋等人的上山，有了晁蓋等人的上山，才有梁山農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還有人說：“智取生辰綱”是晁蓋等人造反，與封建統治者直接對抗的起點，並把這次劫奪生辰綱稱之為“聚眾造反”等等。

筆者認為：“智取生辰綱”不是意在推翻封建統治、為壓迫人民求幸福的“聚眾造反”、“暴動”，而是極端的利己主義的表現。劫奪生辰綱根本就沒有讓被壓迫人民得到好處，相反給他們帶來更大的痛苦，官府為搜捕凶犯，從而乘機大肆迫害人民。劫奪生辰綱根本談不上所謂動搖封建階級的統治，僅僅是使得個別貪官汙吏受到損失。梁中書去年的十萬貫金珠寶貝被劫，今年又照舊刮來了十萬貫生揭示了北宋社會的黑暗，對貪官汙吏也是一次打擊。除此之外，體現不出有“起義”、“暴動”之意。為了把問題說清楚，筆者試從下麵幾個方麵來一申拙見。

要劫奪生辰綱這個想法，大家是一致的，認為這是一筆“不義之財”，是梁中書搜刮的民脂民膏，是百姓的血汗。所以“半路上取之，天理知之，也不為罪”。再說這“不義之財”也不是一筆小數目，而是“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故此，鄆城縣東溪村的富戶、保正晁蓋也為之動心。當他聽完劉唐的敘述後，第一句話就是“壯哉”二字，認為這的確是一套數目可觀而又難得的“富貴”，對劉唐的提議表示讚同。第二句話是“且再計較”。這不是他的猶豫，而是說明他下決心劫取後，在思索劫取的良策。吳用、公孫勝對此態度明確。對劫取，一個認為是：“此一事卻好”；另一個認為是：“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雲：‘當取不取，過後莫悔’。”阮氏三兄弟貧困潦倒，雖說“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但從其生活看，這“私商勾當”對他們來說也是賠本買賣。賭博又老是輸，打魚又不成，就越發羨慕王倫等人“論秤分金銀，異樣穿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的生活，抱怨自己“空有一身本事”，認為“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對劫奪生辰綱，他們則認為“正是搔著我癢處”，是“一世的指望，今天還了願心”。吳用則說的更明確，是“大家圖個一世快活”。他們有這個想法很自然，他們七人除晁蓋外，吳用乃一教書先生，劉唐是個自幼飄蕩江湖的無業遊民，公孫勝乃一窮酸道士，三阮是漁民，都是些窮弟兄。大家都認定是“不義之財”，故“取之何礙”，何況還能“圖個一世快活”。由此觀之，他們劫奪生辰綱的目的，完全是以圖自身，毫無“聚義暴動”之意，這是一。

其次，從他們劫奪生辰綱的做法看。劉唐提了一個初步設想：“商議個道理，去半路上取了。”怎麽取，他又沒有辦法。還是吳用出的主意，他認為：“人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個也用不得。如今隻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團弄？便是保正與劉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可，多也無用。” 吳用這番話說的再清楚不過了。“人多”不能保密，易出紕漏；“人少”無力奪取，晁蓋宅上莊客雖多，都是無能之輩。人“多也無用”四字就道出是劫取，而不是聚眾造反。所以吳用最後說：“聚幾個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套不義之財。”為了保密，智取前幾人還在晁蓋莊對天發誓。這一切說明是攔路搶劫。

再次，正因為他們劫奪生辰綱是為了“大家圖個一世快活”，所以用蒙汗藥在黃泥崗智取生辰綱後，他們並沒有其他打算，以為隻少數幾人幹的，大家又曾對天發誓，已做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人一概不知的地步，故此奪得生辰綱後，大家分得財寶散夥，各自回家去圖個一世快活。如果不是白勝被捕，供出晁蓋等人，使事情敗露，他們哪會上梁山落草為寇呢？直到宋江擔著血海似的幹係，飛奔到晁蓋家裏通風報信，勸他們“走為上計”時，晁蓋還沒有想到要造反。吳用也隻是說：“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言下之意是如果官府追捕的不急，他們還不願入夥。就是到何濤領兵圍剿，逼的他們為求生路，不得不以武力抵抗，痛殺一頓上梁山時，晁蓋想到的還是自己“造下迷天大罪”，“隻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帳下，為一小頭目”，根本不是領頭造反。而為人們視為最為徹底的革命派——阮氏三雄，一個是“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一個是“老爺生長石碣村，秉性生來要殺人。先斬何濤巡檢首，京師獻於趙王君”，另一個也隻是“休道你是一個小小府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也搠他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窿！”矛盾都是指的貪官汙吏，毫無造反之意，吳用雖未明顯流露出這種情緒，但也未有造反的念頭，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他雖早已選定了避難之處，先奔石碣村三阮家裏，“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而且入夥的方式，他曾一再提到過：先奔朱貴酒店，“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然後是“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這完全是用行賄入夥，用金錢買個避難處，那能是“暴動”、“造反”呢？！

綜上所述，劫奪生辰綱，不是“造反”、“暴動”，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搶劫！其目的根本就不是動搖封建統治製度和國家政權，而是用打劫來的貪官汙吏的不義之財，供“圖個一世快活”！


二十八：吳用豈能不認識宋江

吳用為劫取生辰綱設計的計策應該說是費了一番心血的。分“硬取”及“智取”兩個方麵，視情而動，靈活的很。事前的準備也是機密的。晁蓋家的莊客一個不用，用的大都是外鄉人，計謀的進展也順利得很，除他們七人外，真是神不知鬼不覺。但是，俗話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一失”又失在哪裏呢？失就失在晁蓋身上。晁蓋在鄆城縣大小也是個名人，很多人認識他。而他在王家客店登記住宿時，就被何濤之弟何清認出。明明姓晁，卻說自己姓李，從濠洲來，販棗子去東京賣。“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生辰綱被劫後，社會上已傳的沸沸揚揚，指明是賣棗人所劫，而他們還蒙在鼓裏。何濤正是從何清嘴裏得到線索，抓捕了白勝。白勝又是個軟骨頭，一上刑就供出了晁蓋等人。宋江正是從何濤口中獲悉：官府正待捉晁蓋等人歸案的消息。為救晁蓋，宋江飛馬到晁蓋家報信，建議晁蓋逃走。晁蓋順便向宋江介紹吳用、公孫勝、劉唐等人。宋江走後，晁蓋告訴眾人，生辰綱事發，“虧殺這個兄弟，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隻在咫尺休了！”吳用也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這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答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從吳用的這一句話，我們可知在此之前吳用是不認識宋江的。

按說生辰綱事發之前，吳用認不認識宋江本來沒有任何特殊意義，但是從小說的記敘分析，這似乎非常不合情理。從《水滸》第十四回、第十八回看，吳用完全應該認識宋江，為什麽這麽武斷呢？理由很簡單：首先，宋江、晁蓋、吳用都是土生土長的鄆城縣人氏。宋江雖在縣衙門工作，但縣城離晁蓋所在的東溪村，騎馬也隻有不到半個時辰的路程，吳用家、晁蓋家僅五、六裏地。據晁蓋家莊客在官府供認，吳用是本鄉中的教書先生，可見吳用也是東溪村附近之人。而且三個人都是聞名之士，連在薊州的公孫勝、江州的李逵都知其名，不少好漢做夢都想與之相認，為何同在一縣的鄉裏，吳用反而不認識宋江呢？吳用不認識宋江連晁蓋都感到驚訝。晁蓋說：宋江“四海之內，名不虛傳！”“吳先生不曾得會？”真是咄咄怪事，令人不解。

其次，《水滸》第十四回載：當吳用聽雷橫說劉唐是晁蓋的外甥時，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是有些事，便和我商議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曾見有這個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蹺。”第十八回，當宋江來報信之後，晁蓋道：“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兄弟。”從上述三人關係看，晁蓋與宋江、與吳用都是知己，一對是“自幼結交”，一對是“心腹之交，結為弟兄”。三人都是好結交天下好漢之人，宋江又聞名山東、河北，晁蓋早應介紹吳用認識宋江，更何況又有一縣之便，所以說吳用豈能不認識宋江呢？再說吳用對晁蓋的親朋好友，他都知道，又為什麽不知道晁蓋有宋江這個拜把弟兄呢？

《水滸》的作者其實也意識到吳用不認識宋江有不合理處，所以，當吳用從晁蓋嘴中得知報信人是宋江時，說了句“隻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卻不曾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麵。”來做補充解釋，但與情理、與事實還是難自圓其說。說宋江與吳用過去不相識，並沒有什麽特殊作用和意義，它既不影響故事情節的發展及人物性格的塑造，又不會製造出什麽驚天大事來。說不認識毫無意義，這隻能說是作者的疏忽，是《水滸》中的一個漏洞。


二十九：宋江的哥哥和老婆

《水滸傳》第十八回在介紹宋江時是這樣寫的：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為他麵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為人仗義疏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早喪；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

這段文字說的很清楚，宋江是排行第三，那麽他就應當還有兩個哥哥。而書中對此卻是隻字不提，不能不說是閱讀者的一個遺憾。

　　最近看山東省《牡丹》雜誌編輯部的《水滸外傳》中“宋公明鄉裏揚孝義，毛頭星大路懲凶神”一章，就覺得彌補了《水滸傳》裏的這個遺憾。這回書開宗明義：

話說濟州鄆城縣城西有一宋家莊，莊上居住一個宋太公，已是花甲之年，妻室早喪，膝下有四個兒子：長子宋海、次子宋河、三子宋江、四子宋清。

這幾句交代既與《水滸傳》相吻合，又說明了宋江排行第三的情況，免得讀者生疑。這回書還介紹宋江不但有兩個哥哥，還有兩個嫂子。大哥二哥性情寬厚，且又孝順，在家協助老父操持農事，兄弟之間是兄寬弟忍，與鄉鄰相處甚好。大嫂俞氏性情潑辣，受不得閑氣，動輒噘嘴使氣。嫁到宋家後，性子便使到丈夫頭上，經常吵鬧不休，而且對宋太公寵愛三子宋江非常不滿，對宋江的仗義疏財更是氣的要命，多次鬧著要分家，宋河高低不答應。最後她想以假上吊來逼丈夫與兄弟分家。誰知她機關算盡，反而弄巧成拙、弄假成真，真的把自己給吊死了。這就是大嫂的結局。二哥以後又如何呢？這回書中也是漏掉交代。雖是如此，但是宋江的家世，特別是宋江兩個哥哥的情況有了交代，宋江為何排行第三也比較清楚。

作為水泊梁山大頭領的宋江是沒有老婆的，僅僅娶過閻婆惜為“外宅”。但是不到二個月，因閻婆惜抓住宋江私通梁山好漢的把柄要挾宋江，結果被宋江所殺。此後宋江就一直沒有再娶，更談不上什麽明媒正娶的老婆了。

從《水滸傳》中看，宋江第一次露麵是在劫生辰綱事發後，何濤到鄆城縣下捕公文之時。根據書中提供的時間，是在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 1115 年），此時的宋江已經“年及三旬”。而宋江死於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 1125 年），年紀有四十。按理說這麽大的年紀，加上母親早喪，父親也沒有再娶，弟弟宋清又未成家，三條光棍操勞家務、農事，有極大不便。古人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宋江又是個大孝子，這無後又那能算孝子呢？故此，宋江應當有老婆。最近翻元人詩文偶得數據。元人陳泰在其《所安遺集補江南曲》序中雲：“餘童卯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過梁山泊，遙見一峰，嵽嵲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議事處。’絕湖為池，闊九十裏。皆蕖荷菱茨，相傳以為宋妻所植。”陳泰所述說明曆史上的宋江是有妻子的。宋江的妻子姓甚名誰呢？明人許自昌的傳奇《水滸記》裏有交待。書曰：宋江的妻子姓孟。夫妻和諧融洽，宋江希望有所作為，但又記掛妻室。孟氏對其極為理解，要他以事業為重，不要以家庭為念。宋江上梁山後，梁山好漢把孟氏請上山與宋江團聚。

施耐庵在寫《水滸傳》時不寫宋江有妻室是為什麽呢？一來可能是情節發展的需要；二來恐怕也是有意借此突出其不念女色的英雄本色吧！《水滸傳》裏衡量一個男子是不是條好漢，“不近女色”也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標準。在書中，作者不是通過宋江的口正式宣布了這條標準嗎？第二十二回中宋江就說過：“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作者不是公開出麵說“宋江是個好漢，隻愛學使槍棒，於女色不十分要緊”（第三十二回），盧俊義也是“平昔隻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 （第六十二回）。故此梁山泊一百零八將，大多數是沒有家小的光棍。這顯然是作者的婦女觀造成的結果。


三十：柴進納士也因人而異

柴進以“門招天下客”揚名海宇，深得江湖好漢的仰慕。石將軍石勇就公開聲言：“老爺天下隻讓得兩個人（即宋江、柴進），其餘的都把來做腳底下的泥”，“隻除了這兩個，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的弟弟宋清也說：“人都說他仗義疏財，專一結識天下好漢，救助遭配的人，是個現世的孟嚐君。”從《水滸傳》中看，誰人有難都願投奔到他門下。他接待過充軍滄州的林衝，資助過落第秀才王倫，熱情款待過亡命江湖的宋江，留住過投奔的武鬆，石將軍石勇也在柴進莊上住了四個多月，李逵也在莊上住過多時。但是，從書中所提供的文字看，柴進納士也有三六九之分，也因人而異。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衝充軍時投奔他莊，莊客是“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溫一壺酒；又一個盤子，托出一鬥白米，米上放著十貫錢”，可見這是對一般來客的待遇。故柴進回家見了後便責罵莊客：“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接著，命莊客“先把果盒酒來，隨即殺羊相待”，“安排得食果品海味擺在桌上，抬在各人麵前，柴進親自舉杯”陪之共飲。臨別時，還以二十五兩一錠大銀相送，這又是一個檔次，而又是另一番樣式。

《水滸傳》“橫海郡柴進留賓”中寫到：“那莊客入去不多時，隻見那中間莊門大開，柴大官人引著三五個伴當，慌忙跑將出來，亭子上與宋江相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想之念！多幸！多幸！’……滿臉堆下笑來。”這開“大門”，柴進迎接，而且是“慌忙跑”，又是“拜在地下”，這些又是林衝享受不到的待遇。接著又是請宋江兄弟洗浴，又送上兩套新衣服、巾幘，絲鞋，淨襪，請宋江兄弟更換，邀進後堂深處飲酒，而且還有“十數個近上的莊客並幾個主管，輪替著把盞，伏侍歡飲”。從這回書的描寫看，接待宋江的酒宴是何等隆重、豐盛，規格又是何等之高。

武鬆雖說在柴進莊上住了一年，是根本享受不到宋江、林衝這樣的禮遇的。因為，他的地位、聲譽遠不如他們。盡管《水滸傳》中一再交代武鬆初來柴進莊時，也受禮遇，隻因武鬆脾氣不好，喝酒生事打罵莊客，被柴進冷淡，使武鬆受到冷落。但是書中“也一般接納管待”幾字，就道出這“接納管待”是低檔次的。是一般的，恐怕也就是林衝初到柴進莊時，莊客按常規端出的五個“一”及“米上放著十貫錢”的做法。初次接納都這樣，武鬆在柴進莊住了一年，這一年的日子會怎樣，便可想而知了。也正如此，武鬆在柴進莊身患瘧疾無人過問，隻得自己在東廊前找地方燒火禦寒。也正因此，當柴進找宋江找到武鬆麵前，談到宋江時，武鬆才會直言不諱地說：“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我如今隻等病好時，便去投奔他。”這一席話，可看出武鬆的直率，同時也間接地數落了柴進的不是。說宋江是個“真大丈夫”，言下之意，不就是說柴進是個“假大丈夫”嗎？說宋江“有頭有尾，有始有終”，不就是批評柴進待人有頭無尾，有始無終嗎？還好武鬆初來，接待的規格就一般，如一開始象林衝、宋江初來那樣高規格，而後來就完全改變了的話，真不知此時的武鬆要說出多難聽的話來。說病愈後便投奔宋江，更是道出武鬆一肚子的怨氣及不如意，也是對柴進待客因人而異的公開批評。結識宋江後，宋江大喜，抓住武鬆的手，一同到後堂酒席上，又讓武鬆與自己一同坐上座。酒後宋江又留武鬆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這些行動，看似平常，但對長久受人奚落的武鬆來說就倍感親切、溫暖、真誠。這些舉動與柴進因人而異形成鮮明的對比。此後宋江拿錢為武鬆做衣服，可見武鬆的衣裳已經破舊。臨別時，宋江又“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鬆”。這一切當然使武鬆這條硬漢感動的感激涕零。這一切又應證了武鬆所說的話：“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正因為宋江對其厚愛，武鬆才尋思道：“結識這般弟兄，也不枉了！”言下之意，不又有貶柴進之意嗎？可見像武鬆這樣的平民，柴進的待遇又是另一樣規格。這不同的接待方式，也充分反映出這位鳳子龍孫待人也是有等級之分的。


三十一：神奇的蒙汗藥

《水滸傳》裏的趣事莫過於蒙汗藥，而且還神奇的很，無論是誰，隻要吃下有蒙汗藥的食物或酒，沒有不倒的。黃泥崗上，吳用、晁蓋等七人巧妙地把蒙汗藥放在白勝的酒桶裏，精明、謹慎的楊誌最後還是中計。雖說自己隻是喝了半瓢，“口裏隻是叫苦，軟了身體，紮掙不起”。而其他人，更是頭重腳輕，一個個麵麵相覷，眼睜睜看著吳用等人把生辰綱裝上車，隻是起不來，動不得，說不了。而晁蓋等人不慌不忙地，搬下棗子，裝上生辰綱，推著車子，而對楊誌等人，很滑稽地叫了聲打攏了，多謝之類詞話便下崗了。蒙汗藥是晌午喝的，到一更才醒，麻醉時間是長達十多小時。

李逵在沂嶺殺死四隻老虎，驚動了當地村民，同時也惹來了麻煩，被李鬼之妻告到縣衙，因而被沂水縣衙抓捕。為救被抓的李逵，朱富知道沂水縣來押送的都頭李雲是不喝酒的，於是把蒙汗藥拌在肉裏，李雲勉強吃了兩塊，肉剛下肚，眼見隨從紛紛跌倒，自己口中急叫“中計了”，恰待上前，身不由己也睡倒在地，軟做一堆，眼看著李逵被救，也無力去管。

途經十字坡時，因天氣熱找口酒喝，便來到孫二娘開的酒店。對這家酒店，武鬆早有耳聞，知道是家黑店，於是格外謹慎，警惕，故意找茬，故意戲弄孫二娘，激怒孫二娘使出蒙汗藥酒來。兩個公人因饑渴，端起酒來便喝，而武鬆是乘孫二娘不備，將酒潑在暗處，口中還故意喊：“好酒！還是這酒衝的人動！”孫二娘拍著手喊：“倒也！倒也！”兩個公人，隻見天旋地轉，禁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鬆也把眼來虛閉緊了，撲地仰倒在凳邊。待孫二娘來抬人時，武鬆突然將孫二娘放倒在地，壓得鬼叫。這時菜園子張青趕到求情，武鬆才放了孫二娘。孫二娘於是調了一碗解酒藥，“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個時辰，兩個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著武鬆說道：“我們卻如何醉在這裏？這家恁麽好酒，我們吃恁不多，便乍地醉了。記著他家，回來時再問他買吃。”武鬆、張青、孫二娘都大笑起來，兩個公人如雲裏霧裏，不知笑從何來。哪有不笑之理，因為他倆還蒙在鼓裏。

《水滸傳》裏的蒙汗藥是種什麽迷幻藥？解藥又是什麽配成的？《水滸傳》畢竟不是醫書，所以沒有介紹。正因為《水滸傳》是小說，故不少讀者以為是作者想出來的東西。其實不然，據古書載：蒙汗藥即是用曼陀羅花製成。曼陀羅又名風茄兒、洋金茄花、山茄子，產於我國西南各省。為一年生草木，高四五人，茄葉互生，卵圓形，端尖，邊緣呈不規則波狀分裂。夏秋間開花，花紫色或白色，有漏鬥形三合瓣花冠，邊緣五裂，果實為卵圓形，有不等長尖刺，熟時四瓣裂開。葉、花和種子含茛菪堿、東茛菪堿等成分，具有麻醉、鎮痛作用。現用曼陀羅製成的洋金花製劑，多用於手術麻醉。

用曼陀羅製成蒙汗藥，是何人何時發明，當不知。但古書中有關此藥的記載頗多。如宋代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載：“五溪蠻漢，杜杞誘出之，飲以曼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對其製法，明人魏灘在《嶺南瑣記》及清人吳其濬在《植物名實圖考》中都有同樣記載：“用風茄為末，投酒中，飲之，即睡去，須酒氣盡以寤。”

蒙汗藥為粉末狀，下在酒裏，成懸浮液，酒色顯的渾黃。蒙汗藥與酒配伍，真可謂“珠連璧合”，麻醉效果更佳，藥力見效快，真是出門倒，麻醉程度深，時間也長。

解藥之法，清人程衡在《水滸傳注略》中介紹“急以濃甘草汁灌下，解之”。這個說法，也是有根據的。孫思邈《千金方》中說：“甘草解百藥毒。”李時珍說的更清楚：“菓中有東茛菪，葉圓而光，有毒，誤食令人狂亂，狀若中風，或吐血，以甘草煮汁服之，即解。”孫二娘用的解藥即可能就是甘草汁。隻不過《水滸傳》未點明，故弄玄虛而已。


三十二：李逵的真與假

《水滸傳》裏的黑旋風李逵是個粗人，以憨厚、鹵莽聞名。你看他風風火火，天不怕、地不怕，一身豪氣，不管是什麽皇帝大王、王公貴族、官僚惡霸，他全不放在眼裏，一貫野蠻。也不問平民百姓、娼女歌妓，不順就罵，一火就打，全然是不顧一切，毫不講理，處處鹵莽。

　　其實這僅僅是這位李大哥的一麵。李逵大哥還有其他的一麵，這就是真。這個真尤其表現在對待宋江及梁山事業上。江州城，李逵第一次與宋江見麵。他那高興的喊爹喊娘、他的跪拜就是出自真心，反映出他見到思慕已久、敬重之人的興奮真情。接下來，他撒謊從宋江那裏借得十兩銀子，借銀子是去賭，賭的目的就是想贏，贏了錢想請宋江吃一頓“也好看”，也就是盡地主之誼。麵子上也過得去，這也是真心的。誰知事不由人願，賭輸了，一切都泡湯了，不但請不成宋江，連借的錢都還不上，這多丟麵子。一向直的人，“今日權且不直一遍”，便凶相畢露，撒野搶錢。搶錢時，又被戴宗、宋江發現，“李逵見了，惶恐滿麵”。一個從來不知道什麽是“惶恐”的人，如今卻“惶恐滿麵”，這才是羞愧的真情表露。賭錢是真，這搶錢是真，想贏錢是真，想請客是真，這搶錢也是真，處處體現了李逵的真心，毫無做作之意。還有，宋江想吃鮮魚，他主動去討，這也是真心。本來賭錢就是想贏錢請宋江一頓。無錢請宋江，討幾條魚來請宋江，也算還了這人情。誰知又闖禍了。被張順浸的眼發白，被張順拖上岸來還“喘做一團，口裏隻吐白水”，說道：“你也淹得我夠了！”這都是真正的大實話，一點假都沒有。所以宋江才說：“我到敬他真實不假。”

他的真實不假還表現在對待梁山事業上。當他聽說宋江“強搶民女”時，回到梁山，李逵是“睜圓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個字，扯做粉碎”，然後“拿了雙斧，搶上堂來，逕奔宋江”。這回李逵又動了真格的。盡管此事他錯怪了宋江，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梁山事業的忠誠，維護梁山名聲的真心，對自己領袖的熱愛。他堅決反對招安，多次抵製招安。鬧了宋江的菊花會，扯壞了朝廷的招安詔書，打了前來宣詔的陳太尉，提出“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盡管他沒有什麽具體的措施，也不知道“奪了鳥位”以後該幹什麽，但是，他反對招安是真的，敢於罵皇帝老兒，反皇帝是真的。就是喝下了宋江給他的“禦酒”，臨死之前，他還說：“哥哥，反了罷！我鎮江有三千軍馬，哥哥這裏楚州軍馬，盡點起來，並這百姓，都盡數起去，並氣力招軍買馬殺將去！”他致死都提出個“反”字，可見其徹底的反抗精神，對梁山事業是忠誠、忠心的，這正是李逵可愛、可敬的一麵。

有趣的是，許多假事又偏偏讓李逵這位“真人”碰上。接老娘上梁山途中，偏偏遇上假“李逵”。李鬼冒其名攔路搶劫，辱沒了自己的江湖名聲。按李逵往日的脾氣非砍死不可。當李鬼謊稱家有九十歲的老母時，李逵動了真心，平生第一次饒恕了一個幹壞事、而且是以自己的名字幹壞事的強人，還贈銀相助，真是一片忠恕。薊州道上，李逵曆盡艱辛，好不容易找到了公孫勝，可是羅真人偏不讓其下山。李逵又動了真情，平生第一次“不吃”、“那裏睡得著”。難得！真難得！粗人、莽人也急得如此，真想不到。於是，李逵摸黑上山，砍掉了羅真人和道童的兩顆假腦袋。有趣的是，李逵素來狼吞虎咽，鼾聲如雷，重手重腳。大大咧咧，但是為讓公孫勝盡早下山，竟然幹出了與自己粗魯、急躁不相稱的事情來，真是妙人妙事，忠孝過人，令人感泣。

四柳村投宿，狄太公錯把李逵當法師，要求李逵“捉鬼”救人。李逵又假道真吹，說自己是羅真人的高足，會騰雲駕霧，專能捉鬼。騙得一頓好吃好喝，假戲真做，將假鬼真人砍死；劉太公莊，又是他遇到假宋江搶奪民女之事，這下他可動了真氣。大鬧了忠義堂，大罵宋江是“畜生”，並警告說：“你若不把女兒還他時，我早做早殺了你，晚做晚殺了你。”李逵此舉，雖說莽撞，缺乏調查研究，但也表現出他體察民情、愛護宋江之心，粗中見真情。

李逵還表演過一出滑稽戲，這就是壽張喬坐衙。本來壽張縣民就談虎色變，提起李逵的名字竟能醫好小孩子夜啼驚哭症。見到李逵，更是嚇得手腳都麻木了。就是這麽個“魔王”卻穿著知縣的官服，假裝做起知縣，在縣衙大堂取樂：要兩個衙卒假裝告狀。李逵的判詞也別出心裁，打人者反而是被釋放，被打者卻是要戴上枷具在衙門前示眾。因為這知縣是假的，案子是假的，判決也是假的，故縣衙外老百姓都敢來看熱鬧，而眾人對判決也忍不住哈哈大笑。李逵真是個“趣人”。

《水滸傳》的作者不但正麵寫出李逵的“真”，而且通過所遇之“假”，來反襯其“真”。容與堂本批語道：“隻有假李逵，再無李假逵。”寫李逵的“真”，正是為批判現實社會之“假”，奸佞之徒的“假”。有了這真與假，李逵的性格才見豐富多彩。


三十三：跪拜之中見性情

在《水滸傳》中，李逵的跪拜前後僅七次，除了第九十三回夢遊天池見宋徽宗跪拜，是已經變性的李逵外，其它六次皆因人而異，表現了李逵對不同的人和事所持的不同態度。真是跪出了性格，拜出了個性。

江州城初會宋江，他口口聲聲問戴宗：“這黑漢子是誰？”“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一口一個“黑”，全然不知禮貌。戴宗要他下拜，他竟口出粗言：“若真個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閑人，我卻拜甚鳥！”最後，當他弄清楚眼前這個黑漢子真是宋江時，先是像孩子似的拍手，高興的叫“爺”，緊接著是“撲翻身軀便拜”。這一言行，不但充分顯示李逵那粗魯、憨直的性格，同時也生動、深刻地表現了他對宋江的滿腔敬重之心，初識宋江興奮之情。拜的真心，跪的實意。

梁山英雄劫了江州法場，救了宋江、戴宗。白龍廟前，宋江要李逵與晁蓋相見時，李逵僅僅是“望著晁蓋跪了一跪”，並說道：“大哥，休怪鐵牛粗鹵。”晁蓋與宋江一樣，在江湖上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李逵與晁蓋也是初次見麵，其表現就沒有初會宋江時那高興勁兒。這一言一行來得簡單、生硬。可見其對晁蓋感情不深，跪的也勉強。而打下無為軍後，宋江跪勸眾好漢上梁山時，李逵見宋江跪、眾好漢跪，也跟著跪下。這完全是受眾好漢影響，出於禮貌。但當他弄清楚宋江下跪的原由時，他是未等宋江說完，跳起身來又撒野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可見這一跪是受蒙蔽，也是受人影響而為，並非出自內心。這一跪還可以看出李逵遇事的簡單和率直。

滄州橫海郡殺死小衙內，李逵完完全全是執行吳用“邀請”朱仝上山的命令。任務完成後，朱仝奈宋江不何，就拿李逵出氣。逼得李逵有山難上，落難於柴進莊。柴進失陷高唐州後，李逵回梁山報急，朱仝還是不放過他，操起樸刀直奔李逵。晁蓋等忙上前勸阻，宋江又逼著李逵向朱仝賠罪。為了顧全大局，以義氣為重的李逵一再忍讓，“隻得撒了雙斧，拜了朱仝兩拜”，並說：“我不是怕你，為是哥哥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可見這一拜完全不是自願的，是宋江“逼“所致。這一拜一言充分表明李逵對朱仝的不滿，一個“逼”字也道出李逵對宋江處事不公的不服，反映出其賠禮並非理虧，而是出於無奈的心理。

二清山跪拜羅真人及忠義堂負荊請罪，又有另一番情趣。戴宗、李逵奉宋江之命，經過連日辛苦，好不容易找到了公孫勝，可是公孫勝的師傅羅真人硬不讓公孫勝返回梁山。戴宗把這個情況告訴李逵後，李逵是火冒三丈，先是罵羅真人，後是吼道：“莫要引老爺性發，一隻手撚碎你這道冠兒，一隻手提住腰胯，把那老賊道直撞下山去！”他全然不知羅真人的厲害。星夜李逵摸上山，半夜斧劈了“羅真人”。順手還砍死了羅真人的青衣童子。他以為大功告成，還覺得自己是“除了一害”。第二日，當他聽說羅真人還在時，“吃了一驚，把舌頭伸將出來，半日縮不入去”。後是羅真人罰他到薊州大牢受了幾日罪。從薊州回來後，見到羅真人，他是隻管下跪磕頭，口裏還說：“鐵牛不敢了！”這裏他不敢拿大，又不敢粗魯、冒失。這一跪一言，可見他真心、老實，服了羅真人。

負荊請罪是李逵弄清了是假宋江搶了民女之事後，為了贖罪，燕青為他出了這負荊請罪的計策。李逵老老實實依了。書中這樣寫道：“隻見黑旋風脫得赤條條地，背上負著一把荊杖，跪在堂前，低著頭，口裏不做一聲。”這真是一個陌生的李逵，一個乖乖的李逵，從未見過的李逵。這一跪說明李逵知錯悔過之真心。與前麵為替民女作主報仇，打上忠義堂，撕碎杏黃旗，要把自己一向敬重的宋大哥抓住治罪，形成強烈對比，充分體現李逵嫉惡如仇、剛正不阿、知錯必改的優秀品格。


三十四：宋江的跪拜

寫罷“一跪一拜見性情”，餘興未了，覺得宋江的跪拜也值得一書。同是跪拜，含義卻絕然不同：李逵的跪拜是跪出了性格，拜出了個性，是因人而異；而宋江的跪，更多的是突出在這個“拜”字上，大有“求”或“乞求”的意味。李逵的跪大多出於興奮，出於禮節；而宋江的跪大多出於無奈，出於死氣白咧。所以看《水滸》的人，對宋江這一哭二跪三招安反感的很，議論也頗多。殊不知這些特點正是宋江這個人物所特有的，是人物個性的具體表現。

　　宋江的一哭二跪三招安，在《水滸》裏的確不少。據統計：他哭過四十回，招安說過十二次，跪拜達四十次之多。這四十次跪拜略加分類，就可發現一些問題。招安後光向道君皇帝就跪拜過十四次。這裏有麵見天子之跪，有謝天子賜酒賜物之跪，有聽詔書之跪，還有包括被皇帝鴆酒毒死後，跪拜夢遊蓼兒窪的宋徽宗。從這十四次跪拜皇帝而言，不難看出宋江是比較忠君的，所以他始終不願做“上逆天理”“不忠不孝”的人。就是臨死，他明知是皇帝禦酒所害，他還是表示“我忠心不負朝廷”。試想這麽個忠心耿耿於皇上的人，怎麽能領導一支大軍去造皇帝的反呢？他的“造反”是迫於無奈，是“暫住水泊”等待時機。一旦條件成熟，他自然而然地去接受招安，把好端端的一支起義隊伍、一場轟轟烈烈的事業給斷送。

宋江的另二十六次跪是：一是向朝廷官僚跪拜七次。這七次中，令人最想不通的是兩次跪拜高俅。高俅是梁山的大敵，是不少好漢的死對頭，不少好漢是因高俅直接、間接迫害上梁山的。他極力主張圍剿梁山，破滅這星星之火，並親自率軍進剿，他多次阻止招安，破壞招安，招安後又是他設計將幸存的梁山好漢一個個收拾掉。就是這麽一個壞種，當了俘虜，還被宋江當成了座上客，並對其頂禮膜拜。這豈不是本末倒置、滑稽可笑嗎？此無他，隻不過說明宋江巴結、討好、乞求招安的本質。還有向父親跪拜三次，跪拜仙道二次，向被俘的朝廷命官、富豪跪拜過九次。其他五次是：清風山跪求王英釋放劉高之妻，梁山寨跪倒地上寧死不入夥，攻打無為軍殺掉黃文炳後規勸眾好漢上梁山、黃門山跪求歐鵬等放行及排座次後跪拜宣誓等。

綜觀以上統計數字可見，宋江對皇帝、朝廷命官及盧俊義、柴進、關勝、李應、呼延灼這樣的富豪、將吏才“納頭便拜”的。對皇帝更是五體投地，不然被皇帝“禦酒”毒死，靈魂見到皇帝哪還那麽服服帖帖呢？而對吳用、阮氏三兄弟、劉唐、武鬆、魯智深這樣的窮朋友，宋江從來不跪拜的。李逵作為他的知己，在江州城初次見麵，李逵是“撲翻身軀便拜”行大禮，而宋江也未出自禮節性的表示表示。別看跪拜這一小小的動作，從這個動作中也看出宋江待人也是有差異的。地位比他高的，他就俯首，顯得必恭必敬；出身低微的，他就要擺擺架子托大。雖說在其跪拜中也有五次對象是比他地位還要低下的人，如拜王英、拜歐鵬、拜眾人，這都是他有所求，不如此則達不到目的。難怪魯迅先生在《給姚克的信》中說：“梁山泊中是並不將一切人們都看作兄弟的。”一針見血！從宋江的跪拜看，尤信此語。


三十五：潯陽江張順早生

《水滸傳》裏的浪裏白條張順，在曆史上是實有其人的。他的身世與《水滸傳》裏完全不同：既不是江州的魚牙販子，也沒有能在水底伏七天七夜的本事；即不是死在杭州湧金門下，更不是水泊梁山上的一員頭領。如果尋求其共同點的話，唯一相同的就是都死在戰場。

曆史上的張順，是一位農民出身的南宋愛國將領及民族英雄。他的英雄事跡，在南宋確實轟動一時，像《宋會要輯稿》、《齊東野語》及《西湖二集》等書中都有記載，而且有些神化，就連《宋史》第四百五十卷還單獨有《忠義張順傳》。綜合這些史料，張順的史跡概是這樣的：南宋鹹淳三年﹙ 1267 年﹚，元軍圍困襄樊，一圍五年，使襄樊城軍民彈盡糧絕、危在旦夕。為解襄樊被破之急，朝廷出重金征募得敢死將士三千人，張順及張貴自告奮勇率隊，乘輕舟百艘，漏夜三刻出發，徑犯元軍重圍。行至磨洪灘，遇敵船數百艘攔住江麵，而且敵船鐵索相連，水中又載木桶無數。欲救襄樊，首先必破此封鎖線。張順見狀，一舟當先，斬鐵索、拔木樁，轉戰百二十裏，抵達襄樊城下。城中軍民聞援軍到達，人人振奮，內外夾攻，苦戰多日，打破重圍，擊退元軍。戰鬥結束清理戰場時，獨獨不見了援軍主將張順。幾日後，江中浮屍溯江而上，披著甲胄，手執弓矢。大家才發現是張順，打撈上岸，隻見他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人們為了紀念他，把他葬在襄陽城外，立廟記之。這些記述雖有神化之處，但大體如實。

有趣的是，《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卻以曆史上的張順故事為原始素材，移花接木地處理為梁山上的水軍頭領，又添加了許多本事、故事。比如全身肌膚雪白、水性最好、戰功卓著，活捉過挑撥是非、陷害宋江的閑判官黃文炳，生俘過圍剿梁山泊的死對頭高俅。打方臘攻杭州時，他從水中摸過西湖，欲從水底潛入城去。不料卻中了方臘軍隊的埋伏，“隻聽得上麵一聲梆子響，眾軍一齊起。張順從半城上跳下水池裏去，待要趁水沒時，城上踏弩、硬弓、苦竹箭、鵝卵石，一齊都射打下來。可憐張順英雄，就湧金門外水池中身死。”後來作者也將張順神化，被西湖震澤龍君收做金華太保，留在龍宮為神。這點又與曆史上的張順有雷同之處。曆史上的張順殉國於公元 1272 年，而按照小說時間的推算，《水滸傳》中的張順犧牲的時間則是在公元 1123 年，整整讓他早出世了五十一年。


三十六：江州的魚宴為何使宋江腹瀉

江州，古稱柴桑，近叫九江。它東臨鄱陽湖，麵對長江，周邊河湖交錯，物產豐富，素稱魚米之鄉。因水多魚也特別之多，江州漁民還有一套活魚保鮮之法。那大江裏魚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著活魚，卻把竹笆篾攔住，以此船艙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而九江的魚宴更是久負盛名。加上琵琶亭酒樓“畔臨江岸，四圍空闊，八麵玲瓏，欄杆影浸玻璃，窗外光浮玉璧”，“端的是景致非常”，遂有這美境、美酒、美肴。大概是這個緣故，宋江充軍到此，在琵琶亭酒樓和戴宗、李逵、張順吃了一頓還不夠，回家後還將張順送的一條金色鮮鯉魚燒吃了，真可謂大飽口福。誰知半夜四更，肚子絞腸刮肚樣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倒在房中。宋江也懂些醫道，張順來時，說要請醫人調治，宋江卻叫他買了副“止瀉六和湯”來吃吃便好了。這“止瀉六和湯”是古之良方，今還常用，主治夏季飲食不調，內傷生冷，外感暑氣，胸膈滿悶，頭眩目昏，全身酸懶，惡寒發熱，口微渴，小便黃赤或吐瀉等症。由藿香、厚樸、砂仁、杏仁、半夏等等中藥組成、煎服。

江州的魚宴為何使宋江腹瀉呢？讀者不難發現，《水滸傳》中兩次提到腹瀉的原因。一次是作者敘述，一次是宋江自述，原因都是：因見魚新鮮，貪愛爽口多吃了一些，壞了肚腹。那麽，多吃鮮魚怎麽會腹瀉呢？這是因為魚中含蛋白質高。據營養學資料介紹：每百克鯉魚含蛋白質 17.3 克。宋江吃了大量鯉魚，使體內蛋白質劇增，而大量的蛋白質在體內不易分解，致使消化功能發生障礙。中醫書上曰：“飲食不節，起居不時，以至脾胃多傷，則水反為濕，穀反為常，精華之氣不能輸化，致合汙下降，而瀉痢作矣。”（見《景嶽全書》）說明宋江是因為飲食過量而引起腹瀉的。

宋江是否完全是因飲食過量而引起腹瀉的呢？我看不盡如此。施耐庵忽視了造成腹瀉的主要原因：宋江、戴宗、李逵三人在琵琶亭酒樓是先要了三份加辣紅白魚湯。宋江隻“呷了兩口汁”，便放下筷子不吃了，同時覺得這魚湯“不中吃”。戴宗也說“一定這魚醃了，不中仁兄意”，“便是小弟也吃不得。是醃的，不中吃”。而戴宗要酒保另做兩碗魚湯時，酒保答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晚的。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宋江等在琵琶亭飲酒正值陰曆“五月半天氣”，“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之時。陰曆五月半，即陽曆七月初，氣溫一般高達攝氏 20 — 30 度之間。這個溫度，正適合一些食物腐敗的微生物和中毒性細菌的繁殖。再說魚打撈出水後，對魚體起保護作用的粘液中的氮，逐漸被細菌耗盡，各種細菌便侵入魚體，加速魚體逐步變質。昨夜打的魚，留到第二天下午吃，加了辣椒等佐料，仍然有醃味，可見魚變質腐敗的程度。宋江吃了此魚湯，那有不因食物變質中毒導致腹瀉之理？而施耐庵將宋江腹瀉說成是飲食不節所造成的，這就有所偏頗了。


三十七：閑通判不“閑”

黃文炳是《水滸傳》“潯陽樓宋江吟反詩”裏的一個重要角色。之所以說其重要，是因為如果沒有他，宋江以後的故事就無法展開了。有了他就不由宋江不上梁山了，是他硬將宋江“逼上梁山”的。黃文炳何許人也？黃文炳乃一閑通判。他為何丟官而閑居家中，《水滸傳》裏沒有交代，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他並不像有些丟官人一樣，或隱居山林，或消沉不振，而是閑通判不閑，照樣關心國家大事。江州潯陽樓牆壁上那麽多題詩，他偏偏看中了宋江的那一首，而且馬上就嗅出了宋江詩詞中的“反意”來，不能不說其政治嗅覺的靈敏。寫反詩罪該繩法，黃文炳深知這一點，為了慎重起見，他又再讀再品，一句一評得出題詩的是個自負不淺、不依本分的配軍，最後才得出“這廝無禮！他卻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的結論。事後，他又找來店小二打聽寫詩人的情況，借筆硯抄下藏在身邊，吩咐保護現場，可見其頗有見識。反詩關係到國家安危，雖然家近在咫尺，卻不回家，在船上過夜，可見責任心之強。第二日拜見蔡九知府是先打聽“京師近日有何新聞”？當蔡九知府告知東京小心歌謠，他馬上分析出謠言所隱藏的禍端，這才抖出潯陽樓的反詩，建議知府立即捕人，以防意外，可見其頗有心計，辦事幹淨利落。宋江被捕後深知死罪難逃，在戴宗授意下，他“尿屎穢汙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全無正性，渾身臭糞不可當”，裝瘋裝的逼真，瞞過了眾人，就是瞞不過黃文炳，可見有眼力。為救宋江，吳用是絞盡腦汁，先用計把聖手書生蕭讓及玉臂匠金大堅“騙”上山，然後請蕭讓模仿蔡京的筆跡寫了家信，又請金大堅刻了“翰林蔡京”的圖章蓋在家書上，吳用自以為天衣無縫，結果被黃文炳一眼識破。從家書上過時的圖章這個極不為人注目的地方，識出破綻，這也是的確不簡單的。這一切都說明，黃文炳縝密精細、敏銳善斷，有著非凡的才幹，同時還有著關心國事的忠心。黃文炳說得上是一個非等閑之輩。從這個角度講，黃文炳揭發宋江的反詩，是盡忠盡責，並不是“害人”。

宋末社會有三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外族的侵擾，二是權奸專橫誤國，三是宋徽宗驕奢淫逸，不理國事。在當權集團舉世皆濁的昏聵中，要不就像方臘等農民起義領袖一樣，舉旗造反，推翻這腐朽的王朝，要不像一些開明之士一樣去實現改革，去挽救這王朝。而黃文炳，要他去造反不可能，因為這如宋江所言，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的勾當；要他去搞變革，他沒有這個機會和權力。故此他隻能幹些力所能及的事，盡顯忠心。身處去官閑居之境，處在外擾內亂之秋，黃文炳能如此，還是難能可貴的。

像黃文炳這樣忠心的謀士幹才，居然為官場不容，使之丟官，閑居在家，也反映出趙宋王朝的腐朽。從黃文炳處理宋江案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看，他並非“心地匾窄，”“嫉能妒賢”，“阿諛諂佞之徒”。如果他真如作者所言的話，那他也不會是個閑通判。至於宋江攻打無為軍，殺掉黃文炳，完全是出與個人狹隘的複仇思想作祟。題反詩時的宋江是沒有一點反意的。之所以題反詩，是“名又不成，利也不就，倒被文了兩頰”的牢騷，他自己也承認是“狂言”。既是“狂言”，被人揭發，黃文炳又何罪之有呢？筆者認為：黃文炳有罪就罪在他斷送了宋江的“功名”，迫使宋江不得不做出“上逆天理，下違父教”的事情來——即上梁山為盜。隻有殺掉黃文炳，宋江才能解心頭之恨。從另外一個方麵講，黃文炳這麽一個閑通判。他又不甘寂寞，時刻伺機表現自己，無事找事，多事生非，惹出事端，最後引火燒身，這也是他必然的下場。


三十八：無為軍在哪裏？

宋江在江州潯陽樓吟的反詩，是被無為軍的閑通判黃文炳發現的，加上他的“曲解”、告密，使宋江下了死牢。戴宗為救宋江，從梁山帶回的“家書”，雖說瞞過了江州知府蔡德章的眼睛，卻又被黃文炳識破，反使戴宗也下了死牢。後來梁山好漢劫法場救出宋江、戴宗，打下無為軍，放火燒了黃文炳家。關於這火，《水滸》第四十一回有具體描述：因為這火是用蘆葦油柴點的，燒著以後是“黑雲匝地，紅焰飛天。卒律律走萬道金蛇，焰騰騰散千團火塊。狂風相助，雕梁畫棟片時休；炎焰漲空，大夏高堂談指沒。”可見這火焰之高，火勢之猛。不僅如此，由於火大，《水滸》中還說：“黃文炳謝了知府……望無為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的江麵上都紅。”

正是這幾句描寫，使讀者產生了一些疑惑：這裏所寫的“無為軍”究竟在何處？有人說在九江新港附近有一小地方也叫無為。如在九江新港附近就好說多了，因為新港在九江東側，距九江僅十多華裏，又在長江邊。從九江去新港可坐船也可走旱路，火燒起來的確可映紅江麵，江州也許可見其“蒸天霞紅”。但是，它卻在江南，更不是宋代“軍”的建製，顯然不是《水滸傳》中所說的無為軍。據《辭海·軍》條載：軍，“宋地方行政區劃名。有二種：一與府、州同級，隸屬於路；一與縣同級，隸屬於府、州。”據何心先生《水滸研究》中解釋：“北宋時，無為軍屬淮南西路，領無為、巢、廬江三縣，故治在今安徽省無為縣。”又據清人程穆蘅《水滸傳注略》中介紹：“無為軍、無為州、巢縣地，宋置無為軍於此。”不管無為軍故治是在巢縣還是在無為縣，反正這兩個地方離江州都有數百裏之遙，而且這個地方都不靠長江，離長江都有三十至五十公裏不等的距離，火勢就是衝天也無法映紅長江江麵，在江州更望不見無為軍火起。

《水滸傳》第三十九回介紹無為軍時還這樣寫道：“這江州對岸有個去處，喚做無為軍，卻是個野去處。”這就更是錯上加錯了。如在江州對岸，絕非是無為軍；如是無為軍，不管它是與府州同級還是與縣同級，決不是個野去處。再說宋江等在攻打無為軍前，再三派人去無為軍“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為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如果是個很小的野去處，這也就多此一舉了。攻打無為軍時，宋江安排了五隻大船，兩隻小船裝載張順、李俊、三阮等會水的好漢及宋江、晁蓋等人，又叫“侯家兄弟引著薛永並白勝”藏作內應，又派石勇、杜遷扮乞丐混入城中埋伏。從宋江布兵攻打無為軍的情況看，是動用了梁山來江州劫法場的全部好漢，再加上江州地麵上的英雄，像李逵、張順、李俊等十條好漢，以及梁山帶來的八九十個悍勇壯健的嘍羅，數數近二百號人。江州這樣的大府梁山好漢都敢劫法場，大鬧一陣。如果無為軍是塊彈丸之地，宋江派這麽多人去攻打，豈不是小題大做了嗎？顯然這是《水滸傳》作者在地理知識上的又一失誤。


三十九：北宋人怎麽唱出南宋的曲

《水滸》第五十一回寫了這麽一件事：插翅虎雷橫從梁山回鄆城縣後，由李小二陪同到本縣勾欄聽東京的行院白秀英唱戲。進入勾欄，“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這天，白秀英唱的是《豫章城雙漸趕蘇卿》。這白秀英說了又唱，唱了又說，博得滿座喝彩不絕。就在這節骨眼上，其父白玉喬停下板鼓要求女兒向聽眾收錢。雷橫坐了頭座，理所當然“先到雷橫麵前。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這唱戲的白秀英主要是靠聽眾的賞錢生活的。雷橫“坐當其位，可出個標首”，按說不但要給錢，而且要多出些銀兩。說自己忘帶錢來，就有聽白戲之嫌，這坐首座的不給錢，這後麵的錢又怎麽收？白秀英很沒有麵子。於是白秀英父女兩個，你一言，我一語的奚落雷橫，不幹不淨的粗話也夾在其中。那雷橫在鄆城大小是個都頭，也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哪經得起如此羞辱，一氣之下動手打傷白玉喬。誰知這白秀英與鄆城縣知縣有染，故此雷橫後來被示眾受辱。母親送飯來，又被白秀英“搶向前，隻一掌，把那婆婆打個踉蹌，那婆婆卻待掙紮，白秀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隻顧打”。雷橫原本就是個孝子，眼見母親受辱，一時怒不可遏，“扯起枷來，望著白秀英腦蓋上，隻一枷梢，打個正著，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眾人看時，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彈不得，情知死了”。再以後的故事書中講的很清楚，這裏不多說了。

值得一說的是白秀英唱的《豫章城雙漸趕蘇卿》，這是一段著名的愛情故事。元人散曲中寫這段故事的很多。據明人梅鼎祚《青泥蓮花記》中介紹：蘇卿，即蘇小卿，盧州娼妓，與書生雙漸相好，兩人山盟海誓要終身為侶。後雙漸進京考中進士，被派往臨川縣為官，久之未還。蘇小卿守約不接客，其母（即鴇兒）就把她賣給豫章茶商馮魁。馮魁帶蘇小卿回家，路過金山寺，蘇小卿提詩於寺壁以示雙漸。後雙漸尋找蘇小卿借宿金山寺，發現此詩，便到豫章城，最後蘇小卿和雙漸終成眷屬。

據葉德均先生《戲曲小說叢考》中載：“《雙漸蘇卿諸宮調》是張五牛、商政叔二人所編……白秀英在勾欄作場唱《豫章城雙漸趕蘇卿》，便是《雙漸蘇卿諸宮調》”。據《辭海·張五牛》條說：“張五牛，南宋臨安（今浙江杭州）‘唱賺’藝人。生平事跡不詳“。葉德均先生《戲曲小說叢考》中說：“商政叔，名道，元人……大約生於宋光宗紹熙元年（ 1190 年）左右”。這樣，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雙漸蘇卿諸宮調》既是張五牛、商政叔二人合編，這部作品就應該是南宋及元初的作品。《水滸傳》寫的是北宋宣和年間的事，白秀英是北宋的說唱藝人，一個是南宋作品，一個是北宋藝人，兩者相差近百年，這個在北宋時期的白秀英怎麽唱出了南宋人編的故事呢？這不是錯誤又是什麽呢？


四十：楊雄的“軟”

“軟”可以說是病關索楊雄性格中最大的特點。他不但手軟，而且心還軟，故遇事思索的少，貿然從事，又沒主意，往往上當。

楊雄是在《水滸傳》第四十四回“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中出場的。當時正是他行刑歸來，身邊也帶了三個牢卒，加上與他掛紅賀壽的眾人，居然在大街上被踢殺羊張保等七八個軍漢攔住。他們素不相識，張保等人一要楊雄借錢給他們；二辱罵楊雄；三動手搶眾相識賀喜的禮物；四是張保三人將楊雄逼的動彈不得。堂堂一條好漢如此受辱，楊雄是“施展不得，隻得忍氣，解拆不開”。這一個“忍”字就把那“軟”的性格特征給予初步的揭示。

這種“軟”的性格在以後的故事中越發突出。長街遇石秀後，為答謝石秀解救之恩，楊雄主動與石秀結為異性兄弟。兩人的關係，用石秀的話來說，那就是楊雄把石秀當“做骨肉一般看待”。既是這樣，做弟弟當然也要為兄長分憂解難。出於對兄長的愛護，這位老弟發現了兄嫂的奸情，又如實的向兄長做了匯報。這種醜事，作為丈夫誰聽到都不舒服，特別是外人轉告，更是臉上無光。楊雄聽到此事，當然會頓時忿怒非凡。石秀一再叮囑：“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而楊雄對石秀提供的奸情不調查，也不分析，對石秀的叮囑是聽之任之。由此可見，楊雄耳根子特別軟，是個很沒有主見的人。特別是在知府那裏喝多了幾杯酒，忘乎所以，回到家裏見到潘巧雲，酒話就出來了。又是“你這賤人！這賊妮子！好歹我要結果了你”，又是“你這賤人！肮髒潑婦！那廝敢大蟲口裏倒涎！我手裏不到得輕輕地放了你！”一個勁兒地罵，酒後吐了真言，泄露了秘密。罵完後他呼呼地睡大覺了。俗話說：言者無意，聽者有心。這潘巧雲也不是個傻子。她也知道，楊雄整天忙於公事，很少在家。她做的醜事，楊雄肯定是不知道的。現在楊雄既已說出，一定是有人告發。這一切都產生在家裏。不用猜，這告發之人一定是石秀。她也深知這其中的厲害，於是她在楊雄腳後倒了一夜，實際上也是想了一夜。她了解楊雄，知道楊雄說她是“賤人”不假，說她是“潑婦”就錯了。如果她像潘金蓮那樣“狠”、那樣“潑”，楊雄爛醉，可能早就死於她的手下了。她和衣而臥，正如她所說的“隻怕你要吐，那裏敢脫衣裳……我夜來隻有些兒放不下”。這是真心話，也說明她對楊雄的關心。第二日酒醒，潘巧雲為保護自己，來了個先發製人，把昨夜和衣而臥想了一夜的計策實施出來：倒打一耙，嫁禍於石秀。石秀畢竟是外人，來楊家又不久，她又哪裏知道這又是個狠毒的“拚命三郎”。正因為她對石秀的不了解，以為嫁禍於人，就可以解脫自己。誰知最後是惹火燒身。潘巧雲嫁禍，楊雄又不假思索，聽了潘巧雲的話後，“心中火起”，便又罵開了，恨妻的怒火滅了，又轉恨石秀。貿然變化把“親骨肉一般”的兄弟石秀趕出了家門。

“石秀是個乖覺的人，如何不省得”，他又是條好漢，以“拚命三郎”號稱，他哪裏受得這奇恥大辱、不白之冤。為了表白自己，石秀殺了裴如海及胡頭陀。消息傳來，自然也驚醒了楊雄。楊雄忙向石秀賠禮道歉，表示“我今夜碎割了這賤人，出這口惡氣！”這也是句氣話。當石秀問他“如何不知法度？”他又手足無措，又軟了下來。說真格的，楊雄的這句話倒是石秀想要達到的目的。你看下一步，不就是他為楊雄出主意，誆騙潘巧雲及迎兒到“好生僻靜”的翠屏山。首先是他石秀颼地掣出腰刀，露出了要殺人的真相。迎兒把潘巧雲與裴如海通奸的經過原原本本的敘述了一遍，石秀還不罷休，又逼著楊雄去問潘巧雲，三頭六臂問題真相大白。楊雄聽了迎兒的招供後，對潘巧雲表示：“把實情對我說，饒你這賤人一條性命！”這已經有念夫妻舊情、任其改過之意。當然這也是“軟”的表現。潘巧雲也承認了錯誤，要求給機會改過。石秀卻認為“含糊不得”，步步緊逼，抓住楊雄“軟”的弱點，激怒楊雄，又使楊雄聽信他的言語，最後硬是碎割了潘巧雲。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結果，完全是楊雄耳根子太軟，心太軟，遇事欠考慮，又沒主見，聽信石秀的安排，完全依照石秀的指使行事，落得這麽個可悲的結局。如果楊雄硬一點、有主見，也不會造成趕石秀、殺妻這類事件的發生。


四十一：《水滸》三淫婦

《水滸》裏的淫婦不少，但比較突出的有三個，這就是閻婆惜、潘金蓮和潘巧雲。雖說都是淫婦，都偷人養漢，但又有差異：潘巧雲比較隱蔽，潘金蓮和閻婆惜都比較放肆。潘金蓮與閻婆惜雖都放肆，但又有差異：潘金蓮較狠毒，閻婆惜較狡詐。

閻婆惜隨父母來山東投親，不期父親染病身去，母女倆又無安葬之資，在宋江的幫助下，總算度過難關。為了報答宋江這個“至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閻婆主動將女兒閻婆惜典給宋江做“外宅”。“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幹頭麵衣服，端的養得婆惜豐衣足食”。生活地位的改變，應該使閻婆惜感到極大的滿足，正如閻婆所言，宋江是他們的“恩主”，是她們的買賣衣飯，表示應“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可是閻婆惜畢竟是個唱曲女，“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不是個正經人。很快就忘恩負義，淫亂縱欲，並且公開化，白熱化。她認為：“我正要和張三兩個做夫妻，單單隻多你這廝”，完全視宋江為仇敵，隻是抓不到把柄致宋江於死地。當她發現宋江招文袋裏的書信時，她大喜：“好啊！我隻道‘吊桶落在井裏’，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裏’！我正要和張三兩個做夫妻，單單隻多你這廝！今日也撞在我手裏！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僅僅幾句話，活畫出她的得意神態及狡詐。於是她以此為條件來苛求宋江：首先公開承認與張三的關係。這是向宋江示威；接著提出要宋江歸還典身文書，任從改嫁。可見其刁滑老練；家中的一切歸她所有，可見其心貪；最後硬要一百兩金子。既不相信宋江的老實，又不相信宋江的誠意。宋江提出變賣家私，抵償一百兩金子。閻婆惜卻認為這是“棺材出了，討挽哥郎錢”，是宋江作弄自己。硬要宋江“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不然的話就公堂上見。她就是掌握宋江膽小怕事的心理，處處以官府要挾，陰毒狡詐性格處處可見。

潘金蓮的放肆，表現在她偷人的公開化。連親叔子武鬆也不放過，比閻婆惜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她的可悲在於，她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她出身使女，年輕貌美，不甘心受主人的勾引，不肯就範，以稟告主人婆來揭露主人的無恥，結果反遭迫害，把她嫁給一個“身不滿五尺，麵目醜陋，頭腦可笑”的武大。可是她又不滿於命運的安排，對武大的本分、善良、懦弱，潘金蓮同情少，認為嫁給武大是自己的“晦氣”。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潘金蓮又把武鬆當成了反抗的對象，以偷人的方法來報複。武鬆來了，她認為“嫁得這等一個，也不枉了為人一世”。因此她不顧家庭倫理道德，主動向武鬆獻媚，設酒勾引。遭失敗後，她淫心不死，又落入圈套與西門慶打得火熱，以致在武大捉奸時，她又以“閑常時，隻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個紙虎，也嚇一交”的言語提醒西門慶去打武大，可見其狠。武大被踢傷後，口吐鮮血，麵似蠟黃，一病五日，要湯不見，要水沒有，隻指望武大早死，可見其毒，最後竟與人同謀，毒殺親夫，狠毒之極。

潘巧雲沒有閻婆惜狡詐，更沒有潘金蓮狠毒。雖也是淫婦，卻來得比較隱蔽。雖說也有撒潑之時，但無狠毒狡詐之心。比如石秀看出奸情稟告楊雄，楊雄又因酒醉吐真言。她聽後先是吃驚，後是“不敢回話”，楊雄醉後熟睡，她毫無歹意，和衣而臥服侍楊雄。對石秀也僅是利用楊雄心軟耳軟的弱點，使出反間計，倒打一耙，使楊雄信以為真，把石秀趕走了之。淫夫裴如海被石秀殺死的消息傳來，她“目瞪口呆，卻不敢說，隻是肚裏暗暗地叫苦”，說明奸情被揭後，她的害怕心理。翠屏山上，石秀把裴如海及頭陀的衣服取出，問她是否認得，她是“飛紅了臉，無言可對”，說明她知羞，當楊雄逼問時，她供認不諱，並承認是自己的“不是”，請求楊雄“饒恕了我這一遍”，可見其知錯認錯、老實，不是石秀的狠毒、挑撥，她也決不會死於非命。


四十二：施耐庵筆下的老虎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不僅是個寫人的行家，而且是個畫虎的高手。《水滸傳》裏有四處寫到虎，雖說都是吊睛白額錦毛大蟲，但虎資、虎態又各不相同，真可謂是同中有大異，異中有小同，讀之趣味盎然。

洪太尉在龍虎山所遇之虎是嚇人之虎。你看它出現在洪太尉孤獨一人、腳穿麻鞋、攬葛攀藤、腳酸腿軟，“掇肩氣喘”、心中抱怨之時。突然間山凹裏起一陣風，虎借風勢，風助虎威，接著是奔雷似的一聲吼。此時虎雖未出，但這眼見之風勢、耳聞之吼聲，已使人喪膽。待猛虎撲地跳出，躍在洪太尉前麵，洪太尉哪能不大吃一驚，“撲地望後便倒”！此虎嚇人之處還在於“那大蟲望著洪太尉左盤右旋”，使讀者為之顫栗，叫人三魂悠悠，七魂蕩蕩。此虎戲人還在於咆哮了一陣，往後山坡下跳了去，就不見蹤影了。虎雖去，洪太尉嚇得“渾身卻如重風麻木，兩腿一似鬥敗公雞”，可見其害怕之極。此虎雖“睛如閃電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伸腰展臂勢猙獰，擺尾搖頭聲霹靂”，委實嚇掉人命，但它並不吃人，隻是嚇嚇人、尋人開心而已。

武鬆在景陽崗所遇之虎才是吃人之餓虎。因官府貼出榜文，要求過往客商成群結隊在規定的時間裏過崗，那虎數日未食，是隻尋人的餓虎。但在寫作上，作者並不是將餓虎與武鬆馬上接觸，而且讓武鬆打虎之前，通過“三碗不過崗”酒店小二及榜文，三番兩次渲染，說明此虎凶猛，使讀者為之捏汗。武鬆畢竟是條好漢，為了展現好漢的風采，作者接下來寫他豪飲。首先是說明酒之烈，喝三碗出門便倒。而武鬆連喝十八碗不曾醉倒，這不是簡單地說明武鬆有超人的海量，而是在暗示其勇力過人，且又讓讀者為之寬心。老虎出現時是“發起一陣狂風”，而且“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說明此虎又饑又渴，早就發現了武鬆，於是一上來便是一撲，從半空裏竄下來咬人，接著使出看家本領一掀、一剪三下子。老虎抓武鬆不著，才氣極敗壞地大吼一聲，“振的那山岡也動”。這撲、竄、掀、剪、吼的動作完成於瞬間，說明老虎餓極，氣極，急於要吃人。俗話說：“餓漢無長力”，餓虎也如此，折騰了一陣，體力消耗竭盡，而武鬆此時酒發力來，餓虎要吃他，為了活命，他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數來對待老虎。這“餓虎”對“神人”一場好戲就這樣演繹了。

李逵在沂嶺所遇之虎是飽虎。此虎剛剛飽食了一頓，吃了李逵老母，正從外麵飲水歸來。見小虎死於洞口，雖也張牙舞爪，但想到洞內虎子，又不見人，也就用不著咆哮，更不用撲、掀、剪的動作，故斯斯文文“先把尾去窩裏一剪”，然後才將半截身軀坐將進去，完全是飽虎歸窩的動作。李逵雖是粗人、莽漢，卻是個孝子。好不容易接到老娘，想帶回梁山去享福，千辛萬苦將老娘背到沂嶺，誰知卻被老虎吃了，目睹此慘狀，李逵哪能不“心頭火起，赤黃須豎立起來”，連殺四虎，勇猛無比，痛快利索，也算是報仇雪恨了。

解珍、解寶是“當官受了甘限文書”。限期之內捕不到老虎就要受官府責打。隻得到山上捕虎，先是嚐盡等虎之苦，得虎之難。黃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見到老虎。而解珍、解寶在登州山所見之虎，是受傷之虎。此虎雖然中箭，在地上翻滾，企圖掙脫身上之箭，箭未掙脫，又見解珍解寶兄弟持叉奔來，身上疼痛難忍，那虎威早無。一個力竭，一個力旺，老虎自知敵人不過，帶箭便逃。箭上又有毒，大蟲奔命，血液循環加快，毒汁攻心，“那大蟲當不住，吼了一聲，骨碌碌滾將下山去了”，一命嗚呼。

《水滸傳》裏的四虎，雖作者筆下所畫，但有的“以神見形”，有的“繪形托神”，讀來卻似逼真，可見施耐庵寫作手法之高絕。


四十三：《水滸》人物趣談

一部《水滸傳》，厚厚三大本，洋洋百萬言，寫了從宋徽宗即位、高俅發跡到宋徽宗夢遊梁山泊蓼兒窪前後二十五年之事，光出場人物就有七百二十五人之多。這麽多人物一定有趣事可寫，看我慢慢展示開來。全書第一個出場的是宋仁宗，他派人請張天師祈禳瘟疫，最後一個露麵的是為魯智深坐化點火的六和寺大惠禪師。第一個出場的水滸英雄是九紋龍史進，最後一個上梁山的好漢是獸醫皇甫端。

全書出場次數最多的是宋江，從第十八回私放晁蓋開始至第一百二十回飲“禦酒”身亡為止，全書有七十回記載了他的行蹤，把宋江這個出身小吏，熟知法度、同情晁蓋等人，又不敢造反，不得已造了反，又不敢反到底，盼招安，最後受招安，當了官又極不愉快，慘遭毒害的形象，寫的真實，有血有肉。水滸英雄中出場最少的是神算子蔣敬。記載有他的僅兩回書。一是第四十一回黃門山下投宋江，另一回是第一百二十回，不願為官，回歸故裏為民，表現了他頗有謀略，看破紅塵的性格。武鬆的出場次數雖不及宋江，但他的傳最集中、最長。從第二十回他在柴進莊會宋江開始，作者接連寫了他打虎、遇兄、殺嫂、醉打蔣門神、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醉打孔亮、上二龍山等十回書，共十萬餘字，把武鬆這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見義勇為、奮不顧身、知恩必報的性格寫的可愛可敬。

從《水滸傳》的回目看，林衝好像是第一個上梁山的。其實不然，梁山的開山大王應是王倫、杜遷。王倫因心地狹窄、妒賢嫉才，早就做了林衝刀下鬼。杜遷雖說資格老，隻因本領低下、無才無德，最後排坐在第八十三把交椅上。上梁山的第一個好漢卻是他摸著天杜遷，林衝充其量算是第一個被逼上梁山的好漢了。最後一個上梁山的是被請張順捎上山的獸醫皇甫端，他來的勉強，上山後毫無建樹，除第七十回有段對他的介紹外，全書中沒有關於他的任何一次行動，也從未說過一句話。《水滸》中個頭最高的是險道神鬱保四，他身長一丈，折合現在的尺碼也有七尺有餘，比原我國籃球巨人穆鐵柱還高出半頭。個頭最矮的是武大郎，身高不滿五尺，僅現在的三尺五寸不到。他形體雖猥褻，但心地善良，安分守己，難得的良民，頗為讀者同情。

《水滸傳》中出現的第一個“強盜”是神機軍師朱武，早在上梁山之前，他已在少華山做了山大王。第一個被官府捉拿的好漢是白日鼠白勝，嚴格地說他算不得是條英雄好漢，被官府抓住後，一打，他就出賣了晁蓋、吳用等劫取生辰綱等七條漢子。第一個被水滸英雄俘獲的官軍是前來追捕晁蓋等人的何濤。好漢們卻不優待俘虜，放他回去，還割了何濤的耳朵。遇險次數最多的是宋江，前後九次死裏逃生。俗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是人們的一句祝福語，其實也不盡然。宋江九死一生，按說應是福氣多多，最後他還是逃不脫朝廷的迫害。水滸英雄中親緣最複雜，親朋最多的，恐怕要數解珍、解寶兄弟了。孫立、孫新是其姑舅哥哥，而表哥，姑舅嫂子有樂夫人及顧大嫂，姑舅妻弟還有鐵叫子樂和，數數攏這家親戚有七人。

水滸英雄上山之前，都天各一方為生存經營著，他們大多是久聞其名、不識其人。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江湖上又名傳海宇，與之相見是大多人“平生渴仰之念”。一旦相見，都覺得相見恨晚，不由分說便結為異性兄弟。故此梁山之上就有了十三對拜把兄弟：宋江與晁蓋、林衝與魯達、戴宗與楊林、李逵與湯隆、宋江與武鬆、魯達與張青、宋江與扈三娘、關勝與郝思文、武鬆與張青、宋江與李俊、戴宗與李逵、武鬆與施恩、石秀與楊雄。這其中宋江一人就結了四對。更好玩的是這四對之中竟有一個扈三娘，不但是異姓，還是個異性。也有費解之處，李逵對宋江是唯命是從的，哥哥前、哥哥後的叫個不停，煞似親熱，可宋江竟然沒有與他結拜為兄弟，怪！怪！《水滸》裏還有十二對嫡親兄弟：武大郎武鬆、宋江宋清、阮氏三雄、解珍解寶、李達李逵、張橫張順、穆弘穆春、孔明孔亮、童威童猛、朱富朱貴，孫立孫新，蔡福蔡慶等。還有三對新婚夫妻：矮腳虎王英與扈三娘，霹靂火秦明與花榮之妹，沒羽箭張清與瓊英。


四十四：韻文、詩詞、山歌的妙用

《水滸傳》每回書的開頭、結尾以及正文中，常常插有或詩、或詞、或山歌、或韻文之類。很多讀者在看書時，嫌它麻煩而經常跳過去不看，這實在可惜。這些韻文、詩詞、山歌的設置並非多餘，它也不僅僅是使作品行文活潑、富有變化、而且還有其它很多好處，它是整個作品有機的、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據統計，《水滸傳》中的韻文、詩詞、山歌，用在篇首的有一百多篇，篇尾有一百四十多篇，用在正文中的有七百三十多篇。它們往往以“詩曰”、“正是”、“但見”、“怎見得”、“有詩（詞）為證”、“常言道”、“古人雲”、“怎生打扮”、“有分教”等話來標明。這些韻文、詩詞、山歌，或點明主題、概括大意，或造成意境、烘托環境，或抒發感慨、勸戒讀者，或刻畫人物、寫景狀物等等，總之，都有明確的目地性。

白勝在黃泥岡上唱的山歌不但緊扣環境，尖銳地指出了當時階級對立的情況，對比出兩個不同階級的生活、心態。這對比之中，不難看出作者的憤怒，對統治者的蔑視，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它不僅宣告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同時表明奪取是正義之舉。同時這首山歌還抓住了人物思想，對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及人物思想的變化都起到了促進作用。阮小七在石碣村的兩首山歌，語言直白、粗而不俗，既說明了自己的職業、本性及這次行動的目的，甚至還透出山歌者雖不反皇帝，但要殺盡“贓官”的人格。“引首”末尾：“不因此事，為何教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間，哄動宋國乾坤，鬧遍趙家社稷。”再加上後麵的詩，正是全書故事內容及其主旨的角度濃縮。它總領全文，又引出下文，正是這誤走的“妖魔”，鬧動趙氏天下。還有這“引首”引用的詩，作者是通過這首感歎五代殘唐天下幹戈不息的詩，來說明古代人民渴望過和平安樂生活，可是社會黑暗，奸佞當道，偏不讓人民安居樂業，隻得造反，這就點出“官逼民反”的主題及社會現實。又如排座次後，那首“單道梁山的好處”的詩詞，它不但介紹了這支隊伍人員的出身、職業、性格、同時還道出了他們之間情同兄弟的骨肉深情，既是對梁山鬥爭曆史的角度概括，對英雄的讚美，同時又寄托了作者對梁山社會的美好思想。

《水滸傳》有四百一十多篇韻文、詩詞、山歌是用來刻畫人物的。瓦罐寺流氓道士邱小乙唱的是黃色歌曲，四句歌詞粗俗無聊，道出了這夥披著道袍的人的肮髒靈魂。吳用裝扮算命先生唱的就是江湖相士的歌兒。張橫在潯陽江上打劫時唱的“湖州歌”，宋江等一聽就“酥軟了”，都與他張橫的身份相吻合，一聽就知其人。又如第十八回宋江出場時，所用的一韻文及一詞，韻文是用靜態描寫手法，光寫年齒“年及三旬”，次寫形體“身軀五尺”，再寫風度氣質“有養濟萬人之度量”，“懷掃四海之心機”，再用古代名士“肖相國”“孟嚐君”作比，使其品質得到初步展示，《臨江仙》一詞更是著重對其義士風度品格進行渲染，使其形象更高大。

寫景狀物的韻文、詩詞，在《水滸傳》裏更是比比皆是。野豬林的陰森恐怖，是對黑暗社會“不知天日何年照”的控訴，這景已抹上了政治色彩；孟州東門外賣村醪小酒店的幽靜給人一種馨新之感，武鬆怎能不開懷痛飲呢？這景中已有人情；潯陽江上黑旋風鬥浪裏白跳，一組色彩分明的詩句描寫，又怎不引來五百人“喝采不已”，這景又具有強大的號召力。

書中的韻文、詩詞、山歌，正是這樣言簡意賅，省去了很多筆墨，又達到如此之效果，跳過去不看，這勢必減弱小說的藝術力量，對我們理解人物、掌握主題都有不利。


四十五：《水滸》裏的夢

有人說，中國古典小說都是“夢”。小說中的夢，是“夢”中之夢。寫夢是中國古代文學家的拿手戲，這話一點不假。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寫夢的作品是能隨手拈來的：傳奇小說有南朝劉義慶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太守記》、元代鄭光祖的《倩女幽魂》；戲劇有明代湯顯祖的《紫釵記》、《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等“臨川四夢”；長篇小說有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夢，人皆做之，《水滸》裏寫了那麽多人，也寫了一些夢，這些夢雖說有些離奇古怪，但大多饒有趣味，也令人可信。

有人統計：《紅樓夢》裏的夢尤多，大夢小夢，夢中套夢，寫了三十幾個。《水滸》裏的夢也不少。筆者統計了一下，一共有二十二個。而宋江一人就做了六個，可謂最多。寫的最長的夢是宋江還道村夢受天書。洋洋數千言，描寫了仙境美景及宋江受天書的經過。寫的最短的夢是張清的夢，全書根本就未明寫，而是由安道全補敘的，不上百字。夢的內容極為豐富的是李逵的夢，不但遇上仙道，鬧了天池，殺了蔡京等四個奸臣，夢見了老娘，而且還得到滅田虎的十字要訣。做的最長的夢是魯智深的夢，自敘二月下旬與瓊英交戰時，不慎落入緣纏井，三月下旬打翻馬靈，巧遇戴宗，前前後後整整一個月，然而文中竟沒有一個夢字，卻又實在夢中。寫的最有趣的夢是瓊英的夢，夢中跟張清學武藝，還相中張清為夫婿。更有趣的是，這個夢張清也同樣做過，內容也雷同。這就是所謂“重疊夢”。重疊夢書中還有兩個：一是宿太尉和宋徽宗都夢遊梁山泊；另一個是吳用、花榮都夢到宋江、李逵二人鬼魂。此外，《水滸》還寫了“預知夢”，如宋江夢見張順鬼魂，醒後李俊前來報喪；宋江夢見晁蓋鬼魂報災，不久宋江患上癰疽病；還有武鬆在武大靈前夢見武大訴冤等等。這“預知夢”，近乎神奇，並非迷信。當然，《水滸》裏也有一些迷信色彩的夢，如宋江夢見神人授書及投胎夢等等。

據醫學書籍解釋：人在試睡的情況下，皮質某些細胞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抑製，並接受內外環境因素的影響而興奮起來，這就是夢的生理學基礎。夢其實就是人在睡眠時大腦皮質普遍抑製的背景下所出現的某些興奮活動。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說的正是這個道理。就拿張順托夢，花榮、吳用夢見宋江、李逵鬼魂來說吧，讀來覺得不可思議，其實也是有感情基礎，有可信度的。宋江與花榮、吳用、張順等人生前朝夕相處，情同手足，兄弟幸存無幾，奸賊加害之心更烈。兄弟之間相互擔心、恐懼也是常係心頭，故這種噩夢也就隨之產生。醫學實驗證明：疾病過程也可能成為夢的原因。有人經常夢中覺得咽喉被魚骨鯁住或被繩索勒住，事後一檢查便發現喉頭果有異物或腫塊。宋江預知晁蓋報災的夢正是疾病的前兆。魯智深的夢雖有迷信色彩，但這是“藝術的夢”，意在刻劃魯智深這個人物，是為他日後“圓寂”作鋪墊。武鬆的夢也夠迷信的，但它意在說明武鬆見兄長暴死的震驚及懷疑所生。總之，夢絕對不是什麽靈魂活動，而是有思想基礎的，是客觀世界在頭腦中的另一種表現。

《水滸》裏的二十二個夢，從形式上可分為：直敘夢，也就是直接詳細敘述夢境。如宋江還道村遇九天玄女授天書既是。這個夢，不僅抒發了作者分明的愛憎感情，同時九天玄女授天書及四句天言，還預示了今後事態的發展。補敘夢：夢已做，醒後向人倒敘夢的內容，如第九十九回“花和尚解脫緣纏井”既是。這個夢，反映魯智深對紅塵的厭倦，以後“圓寂”勢在必然。預知夢，也就是提前做夢，夢中之事已是事實，如前麵所說的即是例子。最後是連環夢，張清、瓊英習武既是。《水滸》中這些夢境描寫，不僅促進了情節的轉折，塑造了人物，而且對整個作品的色彩、節奏、氣氛也起到了一種調劑和補充的作用，值得後世學習。


四十六：《水滸》奇在哪裏

在明代，《水滸》與《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就被稱為“四大奇書”。《水滸》的奇，奇在哪裏？答案是：奇在新。

北宋末年，宋江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在曆史上並不引人注目，然而在民間卻非同凡響。南宋開始，水滸故事即在民間流傳，以致引起畫家們的興趣，為之作畫配詩加以讚美；勾欄藝人說書，戲曲演員演唱，創作出不少精彩故事和生動的藝術形象。文人們在此基礎上進行綴連、加工乃至形成長篇小說，又賦予了更高的典型性：集中地、多方麵地反映了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和最後失敗的全過程；揭示出社會黑暗、腐敗，殘酷壓迫、官逼民反是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逼上梁山是農民起義的重要特征及必然結果。

就其思想性而言，《水滸》的新還新在對招安的曆史悲劇做了認真的總結：統治階級是殘酷的，本性是難以改變的；招安是沒有出路的，悲劇是必然的。同時還指出急流勇退是明智的選擇。

在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一直是文藝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歌頌對象。而《水滸》卻是一反常規，把“造反的強盜”當做作品中的主人公來描寫，當做英雄來歌頌，而把統治者、達官貴人、才子佳人作為配角來揭露、鞭撻。這種歌頌農民起義、讚美造反英雄的做法在那個時代的文藝作品中也屬於首創。也正因為如此，《水滸》對後世農民起義的影響極大。他們不但沿用水滸英雄的綽號或以水滸英雄的名字為綽號（如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就自號“小宋公明”、張汝金諢名“燕青”、王中孝諢名“宋江”），有的農民起義隊伍還襲用“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旗號，采用梁山英雄的戰略戰術。如《賊情匯纂》卷五中就說：太平天國軍隊的用兵之道，“截取……《水滸》為尤多”。《莊諧雜錄》記載，胡林翼在講到農民起義軍中的計謀時，“全以《水滸》為師資”，等等。

《水滸》在人物塑造上也有不少創新之處。它刻畫人物，或用濃墨勾勒，或用工筆細描，或讓人物本身來顯示性格特征，或從社會關係的各個方麵來進行烘托。就是性格相似的人物，也都有其自己獨特的個性，使人物的形象由類型化典型向性格典型發展。特別要提出的是作者在創作人物時，有比較鮮明的階級觀，讀者能從其造反精神的強弱，推斷其出身的貴賤。

《水滸》的新還新在文學語言的通俗化、口語化。寫人則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寫境則如臨其境，可觀可感。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形象傳神，表現力強，親切感人，可謂其特點。有人評曰：它沒有《三國演義》那麽雅致，卻文采橫溢；它沒有《紅樓夢》那麽纖細秀麗，卻清新自然；它不像《儒林外史》那麽辛辣，卻酣暢淋漓。它被稱之為“我國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實乃當之無愧。

《水滸》對後世作家及其文學創作影響極大，這也是其新、奇所在。著名女作家冰心說，她是在《水滸》、《聊齋誌異》這些古典名著的熏陶下開始小說創作的；著名作家周而複也說：“給我影響較大的是《水滸》、《三國演義》和《紅樓夢》。”《水滸》不但為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和文學家所喜愛，也為世界各國人民所熱愛，對其評價極高。日本學者稱之為一部“偉大的中國小說”；前蘇聯學者讚之曰，“中國人民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中一座偉大的紀念碑”、“小說中具有形象的畫廊”。


四十七：阮氏三雄還有兄弟嗎

每次看《水滸》，讀到“吳學究三阮撞籌”一回時，老有個疑竇：阮氏三雄到底有兄弟幾個？既有小二、小五、小七，那就也應該有小一、小三、小四和小六。往下讀下去，總想在字裏行間找出答案。但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疑竇卻一直沒有解開。最後自然而然得出了一個結論：這是《水滸》的作者漏掉了。

最近讀了幾篇有關三阮的民間傳說，雖然說法不一，但是對於彌補《水滸》的這個遺漏還是有所裨益的。一個傳說提到：山東省梁山縣銀山公社的石廟村，即當年的石碣村。村東有個四墳坑，當地老鄉講述，這就是阮氏另四位兄弟的埋葬地。老鄉們說，阮氏兄弟原是七人，以打魚為生，又具有豪俠的性格。兄弟七人不堪漁霸的殘酷剝削和官府的橫征暴斂，聯合眾漁民進行反抗。結果遭到官府、漁霸的鎮壓。於是他們鋌而走險，抗官府、殺漁霸、劫富濟貧，同前來清剿的官兵展開對抗。在一次鏖戰中，七兄弟中四人戰死，隻有小二、小五和小七逃脫。事後，漁民們便把犧牲的阮氏四兄弟葬在四墳坑裏。這個傳說的可信程度還是有的，不過卻有一個疑點：雖有四兄弟戰死，那三個活口，官兵是絕對不會放過的，會時時前來緝拿的。後來這三兄弟又怎能在石碣村待下去，直到吳用撞籌才上梁山呢？

另一個傳說曰：阮氏三雄原是一胎所生的孿生兄弟。母親早喪，家境貧寒，長到十幾歲還沒取個名字。一次老父患病，聽郎中說要吃一種叫“泥裏鑽”的鯰魚才能治好。三個兒子聽說此事，冒著嚴寒，潛入水底各摸來一條鯰魚。阮老漢要三個兒子將魚都稱一稱。結果是一條二斤，一條五斤，一條七斤。老漢就按魚的重量為這三個孿生的兄弟取名字，因此他們三人也就分別叫做阮小二、阮小五和阮小七。這則傳說雖然有些離奇，但是頗有趣味。不過這裏麵還是有點問題。《水滸》第十五回“吳學究三阮撞籌”中吳用在阮小二、阮小七的陪同下找阮小五時，書中這樣寫道：

劃到一個去處，團團都是火，高埠之上有七八間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麽？”那婆婆道：“……出鎮上賭去了。”

這一段就說明阮氏三雄的母親還健在，而且一直跟著阮小五生活，這就有矛盾了。傳說中說父親健在，《水滸》裏根本未提阮氏三兄弟父親之事，這又平添了些是非了。


四十八：西門慶也有好拳腳

《水滸》裏寫到腿功的地方不少，但最精彩的莫過於魯達、西門慶和武鬆的幾腳。

魯達的腿功出現在“魯提轄拳打鎮關西”一回書裏。因回目上冠名“拳打”二字，論者多對魯達這三拳津津樂道，而忽略了魯達那關鍵的一腳。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實際上是一腳定乾坤的。魯達是赤手空拳去“消遣”鄭屠的，當鄭屠得知魯達是特意來找麻煩，並把剁好的兩包細肉末像肉雨一樣灑在自己臉上時，“兩條憤氣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捺不住”。鄭屠畢竟是條漢子，在狀元橋一帶大小也算是個人物，遭魯達如此羞辱，怎能不火？於是“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左手便來要揪魯達”。空拳對利刃，稍不留神，便性命難保。麵對這亡命之徒，魯達先就勢按住鄭屠的左手，防止被鄭屠揪住難下手腳。然後是“趕將入去，往（鄭屠）小腹上隻一腳”，踢中要害，使鄭屠疼痛難忍。俗話說“十腿九凶”，魯達這一腳又準又狠，結果鄭屠“騰地倒在當街上”，毫無還手之力，魯達這才“提著醋缽兒大小拳頭”，將鄭屠打死。可見這一腳之重要，沒有這一腳，就難打出“鹹酸辣的味道，紅黑紫的顏色，磐兒鈸兒鐃兒的響聲”。

武鬆的本領給人的印象是他的拳頭厲害，赤手空拳居然打死了一隻吊睛白額猛虎，真是了不得。其實，拳頭並不是武鬆的真本事，景陽岡上用拳頭打虎，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沒有武器可用。“玉環步鴛鴦腳”才是武鬆的看家本領。醉打蔣門神時用的就是這種功夫。《水滸》“武鬆醉打蔣門神”中寫道：

武鬆先把兩個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地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鬆一飛腳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去。武鬆一踅，踅將過來，那隻右腳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著正中，往後便倒。武鬆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這醋缽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頭上便打。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卻先飛起左腳；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腳；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步，鴛鴦腳”。

這是武鬆平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打得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鬆的手隻是在蔣門神眼前晃了一晃。一是激怒他，二是轉移蔣門神的注意力，引起蔣門神的誤解，以為武鬆以拳來攻擊他。就在這節骨眼上，武鬆迅速地飛出了兩腳。而且在踢這兩腳時，同樣都用了“飛”字。這“飛”字說明武鬆出腳速度之快、腳力之猛，形象地描寫了武鬆“玉環步鴛鴦腳”的武姿。一般來說，以腿擊人，不宜過高，主要是因為一高，自己重心就不穩，容易被對方抓住反撲的機會。武鬆深知此理。你看他的第一腿（左腳）是後挑腿，踢得比較矮，踢中蔣門神小腹，蔣門神雙手護痛，蹲下身子，重心較低，上身又前傾。緊接著武鬆的第二腿（右腳），使的是難度較大的“飛轉身回旋踢”，才踢中蔣門神的額角。武鬆這一腳，是以左腳為軸，向右轉身，借轉身騰躍，右腿循弧線旋踢，力量較大，出人意料，角度刁鑽，令人防不勝防。而且這兩腳踢中的都是要害部位。踢中小腹，疼痛不已，雙手捂痛，已失去了手的戰鬥作用，因身體下蹲，雙腳又難發揮作用；加之這第二腿又擊中額角，蔣門神已經是頭暈目眩，眼冒金花，東西南北都分不清楚了，哪有不敗之理呢？

西門慶也有好拳腳。獅子樓上，當“武鬆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來”時，西門慶知道情況不妙，立即跳在凳子上，一腳跨上窗台，做兩手打算：一是想尋找退路；二是逃之不得，占據有利位置，居高臨下，以應不測。武鬆跳上桌後，西門慶見武鬆來勢凶猛，先用手虛指了一指，轉移武鬆視線。加上武鬆剛剛跳上桌，立足未穩，出刀時又必須向前探身。西門慶知道腳比手長、擊人力猛。於是抓住這個時機，“早飛起右腳”，很準確地踢中武鬆手腕，使武鬆手中的利刃飛出，落到一樓街心。西門慶這兩招，既有套路，又恰到好處。“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照一照，左手一拳，照著武鬆心窩裏打來”，西門慶這一拳也是致命的一拳。可見西門慶還是有好拳腳的。當然拿西門慶與武鬆相比，大官人畢竟是大官人，紈袴子弟如何能同打虎英雄相提並論呢？最後西門慶死在武鬆手裏，也是必然的結果。

術語雲：“腳打七分手打三”、“手出腿不動，打人不能勝；腿踢手不出，打人必負輸”。從以上幾腳看，魯達、武鬆、西門慶都是用的手腳並用，以腳取勝的方法。


四十九：宋江裝瘋為何敗露

宋江在江州潯陽樓醉吟反詩後，戴宗問他在潯陽樓寫了些什麽？宋江的回答是：“醉後狂言，忘記了，誰人記得。”當戴宗告訴他知府正要捉拿題反詩的人時，宋江不知所措，連連叫苦。無奈之下，戴宗隻得要宋江“披亂頭發，把尿屎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麵，詐作瘋魔。我和眾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隻做失心瘋便好。”事已至此，也隻有此法。當戴宗帶著公差前來捉拿宋江時，見此情景，又聽宋江滿口胡言亂語，眾公差便說：“原來是個失心瘋的漢子！我們拿他去何用？”一下子就騙過了眾公差。等到宋江被抬到知府公堂，宋江照葫蘆畫瓢，又來了這麽一出。蔡知府見狀，也“沒做理會處”，相信宋江此時已經是個真瘋子了。惟獨黃文炳不信。

宋江裝瘋為什麽瞞不過黃文炳呢？黃文炳又根據什麽識破宋江是裝瘋呢？翻閱《水滸》第三十九回，我們不難發現，黃文炳根據宋江的詩詞內容及詠詩時的表現，來判斷宋江是裝瘋。黃文炳在潯陽樓看了壁上題詩後，從酒保口中打聽到，反詩是昨日所題，這就判定題詩人當時神誌清醒。對反詩，黃文炳是邊讀邊評：從詩詞內容得知題詩人對昔日懷才不遇充滿悲憤，對如今屈辱的囚徒生活強烈不滿，打算效仿黃巢欲展淩雲誌。黃文炳認為詩詞內容順理成章，邏輯結構嚴謹。另外，黃文炳是從精神病人的臨床角度來考查的，精神病人一遇到刺激或其他原因就會發作。既是充軍犯人，如果是真瘋，來時肯定必會發作。所以黃文炳便叫來管營、差撥一問，馬上得知宋江充軍來江州時沒有瘋症，而是今日去抓捕時才瘋的，故此黃文炳斷定宋江一定是裝瘋。因此，當戴宗回稟知府說宋江是個瘋子時，黃文炳馬上要知府“休信這話”，並明確指出：“此人做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瘋症的人。其中有詐，好歹隻顧拿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這說明黃文炳是很有眼力的。結果一抓來，盡管宋江在公堂上胡言亂語、裝瘋弄傻，蔡知府叫來衙卒把宋江一捆，一連打了五十大板，宋江裝瘋就敗露了。

精神病人有多種，不同病人又有不同的症狀，缺乏這方麵知識的人一般是難以鑒別的。各種精神病又都有其關鍵性或核心性症狀，這些症狀是難以偽裝的。如器官性精神病的神經反射改變，精神分裂症的心理過程的“分裂”，躁狂症的持續、獨特的情緒高潮與精神運動性興奮，都是極難裝出來的。再說裝瘋者不可能精通各種精神病的核心症狀，裝起瘋來，往往裝的過頭，使症狀互相混雜，以致“出格”，反而露出了馬腳。戴宗說宋江得的是“失心瘋”，古人雲：“心為思之官”。既然失心，則屬思維破裂的精神分裂症，這種病人說話言語淩亂，沒有中心，東一句西一句的；寫文章大多雜亂無章。而宋江裝瘋，恰恰沒有了解這種關鍵性的症狀，詩詞不用多說，公堂之上大喊：“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我不時叫你們都死。”聽起來是狂言，但仔細分析一下，此狂言邏輯性很強，順理成章。首先是質問對方是什麽人敢來問我？為什麽不能問我呢？下麵是答案：“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不顛不倒，思維清晰得很，隻不過言語有些誇張而已。這當然就不符合真正精神病患者的症狀，破綻露出來就難免，被黃文炳識破也在情理之中了。


五十：安道全治癰疽

《水滸》第六十五回載：宋江攻打大名府時，突然患病，一臥不起。起初是“神思疲倦，身體酸疼；頭如斧劈，身似籠蒸”，“背上好生熱疼”，似“鏊子一般紅腫起來”，最後是“神思昏迷，水米不吃”。“鏊子”是烙餅器具，圖形中凸，從介紹看，宋江有發熱、頭痛、背部紅腫，焮熱疼痛等表症，這是什麽病呢？吳用說得對：非癰即疽。對於這類病的善惡，中醫有句順口溜，叫“五善見三則吉，七惡有二即凶”。宋江最後是“神思昏迷，水米不吃”，可見是惡疾，如不及時治療，性命攸關。故此，梁山寨先後派出張順去請、戴宗去接，這個“肘後良方有百篇，金針玉刃得師傳”的祖傳內科、外科盡皆醫得的神醫安道全，幾經周折，終於及時趕到梁山。

在返回梁山途中，安道全就問戴宗：宋江“皮肉血色如何？”戴宗回答：“肌膚憔悴，終夜叫喚，疼痛不止”，雖然戴宗說是“性命早晚難保”，安道全卻認為“可醫治”。一到梁山，宋江口內隻有一絲氣息了，一診脈，安道全便斷定“脈體無事。身軀雖是沉重，大體不妨”，並當眾誇口道：“不是安某說口，隻十日之間，便要複舊。”果然如其所言，“五日之間，漸漸皮膚紅白，肉體滋潤。不過十日，雖然瘡口未完，卻得飲食如舊”，不久就完全康複了。

安道全用什麽辦法治病呢？他的醫法有無道理？《水滸》裏隻說了兩句：“先把艾培引出毒氣，然後用藥：外使敷貼之餌，內用長托之劑。”所謂“艾培”，是灸法，起到疏通氣血、開結拔毒作用；所謂“外使敷貼”，即用外科常用膏藥，用來消腫、提毒、去腐、止痛、生肌、收口。如加味太乙膏之類，即能清火消腫，又能提膿生新，故為腫瘍和潰瘍通用方。《水滸》雖未點出藥名，也無非是此。“內用長托之劑”，更是中醫之常法。中醫書載：“外科癰疽等症的內服藥的運用，原則上分為消、托、補三法。”安道全是“內用長托之劑”，書曰：“托法，施用於腫瘍化膿時期和潰瘍初期，能托毒外出，防止毒氣深入擴散”，便於生肌收口。因用了艾培、外敷、內托三法，使膿出痛減，脾胃之氣漸複，故宋江不過十日雖瘡口未愈，飲食卻恢複如常，真是藥到病除，醫道高明，神醫安道全，真是名不虛傳。

安道全“神”就“神”在宋江病重時承諾的“隻十日之間，便要複舊”上。安道全一上梁山剛診脈，就敢當眾誇口，這與其醫道高明有關，因此他胸有成竹地打了保票。這因他源於從戴宗嘴裏了解了宋江的病情，幾套醫療方案在旅途中早已形成。上山後一望、一聞、一問、一切、一觸，正確的方案已經出來了，對症下藥，也就立竿見影了。


五十一：《水滸》人物知多少

在我國古典長篇小說中，塑造人物最多的恐怕要數《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及《水滸》了。據《中國文學史》及其他資料記載：《三國演義》寫了 1183 人，《西遊記》寫了四百多人，《紅樓夢》寫了 975 人，惟獨《水滸》寫了多少人，這些資料大多沒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數字。有的說大約四百多人，有的又說六百人以上，這兩者差距又如此之大，如果僅僅解釋為誤差，很難說得過去。

《水滸》人物到底有多少？ 1981 年，我曾用了三四個月的時間，對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4 年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水滸全傳》，進行了全麵、仔細地閱讀，並做了詳細的記錄。在人物方麵，我記錄了每一回出場的人物及書中點到但未出場的人物。除去丫鬟、士兵、嘍囉等“龍套”外，最後的統計結果是：有名有姓的人物 577 個；有姓無名的人物 99 個；有名無姓的人物 9 個；無名無姓，但對故事情節發展有一定作用的人物 40 個。加起來一共寫了出場人物 725 人，另外書中提到但未出場的人物還有一百零二人，總共為 827 人。

在出場的 725 人中，男人有 665 個，婦女有 60 個。這 725 人如按其職業劃分的話：官員 88 人，小吏 56 人，士兵 4 人，地主 ( 包括土豪、富戶 )67 人，知識分子 5 人，藝人 13 人，僧道 20 人，奴仆 14 人，百姓 58 人，少數民族（包括遼國上下） 74 人，手工匠 15 人，娼妓 4 人，農民 41 人，綠林好漢 33 人，商販 30 人，其他起義軍 203 人。這些人物在書中大多有份小傳，少則三言兩語，多則洋洋萬言（如武鬆的傳多至十回書），使其有血有肉，性格鮮明。

正文寫到此應該說已基本結束。但有一點說明、一點補充不得不囉唆幾句。一點說明是原文付梓時，我寫道“一共寫了出場人物 685 人”，而今文卻出現了出場人物 725 人，整整多出 40 人。這 40 人是原文中沒有加上的無名無姓的人物。重寫此文時，我翻閱當年的記錄，又翻讀了《水滸全傳》的有關章回，覺得這無名無姓的 40 人非補上不可。比如“魯智深拳打鎮關西”一回中的店小二就是個無名無姓的人物。此人雖無名無姓，但在此一回書中絕非可有可無。書中寫到他的文字前後僅二百來字，分為接待魯達，阻攔金老父女，遭魯達痛打，報信未果及目睹拳打鎮關西五處。字不多，但一個恃強淩弱、不知好歹，但又膽小怕事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又比如“戴宗智取公孫勝，李逵斧劈羅真人”一回中的吃麵老人，就人物形象而言，他沒有前麵說的店小二那麽活脫鮮明，但對情節的發展、所產生的喜劇效果等方麵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十二：梁山上為何沒趙姓

在《水滸》所寫的 725 個人物當中，姓趙的有 13 人。他們是：當朝風流天子宋徽宗趙佶、宰相趙哲、諫議大夫趙拆、監戰官趙安撫、納金翠蓮的雁門縣富戶趙員外、押送楊誌的公差趙虎、陽穀縣開紙馬鋪的趙仲銘、捉宋江的鄆城縣都頭趙能和趙得、田虎的部下趙能、方臘的部下趙毅、童貫的部下趙潭及東京名妓趙元奴之趙母等等，人可謂不少。宋朝的第一大姓就是趙，趙姓可說是國姓，《水滸》的作者應該是很清楚的。然而在水泊梁山之上，一百零八將的 77 個姓氏之中，作者寧願有 7 個姓李的：李逵、李俊、李應、李立、李雲、李忠、李袞； 4 個姓朱的：朱仝、朱武、朱富、朱貴； 4 個姓張的：張清、張青、張橫、張順； 4 個姓楊的：楊誌、楊雄、楊林、楊春；也不讓一位好漢姓趙，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怪事。

《百家姓》據說是宋朝初年原吳越國無名氏所編。因當時的天子是趙匡胤，趙姓便成了國姓，列為第一。因編者是吳越國人，吳越國王就是那位強弩射潮的錢鏐，故錢姓放在第二。第三至第八位據說是後妃們的姓，當然也要列在前麵，依次排列，無所爭議。然而，《水滸》的作者偏偏藐視這些，一百零八將中的帝子龍孫卻是姓柴，是周代世宗柴榮的後代、家有誓書鐵券的柴進；有古代重臣的後代、後漢三國時關羽的嫡派子孫關勝；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楊誌；河東名將呼延讚嫡派子孫呼延灼；富豪有獨龍岡大財主李應、河北大名府“第一等長者”盧俊義等等。諸此種種，但作者偏不讓他們姓趙。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後，作者寫了一篇讚詞，開頭兩句是“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可是這一家異姓中，獨無趙家，這難道是偶然的疏漏還是巧合呢？事實上，這是作者有心安排的。“黑旋風扯詔謗徽宗”一回書中，李逵就公開聲明：“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這很明顯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借用李逵這個粗人、沒文化的人說出這沒文化的話來，大有調侃之意，也具有喜劇意味，令讀者為之一笑，其實作者的潛台詞就是要用宋姓代替趙姓。

文學作品中人物姓氏的選擇，並不是作家信手拈來，而是有意安排的。一百零八將中沒有趙姓，正反映了作者強烈的愛憎感情，反映了對重用奸佞、誤國害民的趙氏王朝的極大不滿。故不願讓梁山英雄與他們同姓同祖，玷汙清白。

但是也有些研究者不同意此說，他們認為梁山好漢中之所以沒有趙姓，是因為受《大宋宣和遺事》的影響。因為《水滸》中的故事很多都是從《大宋宣和遺事》中移植、演義過來的。《大宋宣和遺事》中列舉了以宋江為首的三十六人的綽號及姓名，這三十六人之中就沒有趙姓，所以七十二地煞中就不宜塞進一個趙姓；再說梁山上的這些好漢，上山後都是“強盜”，在“強盜”中安排一個趙姓，有辱國姓。出於對國姓的尊重，作者才有意不安排的。我認為這個說法沒有道理。如果說三十六人中沒姓趙的，七十二地煞中就不會塞進一個趙姓，那麽我們能否這樣理解：凡三十六人中沒有的姓氏，在七十二地煞中就不宜出現，或者說七十二地煞中的姓氏必須是三十六人中有的。一言而喻，這種說法太武斷。至於說“強盜”中安排一個趙姓就有辱國姓，則更難說得通了：難道在田虎手下的趙能、方臘手下的趙毅這些“反賊”和妓女趙元奴都安排為趙姓，這就是尊重國姓嗎？所以我認為：在梁山好漢中沒有趙姓英雄，隻能是作者有意安排的。


五十三：《水滸》裏寫了多少計

《水滸》是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長篇小說，除寫了不少轟轟烈烈的戰爭場麵外，敵、我、友三方為了戰勝對手，也使用了不少計策。據統計：全書一共使用了 166 次計。其中梁山好漢用了 121 次；官吏及地主豪紳用了 22 次；田虎、王慶及方臘等農民起義軍用了 12 次，普通百姓用了 11 次。這些計策大致可分為兩大類：戰爭用計及非戰爭用計。

先說戰爭用計。比方說第十九回，水泊梁山第一仗就是即將上山的好漢與鄆城縣濟州府緝捕使臣何濤的一場戰鬥。吳用用的就是“誘敵深入”計，一步步將何濤由岸上誘到湖邊，由寬處引到窄處，再引至地形較為複雜的蘆葦叢中，最後擒住何濤，全殲官兵。整個計策不但巧妙，而且簡直是一場遊戲。吳用這方參戰者僅十來人 ，唱著山歌，劃著小船，輕輕鬆鬆就解決了戰鬥。又比如“三打祝家莊”。毛澤東在《矛盾論》一書中說：“《水滸》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況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裏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似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毛澤東的這段話中就明確指出“三打祝家莊”就用了好幾種計策，比如石秀、楊林化裝偵察，“從調查情況入手，熟悉了盤陀路”，即是投石問路計；拆散了李、扈、祝的聯盟，即合縱連橫計；在敵營中布置了伏兵，即木馬計，或叫裏應外合計。正因為采用了這一係列連環計，最終拿下了祝家莊。

再說非戰爭用計。比如“智取生辰綱”就是計中之絕唱。吳用先派人在鬆林裏一閃，探頭探腦，引起楊誌懷疑，待楊誌提刀趕過來，七人驚叫，裝出害怕的樣子，這使的是反客為主計，迷惑楊誌，使其打消疑慮。然後是買酒、喝酒故意麻痹他，勾引起眾軍將越發想借酒解渴的欲望，這就是引君入甕之計。付錢時，討價還價，搶酒、下藥等等動作，用的是瞞天過海計。最終使楊誌等經不起誘惑中計上當，丟了生辰綱。另外，像高俅陷害林衝所設的賣刀看刀計、縱火計，王婆說風情的“十分光計”，張都監陷害武鬆的美人計等都居此類，這裏就不多說了。

梁山好漢所用的計策，智多星吳用最多，他機巧心靈、足智多謀，作為水滸英雄的軍師，當之無愧。從第十六回定計智取生辰綱起至第一百二十回自縊於宋江墓前止，全書有四十八回記錄了他的行蹤。在這四十八回書中他一共用計 62 次，其中招安前 30 次，招安後 32 次。梁山好漢所用的計策中，有敗計 5 個：其中吳用 2 個，史進 1 個，張順 1 個，解珍、解寶 1 個。

吳用的兩次敗計是：第三十九回為救在江州因酒後吟反詩而下死牢的宋江，吳用讓聖手書生蕭讓模仿蔡京字體寫家書，又請玉臂匠金大堅仿刻蔡京印章。因一時疏忽，誤蓋上“翰林蔡京”四字的諱字圖章，被黃文炳識破，致使戴宗也下了死牢；另一次是第一百一十五回，打方臘攻杭州城時，由於損兵折將，求勝心切，加之對杭州城防情況不明，又不作調查研究，貿然用兵，吳用設計詐敗誘敵離城強攻之計，結果不但沒有拿下杭州城，反而使梁山元老之一的赤發鬼劉唐喪命。

史進、張順、解氏兄弟一生中僅用過一計，為配合宋江攻打東平府，由史進混入城中做內應，結果被舊相好娼妓出賣被捉，偷雞不著反蝕把米。張順為破杭州城不聽勸阻，自恃有潛水絕技，潛水入城，放火為號，反被敵軍識破，用亂箭射死。解珍、解寶兄弟倆也自以為獵戶出身，善於爬山越嶺，企圖放火驚敵，結果是計拙兼疏事不成，一個被敵人砍斷藤索從烏龍嶺上摔死，一個被短弩弓箭射死。


五十四：梁山好漢的綽號

在古今小說中，人物綽號最多的恐怕要數《水滸》了。梁山一百零八將，綽號就有一百零八個。這些綽號既生動形象，又使人感到親切；既畫龍點睛地體現出人物的個性特征，又符合人物的形體特征，令人難忘。

梁山英雄的綽號，有的是根據人物的某種特長或才能來取的。如戴宗有道術，日行八百裏，故號“神行太保”；蔣敬因“精通書算，積萬累千，纖毫不差”，人稱“神算子”；吳用足智多謀，故叫“智多星”；淩振因善製造火炮，“石炮落處，天崩地陷，山倒石裂”，故號“轟天雷”，等等。

有的綽號則是根據人物的形體或外貌特征來取的。如青麵獸楊誌，因“麵皮上老大一搭青記”，故稱“青麵獸”；史進身上有“一團花繡，肩膊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都叫他‘九紋龍’”；林衝生得豹頭環眼，取號為“豹子頭”；朱仝有一尺五寸長的須髯，故號“美髯公”；鄭天壽因“生得白淨麵皮”，故號“白麵郎君”等等。

有的綽號是根據人物的性格來取綽號的。如秦明“性格急躁，聲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靂火’”；裴宣因“六案孔目出身……為人忠直聰明，分毫不可苟且”，故號“鐵麵孔目”；宋江因仗義疏財，周人之急，故號“及時雨”；李逵因一身黑肉，性急如風，故號“黑旋風”。

有的梁山英雄綽號是根據人物的職業特征來取的。為躲避官府的緝拿，武鬆一直以道家打扮出現，因此叫做“行者”；船火兒就是船夥計張橫，他的職業就是潯陽江的艄公；神醫安道全、操刀鬼曹正、菜園子張青皆是此類。

有的綽號是根據人物使用的兵器來取的。如關勝善用大刀，就名“大刀”；呼延灼善用雙鞭，故號“雙鞭”；董平用雙槍，就叫“雙槍將”；張清慣使飛石，像沒有羽毛的箭一樣，故號“沒羽箭”等等。

有的人物是仿古人來取綽號的。傳說三國呂布善使戟，又被封為“溫侯”。呂方也用戟，又姓呂，故號“小溫侯”；花榮箭術高明，可與李廣媲美，就叫“小李廣”，以示區別；郭盛使槍，仿號“賽仁貴”，等等。

有的人物是借用鬼神之名來取綽號。如活閻羅阮小七、喪門神鮑旭、母夜叉孫二娘、險道神鬱保四等等。這些綽號都沒有什麽實際意義，與人物的外貌、性格也掛不上鉤。

還有的人物是以動物形象來取綽號的。如玉麒麟盧俊義、撲天雕李應、插翅虎雷橫、兩頭蛇解珍、出洞蛟童威、通臂猿侯健等。其中以虎為號的特別多，統計一下有七個：如插翅虎、矮腳虎、笑麵虎、跳澗虎、中箭虎、花項虎、青眼虎。可惜這些都虛有其號，也沒有什麽實際意義。

有的綽號含有兩種意思。比如楊雄的綽號叫“病關索”，關索相傳是三國人名，楊雄取此號是仿古人。但“病”字，又是根據人物形象特征取號的。《水滸》第四十四回介紹楊雄時寫道：“因為他一身好武藝，麵貌微黃”，貌似病態，故號“病關索”；孫立的“病尉遲”亦如此；當然也有的綽號取得莫名其妙，如扈三娘的綽號為“一丈青”，青可以解釋為其美如春色，冠以“一丈”就說不清楚了；笑麵虎朱富，但書中沒有描寫笑麵虎形象的隻言片語，這個綽號就不得體了；另外還有霍閃婆王定六、鐵扇子宋清。霍閃婆是什麽意思，書中他自己介紹說：“因為走跳得快，人都喚小人做霍閃婆王定六。”這“霍閃”兩字可以解釋為“走跳得快”，但這“婆”又是什麽意思呢？把“霍閃”和“婆”放在一起取號，又該作何解釋呢？還有就是宋清。他的“鐵扇子”的綽號就更是莫名其妙了。《水滸》對宋清的介紹是在“閻婆大鬧鄆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一回中，冷不丁出來了一句“原來這宋清，滿縣人都叫他做鐵扇子”。為什麽叫“鐵扇子”？書中未提供任何可引以為證的文字。如果說宋清平常生活中手裏老拿著一把扇子或是以扇子為兵器，叫他做鐵扇子還說得過去，但書中沒給他這個機會。《水滸注略》卷上曰：“扇子以鐵為之，乃無用之物。”這個注釋有失偏頗，說宋清無用也冤枉了他。在同一回書中，張三挑唆閻婆惜到公堂告狀時就說：“宋江以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的，宋太公也說：“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這也說明了宋清還是有點用的。


五十五：梁山六絕

《三國演義》中有三絕：諸葛亮的智絕、關羽的義絕、曹操的奸絕，《水滸》中卻有五絕。這五絕由《水滸後傳》的作者陳忱提出來，即：戴宗的神行法、張清之石子、花榮之射、燕青之廝撲、安道全之醫。這五絕算不算絕呢？看看《水滸》的介紹便知分曉。

戴宗的神行。戴宗的綽號是“神行太保”，“神行”點出其絕技，“太保”本為官名，大多為輔助國君或太子的官，無實權，用在戴宗身上隻是個尊稱而已。他的絕技絕在哪裏呢？書上說：“但出路時，傳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個甲馬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裏；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裏。”戴宗“神行”的時候，“隻聽耳朵邊風雨之聲，兩邊房屋樹木，一似連排價倒了的，腳底下如雲催霧行”。正因為他有這一驚人道術，在飛報緊急軍情、救人危難等方麵立下了奇功。打北京時，宋江患了背瘡，病入膏肓，如果不是戴宗用神行接回安道全，宋江就一命嗚呼了。戴宗奉蔡九知府之命去東京下書，又錯走梁山被朱貴用蒙汗藥麻倒，上梁山報信後，又為吳用請到濟州城勸蕭讓、金大堅上山，接著又返回江州，來回數千裏，短短幾天完成許多事，不是“神行”，又何能為之？其實我們算一算，戴宗日行八百，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僅走三十三裏左右，比現代馬拉鬆速度還慢一點。現代馬拉鬆全長是四十二公裏多一點，最好成績是兩小時多一點，也就是說一小時要跑四十二裏左右，比戴宗快多了。隻不過書中對速度有誇張的描寫，加上又用道術，所以有點神化。

沒羽箭張清，這個綽號就取得形象。箭是由箭頭、箭杆、箭羽三部分組成的。張弓射出羽箭速度很快，張清使用的是石子，雖然沒羽，其速度之快似箭。張清是一員猛將，他的石子百發百中，而且準確率很高，想打哪就能打到哪裏。對陣中，張清的石子令宋江等人大驚，盡皆失色，嚇得“楊誌膽喪心寒”；關勝出馬迎戰，張清隻一石子，打在青龍刀上，迸出火光，關勝便“無心戀戰，勒馬便回”；宋江手下的好漢為什麽如此怯陣呢？無他，實在是張清的飛石太厲害了。打東昌府時，盧俊義帶領二十五員頭領，馬步軍兵一萬，兼有關勝、呼延灼、朱仝、索超、楊誌等上將，卻無奈何張清。兩戰告敗，郝思文、項充還被擊中在船中養傷。宋江打下東平府，親自率軍助戰，也被張清打得落花流水。首次交鋒，就有十五員戰將被張清飛石打傷，使宋江軍馬聞之膽寒。第一個上陣的金槍手徐寧，戰不到五回合，就被飛石擊中眉心，“翻身落馬”；接下來燕順是“伏鞍而走”；韓滔鼻凹被擊中，“鮮血迸流，逃回本陣”；接下來宣讚、呼延灼、劉唐、楊誌、朱仝、雷橫、關勝，一個個都敗在張清手下，準確地說都被張清的飛石打敗，這張清的飛石不絕才怪！這飛石絕就絕在它百發百中，防不勝防，而且還絕而不神，沒有神化的因素，貼近現實，叫人可信。

花榮的神箭也是威震一時的。《水滸》對他的箭術有幾句描寫：“百步穿楊神臂健，弓開秋月分明，雕翎箭發並寒星，人稱小李廣，將種是花榮。”這是實寫，毫無誇張之辭。在清風寨救宋江時，他已是小露鋒芒，劉知寨聽說花榮如此裝束就已“驚的魂飛魄散……哪裏敢出來相見”，怕的就是那枝箭。救出宋江後，劉高不甘心，派人去花榮寨中奪人。花榮坐在正廳上，“左手拿著弓，右手挽著箭。眾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道：‘……看我先射大門上左邊門神的骨朵頭。’搭上箭，拽滿弓，隻一箭……正射中門神骨朵頭。二百人都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眾人再看：我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的這頭盔上朱纓！’颼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由此可見，花榮箭術著實精準。初上梁山，眾人誇花榮的神箭，晁蓋大有不信之意。遊山時，花榮聽到天上雁叫，取箭說要射第三隻大雁的頭。大雁落下時果然不假。晁蓋和眾頭領看了，盡皆駭然，曰“此梁山無一個不欽敬花榮”，可謂一箭定乾坤。打田虎時，連射四賊將，使賊人望風而逃，不戰自退。對影山一箭射斷絨條，分開兩杆結在一起的方天畫戟，不能不使人叫絕。吳用說：“休言將軍比小李廣，便是養由基也不及身手。”這樣評價也不算過分。

浪子燕青的廝撲也是一絕。燕青在梁山好漢中算是個矮子，身材瘦小，身高僅六尺餘。但是在泰山放對時，麵對身長一丈，貌若金剛，約有千百斤氣力的任原，燕青能發揮自己矮小靈活的優勢，抓住任原轉身不便的弱點，兩次從任原肋下鑽過去，從而擾亂了任原的步法，燕青趁勢使出絕招鵓鴿旋，把任原直攛下獻台，奪取勝利，難怪人稱其為“小廝撲天下第一”。還有高俅攻打梁山被俘上山後，在宋江的盛宴上喝得大醉，他那潑皮無賴的本色又顯露出來，並口出狂言道：“我自小學得一身相撲，天下無對。”宋江、盧俊義命燕青與之一撲：“高俅搶將入來，燕青手到，把高俅扭得定，隻一跤，顛翻在地褥上，做一塊半晌掙不起。”摔高俅這樣的酒囊飯袋，還看不出燕青本事，就是李逵也摔了個腳朝天。

神醫安道全，這綽號已經給他定了性，既是神醫，必有神技。他醫術之高超，筆者在“安道全治癰疽”一文中已詳述，這裏就不再囉唆了。

陳忱所言的梁山五絕到此就介紹完畢。不過，筆者以為梁山上還有一絕——浪裏白條張順的潛水和遊水功夫。他在“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兩條腿踏著水浪，如行平地；那水不過他肚皮，淹著臍下。”第六十五回為宋江到建康請安道全，渡江時因熟睡被強人綁住手腳，縛成“粽子”推入江中。張順就憑這潛水的絕招，在江底咬斷繩子，浮水過江活命。潯陽江上與李逵的一場水中搏鬥，更是無比精彩。不但“惹得江邊三五百人觀看，沒一個不喝彩”，而且連“宋江看得也呆了”。不是水上功夫高超，何能取得如此之效果呢？特別是“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的功夫，更是絕上加絕。伏在水底實際上就是現在的潛水或潛泳。不過現在都要借助工具，潛水服及氧氣裝置或潛泳用的呼吸器具，借助這些工具現在的潛水員在水下待上幾天的事也是有的。而張順的那個年代，什麽輔助工具都沒有，還能夠“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不但絕，而且有點神了。

這梁山六絕，有的雖然有點神，但神而不怪，都比較貼近現實。現實生活中這類奇人也確實存在。就像我們看中央電視台的“想挑戰嗎”欄目的節目一樣，不是親眼目睹，我們會相信嗎？這就說明現實生活中真有不少身懷絕技的奇人。而梁山六絕說不定也是當時的奇人吧！


五十六：“河北三絕”指誰

三絕之稱古已有之。東晉畫家、文學家顧愷之，多才而癡呆，故世傳其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唐代的李揆，“鎂風儀，善奏時，帝歎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時稱三絕”；唐代張旭的狂草，李白的詩歌與裴旻的劍舞，也號稱“三絕”；南朝詩人謝瞻曾作《喜霽詩》，由謝靈運手書、謝混朗誦，也為當時人稱為“三絕”。

《水滸》“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頭市中箭”一回，宋江與北京大名府龍華寺僧人大園交談中，猛然想起盧俊義說道：“你看我們未老，卻恁地忘事！北京城裏是有個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是河北三絕，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 盧俊義何稱“三絕”呢？是屬於顧愷之、李揆一人具有三種特征的“三絕”呢，還是屬於張旭、李白、裴旻及三謝三人各自的一個特征而合稱為“三絕”呢？如果如宋江所說的盧俊義“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算一絕的話，其他二絕又指的是什麽？或說又是誰呢？曆來無人談起。筆者認為《水滸》乃古典名著，施耐庵乃小說大家，絕不會虛置一筆，書中一定有蛛絲馬跡。

細細尋查，我發現在第六十八回盧俊義活捉史文恭後，宋江為實現晁天王的遺言，建議盧俊義為山寨之尊。其理由有三：一是盧俊義堂堂一表，凜凜一趣，有貴人之相；二是盧俊義出身豪傑之家，又無至惡之名；三是力敵萬人，通今博古，天下誰不望風而降。這就是儀表、出身和本領。這三點能否算是盧俊義的“三絕”呢？本領無需多說，儀表勉強可算。為什麽說勉強呢？因為梁山之上，儀表堂堂的不少。武鬆也“身軀凜凜，相貌堂堂”，宋江一見武鬆這類人物，心中甚喜。還有盧俊義家仆人——燕青，《水滸》裏還專門有一篇“沁園春”詞誇燕青：

唇若塗朱，睛如點漆，麵似堆瓊。有出人英武、淩雲誌氣、資稟聰明。儀表天然磊落，梁山上端的馳名。

雖說身材矮了一點，也有六尺以上，一身雪練似的白肉，加上長相是人見人愛。書中有表述，連京城名妓李師師見了他也動春心，“親與燕青回酒”，以致最後“把諺語來調他”，“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 燕青不是儀表堂堂，有這等豔福？宋江見了李師師，加上多喝了幾杯，這平日裏不太近女色的人，此時也春心躁動，花了大把大把的銀子，李師師也不買賬。換了盧俊義，我看李師師也不買賬。因此這個儀表作為一絕實在是勉強。這個出身就更難說是一絕了。梁山之上，出身比盧俊義顯赫的大有人在。鳳子龍孫的柴進，他沒法比，就是楊誌、關勝、呼延灼，他們的出身也遠比盧俊義顯赫。故此筆者認為這“河北三絕”非指盧俊義一人，而是指三人。

那麽，另外的二絕又是誰呢？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解決“河北”的範圍。河北乃宋代的路名，是宋至道十五路之一，治所在大名府。《辭海·河北》介紹：“轄境相當今河北省易水、雄縣、霸縣和海河以南及山東、河南兩省黃河以北的大部。”《水滸》中能數得上“絕”的，除盧俊義以外，還有戴宗的神行、張清的飛石、花榮的神箭、燕青的廝撲、張順的潛水及安道全的醫術。在這六人中，戴宗是江西人，花榮籍貫不明，張順是安徽人，安道全是江蘇人，張清是河南彰德（河南安陽）人，燕青是河北大名府人。前四人完全可排除在外，燕青是地道的河北人，張清的彰德在黃河以北地區，正屬於當時的河北路，故張清也是河北人。

燕青“小廝撲天下第一”，又有鵓鴿旋的絕招。別說李逵怕他三分，就是天下無對的任原也敗在他的手下，不可不說是“一絕”；張清憑手中飛石，連打宋江手下十五員大將，令梁山軍馬見之膽寒，也可稱得上“一絕”。這樣，“河北三絕”的謎底終見天日。他們應是：盧俊義的棍棒、燕青的廝撲、張清的飛石。


五十七：毒箭與二陳湯

《水滸》“晁天王曾頭市中箭”一回說的是，段景柱獻給梁山的照夜玉獅子馬被曾頭市曾家五虎所搶，並揚言要與梁山誓不兩立。晁蓋聽罷心中大怒，發誓要鏟平曾頭市。誰知出征時狂風吹折軍旗，搦戰三日又無人應虞，第四日盲動大軍又中計被圍，晁蓋臉上中了史文恭一箭，退回梁山時已“水米不能入口，飲食不進，渾身虛腫”，當夜三更，叮囑宋江報仇後，便憤然而逝。

狂風吹折軍旗乃自然現象，梁山好漢認為這是不祥之兆，這完全是迷信，而晁蓋臉中箭身亡是真。這是枝什麽箭？《水滸》說是一枝“毒箭”。毒箭在古小說中常見，它並非虛構，過去民間獵手打虎豹下的窩弓，箭頭上也是塗有毒物的，這大概是古代毒箭為今所用吧！

箭上塗的什麽毒物？古來說法兩種：一種說鴆，一說烏頭。鴆是傳說中的一種毒鳥，陶弘景說：“鴆狀如孔雀，五色雜斑，高大，黑頸赤喙，食蛇，人誤食其肉立死……昔人用鴆毛為毒酒。”《朝野僉載》中記載：“鴆鳥飲水處……百蟲吸之立死。”但這種鳥在有關鳥類學專著中，迄今還沒有記載，可能是古人想象中的動物。而烏頭確有此物，據《辭海·烏頭》介紹，此物為多年生植物。醫書介紹，其主根為烏頭，旁根稱為附子，附子變形而無分根者稱天雄，都是常用中藥材，主要產於四川、貴州、雲南、陝西等地。烏頭堿的結晶體 2 — 4 毫克即可置人於死地。據《國語·晉語》載：晉國的驪姬為了讓自己的兒子奚齊取代嫡出太子申生，就在酒中放入烏頭，在肉裏攙上烏頭，讓申生獻給打獵歸來的晉獻公。獻公飲前祭地時發現狗吃後死去，讓小臣喝酒，小臣也死去，一怒之下殺掉申生，正中驪姬之計。《水滸》裏的毒箭，也是含有此物。這箭又飛中晁蓋麵部，烏頭堿隨血液循環擴散全身，導致肢體不能運動，言語不清，心率緩慢及房室傳導阻滯，最後迷走神經，中樞神經及神經末梢麻痹而死。

二陳湯主治咳嗽脹滿、嘔吐惡心、頭暈心悸等痰飲症候。可是《水滸》裏卻用它來醒酒。如第二十一回載：宋江被閻婆惜拖回家後，與閻婆惜喝了幾杯悶酒，閻婆惜又一夜不理他，使宋江憋氣，挨到五更便離家，在縣衙門前遇到賣湯藥的王公，王公聽說宋江“夜來酒醉”，便要宋江喝一碗醒酒二陳湯。

二陳湯不能醒酒，但是酒醉後喝一點還是有好處的：陳皮利氣，甘草、生薑補脾和胃，烏梅生津，對治療醉後嘔吐惡心、頭暈心悸大有裨益，這也僅是對醒酒起一些間接作用。《水滸》作者用它來醒酒是否搞錯了呢？細心的讀者大概注意到了，施耐庵在“二陳湯”前冠以“醒酒”二字，這也就是說在二陳湯裏加了可醒酒之藥，加了什麽？加了葛花及枳椇。葛花有解肌退熱、利尿作用；枳椇，功能是清利溫熱。兩者都有解酒之功能，在二陳湯中加葛花和枳椇，可謂錦上添花，既可醒酒又可健脾。


五十八：《水滸》裏的酒器

《水滸》裏提到的酒器很多。大概常用的有杯、碗、角、盞、鏇、桶、壺、樽等幾種。

杯是古人常用的酒器，大小形狀多種，與現代人所用的大致相同，都屬於小型酒器。樽也屬此列。《水滸》中多見此兩種酒器，大多是文人、官僚、富豪、婦女及酒店所用。除了顯示斯文，用此酒器也限製了酒量，不過也切合了這些人的身份。比如京師名妓李師師在與宋江、燕青飲酒時用的就是這種杯，而且是金杯，這就反映出她的氣質和風度。

碗是盛菜飯的食器。用碗盛酒喝，大多是酒量較大的漢子所為。《水滸》裏武鬆最愛用碗。景陽岡打虎如此，快活林打蔣門神亦如此。武鬆出身平民，又愛喝酒，酒量又大，用杯當然不過癮，用碗喝酒正符合其海量，又顯出英雄豪氣。平日，我們在電視裏、生活中常見用碗喝酒的場麵。

角這種酒器定名於商代，它是由盛酒器發展為飲酒器的。角腹圓平底，口部呈前後兩隻尖角形，前腳略高，後腳稍低，旁有把手，下有三足。整體形狀與爵相似。古書曰：“一升曰爵……四升曰角”（《周禮·考工記·梓人》），可見角比爵大。用角飲酒者，大多是酒量大的豪爽之客，又不顯俗氣。《水滸》裏大多是拿角當盛酒器用。如渭州城魯達與史進、李忠相見，邀至潘家酒樓一次要了四角酒，不過角隻用來盛酒，最後酒還倒在碗裏。魯達等三人是用碗喝，落落大方，又不失豪爽。

盞，是一種淺而小的酒器，大多是有錢人家所用。《水滸》裏魯達在代州雁門縣大財主趙員外家，金翠蓮父女就用盞待客，既文雅，又顯出身份。正因為盞小，三人隻有“慢慢地飲酒”，也真難為魯達了。又比如“武鬆大鬧飛雲浦”裏，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人很得意地在飲酒作樂，用的就是盞。因為他們安排了不少殺手在僻靜處夥同押送公人一齊去殺掉武鬆，正等著報喜呢，他們用這種盞飲酒，慢慢地消耗著時間。

鏇是溫酒的器具，內外兩層。內層盛酒，外層盛水，為酒保溫或降溫。魯智深離開五台山來到桃花莊劉太公家吃飯時，“莊客鏇了一壺酒”。時間是陽春三月，天較冷，喝冷酒傷人，故用熱水保溫。而武鬆發配到孟州時間是七月，正是暑天。施恩派人送來“一大鏇酒”，正是用冷水放在鏇中降溫。這裏提到壺，壺是盛酒用的。日常生活中也常見，這裏不多贅述。

桶在《水滸》中出現了三次。一次是魯達出家後，一下子在廟裏住了四五個月，“口中淡出鳥來”，想找酒喝，剛下山就碰到賣酒人，一腳踢倒賣酒人，一會就喝下了一桶酒；第二次是在五台山下小鎮，用狗肉蘸蒜泥下酒，先喝了十來碗，還不解饞，又喝了一桶才回山；第三次是吳用說三阮撞籌時，在石碣村小酒店裏，吳用及三阮兄弟也是打了一桶酒放在桌上吃。這桶酒能放在桌上，想必就不太大。再說，我們也不要以為這桶就像水桶那麽大，如跟水桶一般大小，這一桶酒賣也不好賣，拿也不好拿。所以《水滸》裏所說的桶，隻能是能放在桌子上的這種小桶。據悉，浙江至今還盛行一種叫做“催桶”的酒器，用鐵皮和錫加工製成，有一斤桶、二斤桶、五斤桶和十斤桶等規格。《水滸》裏的桶大概就屬於此類。

水滸英雄們喝的是什麽酒呢？從書中看，提到的酒有“白酒”、“清酒”、“渾酒”、“老酒”、“水酒”五種。可以肯定地說，這些酒的度數都不高。這與當時的釀造工藝、水平有關，大多是榨製的。何以為證呢？《水滸》“魯智深大鬧五台山”一回裏就有答案。魯智深第二次下山打了禪杖後，到處買酒喝，人家都不賣，然後看見“遠遠地杏花深處，市梢盡頭，一家挑出個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卻是個傍村小酒店”，這裏有八句詩描寫這小酒店，其中兩句曰：“破甕榨成黃米酒，柴門挑出布青簾。”榨製酒是讓原料發酵後榨成，水分含量高，酒的度數相應就低，實際上是水裏多了幾分酒味，絕不像現在的酒，是經過糖化發酵，利用蒸餾方法製成。蒸餾過程中，絕大部分的水被蒸發，剩下的是酒之精華——酒精了，其純度自然高。如果武鬆、魯智深喝的是這種酒，早就酒精中毒了，那還鬧什麽五台山、打什麽虎？特別是武鬆，喝那十八碗，如果是純度高的酒，上山後必然醉倒，早成了老虎的口中餐了。


五十九：刺配與文身

刺配與文身都是用工具在人的皮膚上刺上永久性的記號或圖案。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是：刺配是被逼迫的，而文身則是完全自願。刺配是我國古代的一種刑罰。凡是判有流配（也就是俗話說的充軍）的犯人，發配前都要在臉上刺上字，美其名曰：“打金印”。所刺的內容，除寫上發配的具體州府地名外，有些還刺上所犯案件的性質、服役種類、服刑年限等等。這些犯人又多發配到邊遠部隊中服勞役，故又叫“配軍”。刺配的部位，《水滸》裏多次提到：在麵上的兩頰，一邊一個。這個“金印”是用針刺的，又加上了染料，不易褪去。宋江發配到江州時打上的“金印”，在等到安道全上山後，用藥物治療，慢慢磨去，前前後後花了三年時間。

《水滸》裏刺配的有十四人。他們是：高俅、林衝、楊誌、何濤、唐牛兒、武鬆、宋江、裴宣、雷橫、朱仝、盧俊義、董超、薛霸、王慶等。高俅是在未發跡前在京城當混混時，由其親生父親告發，被開封府刺配出界發放的；林衝是被高俅陷害刺配到滄州的；楊誌是因為殺潑皮牛二被刺配到河北大名府的；何濤是因生辰綱被劫，查辦不力，被刺上兩行金印，但金印上沒有刺上發配的具體地點，屬於刺而未配的，留著他繼續辦案，“戴罪立功”；唐牛兒因私放宋江，當了替罪羊；武鬆因殺潘金蓮、西門慶；宋江因殺閻婆惜；朱仝因私放雷橫；盧俊義因私通梁山而發配的。最有趣的是董超、薛霸，本來在京城當差，因未按高俅旨意殺掉林衝，被高俅刺配到北京大名府來。王慶刺配也因殺人，這裏就不多說了。

文身是自願的，多是兵士和遊俠少年所為，借此表示自己的剽悍勇健。《水滸》裏文身的英雄有史進、魯智深、阮小五、楊雄、燕青、龔旺六人。史進刺一身花紋，從肩臂到胸膛，總共有九條龍，故號“九紋龍”；魯智深叫“花和尚”，不是因風流放蕩，而是因身上刺有花紋、後來又削發為僧之故；阮小五胸前刺著一隻豹虎；楊雄刺有一身藍靛色的花紋；燕青一身雪練似白肉，盧俊義叫來個匠人在他身上刺了一身遍體花紋；龔旺渾身刺著虎斑，頸項上刺著個虎頭，故號“花項虎”。

刺配和文身的曆史誰長誰短，難以考證。據司馬遷《史記》載：漢初猛將英布，又名黥布。黥布就是古代在犯人臉上刺刻、塗墨的一種刑罰，英布在秦時因犯罪而被在臉上刺過字，故得此名。可見，刺配遠在秦朝時就存在。而外國人類學者認為：文身是由原始人在麵部和身體其他部位描繪圖案的習慣演變而來的。考古學家曾經在四千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上找到文身圖案。刺配在我國早已禁止，而文身至今尚存。

文身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全身性文身往往要斷斷續續刺上幾年，局部性的也要幾個月，要在皮膚上刺幾百針、幾千針。在刺的同時，還要將一些顏色（如藍靛或朱砂）挑入皮內，這些不易溶解的顏色微粒，在皮膚內引起異物反應，使組織細胞無法吞噬，也不能清除，於是就使皮膚上呈現出終身不易消失的帶色圖案。文身時，常因文身器械消毒不嚴或顏色裏混有細菌，發生感染化膿，形成難以治療的斑痕疙瘩，影響肢體伸屈及其他健康發展。文身器具因交叉使用而易成為傳染乙型肝炎的媒介。因此，文身之風也就隨之減弱。


六十：閑話宋徽宗

宋徽宗趙佶在中國曆史上是個有名的昏君。他的品行，正如《水滸傳》裏所描述的那樣：“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閑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即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踢球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在治國上，他昏庸腐朽，重用奸邪，實屬庸碌之才；在外交上，他軟弱無能，屈辱忍讓，最後當了俘虜；在生活上，他揮霍無度，窮奢極欲，他篤信神靈，多次向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光問道，以求長生不老之術，還自號為“教主道君皇帝”。身為國君，還偷雞摸狗，從皇宮挖了一條地道直通妓院，去私會名妓李師師。宋徽宗還喜歡踢球，愛好古玩玉器等等。這些在《水滸傳》裏都是有所表述的。

其實，宋徽宗趙佶倒也不完全像《水滸傳》裏所說的那樣一無是處，他是個頗為有名的畫家、書法家。在發展美術事業方麵，他是有成就和貢獻的。他創造的“瘦金書”，頗得書法家重視，用這種字體書寫的崇寧大觀等錢幣是收藏家至愛的珍品。《書史會要》評價說：“徽宗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跡求也。”他的繪畫重視寫生，尤善畫花鳥畫，極強調細節，以精工逼真著稱。據說，一次宣和殿前的荔枝結果了，孔雀在樹下啄食落下的荔枝。趙佶一看心血來潮，命畫師們畫一幅荔枝孔雀圖給他評賞。他看完畫師的作品後不滿的說：“你們雖畫得不錯，可惜都畫錯了，孔雀上土堆，往往是先舉左腳，而你們卻畫成了先抬右腳。”起初畫師們不信，反複觀察後，果如趙佶所言。還有一次他去龍德宮品畫，看到一幅月季花連連叫好，眾畫師莫名其妙，請萬歲爺賜教，宋徽宗說，百花之中，唯月季花少人畫，其原因是此花每月開一次，一年四季以及清晨黃昏，它的花瓣、花蕊、花葉的形狀和顏色都會發生變化，很難掌握得準確，此畫上之花是春季正午時分盛開的月季花，畫得準確同真花一樣。眾畫師不信，找來畫作者一問，畫作者道：此畫畫的正是春季正午盛開之花。可見其觀察之真之細。故此他的傳世作品《芙蓉錦雞》、《池壙秋晚》、《四禽》及《雪江歸棹》等畫，都可稱為珍品。他還發展了宮廷繪畫，廣集畫家，創造了宣和畫院，培養了像王希孟、張擇端、李唐等一批傑出的畫家。還親自出題，留下了“踏春歸來馬蹄香”的佳話，他組織編撰的《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等書。是美術史研究中的珍貴史籍，至今仍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他崇奉道教，幹了不少蠢事，也做了不少好事。他多次下詔搜訪道書，設立經局，整理校勘道籍，政和年間編成的《政和萬壽道藏》是我國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對研究道教曆史和經典，都是不可多得的寶貴史料。他下令編寫的“道史”和“仙史”，也是我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道教史和道教神化人物傳記。宋徽宗還親自作《禦注道德經》、《禦注衝虛至德真經》和《南華真經逍遙遊指歸》等書，使我國道籍研究有了完備的資料。


六十一：張天師及羅真人

張天師及羅真人是《水滸》裏的兩個“神人”。張天師“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常。他是額外之人，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為道通祖師。”“這代祖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一茅庵，修真養性”，“能駕霧行雲，蹤跡不定”；而這個羅真人是個老道，不但法術通天，能呼喚天神，亦能知卜未來，葫蘆在他手裏也能變成人，真是人間天仙。

曆史上是確有張天師及羅真人的。但是兩個人都是凡人。由於被後世統治者有意地加以神化，因此也就分別成了仙、神，而脫離了人世間。說他們升了天，似乎又太脫離廣大民眾，讓他們夾雜在民眾之間又太俗氣，於是讓他們都隱居在深山之中，過著半人半仙的生活，就更能迷惑人了。據《龍虎山·張天師傳》記載：第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就是在宣德元年（ 1426 年）中秋夜，極歡酒闌之時，被雷電擊死的。如果天師真是活神仙的話，豈能被雷電擊死呢？這不是大水衝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自家人了嗎？曆代張天師之所以如此走紅，有兩個原因：一是其道義提倡“忠孝”和“佐國護民”，這個道義有利於當權者的統治。自東漢張道陵創立道教以來，這個道義越來越受當權者青睞，故此道教的負責人，封之為“天師”，既冠以“天”字，身價就高了，神秘的色彩自然而然地添加了，神化了。而且此尊號其後代可以世襲，就出現了各代的“天師”。隻要有此尊號，理所當然就是半仙半人了；二是宣揚學道可以長生不老，得道可以升天，這更頗得曆代帝王所崇奉。他們巴不得自己可以長生不老，永坐江山。像唐玄宗、唐僖宗及宋徽宗都篤信神靈，想求長生不老之術，於是就大肆信奉道教，大封張天師。元順帝為挽救元朝滅亡，幻想張天師能祈神明保佑，也求助於張天師。朱元璋稱帝前，因殺人太多，心有所愧，恐上蒼降罪，也求張天師替自己發了“上天奏詞”，了卻心病。宋徽宗自稱是“教主道君皇帝”，命人編寫了不少道教經典分發至全國，並在福寧殿側專門建造了玉清和陽宮，在全國各地興建了不少道觀。曆代帝王如此重視、推崇，謬誤重複千遍還成了真理了，張天師才會由人被吹成神了。

那麽，張天師是何許人也？據《笑道論玄》一書載：東漢順帝時，張道陵在四川鶴鳴山創立“五鬥米教道”，奉老子為教主，自己奉為“天師”，其子張衡為“嗣師”，孫子張魯為“係師”。張魯的兒子張盛遊方至江西信州（今江西貴溪）龍虎山，就在山上建道觀，成為天師門的永駐之地。道教認為天中之尊者為三清：即玉清宮道法天尊、上清宮靈寶天尊、太清宮道法天尊。因上清宮是道教崇敬的仙居之所，故上清宮作為道教宮觀名稱，也成為曆代“天師”們世居之地及祀神之所。曆代“天師”在此繁衍，因可世襲，這樣一代代就成了“天師”。

羅真人也是個凡間老道，亦是道教門人。大概也是宣揚道教教義有功，頗得統治者器重。但是因為其不姓張，就不可能成為天師，隻有被“委屈”地當上了“真人”。據宋人黃休複《茅亭客話》中雲：“綿州羅江有羅璝洞，昔羅真人，名璝，修道上升之所在，禱之，靈無不應。後太平興國五年，洞上時聞因樂之聲，時見車轍之跡。地方官吏奏聞於上，詔齎香設醮”。可見羅真人，名璝，原是四川羅江縣一個修道之人。《水滸》裏說他是宋徽宗時人，居薊州九宮山二仙山，顯然又是張冠李戴之事了。至於他的其他情況，筆者手頭資料匱乏，就無從查考了。


六十二：砒霜·水銀·鴆酒

砒霜·水銀·鴆酒是《水滸傳》中寫到的三種毒藥。分別寫在書中的第二十五回“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及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兒窪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中。

第二十五回書中寫到：武大郎在鄆哥的幫助下，捉住了西門慶與潘金蓮的奸情。不幸的是在捉奸的過程中，武大郎被西門慶踢傷了心窩，一病五日。要湯沒湯，要水無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在這個時候，王婆設了一條毒計，用砒霜毒死武大郎。於是王婆設計、西門慶出藥、潘金蓮下手毒殺武大郎的故事就發生了。砒霜中毒的情景，王婆說了一遍，書中又描寫了一次，是“他若毒藥轉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卻把被隻一蓋，都不要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著一條抹布。他若毒發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等等。砒霜既是三氧化二砷，為白色粉末，因易溶於水，故潘金蓮把它放入治心痛的湯藥裏。據醫藥書籍記載：口服 5 — 60 毫克即可中毒， 60 毫克以上便可使人致死。西門慶是藥鋪老板，用藥多少可致人死亡，他是知道的。潘金蓮的用量肯定是大大超過 60 毫克，所以武大郎喝下後即刻身亡。但臨床反映，大劑量的砒霜中毒，隻會出現中樞神經係統麻痹，發生四肢疼痛性痙攣、意識模糊、昏迷而死。不會出現《水滸傳》裏所說的“腸胃迸斷”、“七竅流血”的症狀。武大郎死時的慘狀，筆者認為：一是砒霜中毒，二是因武大郎喝下毒藥後，潘金蓮怕其大叫驚動四鄰，露出破綻，便“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隻顧蓋”，使武大郎窒息而死。這裏可以看出，《水滸傳》的作者隻知砒霜的毒性，而對中毒的臨床反映卻不甚了解了。

水銀中毒和鴆酒中毒，都出現在第一百二十回。宋江兄弟征剿方臘後，戰死大半，幸存者雖授官就任，蔡京、高俅等奸佞還是不肯放過。誣告盧俊義招兵買馬、蓄意造反，招至京師“安撫”，吃下奸佞放了水銀的禦膳禦酒後不久，便“覺道腰腎疼痛，動舉不得”，最後落水身亡。盧俊義死後，奸佞們怕宋江心內疑惑，別生他事，便以皇帝的名義，送給宋江兩樽“禦酒”。宋江喝下一樽，知道這是毒酒，擔心李逵知道此事，“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於是連夜差人去潤州把李逵叫來。宋江親自下手，哄騙李逵喝下鴆酒。不久，毒性發作，宋江、李逵雙雙死於皇帝“恩賜的毒酒”之下。

水銀即汞，是易流動、呈銀白色的液態金屬。汞中毒確如《水滸傳》所言，腰腎疼痛，慢性中毒而死。這是因為從消化道進入人體的汞，主要是通過腎髒和胃腸道排泄。因汞的比重是三比三點五，故積累在腎髒最多，以至引起壞死性腎病，最後因血鉀過高而引起心律紊亂，常為急性腎功能衰竭而死亡。這裏還要強調幾句，汞有金屬汞和非金屬汞的有機汞和無機汞之分。金屬汞即上麵所說的呈銀白色的液態金屬。這種汞，它既不溶於水及醇、醚等有機溶劑，也不溶於稀酸和鹽酸。所以盧俊義中毒的水銀決非此類，再說金屬汞也不會中毒。《水滸傳》中所說的水銀中毒，那肯定是指非金屬的有機汞或無機汞。這非金屬的汞又是怎麽加工處理成毒物，又怎麽滲入禦膳禦酒之中，就不得而知了。

鴆酒據說是用鴆的羽毛泡酒製成的。鴆是傳說中的一種毒鳥。在當今鳥類學專著中尚未有此鳥之記載，但在我國古籍中卻是言之鑿鑿。古書雲：鴆的雄鳥叫“運日”，雌鳥叫“陰諧”。藥物學家陶弘景說，古代“鴆狀如孔雀，五色雜斑，高大，黑頸赤啄，食蛇，人誤食其肉立死……昔人用鴆毛為毒酒”。《朝野僉戴》一書中也雲：“鴆鳥飲水處……百蟲服之立死”。可見其毒性之大。《水滸傳》等古代文藝作品中，常用鴆酒毒人之事，可能與這些記載有關。


六十三：《水滸》續書種種

與《紅樓夢》一樣，《水滸傳》自問世以來續書紛紜，人們從各自的好惡增補這部名著。其中，有的續書寫的很是不錯，也算是“流芳千古”。
 

續書中的佳作要數明代陳忱的《水滸後傳》。全書四十回，主要描寫宋江、吳用死後，其餘幸存者在北宋朝廷的壓迫和外族侵略下再度起義，一部分隨混江龍李俊出海，一部分參加了抗金鬥爭，失敗後，也都出海與李俊會合，據暹羅（即今泰國）為王、為官的故事。小說繼承原作中不畏強暴，為民伸張正義，敢於鬥爭的傳統，歌頌了他們的英雄主義，同時還鮮明地表現了作者對農民起義的同情。《水滸後傳》裏的人物，大都保持了原作原有的性格和麵貌，語言也通俗流暢。
 

　　續書中的內容和原作截然不同的是清代俞萬春的《蕩寇誌》及清代介石逸叟的《宣和譜》。《宣和譜》又名《翻水滸》，顧名思義，即推翻《水滸》，共二十回。主要寫《水滸傳》中曾出現、但沒參加梁山起義或與梁山好漢作對的人，如王進、欒廷玉、扈成等人。他們響應朝廷號召，自願組織起一支武裝，圍剿梁山泊，殺盡水滸英雄的故事。《蕩寇誌》又叫《結水滸》，是以《宣和譜》為藍本發揮而成。意為要掃蕩梁山賊寇而定名。全書七十回附結子一回。小說從原作排座次後寫起，朝廷派三路大軍與地方武裝一起蕩平梁山賊寇為止。作者在小說中針鋒相對地製造出一些能製服梁山好漢的官員、能人。比如梁山上有個神行太保戴宗，他就製造出了一個比戴宗走的更快、施法時腳踏風火輪的康捷；梁山上有打虎英雄武鬆，他就寫了一個比武鬆還勇猛，能打死獨角神獸的唐猛。反正他製造出的官員、能人，總比梁山某某好漢厲害的多，梁山好漢個個都慘死在他們手下。在我國小說史上，《蕩寇誌》可算是翻案文學的代表作之一。《蕩寇誌》在人物塑造、行文布局、造語設景上都有可取之處。魯迅先生曾評之曰：“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
 

此外續書還有：清代青蓮室主人的《後水滸傳》，全書四十五回，寫宋江、盧俊義死後，在南宋初年又轉世為楊幺、王魔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湖南洞庭湖仿效梁山好漢起義的故事。小說反映了官逼民反的社會現實，歌頌了農民起義戰鬥不息的精神。但小說中的迷信、宿命的東西比較多，結構也比較鬆散。一九八六年初，全國各報報道，有一部“湮沒三百餘年的古本《水滸傳》重見天日”。據專家們考證，這本書是梅寄鶴偽托施耐庵著的。此書前七十回為全本，後五十回為梅氏續書。全書揭示了階級矛盾，歌頌了起義軍的英雄氣概，也彌補了原作中的缺漏，布局前後呼應，情節連貫吻合，均可看出續書者的水平。一九三三年出版的程善之著《殘水滸》共十六回。此書寫梁山一百零八將各因其出身不同，分為幾個派係，派係之間互相殘殺。最後是眾叛親離等到官兵進行圍剿時，投降的投降，被俘的被俘，戰死的戰死，結果以宋江被戳，梁山終被消滅告終。這是繼《蕩寇誌》後出現的另外一部翻案的續書。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薑鴻飛著《水滸中傳》共三十回，上接金本《水滸傳》，下連陳忱《水滸後傳》，是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後五十回的修改本。今人褚同慶花費四十餘寫成的《水滸新傳》共一百七十回，作者不滿悲劇結局，僅保留原作三十九回，改寫四十回，新增九十一回，也是一部較為有趣的讀本。解放前還出版了幾部續書，如張青山的《水滸拾遺》、穀斯範的《新水滸》、張恨水的《水滸新傳》、劉盛亞的《水滸外傳》。解放後也出了一些續書，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這裏想重點說說張恨水的《水滸新傳》。此書補充了施耐庵《水滸傳》之不足。如原作歌頌梁山英雄的忠義，而張恨水就把對北宋王朝一家一姓的忠義擴大為對國家民族之忠義。全書大部分篇幅是寫他們抗擊金人入侵的故事，雖也同樣戰死犧牲，但比原作征剿王慶、田虎、方臘等其他農民起義軍犧牲立意更高，更為人所崇敬。在人物塑造上也有創新。比如史進這個人物，原作在“拳打鄭關西”後就黯無生氣了，而此書則重塑了史進活跳粗豪的一麵，作了較大的豐滿；又如時遷、白勝這一類人作者極力提高他們的價值，挖掘他們的優點，都寫的比原作充實、可敬可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