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紅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爭論，就是曹雪芹死於何年。
以俞平伯為代表的一派紅學家，認為早期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中的批語“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已經明確給出了曹雪芹過世的具體日期：壬午年大年三十。壬午是1762年；壬午的除夕，應在1763年的二月。這一派的理論被稱為“壬午說”。
以周汝昌為代表的另一派，從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敏敦誠兄弟的詩集中發現，在壬午的下一年，癸未年（1763），還有他們寫給曹雪芹的詩；並且在癸未的下一年初，即甲申年初，另有為曹雪芹撰寫的悼亡詩。從對這些詩的考證中，周派認為曹雪芹不應死於壬午年，而是癸未年。這就是“癸未說”。
1962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主管文化的政府領導，希望能將曹雪芹的卒年確定下來，以便開展活動。於是，圍繞著這個專題，展開了前所未有的紅學大討論，盛況空前：幾乎所有的紅學專家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真討論，激烈爭辯；真有百家爭鳴的風氣。但爭論到最後，壬午癸未還是涇渭分明，誰也說不服對方。為了折衷，當局隻好把紀念大會放到1963年的夏天召開。時間上距63年除夕（‘壬午說’200年紀念日）和64年除夕（‘癸未說’200年紀念日）相當。將近半個世紀過去後的今天，這個爭論還是沒有完結。究竟曹雪芹死於壬午，癸未，或以後的哪一年，紅學界仍舊沒有共識。您說，這紅學研究容易嗎？
我是讚同“癸未說”的。“癸未說”的兩個證據中的一個，就是敦敏在癸未年春天，為邀請曹雪芹到他家賞春飲酒而寫的一首詩。因為是邀請信，詩名為“小詩代柬”：
東風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駕，來看小院春。
詩才憶曹植，酒盞愧陳遵；
上巳前三日，相勞醉碧茵。
讀這首詩，有三個要點值得注意。一是寫詩的時間，在癸未年的春天。這個時候，敦敏知道曹雪芹還健在，並能夠前來赴宴。那麽，說曹雪芹在前一年除夕去世，就站不住腳。二是第一聯的下半句“又早落花辰”：杏花到了盛開的時候，已經開始落花了。杏花從含苞欲放到盛開，大約兩周的時間；北京地區杏花初開應在陽曆三月末或四月初。那麽，敦敏寫這首詩的具體時間，應在四月中旬。三是最後一聯的上半句“上巳前三日”：‘上巳’是陰曆三月初三，古稱上巳節。“上巳前三日”，就是陰曆二月的最後一天。要證明敦敏的詩確實寫於癸未年，而不是壬午年，這是最重要的線索。
用萬年曆查了一下壬午和癸未兩年上巳節和陰曆二月底對應的陽曆日子和節氣，表述如下：
壬午年（1762年） 上巳（三月初三）------ 3月27日，春分和清明之間；
***************** 二月二十九 ------- 3月24日，春分後三日；
癸未年（1763年） 上巳（三月初三） ------ 4月15日， 清明和驚蟄之間；
***************** 二月二十九 ------ 4月12日 ，清明後七天；
北京地區，春分時節是不能觀賞杏花的；而清明過後，正是千樹萬樹杏花盛開的時節。很顯然，敦敏這詩，寫於癸未年，而不是壬午。那麽，什麽原因使這兩年的節氣相差了這麽多天？這是因為壬午年有一個閏五月，它把通常兩年間節氣拖後十天左右的規律，變為提前近二十天。於是，癸未年的二月底，已經是“姹紫妍紅開遍”的仲春。不僅上巳節是杏花紛飛的春日；而且在上巳節的前六七天（敦敏寫詩的日子），能體會到“又早落花辰”的花期漸變，也是很真實的感受。
這些年來，每到春花爛漫的春日，我總想寫一篇有關杏花與紅樓的閑話，不為別的，就是想對父親有個交代。父親在世時，研究紅樓，傾向於癸未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天，他曾對我說過，“俞平泊說‘小詩代柬’有可能寫於壬午年，被誤編到癸未年的詩中了。其實，這個爭論好解決，查一下那兩年的節氣，就知道詩寫於何年。”在當時，這是個難能可貴的想法。可那個時代，能接觸到的資料有限，大圖書館又不對公眾開放，父親的這個考證設想沒能實現。我一直為生活奔波，多年無暇它顧；但心中一直在惦念著父親的願望。
“又早落花辰”，又到了花開花落的時節（這裏比北京早半個月多），很快也是父親的忌日。利用網絡信息充沛的優勢，從萬年曆中檢索了曹雪芹時代壬午癸未年間的陰曆陽曆對照，以及節氣的變化。通過對比，使父親當年的設想有了答案，也使自己明確了“小詩代柬”確實寫於癸未春時。遂寫下這篇小文，做為父親忌日時，對他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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