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為自己努力在寫，不管好壞，也是一篇接著一篇，可老飄還說車軲轆轉得太慢。切，他以為誰都像他似的才高八鬥、文思如泉呢！
今天軲轆軲轆有關真假的爭論。說這個事之前，要先介紹幾個紅學名詞，算是普及紅學知識。
清朝末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刻刊印了一部新版的，和當時流傳的一百二十回本不同，是八十回本，分上下冊出版，成為當代紅學的起始。紅學家稱這個版本為，它的價值在於書前有乾隆晚年進士戚蓼生的序言；書中有不見於通行版本的批語；以及隻有前80回的獨具形式。所以出版商把它定名為“國初秘本原本”，就是古舊鈔本的意思。
後來，胡適發現了隻有十六回的手抄殘本，書名是，因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十五個字，指明了所據底本年代，被胡適定名為甲戌本。這是紅學研究的突破性發現：它暴露了脂硯齋作為批書者的重要身份；它含有大量從未麵世的批語，揭示了作者和寫作過程的很多隱秘；它顯示了古舊抄本的真實麵目。所以自胡適以後的所有紅學家，將視為珍寶。後來幾十年，又陸續發現了更為完整的其它脂硯齋評本，分別定名為等，到目前為止，共發現十一種。
因為脂硯齋評本與有很多共同的批語，而人們早先並不知道這些批語的來源。通過脂評本，人們得知這些評語來自脂硯齋評本，因此也應隸屬於脂硯齋評本係統。反過來，由於清晰的來源和出版背景，又反證了諸多脂硯齋抄本的真實性，一個完整的脂硯齋係統就建立起來了。在這個係統中，包含著一套在前蘇聯發現的抄本，因該抄本藏於列寧格勒，就被稱為。
上世紀九十年代，歐陽建在對諸多抄本和刊本打假時，主要矛頭對準的是抄本中價值最高的和，對其餘本子一帶而過。他認為，書商為了某種目的，造假出和；其它本子，又是根據這兩本再造的。先不說這個結論是多麽的武斷和牽強；就算他有足夠的根據，能否定掉從1927年後發現的全部古舊版本，他還麵臨著一個無法解釋的困境：60年代初在列寧格勒發現的舊本()，據考證是1830年隨教會訪問團訪華後帶回俄國的。
紅學家多年研究判定，這個列藏本無疑是屬於脂硯齋評本係統，和國內其它十一本，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係。那麽，問題就出現了：1927年後，為了支持胡適的“是曹家故事的‘自傳說’”而興起的造假活動，無論如何是造不出1830年就被帶到國外的本子上的。對歐陽建和他的反脂硯齋同事們，對自己的造假新理論，隻有兩個出路：一是承認自己錯了，脂硯齋和脂硯齋評本確實存在；另一個是，和其它十一個脂本一樣，也是偽造品。圍繞在周圍的真偽之爭，關鍵的意義，就在於此。
爭論的重點是：據發現者說，在上，有一個叫“庫爾梁德采夫”的鋼筆簽名。而這個“庫爾梁德采夫”，是道光年間的人，參加過教會在中國傳教的活動。這原本是板上釘釘的考證，在歐陽建之前，紅學家堅信這本於道光年間傳入俄國的抄本，雖然不像那麽悠久寶貴，但也是屬於脂硯齋評本係統的。歐陽建卻說，在80年代影印出版時，發現者在序言中不再提及俄文簽名之事，說明當年有假，的年代是不清楚的。毆陽建沒有目擊過，隻是根據別人的文章去猜測，去理論，去否定，是犯了考證學的大忌。可奇怪的是目擊過的馮其庸先生，在有關他去列寧格勒檢閱和俄方專家交流的文章裏，對有無“庫爾梁德采夫”簽名這個關鍵，卻是語焉不詳。既不說自己親眼看到有，也不說沒有；卻大談怎樣幫助俄國專家修改序言的中文譯稿。而這個譯稿又因為太長，被出版社的編輯在出版時壓縮了。言外之意，簽名的往事，就給壓縮掉了。
不管你信不信，這就是紅學大家們爭論時的表現。要不然，紅學研究怎麽會越研究越沒頭緒呢？一方是發難，要“全麵清點”，盡管是剛接手紅樓；另一方是強辯，絕不肯承認過去研究的疏漏，越抹越黑。其實在我看來，就是承認自己大意，沒留意簽名這個關鍵，也不會使他失去紅學大家的成績和威望(80年代前，很少有人懷疑的真假，所以沒有留意簽名，也是情有可原的)。再說了，就算沒有簽名，也無法證明就是1927年後的作偽。建立紅學大廈，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一蹶而就，也不會一錘子就徹底打翻。說“全麵清理”和建立“完全係統”是炒作；但抱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態度做紅學，紅學也無前途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