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海歸的精神與使命
------ 讀朱偰先生《天風海濤樓劄記》有感
讀了留德前輩朱偰先生的《天風海濤樓劄記》（中華書局，2009年6月，ISBN 978 - 7 - 101 - 067200），感慨萬千。
《天風海濤樓劄記》是朱偰先生於1947、1948 兩年為《中央周刊》專欄所寫的文章總名。 20世紀60年代前半期，朱偰先生又寫了一些劄記性文字，後將這些新寫的劄記與已經在《中央周刊》和重慶《新民報》上部分文章匯為一集，統名《天風海濤樓劄記》。
1929年夏，朱偰先生由北京大學畢業，考取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生。當時的柏林大學以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最為發達，費希特、黑格爾、康德等都先後在那裏執教過。朱偰先生學經濟，專治財政。幾年的留學生活，朱偰先生所交遊者，多為文學之士，如滕固、馮至、徐梵澄、蔣複璁、姚從吾、王光祈、朱自清等，據他的劄記，他在柏林的寓所，成了當時華人學者的文藝沙龍，也就是在這段時間，他結識了應德國東方藝術會邀請，到柏林演講《中國繪畫六法論》的劉海粟，並終生成為至交。
我把朱偰先生他們稱為中國第一代海歸（清末民初），他們回國後為中國各領域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第一代海歸懷有典型中國知識份子的家國理想，他們的使命感和命運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國的獨立、民主、富強。
第一代海歸，像朱偰先生他們在歐美的經曆，獲得的最大財富恐怕不僅僅是專業技術，更重要的是他們獲得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形成和體現了一係列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你不出國很難認識，很難成為自身的人格。
朱偰先生留學德國，學習德國精神，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哲學對他有深刻的影響。德國這個國家，在文化守護和民族記憶上是非常值得我們中國人學習的。所以朱先生的這種精神，也不能說和他的留學生活沒有關係。
這種精神就注定了朱偰先生後來成為“右派”、 稱為“一個城市的保護神”。
朱偰先生1932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回國，1933年任中央大學經濟係主任，後入國民政府財政部。1949年以後，曆任南京大學經濟係教授、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
1957年朱偰先生因為保護南京古城牆而被打成“右派”，戴著那頂沉重的“右派”帽子，朱偰先生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種地、割麥、壘豬圈、拉板車樣樣都幹，一兩個月不回家那是常有的事。在這種長時間的孤立、寂寞、孤獨的情況下，唯一能使他忘卻痛苦的就是寫作。
文革爆發，朱偰本人遭受批鬥、遊街、寫檢查書、認罪書，被人任意打罵。因難以忍受非人的殘酷折磨，朱偰先生於1968年7月15日含冤、含恨、憤而辭世，終年61歲。
1978年，在追悼朱偰的大會上，終生至交劉海粟先生送去的挽聯：“真理長存，鐵骨丹心昭百世；是非論定，文章經濟耀千秋。”
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的海歸，以錢學森為代表，他們的使命感和命運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國的“科技強國夢”。 1950初期，中國的一切都百廢待興。當年的2500多名海歸，最終將個體命運與民族國家的科技興盛緊密結合，注定他們要放棄舒適的歐美生活，用他們的愛國主義與科學精神來完成他們的海歸使命。
如果把中國當作祖國，在國內的人，你可以嘲笑甚至可以辱罵錢學森在大躍進時“衛星上天”的行為，“畝產幾十萬斤”的超左謊言，但是，我們這些滯留在歐美的人，根本沒有半點資格，尤其那些曾經是公派留學生，花費過國家錢財的人。
寫於2009年11月8日，德國班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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