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士到文人：新文學下的蛋
張潔宇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直接影響下，中國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與傳統的舊“文士”之間，存在著身份、觀念、思想等諸多方麵的根本性不同。可以說，現代知識分子與新文化運動，是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相互推動的。
“學院型文人”登上舞台
時至1927年以後，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內部又發生了進一步的分化，出現了一個“學院型文人”群體，這應當被視為一種新的文化現象。這個群體成員的思想與“五四”精神和新文化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既有所繼承又有所變化的複雜關係。他們因“五四”落潮和1927年後的現實環境所迫，從“五四”“舊戰場”上退守到書齋和學院，提倡“純學術”、“純文學”，而在他們的思想、文學和學術活動當中，這種對於“純粹”的提倡和實踐又顯得含混複雜，難以實現。相信通過考察這群“新文人”的聚集過程與思想特征，能為深入剖析“五四”之後文化環境與知識界狀況提供一個獨特的角度。
1934年，周作人在他的《夜讀抄》“後記”中寫道：
自己覺得文士早已歇業了，現在如要分類，找一個冠冕的名稱，仿佛可以稱作愛智者，此隻是說對於天地萬物尚有些興趣，想要知道他的一點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給。此或者亦正合於聖人的戒之在得的一句話罷。不佞自審日常行動與許多人一樣，並不消極，隻是相信空言無補，故少說話耳。大約長沮桀溺輩亦是如此，他們仍在耕田，與孔仲尼不同者隻是不講學，其與仲尼之同為儒家蓋無疑也……
不難發現，“五四”以後的周作人，經曆了一個較為鮮明的思想變化過程，從“人的文學”的振臂一呼，到對“自己的園地”的強調和伸張，到了《夜讀抄》這個時候，已經基本完成了思想的變化，明確轉向了學術清談，並由此奠定了他後期的思想和文學藝術風格的基礎。
新文人逐漸取代舊文士
事實上，周作人的選擇不僅體現了他個人的傾向，同時也代表並影響了周圍的一群人。或者說，是這一群人因為具有相近的思想立場和文化選擇，所以才聚集在周作人的周圍。上世紀30年代出現的文學史上所謂的“京派”，就是這樣一個以“愛智”為核心思想的群體。這個群體，從社會角色和文化身份上說，又多是北平城內學術機構中的人物。從上世紀30年代初開始，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聚集，發表具有相近文學觀念與立場的言論和作品。又由於沈從文等人的提倡和聲張，以及與南方不同文學觀念的文人之間的頗引人矚目的爭論，最終成為一個文學上的流派—“京派”。
但是在我看來，“京派”這個稱謂並不十分合適。事實上，這個群體裏不少人並不認同這個稱謂，其原因大概一是不願沾染地域色彩，二來也是為了淡化這個詞源所帶有的“保守”或“正統”姿態。因此，使用“學院型文人”這一稱謂，一方麵是尊重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類似“學院派”的特征，但同時也強調他們作為中國“文人”的這一麵，強調這種獨特性和曆史階段性。
“學院型文人”不同於傳統的“文士”。周作人稱“文士已經歇業”，就說明他是非常自覺地區別於那個“文士”傳統的，明確於二者之間的差異的。籠統地說，“文士”的重點在“士”，儒家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有“治國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而到周作人這裏，以“愛智”和“想取而不想給”做出了一個反叛性的姿態。我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能看到這個群體和舊文士的根本性區別，這是和“五四”以來的現代意識相一致的。“文人”的重點在“人”，它更強調個體的價值，強調自由，“文士”是談不到自由和個體的問題的。而經過了“五四”落潮，他們在低落和失望的心態中選擇了更加特立獨行，清高超然的姿態，有意識與社會政治劃清界限，采用了這樣一個“愛智”作為自我表白和自我維護的標誌。
新文人群體尊崇“自由”觀念
當然，這個群體的“學院型”特征，不僅體現在他們的現代大學師生或研究人員的身份方麵，同時也體現在他們的思想觀念及藝術風格之中。
比如，他們非常強調和尊重文藝創作上的“自由”。最早，周作人1922年在《文藝上的寬容》一文中就說：“文藝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離不是合並，所以寬容是文藝發達的必要的條件。”這裏把“自由”看做“文藝的生命”，這是周作人最明確的一次表態。周作人提倡創作的“自由”，反對“批評上的大道理”，和他一向反對“載道”是相關的。這個“道”除了指儒家之道，也包括其他一些主義，同時也包括這種“批評的大道理”。他提倡言誌，就是認為“言誌”是自由的、伸張個性的，而“載道”則是一種以統一的思想或標準壓製個人自由的方式。因此可以說，在周作人的文學觀念中，主張“自由”是非常基礎、非常重要的核心部分。
有同樣主張的還有這個群體的另一代表人物沈從文。他1936年在《作家間需要一種運動》一文中提出反對“差不多”，認為作家以“一個清明合用的腦子”和“一支能夠自由運用的筆”來獨立思索和寫作，寫出一些麵目各異的作品，這“應當在作家間成為一個創作的基本信條”。
可以看到，從1922年周作人提出“自由”是“文藝的生命”，到1936年沈從文提出自由是“創作的基本信條”。“自由”這一重要原則貫穿了這個群體在文壇上活躍時期的始終。
此外還有美學家朱光潛，從理論的角度，通過文藝心理學的剖析，提出了創作自由的正當和必然。他認為，文藝“彼此可以各是其所是，但不必強旁人是己之所是。文壇上許多無謂爭執以起於迷信文藝隻有一條正路可走，而且這條路就是自己所走的路。要破除這般人的迷信頗不容易，除非是他們肯到心理學實驗室裏去，或則隻睜開眼睛多觀察人生，很徹底地認識作者與讀者在性情，資稟、修養、趣味各方麵，都有許多個別的差異，不容易勉強納在同一個窠臼裏”。
可以說，這個群體所尊崇的“自由”的文學觀念，是一種根本性的思想原則，不隻是針對政治化、商業化的問題，也針對文藝批評上的狹隘主義。這個“自由”觀念既落實於文學層麵上，又超越於文學層麵之外。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文學博士
(編輯：張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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