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福樓拜曾經說過一句話:“閱讀是為了活著。”可惜這句話太不入潮流，忙碌的香港人不會有時間聽得進去，因為現實的景況是，不閱讀，會活得更好。北大中文係教授陳平原就在一則關於讀書的小文章裏描述過自己在香港訪學時的親曆:內地文學教授羨慕著香港大學裏那不受任何閱讀限製，兩岸三地、古今華洋皆可觸及的圖書資源，加之優厚的薪酬待遇，自然想當然地認為這裏是做學問人的閱讀天堂，可惜做學問並不意味著必然熱愛讀書，大學也不是閑情閱讀的必然場所。幾個香港教授哈哈一笑，說內地教授你外行了，教授也不過一種職業而已，正因為錢多，必須消費，哪裏又有時間讀書呢？
所以香港一批堅守閱讀思想的獨立文化人，才會變著法子在書的選題、內容、排版、樣式再到裝幀、設計、插圖，乃至書的型貌上———創造出新的花樣，以吸引那些可能隻是不小心走進書店的過路客們，或者是那些關注外在“好看”重於實質好看的偽文藝青年們，慷慨解囊。
這本《書到用時》就是如此意義上的一個創新典型。出版社文化工坊，乃是香港本地年輕作家袁兆昌趕在今年4月29日“世界閱讀日”之前，新近成立的獨立出版社。做出版大概是每一個愛書人畢生最大的理想，然而理想容易實現，實現之後又如何維係之，卻似乎變成了一個在香港難以解決的終極難題。是依舊按照讀書人的思維堅持走人文藝術思想的路線，還是附應整個躁動的環境大氛圍，搞搞工具書、教輔書，甚至淘金秘籍類指南書？
這樣的問題必定曾縈繞在每一個出版人頭上。妥協的結果，嚴肅讀物輕裝上陣，《書到用時》被壓縮再壓縮，成為了一本近正方的小巧袋裝書，並被賦予了“掌可握”的潮流內涵———要知道，真正的愛書人是不會舍得將心愛的書塞在口袋裏的，“掌可握”雖然便捷，但又如何可以體會到那種手不釋卷的充實與滿足感呢？出版社為了進一步迎合香港年輕人的口味，還專門請來了插畫師在每篇文章的正文前配上桃紅色的人物插畫，青春的格調確實突顯了出來，但卻似乎又與讀書的主題相突兀———真正的讀書人哪裏會在意書的花哨配圖，書影也許比人物肖像，在這裏會更為應景。
然而積極的一麵說來，出版社也是良苦用心，無非冀望通過新穎的設計擴大銷售，並鼓勵更多的年輕人多讀書，多讀有意義的書，畢竟香港是個讀書成本遠遠大於不讀書收益的城市，書籍的力量太過於微小，讀書人和出版人都隻能選擇妥協。
隻是難為了作者葉輝。撇去上述種種批評，這本書的內容絕對上乘。葉輝在香港有“民間學者宗師”、“文化界北野武”之美譽，可見真功夫的到家。這是一位會因為法國哲學家波德裏亞逝世而推掉與友人的飯局，選擇在家獨自沉重思索的讀書人，無疑，這樣的讀書人在香港是作為一種異類存在的，所以他們的閱讀經驗更顯珍貴。
書到用時當為用，書的理想歸宿是得其所用。在這本書裏，葉輝從自己廣博的閱讀生涯裏挑選出了諸多書籍，並以這些書籍為背景，去討論各項時事議題。從嚴肅的政治話題，例如緬甸的袈裟革命、巴基斯坦流亡女總理貝布托的被暗殺，再到嚴肅的人文思想話題，例如左派的誕生與消亡、攝影的記憶與象征，以至香港本土熱話的電視劇《溏心風暴》、蝙蝠俠來港、天水圍的貧窮經濟學等市井民生，葉輝總能順手拈來，通過援引大量自己熟讀過的書籍，或者作為論據，或者作為案例，透過事件予人的本相，去探討內裏的真意。青文書屋老板羅誌華葬身書堆的悲劇，葉輝搬出捷克作家赫拉巴爾（BohumilHrabal）的代表作《過於喧囂的孤獨》（TooLoudASolitude）來暗諷香港的現實:喧囂的是機器一樣的世界，孤獨的是廢紙一樣的人和書。蝙蝠俠在香港的風靡，葉輝看到的卻是思想家齊澤克所提出的“普遍性三層次”:全球化的普遍性之下，資本形式與國族的關係，不一定是強製的壓迫，也可能是某種自我殖民化，是對文化平等革命的普遍需求。
書到用時當為用的第二層意思，讀書人要學以致用。讀書雖然出於個人愛好，“學問隻在自修”，讀書人也好講究一個讀書人的傲慢之氣和獨有的姿態感，但是倘若與尋常社會生活相脫離，關起門來獨自品評，則未免有些敝帚自珍小家子氣。滿腹經綸，不必然說需要拯世濟民，但至少應該有能承擔和公眾相呼應的勇氣，通過個人的思考和閱讀軌跡，帶動整個社會的思考和討論，甚至因此可以培養出哪怕是一點點普通大眾對於精神世界的探索（這正是香港極度缺失的）。這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文章在刊物發表，便是供公眾閱讀的‘響應’。不一定要樹立什麽讀書人的形象和權威。”
隻是這兩點，在“娛樂至死”（作者語）的香港，在這座不讀書的城市中，顯得多麽的冷清與落寞，知音寥寥，書到用時，弦斷無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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