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十八歲
作者：謝盛友
我十八歲的時候在老家農村。那年，家鄉的茶園小學由於校長患病，缺少老師，我當了半年的代課老師。我教三年級的算術和五年級的語文課。校長不在學校，校務由教導主管，他經常跟我開玩笑：“小謝，應該是你主管，不是嗎？校長病了，你代校長的課，應該也是代校長了！”
教導喜歡開玩笑，後來校長回來，我就“失業”了，回去生產隊幹活。
當年我們的生產隊長是通過“民主”選舉出來的，堂哥每年都被選上，後來他不願意幹了，隊員們選我當生產隊長，我便從“代校長”成為“代隊長”。
當隊長很簡單，體力勞累不怕，怕的是心裏勞累。那年頭，我們在田地裏插秧，累得腰板直不起來，狗爬式到田埂上，頂著大太陽，蓋個草帽，就睡著了。
二十多年前剛到德國時，看到公園裏男男女女一絲不掛地裸浴曬太陽。矣，歎一聲：海南人穿衣服躲太陽是享受；德國人脫衣服曬太陽是享受。
心裏有時極度疲憊的是，生產大隊要開階級批鬥大會，我們找不到被批鬥的對象，我們一個生產大隊的，都姓謝，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沒有一個是“地富反壞右”，況且，我們大家無法“階級劃分”，家家戶戶都是貧農階級，一窮二白苦度日。我這生產隊長“失職”，每次找不到“地富反壞右”來批鬥，隻好讓社員們批鬥自己。鬥私批修嘛，這得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如果是公社派人來了，我們的批鬥會必須有個批鬥對象，那肯定就是我的堂伯伯。伯伯據說是“壞分子”，也不知道是誰封的，我們隻知道伯伯在舊社會讀了幾年書，經常幫助父老鄉親看相擇日，比如婚嫁擇日，喬遷擇日，等等，文革來了，伯伯憑這本事就是鬧迷信的“壞分子”。
其實大家都不舍得批鬥伯伯，就連公社書記也不舍得，有一次公社書記在台上說：“您會擇日，就給我們大家擇一些好的富的日子，過過嘛，省得大家窮得發慌！”引起台上台下眾人苦悶大笑。批鬥會變成黑色幽默會。
海南島由於是祖國的前哨，十六歲至三十五歲的年輕人都是義務民兵，我當年還是民兵排長，每個民兵排長都擁有一支衝鋒槍，配有二十四顆子彈。槍支和子彈由公社的武裝部注冊登記，每年檢查，若無故少了一顆子彈，排長要“償命”。楊佳襲警時，我就在想，若當年他認識我，我給他衝鋒槍，一次可以幹他二十四個，要看他槍法準不準。
那年頭，我農閑時沒事就擦亮衝鋒槍，可惜不是楊佳，從來“英雄無用武之地”。
十八歲的男孩，斜背一個軍挎，腰間挺挺的，中橫一管陽物，激素分泌正旺，腦子裏沒有多少條條框框，上天下地，可恨“英雄無用武之地”。讀朱元璋：“世事如棋，一著爭來千古業。柔情似水，幾時流盡六朝春。”我並不如五雷轟頂。
人到中年才聽崔健唱歌，他有一句歌詞：“試一試第一次辦事，就象你十八歲的時候，給你一個姑娘。”幸虧我已人到中年，不然，像崔健，十八歲的時候，給我一個姑娘，我準成“英雄”。
無用武之地的“英雄”沒過多久，獲鄧大人恩準，恢複高考，我沒交白卷，考上了大學，之後的日子就跟你們一樣了，沒什麽好寫的。
西方年輕人成長法律上有三個概念：十六歲是成人，允許同居；十八歲是成人，擁有選票；二十一歲是成人，獨立開業。
我的十八歲清晰而又朦朧。站在十八歲的門檻上的時候，我沒有覺得這個如夢似詩的年齡向我展開雙臂，我沒有驚喜，也沒有迷茫。當時的社會是枯燥的，我仍然躊躇滿誌地麵對。十八歲雖然是朝霞，我的夙願可不同雪花馱來的春天一樣美好。十八歲的我很簡單，沒有奮鬥與進取的人生目標。但是，從十八歲開始，我懂得要靠自己的雙手，勤勞致富，自己駕馭著自己人生的航船，開始嶄新的旅程。我開始懂得，歎息與抱怨絕不能征服驚濤駭浪。我開始相信，用科學知識的勁風，可能戰勝艱難險阻，到達光輝的彼岸！我也開始相信，若沒有科學知識，絕對無法到達彼岸！
寫於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德國班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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