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一年沒寫車軲轆話了。寫了後，本想繼續介紹那幾個有趣的紅學之爭，在說過胡適和他的弟子周汝昌的是非恩怨後，回過頭來看看胡適和他的老板，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間的研紅是非，沒想竟一拖再拖！多謝老飄幾周前給我下了個哀的美敦書，威脅再不寫車軲轆話，就不再看我寫的雜七雜八的東東了。老飄是不能得罪，也不敢得罪滴。看看網上人多勢眾的擁飄派就知道為什麽了----派係左中右，人脈老中青，再加個男女通吃，成飄門大院的對聯了。不像江上一郎，幾個月前，寫篇文章就有人開罵；上海人，回嘴時連個髒字都說不出來，唉，poor guy。
開個玩笑，兩位大俠海涵，書歸正傳。
八、九十年前，蔡元培是北大的校長，是中國新法教育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家。他的建校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提倡百家爭鳴。他的百家爭鳴可是動真格的，不像幾十年後天天在嘴皮子上喊的那種。他網絡了當時的社會名流到北大當教授，除了以國學擅長的老式學者外，新型的各類學者，如李大釗、胡適、錢玄同、梁漱溟、徐悲鴻、魯迅等各色人才都到北大任教。這些人才中，就有從海外灌了一肚子洋墨水的胡適胡博士。
胡博士在美國師從杜威的實證主義，形成了自己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注重實證，他的名言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說：“我這幾年做的講學文章。。。。，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學問思想的方法。故這些文章，無論是講實驗主義，是考證小說，是研究一個字的文法，都可以說是方法論的文章”，也就是以實證為核心。。他把這種方法論，帶入《紅樓夢》的研究，就和當時占主流地位的傳統紅學，發生了衝突。而蔡元培，這位前清的翰林鴻儒，正是持有傳統紅學研究方法的典型。
蔡元培寫過一本紅學研究的書，名為《石頭記索隱》，我認真習讀過。從現代人的眼光和思維方法，我不敢相信作為大家的蔡元培，真會把紅樓夢附會成那個樣子。但一百多年前，人們從一部小說中，能聯想的就是這個故事從何而來，說的是誰家的事，在微言的後麵，隱藏了什麽曆史大事件。蔡元培並沒有跳出傳統的對古典小說的認識:附會和索隱，他從政治角度索隱，得出了一大串《紅樓夢》影射的人物和事件。幾個例子是：“紅”字隱“朱”，吊明亡也；寶玉隱康熙廢太子；黛玉隱朱彝尊；寶釵隱高士奇等，人物和故事都是有關明末清初的民族鬥爭，政治鬥爭，權力鬥爭。
蔡元培的觀點有他存在的理由。小說的素材，隻要不是來源於自己的生活，就一定是某個曆史事件或曆史時期的反映。《紅樓夢》以前的幾部著名小說，都是以曆史故事為原本的，確切地說，都是曆史小說，也都是政治小說。盡管《紅樓夢》開篇就說它是一篇不知何朝，不涉今人的假語村言，其實給讀者的印象是欲蓋彌彰。不可能嘛，他曹雪芹不可能空想出那麽多的故事，不可能知道那麽多的細節，一定是有來源的。於是，從《紅樓夢》一開始流傳，對故事的索引就沒中斷過。貫順治到乾隆四朝，董小宛，納蘭父子，軍機大臣傅恒，故事一個接一個，越說越像，越猜越多。到蔡元培這兒，直接猜出小說來自康、熙兒子和反清複明的正源，也不是出格的事。
胡適是掌握了新型文學評論和研究方法的第一人。在他那部用新方法考證《紅樓夢》的開山之作《紅樓夢考證》一開頭，就明確地指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路。。。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幹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隻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這裏，胡適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考證《紅樓夢》，要從考定著者，時代，版本著手，反對去猜“笨迷”。“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無疑，胡適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即考證方法，代表了紅學研究的正確方向。
經過考證，他得到幾個重要結論：
1。明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曹寅的兒子(後改為孫子)；
3。曹雪芹晚年貧困，《紅樓夢》是部未完的著作；
4。明確後四十回為高鶚所補作;
5。 最重要的結論：“《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是曹家的故事。
這幾個結論相對比蔡元培等老紅學家的索隱，確確實實是極大的進步，也是把紅樓夢研究上升為科學的首次開拓。爭論到後來，隨著一些重要文史資料的發現，胡適以實物為證據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勝過了蔡元培以猜想和附會為主的索隱，控製了紅學研究的語話權，使紅學研究的方向徹底改變，形成了了新格局。因此，人們稱胡適及他的同道、弟子們為新紅學派，而改稱胡適以前的所有紅學門派為舊紅學。八十多年以後，占據紅學研究主流的依舊是由胡適奠基的新紅學派。
從這場文學爭論中，人們不僅可以看到科學的研究考證的合理性和生命力，更可以看到真正學者們的風采。蔡元培比胡適大十幾歲，是胡的前輩，又是老板。胡適並未因此放棄對蔡元賠的批評，但批評隻在學術範圍之內，分析中肯，文字溫和，唯一用過的一個諷刺性的字眼是“笨謎”，還不是特指蔡元培的。而蔡元陪的反應更是讓人高山仰止：從未用過自己的職權和聲望，來製止胡適的批評，蔡元培可是當時學界公認的大師和泰鬥啊！而且還是胡適的校長，他若說句，你觀點和我不合，你別再這兒玩了，胡適大概隻有喝西北風的份了。胡適晚年回憶到這段爭論時說“當年蔡先生的《紅樓夢索隱》，我曾說了許多批評的話。那時蔡先生當校長，我當教授，但他並不生氣，他有這種雅量。”
就是這種坦誠和寬容的雅量，造就和保持了中國紅學界百花爭鳴幾十年的風氣。就在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公開發表之後，蔡元培就胡文寫過一封信給胡適，我願把它與紅學爭論有關的部分，謄抄在此，讓我們來欣賞先賢們的風采，也給自己做個鏡子。
“適之先生大鑒：
承賜大著《胡適文存》四冊，拜領，謝謝！雖未遑即全讀，亟檢《紅樓夢考證》讀之，材料更增，排比亦更順矣。弟對於“附會”之辨，須俟出院後始能為之。公所覓而未得之《四鬆堂集》與《懋齋詩抄》，似可托人向晚晴移詩社。一詢。弟如有便，亦當詢之。
。。。。。。
並祝新年大吉！
弟蔡元培敬啟”
《四鬆堂集》與《懋齋詩抄》是研究《紅樓夢》的重要史料，在蔡元培的協助下，胡適最終找到了。新資料增添了批判蔡說的證據，依蔡的學識，不會預先猜不到，但他卻不徇私而不宣。沒有這種氣度，如何能被稱為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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