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Noam Chromsky並不是因為他是現代者著名左翼知識分子和對巴以事件的態度，倒隻是因為我在查當代的語言哲學家，這個維基連那個維基，就查到了他的名字。當時我隻是做了一個筆記寫下了他的名字，小紙片扔到哪裏去都不再記得了。後來我突然感興趣，在做對巴以衝突極不專業的研究，突然一眼瞅到了Chromsky的名字，這才後知後覺去了解他的思想。這位著名左翼認為應該實現絕對的言論自由，他的語言哲學最有名的是語言習得裝置，是語言先天論裏的一支。Chromsky既然認為語言是人類先天的能力，怪不得他會認為人類社會需要實現絕對的言論自由！ 《加沙在危機中》（副題是《對以巴戰爭的反思》）由 法國人Frank Barat編輯，Barat在2008年到2014年時，協調羅素法庭在巴勒斯坦的調查事宜，故此和Chromsky有郵件來往。最後兩人同意把交流中的文稿裝訂為書, 同時邀請著名的左翼以色列曆史學家Ilan Pappe,反錫安主義者參與本書的寫作和出版。
全書12章，如果沒有興趣仔細讀書的人，也包括我，其實隻需要讀第2章。第二章由Pappa掌筆，章名是‘十大以色列的謎團’，是本書再版的時候加進去的。十大謎團總結了傳統西方世界對巴勒斯坦妖魔化的認識，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妖魔化謎團有三個，包括作者總結的第三點，即巴勒斯坦人不接受聯合國的分治綱領是需要譴責的，而且以色列人在這塊地上是大衛（以色列人）和哥利亞（巴勒斯坦人）的鬥爭。第五點，巴勒斯坦人的反抗，都是恐怖行動。第八點是，1993年克林頓所斡旋的Oslo accord是雙方自願的。而作者認為阿拉法特的真實意願是至少實現部分巴勒斯坦的獨立，而最後的結果是巴勒斯坦的毀滅。這個一般人認為的雙方自願態度，明顯在《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的筆調可以讀出來。因為右派猶太人作者西蒙在他的書裏，無形地譴責了阿拉法特的強硬態度和影讚以色列的合作手段。至於其他的誤解，比如說（謎團一）巴勒斯坦是空地一塊，等著以色列人來殖民，或者（謎團二）巴勒斯坦人是野蠻而未開化的人，我個人認為，稍微有點曆史常識和社會常識的人，就不會這麽想。就好比西方列強試圖殖民中國的時候，如果大夥認為中華大地是空地一塊，大家都承認文明古國的中國人都是野蠻人的話，那我就無話可說了。我立刻放下筆了，向這樣的讀者投降，而且我一定期待投筆從戎，向真正的敵人宣戰。
所有世界上被殖民的土地，和巴勒斯坦最大的不同就是，世界的普世觀點承認，被殖民地人的地，是原居民的地阿！這個現代意義上的legitimacy，絕大部份人沒有意識到，也正是人類社會所有正統關係的基礎。中世紀的君權神授或者大中華的真命天子，包括長子接收家族，繼位，歐洲王室能從別國借來皇帝，中國封建家族裏大老婆和小老婆的地位，和今日對小三（其實不過是非法小老婆而已嘛）的看法，同性婚姻，無一不是圍繞著這個legitimacy的概念如何在曆史中進化而廝殺。其實legitimacy和道德標準，血緣，親情，愛情，是是非非，都沒有本質的關係，但是人們容易把前者和後者們攪到一起。Legitimacy的本質，就是這群人如何操縱另外一群人的propaganda。人類社會進化的本質，就是如何維護保守勢力的legitimacy, 或者建立新興勢力的legitimacy。人類曆史上，優勢勢力都是通過爭鬥而得到自己的地位，而穩固這個地位，就要靠文字和筆杆子來進行legitimacy概念的灌輸。文字起源的最初和最重要的功能，一是經濟，記載下層人民進貢的供品和繳納的稅款，二是儀式（主要是祭祀），記載統治者對本社會對神靈的崇拜和自己統治的合理性。非常不幸的是，在當今主要還是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西方人的眼光裏，巴勒斯坦人不具有對這塊土地擁有權的legitimacy，他們的反抗都是恐怖行為；而輿論的主體聲音，都是在證明以色列的legitimacy，然後順便譴責以色列的某些不人道行為。因此，我可以理解所有巴勒斯坦作者對自己土地的哀哭時，那個沉痛的“我祖輩居住過的土地”，是艱辛到骨子裏的。你哭有什麽用呢？搞半天，你們巴勒斯坦人就算世世代代住在這裏，也不過是寄居的。也正如聖經裏說的，我們都是客旅。曆代誌29：15，“我們在你麵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與我們列祖一樣。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存。” 利未記 25:23， “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麵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至此，書後麵的所有章節，隻是通過作者們觀察到的事件來印證這十大謎團或者批判謎團觀點的來源。這裏我就舉證第六章，Exterminate all the brutes, Gaza 2009。Chromsky引證到2008年的巴以衝突中，以方高層軍事領導人在內部文錄裏被記載說到, 從1948開始戰爭，Mordechai Gur(以色列國防部第十位Chief of Staff)於 一九八幾年時回憶說，我們進行的是對城市和農村人口的戰爭. 以色列記者報道說過，我們的軍隊在攻擊中，從來不區分民事和軍事靶點（Ze'ev Schiff，以色列戰事記者，此人有維基詞條）。作者引用一位中東專家（Fawaz Gerges, 此人為美籍黎巴嫩裔學者，也有維基詞條）的話說，哈馬斯根本就不是一個正式的軍事武裝，而是一個深入民間的社會運動（小k注：本書寫於2013年,因此隻能說2013年時，哈馬斯是民間組織）。總而言之，如果民眾真的相信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目標在二十一世紀以後會有所改變（當然PR的目標是絕對時時在應變），那就太天真了。
在我看來，西方媒體所報道的信息一般是力求準確的，但是人們要是真信了這個報道傳達的信條或信念，這群人就需要審視一下自己的邏輯判斷力和自己的立場。比如加沙醫院被炸，比如平民被殺，比如軍事行動受阻。我承認人命關天，但是這些事情的結局對解決本質問題都不起作用的。因為衝突的本身就是：二十一世紀初，一千三百多萬的人口在三點一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對立的雙方claim對這丁點大的土地的擁有和治理權。而且從現代意義上來說，這群人有先來後到的差別。從聯合國分治決議（這個分治本身就是當時列強彼此利益鬥爭和平衡的結果，根本沒有考慮當地人的意願，這個我在《巴勒斯坦百年戰爭》的讀書筆記裏談到過）至今，以色列從1.5萬擴張到2.5萬平方公裏（現在九百多萬人口），而巴勒斯坦人，從世紀初的整塊地區（就算成3.1萬吧）退居到現在隻擁有六千多平方公裏（巴勒斯坦現在四百八十幾萬人口, 和北京麵積差不多，北京兩千萬人口）的土地。隻要雙方不同意所有權的歸屬，一切的矛盾鬥爭的結果，就會付上生命的代價。問題是，先在這裏住著的那群巴勒斯坦人的兒兒孫孫，誰會同意目前這個結果呢？這不是人類社會有沒有同情心的問題，而是曆史的選擇就是這樣無情。
本書的兩位作者，肯定被一部分以色列人看來是肉中釘，眼中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