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社科類作品，一本書需要拿來作為文藝作品讀，還是需要拿來作為史書記載來讀，是一個很嚴肅但也很困難的問題。舉一個最簡單的讀書的例子，聖經作為史料記載，和文學作品，和宗教權威來讀，得到的結論和感受就是截然不同的。這並不意味著讀者不能同時帶著三個立場來讀，但是讀者需要判斷的是書的客觀，主觀，和可信度，然後因此自己的接受程度。
相信每一個抱著真誠的態度來了解巴以衝突的人，不會期待自己讀到一本搞笑之作，而且作品而無視於世間此時正在進行的苦難。既然我們已經在關注和審視這個地區的民族，那就不得不扯幾句民族主義（nationalism)。其實民族主義在西方學術界是一個後來鑄就的名詞，最早起源認為是17世紀早期。當然這個定義隻能怪那時的西方世界對中華文化並不了解(中華民族真正從商朝開始有更加國家化的曆史，而夏朝基本上被認為是部落聯盟）。真正就民族一詞，開始學術的討論成熟於19至20世紀，和巴以地區的“民族”和“你我相對”的意識成熟同期。我個人更傾向於20世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一位出生在中國的西方學者）認為現代的“民族”概念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的概念。比如說，美利堅民族----多麽美麗的想象共同體。又比如說，中華民族，到底是漢族還是56個民族？同樣是想象的共同體。
現代社會裏大部分人的認識是巴勒斯坦的民族意識從以色列建國開始驅趕70幾萬本地居民開始，而在這之前，巴勒斯坦地區居住的人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意識可能是相當薄弱的。著名的一本書是<Nakba>災難(2017年出版，內容為紀實文學，我沒讀過, 兩位編輯為Ahmad H. Sa'di，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籍學者，Lila Abu-Lugho，作者巴勒斯坦人，父親巴勒斯坦人，母親猶太人，美國籍學者）。
巴書因此在和耶書最開始的差別，便在於鑒定對自我群體意識的起源。巴勒斯坦這個詞語，在希臘甚至全世界的第一位曆史學家Herodotus（前484至425）的<曆史>一書中，記載他和當地的菲尼基人，非利士人，阿拉伯人，埃及人以及其他人的談話，便出現了巴勒斯坦這個詞，但是他少有談到猶太人。這樣看來，巴勒斯坦成詞晚於以色列至少1700年（以色列成詞從雅各被神稱為“以色列”開始）。
因此，這段時間到猶太人被完全驅逐的過程，在巴以曆史上至關重要。耶書和巴書的處理方式便截然不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時處在巴勒斯坦那個地區，除了猶太人有國家概念，其他人等，如同烏合之眾，去和誰發展向心力可能都完全沒有概念。
故此，巴書把這段時間處理為簡短一章，因為他們的確接近無話可說。但這段時間對猶太人來說，太重要，因為這裏標記著他們掙紮和失去故土的所有苦痛。簡單地說，真正的讓後人感歎的巴勒斯坦的可讀曆史，此時其實還遠遠沒有開始。
然而，基於這段時間的豐富文獻，相比之下，耶書的成書方式就實在不敢苟同了。對於耶書的成書態度，我覺得需要揶揄一下作者完全不負責任的寫法。書中處處都是精確的數字而沒有任何數據來源，比如Titus的軍隊，是60,000人，比如某個宮殿的一個屋頂，由400個黑人，10個某人和40個另外某人維護。讀者可以為作者辯護，這些數字都是估計嘛，瑕不掩瑜。事實不是這樣的，這樣的“瑕”的寫法，反應的是作者把事實和自己的詮釋混為一物，而且作者認為完全沒有必要進行試圖精確地描述（這個試圖非常重要，試圖意味著真誠，沒有真誠的目的，作者就是在企圖欺負，欺騙讀者，或者強奸讀者的意願，或者嘲笑讀者的智商）。而且請不要把這種寫法和舊約裏的民數記寫法來對比----民數記裏麵也的確把以色列人的人頭通過精確數字統計下來。可是，民數記是舊約時的以色列人口普查和統計，來拉壯丁打仗的，如果不是精確數字，情以何堪。因此，我個人覺得，耶書裏麵的種種觀點的表征方法，都值得被疑問。
相比之下，客氣一點的說，巴書就更加學術，或者說耶書比較文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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