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聽說過張獻忠殺人如麻，將四川人殺光斬盡，最後弄得四川成了無人區，清朝入關後不得不將兩湖、兩廣的民眾移民四川，也就是所謂的湖廣填四川的故事。可我一直以為那是傳聞野史，不可足信。直到最近讀了張宏傑的《張獻忠殺人考》（載《當代》 2008 第一期），才係統地了解了這個血腥的暴行，方知這不是傳說，而是真實的曆史。
張獻忠這個明末農民起義領袖，一個反抗封建專製的造反者，最後自己成為了最專製最殘暴的壓迫者，這不能不另人深思。他之所以成為殺人惡魔，原因不僅僅是其自身的病態人格，還有他率領的那些農民起義軍也是“殘缺不全的人”。按張宏傑的論述“最主要的缺失，就是‘人道’精神。”也就是對生命的漠視和不尊重，不僅不尊重他人的生命，連自己的生命也不怎麽在乎，這些亡命強徒個個號稱腦袋掉了不過碗大哥疤。這些殘缺的人對待女人的生命更是視之如草芥。在張獻忠部從四川撤退到陝西的途中，因為嫌女人累贅，張獻忠讓士兵集中營內所有婦女，一並殺之，連他自己的三百嬪妃也殺了二百八十個，僅留下二十個侍候他自己。女人在其心裏，不如戰馬、不如弓箭刀槍、除了為其泄欲之外，簡直是百無一用。沒用就沒價值，沒用就沒有尊重。尊重生命對張獻忠之流來說不是這個世界的詞匯。這是中國“低層文化”中的最大的糟柏，也是中國文化中最讓我們羞恥的部分。
據張文介紹，張獻忠在進入四川初期，並沒有像他在湖南湖北地區那樣殺人如麻，而是打算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即使這樣他在四川殘暴行徑也仍然讓人膽寒。本文的一開頭就將那一幕再現給讀者，那城門外儈子手一個一個剁去投降士兵手掌的描寫，讓我腦海中不時浮現那陰森恐怖的 場景。地獄也不過如此而已！
和所有暴君一樣，張獻忠對知識分子同樣充滿不信任和帶有自卑的仇恨。他始到四川，霸業還沒來得及籌劃，對知識分子的屠殺就爭分奪秒地展開。這個奸詐凶殘之徒，以科舉之名將蜀中的知識分子騙到成都，然後一個一個砍翻在城門外，一次就屠殺了一萬七千人，幾乎將四川的讀書人斬盡殺絕。
到了後期，張獻忠部在軍事上不斷失利，這不但沒有促使其反省暴力政策的弊端，反而加速了他的瘋狂。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就是在這種瘋狂狀態下開始的。按張文的介紹，經過張獻忠部離開四川前的瘋狂屠殺，四川已成為無人區，野狗野狼遍野，甚至虎患猖獗一時。等清軍入主中原後，四川已成為野獸王國，順治年間，四川巡撫好不容易招募了五百多人，結果被老虎吃掉了二百八十人。當年四川的 慘狀，由此可見一斑。
張宏傑在寫這篇文章之前，和我一樣，也是對關於張殺人的傳言似信非信，可是在研究了大量的史料之後，他才相信傳言不僅是真的，而且還僅是暴露了張的殘暴行徑的一角。知道了事實，就更讓人難以理解，一個人可以瘋狂，可張手下那樣一群曾經苦大仇深的農民也一樣瘋狂和殘忍就很令人費解。對此，張宏傑有幾段論述我覺得很值得深思。
“一提起農民，我們的腦海裏立刻會浮現出羅中立《父親》中那個滿臉苦難
善良、堅忍的形象，在我們的思維定勢裏，‘農民’這個詞總是與‘淳樸、勤勞、仁義’這些美好的詞匯聯係在一起。相反，與‘富貴’這個詞距離最近的，卻是‘虛偽、殘暴、為富不仁’。”
“然而，隨著深入閱讀明末四川的那場大劫，我的思維定勢逐漸被打破。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由農民為主體構成的底層社會文化除了我們熟知的質樸、自然之外，還有著粗陋、淺薄，甚至野蠻、醜陋和黑暗的另一麵。農民們被貧窮和專製統治雙重鐐銬緊鎖著。在一定意義上，他們是一群殘缺不全的人。”
“最主要的缺失，就是‘人道’精神。”
“長久地被自然、宗教、政權和意識形態束縛，使農民們失去了自我意識。農民們的獨立人格、自由個性、主體意識處於沉睡狀態。他們即使團結起來，也隻能成為別人的工具。”
俗話常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在封建專製統治之下的農民，因為其人格的殘缺不全和自我意識的沉睡，的確讓覺醒的人們在哀其不幸的同時也恨其不爭。甚至最偉大的農民領袖毛澤東也深知農民（底層人民的主體）的兩麵性並告誡全黨“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不懂得尊重生命，不懂得自由的價值是低層農民階層最缺乏的意識，也是中國始終逃不脫暴力怪圈的思想文化根源。
張文最後一段的論述頗有借古喻今之意，但卻句句如重槌擊打著我們逐漸麻木的心靈。現摘錄如下 ：
“張獻忠的神像後來不知所終，然而三百五十年過去了，張獻忠的靈魂仍然遊蕩在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之中。在張獻忠之後三百年，我們還聽到過有人宣稱，中國死掉三億人，還剩有一半的人口，還一樣能成功建設社會主義。‘中國不怕打仗’、‘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太平。’這些說法還屢屢聽聞。張獻忠崇拜是我們這個民族身上的一處危險病灶，雖然已被曆史之手割除，然而割除的並不徹底，時有複發的可能。所以，研究張獻忠殺人的原因，對我們這個民族來說，實不是一種獵奇，而是一種需要 。”
中國的王朝更替、曆史循環都是依靠暴力來完成，這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精神遺傳，一種難以打破的怪圈。張文的意義是讓我們思索這個怪圈產生的根源，讓我們發現我們這個民族身上的頑症，而後把它去除掉。盛世和複興不可能在暴力中成就，而僅依靠暴力維護的政權和穩定終究逃不脫暴力的輪回。逃出輪回的唯一出路是上層和底層雙方的共同妥協和寬容，而起決定作用的是執政者的主動改革和順應民意。
張宏傑的另兩篇文章也很值得閱讀，《恐怖的盛世》給我們描繪了一個真實的乾隆“盛世”，一個大興文字獄的“盛世”。最新的一篇《“乖戾”的祖父》則讓我們了解了“愛民”皇帝乾隆的統治術，一個對民間維權絕不姑息妥協的所謂“愛民”皇帝的真實內心。兩篇文章的史料豐富，論述精辟，是多年少見的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