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這部由維克多·雨果於1862年所發表的長篇小說，有著另一個鮮為人知的名字：《法律的命運》。恰逢這部小說問世160周年、雨果誕辰210周年之際，不妨以法律人的視角和邏輯，來回顧雨果和他的“悲慘世界”。
盛產文豪的法學院
維克多·雨果，1802年2月26日出生於法國東部小城貝桑鬆。父親是拿破侖麾下的一位將軍，兒時的雨果隨父在西班牙駐軍。10歲時回巴黎上學，中學畢業後，在父親的意願下進入法學院學習。但是雨果並不願意走父親安排好的“習法從政”的老路。還在中學時，他就開始迷戀寫作。曾經在課堂上，老師發現他書桌上擺著法學課本，膝蓋上卻攤著自己寫的古典詩歌。父親和母親分居之後，雨果和他的哥哥開始進入一種“無人照看的自由”狀態。15歲的雨果便開始參加法蘭西學院組織的詩歌競賽。從法學院畢業那年，他17歲。這一年，雨果在一次名為“百花詩賽”的詩會上獲得第一，並且開始與詩人維尼等人創辦《保守文藝雙周刊》，正式登上文壇。
21歲那年，雨果和大仲馬、繆塞等人組成“第二文社”，開始走“以文論政”的路線。1827年，雨果撰寫《〈克倫威爾〉序言》，主張藝術應該更多地描述社會的滑稽醜怪與崇高優美。他以豐富的戲劇、詩歌以及小說成為法國的一代文豪；批判專製王權的戲劇《瑪麗蓉·德·路爾墨》，歌頌希臘民族解放鬥爭的詩集《東方吟》，批判不合理法律製度的小說《一個死囚的末日》都對當時政治局勢和法律製度產生了重要影響。1841年，39歲的雨果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四年後，任上議院議員，二月革命後，任共和國議會代表。年幼時不願按父親安排“習法從政”的維克多·雨果，以另一種方式將自己和時代的命運緊緊捆在了一起。
然而這部《悲慘世界》，卻非寫於他春風得意的年歲。由於政見與拿破侖三世不和，四十六歲的雨果被流放在大西洋上的蓋納西島上。此時的他正撰寫著這部被稱為“政論小說”的《悲慘世界》。小說涵蓋了拿破侖戰爭和之後的十幾年的時間。故事主線圍繞主人公罪犯冉阿讓試圖贖罪的曆程，融進了法國的曆史、建築、政治、道德哲學、法律、正義和宗教信仰，堪稱一部時代巨著。
1862年1月1日，這部小說終於在他稱為“奧特維爾別館”的住所問世。在序言中他寫道：“隻要因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隻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隻要在某些地區還可能發生社會的毒害，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的意義來說，隻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麽，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益的。”
實際上，《悲慘世界》的構思和積累已經持續了三十年之久。當時窮苦農民因為饑餓偷竊麵包而判苦役的情形比比皆是。身為議員的雨果在參觀了布雷斯特和土倫的苦役犯監獄時，看到了許多這樣的悲苦景象。不僅如此，他還在街頭目睹過多次妓女受辱的場景。於是，他開始構思這個關於“民間苦難之源”的故事。1832年，這部小說的構思已相當明確。而且，利用收集到的素材，他已經寫了《一個死囚的末日》、《克洛德·格》等長篇小說，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會現實，並嚴厲譴責司法製度的不公。但是，他直到1845年11月才終於開始創作這部小說。在順利寫完第一部後，雨果將其定名為《苦難》。孰知風波平地起，不久又卷入政治漩渦，於1848年2月21日停止創作，被流放海外十餘年之久。流放，意味著離開祖國，告別文壇領袖的頭銜，放下參議員的地位。同時，也意味著雨果重新獲得“無人照看的自由”，不再需要顧忌遠在歐洲大陸的社會、法律、權威、信仰和所謂尊榮。在此基礎上，雨果終於對《苦難》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調整，大量增添新內容，終於完成全書，定名為《悲慘世界》。
“法律是這個不公世界的幫凶”
《悲慘世界》的故事眾所周知。主人公冉阿讓是一個窮人。他因為偷一條麵包救濟7個外甥，而被判五年徒刑。然而由於他不信服這樣不公的法律，加上倔強不懼強權的個性，使他因屢屢越獄而致罪刑加重。身陷牢獄與手銬腳鐐相伴十九年之後，他終於獲得一紙假釋令——然而這張黃色的自由狀紙，並未讓他在社會上取自由，反而處處引來歧視，使他流浪街頭。隻有笛涅的主教米裏哀好心收留了他。夜半時分，多年來窮困的習慣讓冉阿讓故態複萌，偷走了主教家的銀燭台。不料半途被捕，警察將他送往主教家中對質，主教卻沒有揭發，反倒為他撒謊，說銀燭台是贈送給冉阿讓的禮物。警察悻悻然走後，冉阿讓跪求原諒，撕碎假釋信，發誓重新做人。
八年過去，冉阿讓的確履行了當年的誓言。不但易名為馬德蘭，還成為了蒙特裏市受人愛戴的市長兼工廠廠長，以慈善聞名。這時，工廠女工芳汀正遭受著淒慘的際遇。她年輕時遇人不淑，生下女兒珂賽特後隻能獨力撫養。她將女兒寄養在他人家中，自己在巴黎工廠裏做女工。然而那戶人家貪得無厭，騙她說女兒生病，反複向其討錢。討錢信落到同事手中，人人都鄙夷嫌棄有私生女的芳汀，並慫恿工頭將她趕走。不知情的冉阿讓聽信一麵之辭，簽下辭退芳汀的公函。她從此流浪街頭，走投無路，在賣掉一頭長發後，加入了碼頭區的妓女行列。重病臨死前，她將女兒珂賽特托付給得知真相後的冉阿讓照顧。
故事中的正義代表是刑警沙威。他堅信法律的正確無誤，也相信公正必須以鐵血捍衛，而慈悲寬恕隻會滋生更多的犯罪。沙威是對法律盲從的信徒，隨時保持警惕，熱愛其職業，尊敬政府，仇視反叛，鐵石心腸。沙威並非壞人，他隻是生而正直無私，憎惡犯罪和社會的無序混亂。因此，他曾毫不猶豫地逮捕自己越獄的父親，告發潛逃的母親。所以，對於“逃犯”和屢次越獄的冉阿讓，他無法原諒、深記在心，誓將其抓回牢獄。事有湊巧，當他在蒙特裏市懷疑冉阿讓就是他追查的逃犯時，昏庸低效的刑警們卻抓到了長相相似的流浪漢商馬第——他受誣偷蘋果而被捕——警察、法官和證人竟然一致認定，他就是那個逃脫的苦役犯冉阿讓。然而真正的冉阿讓得知此事後，不願讓流浪漢商馬第替自己受牢獄之苦，毅然來到法庭，承認自己就是冉阿讓，為商馬第洗清了罪名。與此同時，冉阿讓牽掛著芳汀死前的囑托，逃脫了沙威的追捕。他在那戶人家裏找到了已經五歲、被當作女傭使喚的珂賽特，從此收養了她，與其相依為命，隱居在巴黎。與此同時，執著而忠實的刑警沙威一直沒有停止對冉阿讓的追捕。
1832年，巴黎街頭充滿著動蕩的氣氛。革命暗潮湧動。已經長大成為婷婷玉立少女的珂賽特和一名革命青年馬利尤斯陷入愛河。巧合的是，馬利尤斯也是一名法學院學生。他和他的同學們大多都理想高遠、意氣風發。就連麵對深愛的姑娘時，也總是口若懸河，對她說道：“我唯一的缺點就是過於愛你。”然而第二天，他仍然會走上街頭，揮舞著空拳赤手。果然，馬利尤斯受傷昏厥，幸有強壯的冉阿讓救他性命。救他的時候，冉阿讓再度遭遇刑警沙威。此時的沙威，已多次目睹冉阿讓高尚的人格，最終決定放他生路。然而身上所壓的司法與正義枷鎖，使沙威內心備受煎熬，投河自盡。
故事中處處是法律人的身影。然而他們要麽是黑白不分的警察，要麽是荒唐無知的法官，要麽是空有理想的法學院學生。與此相似，法律在那個不公的時代扮演的角色也不體麵。對於盜竊食物這樣的輕罪，予以嚴苛的重判。對於受過審判者，不允許其回歸社會，而是令其終生帶著一張黃色的假釋令生活在恥辱和恐慌之中。那些書寫在法典上的條文和冰冷的刑具，嚴厲的刑罰和暗無天日的牢役，從來沒有認真思索過公正的真正涵義。無怪雨果借冉阿讓之口大聲疾呼：“荒唐的法律！你讓惡者更加逍遙法外，善者在殘酷的法網中憎惡社會。這樣的法律，隻能是這個不公世界的幫凶！”
真實的“悲慘世界”
早在1840年，當雨果擬定《悲慘世界》的框架時，他將小說劃分為“一個聖人的故事”、“一個男人的故事”、“一個孩子的故事”和“一個女人的故事”等四個部分。這四個故事構成了小說的主體內容。與這四個故事相似的眾生相，則構成了那個時代法國的真實原貌。
“一個聖人”指的是小說中的笛涅主教米裏哀。他是一名真實存在的主教，其原名是帕布裏克·米奧利斯。雨果曾經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釋放的苦役犯潛入米奧利斯家中，企圖偷盜，卻受到主教高尚品行的感化，從此棄惡從善，1828年前後，雨果四處搜集關於這位主教及其出身家庭的資料。而“一個男人”則指的是因偷盜一塊麵包入獄的冉阿讓。這亦是一個真實的故事。1801年，一個名叫彼埃爾·莫的窮苦農民，因為饑餓偷了一塊麵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滿釋放後，持黃色“假釋令”找工作，又處處碰壁，受人恥笑排擠。而在小說中，冉阿讓棄惡從善後，從苦役犯成為企業家和市長的經曆，則來自雨果的妙手嫁接：1829年至1830年期間，雨果獲得了許多關於黑玻璃製造業的資料，當時這種製造工藝造就了不少下層工人的暴富神話。成為企業家的冉阿讓，便是乘上了這股東風。
“一個孩子”，指的是小說中那位在冉阿讓照顧下長大的孤女珂賽特。這個形象亦真有其人。這就是雨果的情人、演員朱麗葉·德魯埃。朱麗葉自己十歲時曾寄養於巴黎的一座修道院裏，在那裏度過了數年時光，還送給了雨果《聖·馬德蘭修道院一個女寄宿生的手稿》。雨果就將其中的一部分原封不動地搬進了書中。至於珂賽特和法學院學生馬利尤斯於革命亂世間的愛情故事，則是來自雨果自己的親身體驗。他在1848年革命以及流亡前，曾經經曆過巴黎的街壘戰鬥。而那個法學院學生馬利尤斯更是植入了雨果自己的影子，馬利尤斯追求珂賽特的故事，亦折射了雨果當年追求妻子阿黛爾時的幕幕景景。
至於“一個女人”，顯然就是故事中那位可憐而可敬的母親芳汀。芳汀在街頭受辱、並獲冉阿讓所救一幕，也是真實存在的。出手相救的不是別人，正是雨果自己。1841年，雨果寫了一篇散文《芳汀的由來》。文章敘述這名名為V.H.的男子在街頭的經曆。後來他在其他地方證實，這位V.H.就是他自己。當日，巴黎大雪。剛剛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的V.H.（雨果）在街頭散步。看到一個紈絝子弟惡作劇地往一個妓女衣裙裏塞雪團，因而引起撕打，警察不分青紅皂白，抓走了妓女，並要讓她坐上半年牢。V.H.出於關心，跟到了警察局，他向警察局長說出真相，並毫不猶豫地亮明自己的身份，以他的擔保使這不幸的女子得免牢獄之災。這個妓女後來就成了《悲慘世界》中苦難芳汀的原型。
然而，在18世紀的法國，真實遠比《悲慘世界》更殘酷。不是每個逃犯都能遇上聖徒般的主教，不是每個下層工人都能掌握黑玻璃的製作工藝而翻身致富，同樣地，不是每個妓女都能在街頭遇上法蘭西學院院士來證明自己的無辜。大多數的窮人，生活在朝不保夕和顛沛流離之中。大多數被關入監獄的“罪犯”，最終都無法回歸社會。大多數墮落了的女子，都隻能抑或麻木，抑或唯利是圖。大多數法學院青年會在革命的理想破滅之後，走上父輩們安排的老路。大多數受到流放的政治犯，不能像雨果那樣及時拿到一本“印刷廠排字工朗萬”的假護照，而隻能從此客死異鄉。用傳記作家莫洛阿的話說：“現實生活給文學劃定了疆界。文學家所作的，不過是為現實進行些無可奈何而無濟於事的粉飾。如此而已”
《悲慘世界》問世之時，雨果還身處流亡之中。為了保障家人返回巴黎後的生活，他需要為這部新著賣個好價錢。此時，有個叫拉克盧瓦的比利時出版商，主動找上門來，表示願意承擔《悲慘世界》的出版。他打算以30萬法郎（約折合現在600多萬歐元）購下此書12年的版權。然而他讀完書稿後，感覺處處是沉重，景景是悲涼。特別是雨果在書中以寫政論般的激情，大段大段地抨擊時弊，解構人性，批評法律。書商拉克盧瓦於是建議雨果對這些議論進行刪節。雨果堅決地予以拒絕，說道：“輕快而膚淺的喜劇隻能獲十二個月的好評，而深刻的戲劇則會獲十二年的成功。”
最終，拉克盧瓦同意一字不改地出版此書。果然，《悲慘世界》一問世即大獲成功。六年之內他不但收回所有投入，還淨賺51萬7千法郎（約折合現在1000多萬歐元）。而《悲慘世界》顯然不是僅僅像雨果所說的，獲得“十二年的成功”。時間將它帶到世界各個角落，並被多次改編為電影和戲劇，成為世間無雙的經典和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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