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幸讀到了巴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這本散文隨筆劄記再版時被更名為《金玫瑰》。我較為喜歡前譯名，大概在我的眼中,玫瑰的美因成為眾多通行膚淺的羅曼蒂克標識而有所減損； 而薔薇雖不夠絢爛，她馥鬱又凋零的氣質更為符合這如水一般流動不息，如風一般絲絲入扣，也如大地一般沉默恒長的故事、暗語、心靈的悸動和溫煦的問候。
俄羅斯是一個懂得沉思的民族。他們始終在曆史的回顧和尋索中, 在苦難的淚水浸泡中,不斷的發出問題，也在追問中渴望自由。作為這些問題和沉思的載體，俄羅斯的文學有了別樣沉重的意味。十九世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對人類靈魂進行的殘酷再現和拷問，以及托爾斯泰史詩性《戰爭與和平》的宏大與細微，《複活》對現實不公及超越生活的迫切直白甚或過於簡單的答案，都是作家因關切之痛苦而來的沉思。而所有這些，都是在以罪、愛、救贖為理念的濃厚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基礎上的延伸。
同樣經曆了一個荒謬和苦難的年代，中國大地上卻無法產生出《日瓦戈醫生》。有誰在寒夜茫茫中，不畏地堅持清醒的思考和獨立的筆；有誰不驚惶於明天的命運，不必籌算與自己良心的交易；有誰在醜陋之中繼續靈魂的關懷，與超越的尋求呢？也許，沒有信仰，也就沒有堅持。中國的愛和苦，生活源細流長的韌力，在散淡與不求甚解中，掩去了問題的槍矛。也許，當真相以回憶中的他者形態進入我們的視野，我們才有可能開始真正的麵對。這也是我讀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的些微感受。
俄羅斯是一個懂得沉思的民族。他們始終在曆史的回顧和尋索中, 在苦難的淚水浸泡中,不斷的發出問題，也在追問中渴望自由。作為這些問題和沉思的載體，俄羅斯的文學有了別樣沉重的意味。十九世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對人類靈魂進行的殘酷再現和拷問，以及托爾斯泰史詩性《戰爭與和平》的宏大與細微，《複活》對現實不公及超越生活的迫切直白甚或過於簡單的答案，都是作家因關切之痛苦而來的沉思。而所有這些，都是在以罪、愛、救贖為理念的濃厚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基礎上的延伸。
同樣經曆了一個荒謬和苦難的年代，中國大地上卻無法產生出《日瓦戈醫生》。有誰在寒夜茫茫中，不畏地堅持清醒的思考和獨立的筆；有誰不驚惶於明天的命運，不必籌算與自己良心的交易；有誰在醜陋之中繼續靈魂的關懷，與超越的尋求呢？也許，沒有信仰，也就沒有堅持。中國的愛和苦，生活源細流長的韌力，在散淡與不求甚解中，掩去了問題的槍矛。也許，當真相以回憶中的他者形態進入我們的視野，我們才有可能開始真正的麵對。這也是我讀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的些微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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