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的教育和出版事業
江戶時代雖然是大和平的時代，但士在人口中占的比例高達5-10%。起初武士中識字的人不多，但到十八世紀末一般武士都能識字，不識字被認為是一件可恥的事。
官府對於教育事業是積極支持的，因為政令的下達、下情的上傳和大義名分的維係，都離不開文字和教育。在武士和平民中普及教育，是統治的需要。第五代將軍綱吉尤為重視文化教育事業，造就了元祿文化。第八代將軍吉宗亦是如此。1724年一群商人獲準在當時的商業中心大阪建懷德堂；懷德堂別稱大阪學問所，為當時日本政治經濟學的中心，一度與昌平阪學問所比肩。1728年荷田春滿曾向吉宗請求在京都開設學堂，振興國學，獲得批準。
江戶時代的教育分三個層次。最低的是麵向下層武士和平民子弟的寺子屋和鄉學，內容以識字算數為主，教師包括僧侶、神官和浪人。鄉學既有官辦，也有民辦。中間層次的是官學，幕府直轄的有十數所，諸藩先後辦有藩學，主要麵向武士階層，有的也接受平民子弟，教學內容刻板，以朱子學為主。最高層次為私塾，經常有著最大的自由、開拓的精神和新鮮的思想，有的塾師是領先時代的思想家。像荻生徂徠的蘐園塾、佐久間的象山書院、吉田鬆蔭的鬆下村塾等名重一時，影響深遠，遠非官學所可比擬。
按建校時間統計各類學校數目
年份 寺子屋 鄉學 藩學 私塾
1750以前 47 11 40 19
1751-88 47 11 40 38
1789-1829 1286 42 78 207
1830-67 8675 48 56 796
總計 10202 118 225 1076
1823-8年間，德國人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在長崎荷蘭商館當差。幕府允許他在長崎郊外傳授西醫，前後授徒56人。
到十九世紀初，日本的國民教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到幕末，約莫40%的男孩和10%的女孩多少都受過一些學校教育。
證明江戶時代教育普及成就的，還有近年發掘的大量的村方文書。這些記錄村務的文檔說明，江戶時代鄉村文化普及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鄉村組織和治理也已經複雜到須要加以筆記的程度。
江戶時代文化普及的成就，到明治年間，才充分顯露出來。1968年學者色川 大吉在東京都西多摩郡五日市町（今秋留野市）的深澤家倉庫中發現一批明治年間的文文件，記錄當年的自由民權運動中村民們關注和討論國家事務的過程，包括五日市學藝講談會盟約和議事規則，最重要的還包括一部完整的私擬憲法、洋洋204條。五日市當年離江戶城有一兩天的路程，今天仍是一個偏遠的山村。當年的講談會成員、文檔主人、村用掛深澤 權八曾熟讀蘇格拉底、康德和約翰·密爾的著作。推動明治維新的不光是權貴和知識精英，也包括受過良好教育的普通民眾；就是在知識精英當中，也有一些是浪人，處於社會的邊緣，不受官階的約束。江戶時代的文化普及為明治維新奠定了必要的社會基礎，否則明治維新不可能那麽成功。
活字印刷術在豐臣 秀吉（1537-98）時期從朝鮮引進，但是雕版印刷特別適合漢字和假名夾雜的日文、兼有圖文並茂的優勢，在江戶時代仍相當流行。出版事業重在民間，官方有時幹預、尤其在所謂的“改革”（實為整頓）時期，嚴禁基督教內容和議論時政。起先以京都為中心，1750年代以後江戶成為另一中心。到1671年，出版的書籍種類累計達到3874，21年後達到7204。
低廉的價格促進了圖書的流通。到化政年間（1804-30），江戶共有800多家圖書出租商，他們的足跡踏遍城郊、甚至涉及一些邊緣的鄉村。圖書的出版和流通，有力促進了江戶時代的文化下行。
書籍和教育是知識、思想和信息傳遞的重要途徑。在江戶時代，教育和出版事業都得到大的發展；在十八世紀末之後，進步尤其巨大。而這一時期幕府將軍的權威下降，幕藩體製衰落，幕府的社會控製力下降，社會自由度上升，社會條件比較適合文化普及。
江戶時代的信息網絡
關原之戰一結束，德川家康就著手將他原來轄區的交通通訊網絡擴大到全國，主要為了軍事。1624年建成東海道，連接江戶和京都，設有驛站。到1772年陸續建成五街道，為國家幹道，幕府直接管製，設有53個關所，尤以江戶為重，而不許諸藩自行設卡。關所的用意是防止道上有人圖謀不軌，確保江戶幕府的安全。試圖帶武器進入江戶、按照參覲交代製度應該呆在江戶作為人質的大名眷屬試圖離開江戶，是關所檢查事項的重點。一般武士、平民通過關所須要幕府頒發的通行證。
五街道上有驛站248個，光是東海道上就有53個。除五街道外，其它要道上沿途也設驛站。驛站給養概由當地負責，構成一項當地難以承受的負擔。幕府從1659年始設道中奉行，全麵負責交通網絡。
道路的使用實行收費製度。執行幕府公務的免費。大名和隨從前往江戶參覲，規格以內的部分付平價，超出的部分和私人旅行一樣付全價。
江戶和大阪之間五百公裏路程，剛開始需要六天。逐漸在江戶和京都出現私郵，跟官郵競爭，提供快件服務，將江戶和大阪之間的郵程縮短到五天、四天、三天半。到十九世紀初，江戶和京都之間的快郵可以在兩天內到達。此外，私郵也將郵件和貨運網絡拓展到都市附近的郊野地帶。
到十八世紀參覲交代製度已經習慣成自然，住在江戶的諸藩武士及其眷屬樂不思蜀，一般也不會擅自離開，安全的考慮不如原先緊要。路上行人逐漸多了起來，各類旅遊冊子開始在社會上流行。參拜名剎古寺、遊覽風景名勝，是旅行常見的理由。不少人定期到伊勢神宮參拜，1650、1705、1771和1830年參拜者尤甚，行人難以勝數，關所形同虛設。
伴隨著人的流動，是信息的流通和思想的交流。普通人能夠離開他們日常生活的土地，見識其它地方的風土人情。知識精英可以遊曆四方，訪友問學。旅行的功用難以估量。長州藩士吉田鬆陰（1830-59）1850年到平戶訪學，讀到會澤《新論》、齋藤 竹堂《鴉片始末》和渡邊 華山《慎機論》等著作。途中參觀長崎荷蘭商館，拜會熊本藩士宮部 鼎藏。佐久間勸他出國；1854年他想搭乘美艦去國，為佩裏所拒。吉田後來成為尊王攘夷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其鬆下村塾培養了包括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杉山鬆助等在內的眾多維新誌士。高杉 晉作（1839-67）也是長州藩士。1861年遊學東北，與佐久間、橫井小楠有交。1862年夏，接受藩命和五代友厚一起，隨幕府使節從長崎到上海；作《遊清五録》，對中國遭遇，感同身受，主張接受“外國日新之學”。其深知開國貿易之必要，藉攘夷的旗號，隻是為了倒幕。1863年組建騎兵隊。1866年促成薩摩長州同盟。
江戶時代交通網絡的形成和發展，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方便了信息的傳遞。跨地域的信息傳遞使廣泛的思想交流和有規模的社會運動成為可能，不同地方的維新誌士可以相互聯絡，研究策略，協同行動。離開了信息的交流，尊王攘夷就不過是一種思想，而不可能發展成為有威力的社會運動。
長崎是江戶時代重要的信息來源。長崎外貿主要是對華貿易，荷蘭商船販賣的主要是來自中國的貨物。幕府保留荷蘭貿易，主要目的不是貿易本身，而是保留一條通往外界的信息渠道。進入十八世紀之後，長崎貿易業務量已無足輕重，日本從中國引進的絲綢和蔗糖生產技術減少了對進口的依賴，往來的中國、荷蘭商船數量很有限。長崎貿易僅從貿易的角度，實際上可有可無。但是幕府重視長崎貿易的信息和情報價值。這些商船給日本帶來各種中西書籍，不少是應幕府之請帶來的，其中漢譯西書更給日本學者提供了了解西方的便捷途徑。這些進口書籍讓日本即使在鎖國時期，也能不斷從外國文明中汲取營養，發展學術，並且影響社會。
幕府要求每年入港貿易的中國和荷蘭商船分別提交唐風說書和蘭風說書，風說書成為國外情報的主要來源。幕末實行開國政策，固然跟思想學術的進步有關，但來自長崎有關清朝鴉片戰爭的情報卻是直接的推動。1840年8月，鴉片戰爭的消息傳到日本。震驚之餘，以水野忠邦為首的幕閣一方麵開始加強海防，另一方麵及時調整政策、盡量避免衝突。1842年7月，荷蘭商船帶來清朝必敗的消息。次月，幕府指定兩位老中擔任海防掛；中止1825年頒布的《異國船驅逐令》，恢複1806年頒布的《薪水給予令》，開始給外來船隻提供燃料和淡水。
1845年的蘭風說書中包括《中英南京條約》全文，1846年報告了《中法黃埔條約》，從1848年起開始報告西方列強在華海軍的詳細情況，內容也益加豐富，涉及荷蘭內政及其與中國和西印度的關係、巴拿馬運河計劃、美墨戰爭、加州淘金潮和席卷歐洲的革命。
日本一直以中國為師，而中國在跟西方的武裝衝突中落敗。鴉片戰爭的爆發導致日本朝野上下民族危機感驟然加深，更刺激日本知識分子著力探討這場戰爭的前因後果、東亞乃至世界大局。1843年齋藤 竹堂（1815-52）根據蘭、唐風說書作《鴉片始末》。箕作 省吾1844年作《新製輿地全圖》，1845年又作《坤輿圖識》，都是地理著作。魏源《海國圖誌》傳入日本後，1844年印行50份，三年後增訂本印行了60份，1852年再次增訂後發行了100份。《海國圖誌》包含日本蘭學不及的關於美國的內容，在黑船來航之後尤受重視。
1856年8月21日，美國派到日本的首任總領事Townsend Harris抵達下田，要求跟日本通商。幕府內部意見分歧，觀察方認為通商可以互利，但評定所和勘定方海防官員激烈反對。到1857年3月，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到日本，勘定方海防官員開始轉變立場，同意通商。老中首座堀田 正睦決意趁此機會積極開國。1858年7月29日，《美日修好通商條約》得以簽訂，標誌著日本第一次跟西方國家建交。照此模式，日本跟荷、俄、英、法諸國分別於8月18日、19日、26日、10月9日簽訂條約。這些條約統稱《安政條約》。日本的國門就此打開。
所以來自長崎的外國情報、尤其是有關兩次鴉片戰爭的情報，在江戶幕府開啟國門的決策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