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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長篇曆史小說《百年陸沈》三部曲有鮮明的立場，在小說中，主要通過人物經曆、見解和曆史事件來表達，在我的介紹文章和廣播中，則是直接表達。
在中國大陸，這麽多年的政治高壓和文字獄，大家都被嚇破了膽，這種深深的恐懼，已經融入血液，大陸的聽眾，聽到我這樣對共產黨直截了當的抨擊，第一反應是害怕，覺得心裏“咯噔”一下，包括已經離開大陸、身在海外的，第一反應都是害怕！想想共產黨是有多恐怖！所以總是有人勸我，不要說得這麽直接，立場不要這麽鮮明，理由是沒有明確立場，才顯得“客觀”。
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有立場的，文學的立場，隻要是站在維護人的尊嚴一邊，捍衛人的天賦權利，抨擊殘忍暴政，“使亂臣賊子懼”，就應該秉筆直書，直接鮮明地表達，而不是躲躲閃閃，模糊自己的立場，假裝“客觀”，那不是客觀，隻是鄉願而已。明知看見的是邪惡，卻假裝“中立”，不敢指出其邪惡，或者想指出其邪惡又不敢直說，假裝“客觀”，都不過是怯懦之下的苟且。
文學是表達思想的，歐美文學批評界有一種觀點，認為華文文學缺乏思辨，對政治經濟曆史文化哲學的思辨，因此判定華文文學缺乏思想高度，如法國文學中雨果的作品和俄國文學中托爾斯泰的作品那樣，在文學作品中夾雜大篇幅的思辨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曆史文化哲學甚至心理學等等。不管他們這個說法對不對，我的意思是，用有沒有思辨來判斷文學作品的好壞，究竟對不對，暫且不論，但是華文文學缺乏思辨內容，確實是事實。
此一問題在當代華文文學中尤甚，特別是大陸作者，似乎喜歡純講故事，希望讀者通過故事，領會作者意圖，這樣說好聽，是含蓄，說不好聽，就是遮遮掩掩、躲躲閃閃，沒有鮮明的思想和立場。這種狀況，主要是因為大陸政治高壓，沒有思想的自由，更沒有寫作和出版的自由，所以大陸作者寫的東西隻能遮遮掩掩、曲筆隱晦，就像剛剛過世的史學家餘英時先生說的，大陸這幾十年沒有真正的史學，完全丟掉了中國史學“直筆”的傳統，如孔子作《春秋》、司馬遷著《史記》，“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都直筆書寫鮮明的價值觀和立場，直言褒貶，毫不含糊。當然，餘先生認為共產大陸非中國，他們丟掉中國傳統也並不奇怪，我深以為然……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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