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一邊從事戲曲研究，一方麵為文學而準備。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憶羅隆基”。寫畢，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給丈夫（馬克鬱）審閱。他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專攻戲曲小說。就文學言，他是內行，我是外行。審閱前，我塞給他一支中華牌鉛筆，並在耳邊細語，道：“你看到有什麽段落或句子寫得還算好的話，就在旁邊給我畫個圈圈，以資鼓勵嘛！”
他笑笑。一笑之間，我們的關係頓時從夫妻轉變為師生。他坐著，我站著。近三萬字的篇幅，他一頁一頁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隻見老公手裏的筆，一動不動，我心裏涼了半截。看到最後一頁，他畫了一連串的圈圈。我知道：這是專為“以資鼓勵”才畫的。瞅著這最後的圓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讓我坐下，嚴肅地對我說：“小愚，你有豐富的經曆和記憶。平時聊天，聽你形容個人兒或說件事兒，都活靈活現的，可到了紙上，你怎麽就幹巴啦……”說話的口氣，像訓孫子一樣。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麽嗎？”
“缺少語匯唄！”我說。
“不是缺少語匯，是缺乏文學訓練。”
哦，原來我缺的是文學訓練！於是,我便開始了馬拉鬆式的訓練。每天讀古詩古文古小說，又翻閱當代讀物。為此，訂了許多期刊，包括《小說選刊》，《小說月報》。自認為比較好的作品，讀後拿給老公鑒定。他有時像法官一樣,盯著我問：“你說說，這東西好在哪兒？”一聽這口氣，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幾年下來，也還真閱讀了一些當下作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是中篇小說。其中一個中篇，題目叫《死於合唱》，看得我興奮不已，打聽這個叫“胡發雲”的作者是誰？還不遺餘力地四處推薦。書中描述的費普——一個民國時期的遺老遺少，從1949年起，他的日子從英租界移到了紅旗下。由少到老，一輩子都在努力改造舊思想，努力地去適應新環境。結果，家庭、地位、財產、職業等等身邊的一切都變了，可就是那份兒遺傳下來的精神狀態無法改變。正是這個文化的頑固性，讓費普曆盡坎坷，也讓我讀得熱淚滾滾。我自掏腰包複印了許多份“死於合唱”，送給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讀於教會學校並精通合唱的女友們。她們也是一樣的感受。隻要我們湊在一起，就要說“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與胡發雲先生會麵了。但我們的話題，不是“死於合唱”，而是死於癌症。我喪夫數載，他喪妻也已年餘。由於親人死於同樣的絕症，我們的第一個話題便是病痛與死亡，也是一個反複的話題。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長的冬日，似飄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堅強，他很快給亡妻寫了長長的悼文，以寄托濃濃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兒”傳過來的。我邊讀邊哭，字裏行間我聽到了他的心碎聲。文中，一段給病重妻子洗澡的細節，深深震動了我——
妻子說想個洗澡。胡先生跑了大半個武漢市，買來一個橢圓型的輕巧小浴缸，剛好可以放在病房裏。他灌滿熱水，把妻子抱起來放進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鎖骨處的輸液接口裹嚴實，再一處一處給她輕輕擦洗。妻子自嘲地說：“我變得這麽難看了。”胡先生笑著說：“我覺得不難看，那就是不難看。”然後又背誦了法國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動地的話——“與你年輕時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顏”。洗完後，他用了幾乎整整一瓶護膚霜給妻子全身上下輕輕塗抹了一遍，肌膚立時就滋潤鮮亮起來……
寫到這裏，胡發雲感歎道：“51年的生命。30年的相識。26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種下的花兒，眼見了一個女人一生的美。這種美，隻有種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見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見其中綿延不絕的風韻。就像家裏那幾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淚落染樹，血流染枝。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種以生命的執著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聖愛情。
窗外，太陽冷冷地照著，我心裏一片悲哀。世間最堅韌、最脆弱的關係莫過於夫妻了。夫妻？有誰懂得什麽是夫妻？小時候，父親談及羅隆基私人生活，曾說過這樣一句：“在中國，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沒見過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覺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點是婚前雙方要把所有問題提前談好，權衡的分量大於情感的砝碼。所以，婚後我和丈夫的關係，平淡得像“獨聯體”——鬆散的聯盟。一人一間屋，各幹各的事，各看各的書，經濟獨立，社交獨立。日子再平淡不過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後麵的東西突然顯露出來，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著不斷哀求醫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換他的命！”兩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這兒不是醫院，這是虎口。我倆不能都掉進來，你要逃出去！從明天起，不許你來看我。”第二次，他就隻能用無比憂傷的眼睛望著我，望著我。
丈夫的病越來越重了，那時我剛好寫完“憶張伯駒夫婦”的草稿。他掙紮著一天看一兩頁，還在稿子上麵做記號。並吃力地說：“小愚，你寫得比以前好多了。也還有很多問題，等我的病好了，我來給你改。”過了一個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經沒有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從枕頭底下抽出來還給我。說：“寫吧，寫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氣色還好。他坐起來拉著我的手說：“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後三段都是苦，前麵的生，也未必是樂。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視為人生的標準。小愚，對你來說，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這是你父親當年的叮囑，也是我的叮囑。我不擔心你的工作，隻擔心你的生活。你什麽都不會呀。我死後，誰給你領工資？馬桶壞了，誰給你修？燈繩斷了，誰給你接？你一個人實在過不下去了，就再找一個男人吧！”我撲在他胸前，放聲大哭。
“死”是結束；“老病”是處在生死之間；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後，丈夫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靠輸液和“杜冷丁”活著。一個周日，他的兩個孩子都來探視。預感到來日無多的他，流著眼淚要求孩子：“你們今後要照顧好章姨！答應我，答應我！”其聲嘶啞，其情淒愴——死神來臨之際，夫妻訣別之時，我臨近花甲之年，懂得了愛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遺物，我發現一個紙夾。那上麵的每一張紙，丈夫用鉛筆寫著同樣的一句話：今後最苦是小愚，今後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於通州的北京胸科醫院。他去世六載。六年來，我雙腳不過四惠橋，兩眼不看東方紅。以往夫妻的共同節目如看大片、看球賽、寫對聯、下棋、聽戲、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為人生有兩件東西是屬於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頭的離去，使我猛然醒悟：這個世界原來是什麽也抓不住的！我內心那份絕望的寂寞，從此與生命同在。隻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細。
這幾年，我與胡先生常通電話，一聊就是幾十分鍾。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正式退出了武漢、湖北、中國三級作家協會，奉還他從來沒有接受過、也從未使用過的各類頭銜。胡發雲認為，搞這種無聊的頭銜有辱於一個作家的情商和智商。於是，他成為一個體製內生存、體製外思考的作家。他住一套房子，另有一套住著被收容的殘疾貓和流浪狗。
我問：“你為什麽要收留它們？”
他說：“在街頭看見它們，單是那眼神就足夠打動你了。”有時，他把話筒拎得老高老高，讓我聽聽貓叫和犬吠。
夏季，我常勸他：“武漢太熱，來北京住住吧！”他的回答，就是簡單的一句：“我習慣了。”
冬季，論到他叮囑我了：窗戶關好沒有哇？穿暖和沒有？吃得如何呀？我們的交往稀鬆散淡，卻又像隔壁鄰居密切瑣細。我對未來一向悲觀，消沉又絕望。我在給他的信中寫道：“等我把所有的故事寫完，就去了斷自己：或向東行，沉沒於大海；或向西去，消失於沙漠。”——他急得直勸我，說：現實並不怎麽好，但我們還應該抱有某些溫暖的期望。
他的長篇小說《如焉》，我是通過朋友的推薦在網上看到的。很興奮！很久很久了，沒有讀到這樣一本直麵現實的文學作品。全篇情緒飽滿，文字清淡，平靜的後麵是思想的波瀾。我是用“兩晉無文，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當代無文，唯胡發雲《如焉》而已。”的話來評價的。有人說，評價過高。可無獨有偶，一位網友也發出了類似的評價，說：自己根本不知道湖北有這樣一個作家，讀了《如焉》，大有“孤篇壓全唐”之感。
隻要細心，你就都能從《如焉》裏隱隱約約地找到“非典（SARS）”，蔣彥永，李慎之的影子。這是多麽敏感的事件和人物呀！有記者問他：“害怕不？能承擔嗎？”他說：“我盡可能承擔到我內心真實表達所需要的程度。不管它會給我帶來榮譽還是災難，順利還是坎坷。我非常深切地體會到了‘你想寫什麽就寫什麽’的快樂。公眾會在心靈上引起震撼或疼痛的事件，一個作家也應該天經地義在內心有所反映，而不會因為恐懼而放棄。”書中，有三個智者形象（衛老師、達摩、如焉的母親），寓意深刻。苦難，享受，征服，馴化，反抗，通達，愚鈍，都通過智者們的對話和行為獲得了曆史的解密和精神的驗證。胡發雲以此寄托了對理想主義和理性世界的充分想象。我們這個國家不缺乏說教者，缺少的正是能夠思想的思想者。所以他說，這本書“就是尋找曆史上失蹤的思想者”。而愛情線索的精致鋪排和智者的悲劇收場，則顯示了出這部長篇小說的審美價值和文學魅力。
《如焉》剛上市是很熱銷的，看著要降溫了。突然，峰回路轉。國家新聞出版署一位副署長在2007年1月11日全國出版社負責人的“通風會”上，公布的八本“2006違規出版書目”裏，除了有我的“伶人”，還有他的“如焉”。
有記者問胡發雲：“《如焉》被禁，你的第一感覺是什麽？”
他答：“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荒謬可笑，像一個頑童的惡作劇，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今天是e世紀的互聯網時代，這種動作除了挑戰大量讀者、媒體、評論家的智商與尊嚴外，一點正麵意義都沒有。不講法理也不講學理的禁書方式，有點像暗夜在人身後打悶棍……我在《如焉》中說過——‘當他們不讓你說的時候，就已經證實了你說的是實事’。這是一條屢試不爽的定律。可能他們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一種教訓。我與朋友們開玩笑說，共產黨當年許多指示總是口耳相傳，或者把文件內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燒掉或塞進嘴裏吃了，那時你是地下黨，現在你是執政黨，怎麽還搞地下黨那一套呢？”
頓時，《如焉》的銷量飆升，用胡先生自己的話來形容就是：這部小說其實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沒想到在它正要謝幕之時，又讓它得到了一次美麗轉身的機會。
胡發雲的下一部作品是寫文革的，或者說是與文革相關的作品。我勸他暫時放放，題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過的。他說：“十幾億人在十年間付出這麽慘痛的代價的曆史事件，早就該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還沒有人真實地寫它，而這種荒謬性甚至都沒有人去置疑。我就要寫！”《如焉》的封底上摘選了普希金的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憂鬱，也不要憤慨”。這句話，他常用來勸慰我。而他本人其實是有憂鬱，也有憤慨的。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員還不點名地點我，說：“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我們已經反複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由此，我聯想到第一本書（《往事並不如煙》，香港版更名為《最後的貴族》）被禁，完全是因為一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把它定性為“反黨宣言”。事情再明白不過了：從1957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間，我就是被左派認定為的一個右派。右派就右派——別人覺得可恥，我備感光榮，終於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誰也不能以此為由而剝奪我的公民基本權利。我決定拿出性命來討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我發表聲明：誓言要以生命維護自己的文字。胡先生都在網上看了。他支持我，隻是勸我別真的生氣，說：“你現在吃要吃好，喝要喝好，睡要睡好。”許許多多的朋友都對我這樣說，素不相識者也通過各種方式帶來真摯的問候。人心如水，恩義如山。一本書的命運跌宕起伏，而世間至戚關懷，更令我戴德難安。我不是沒見過世麵，也不是沒有經曆過風浪，那些無數顫栗不安的夢幻和萬念俱灰的破滅，卻始終沒能給我胸膛裏按上一顆平常心。淚往下滴，血朝上湧，為了起碼的尊嚴和良知，我拚了。
寫作是自語。從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語言文字的囚徒。他們提筆都是有話要說，有興趣去說，還有人愛聽他們說。對我這樣一個“生非容易死非甘”的人而言，唯有寫作才能進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身處孤獨無援之地，燈下展卷時的一點點溫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幾十年來，我們不是把文學綁在革命的車輪戰車上，就是把寫作搭在縛於改革的翅膀上羽翼下，期待借助於文學的力量讓車輪轉得更快，叫飛機飛得更高或倚仗改革的風勢讓文學飛得更高。對於這樣的責任感，我承擔不了，也承受不起。昔日的歲月籠罩了我一生的路，我隻能做到舊夢重溫，重溫舊夢。用心靈呼喚已死的心靈。“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是極度缺乏現實責任感的，是個時代的落伍者。我想——大隊人馬迎著朝陽高唱進行曲的同時，偌大的社會能否容許像我這樣一個可有可無的人，坐在路邊低吟詠歎調呢？當然，也應該讓胡發雲先生寫他的“文革”長篇。
我相信他會寫的，或許正在寫呢。
□ 2007年2月13日於北京守愚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