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了一點粉紅色的往事，網上有朋友就說我是“早熟”。其實不然。那時候，因為偷讀母親看的書，我腦子裏已裝了不少鴛鴦、蝴蝶、三顆櫻桃、霧、雨、電……和沒有看過這些閑書的同齡人比較，可能知道得多了些。但似懂非懂的模糊感覺，算不得早熟。
我真正早熟的，是另一方麵。
我喜歡讀大人的報紙。父親每天下班，公文包裏都會帶一份《解放日報》。我會把它偷出來，讀得津津有味，特別喜歡讀那些評論文章。一九五七年秋，我開始讀六年級。一九五八年夏，小學畢業準備上中學。這一年當中，國家政治生活中發生了許多大事。在報紙上，我讀到右派、黨、進攻、反擊這樣一些詞匯，對我來說，都是抽象的概念，離我實際的童年生活，很遠、很遠……
直到有一天，這一切都變得如此的近、如此的具體。
我父親單位有一位同事，外科主任大夫周楚仁。周伯伯是湖南人，身材高大，醫術高明，是我們一家的好朋友。小時候我難得生病，三年級時好不容易發一回燒，還是因為出麻疹。周伯伯來看我，給我帶來的柑橘又圓又大。童年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後來隻要我看到又圓又大的柑橘，就會想起和藹可親的周伯伯。
五八年夏天，反右已進入尾聲，大躍進揭開了序幕。老毛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鬥得不亦樂乎，還覺得不過癮，又忽發奇想，號召全國人民和麻雀鬥。
作為小學生的最後一個暑假的某一天，我跟著父親去他們單位，觀摩這場偉大的消滅麻雀的人民戰爭。房頂上、高牆上，在所有建築物的製高點上，都站滿了狂熱的人群。他們敲鑼打鼓、揮舞著被單、彩旗，他們要把麻雀轟得驚慌失措、轟得沒有歇腳之處，然後累死、餓死、摔死。對了，根據篡改過的列寧語錄：革命是沒有頭腦的人們的盛大節日。消滅麻雀的革命就是這樣的盛大節日。
節日裏人人興高采烈。我注意到有一個人不高興，他就是周伯伯。周伯伯非但不高興，還一直陰沉著臉。這時候救護車呼嘯而來，有人從房頂上摔下來了，緊急送醫院來搶救。周伯伯一邊準備做手術，一邊從嘴裏崩出了八個字：
“勞民傷財、草菅人命！”
這兩個成語，我覺得用得太貼切了。能這樣說，需要大智慧；敢這樣說，需要大勇氣。周伯伯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來。我讀報時得來的那些模糊概念，一下子清晰起來。在回家的路上，我試探著問了父親一個問題：“周伯伯會不會是右派？”
父親一下子勃然大怒，厲聲喝止我：“細佬家不可以胡說！”
一個星期以後，父親下班進了家門，首先用異樣的眼光打量了我一會兒，然後宣布了一個讓我們全家傷感的消息：“讓大南說對了，周醫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因為周伯伯，“右派”這個稱謂，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們是好人、能人、有頭腦，而且敢大聲地把真話講出來。
那一年，我還不到十二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