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為增加收入，總要在我們睡下之後，堅持織土布到深夜。我們在手工織布機有節律的撞擊聲中入睡，往往一覺醒來，母親還沒有停息。到了農閑時節，母親會將布匹染上花色，然後肩挑背扛，經大埠過長江，由鄂州上武漢，周遊三鎮，走街串巷，直到將布匹賣完。遙遠的路途，全靠雙腳步行，還要扛著布匹。一個文盲，一字不識，沒有地圖，沒有全球定位係統，全靠沿途問路。每次回家，帶回的不僅有終於將布匹賣掉的輕鬆，還有每年不同的沿途故事。其中的心酸曲折，難以言敘。
有一次母親走夜路，三番五次走來走去，卻發現自己總是回到原地。難免會有被野鬼纏身的恐懼，但最終還得硬著頭皮走出去。直到我上學了，才從書報中得知，人的雙腿不一樣長，而在黑夜中視覺難以發揮作用，行走路線得不到矯正，所以才會走圓圈。在現代化的今天，這樣的事不會發生。今天的少年，會覺得這樣的故事，象神話一樣匪夷所思。
寄人籬下的極端不便激發了無與倫比的勇氣決心。我家七四年開始填築廢棄河床中那塊低窪“地基”。那河床有一兩丈深。填屋基需要與天奮鬥，剛填起的沙土，一經雨水衝洗，又會流失大半。父母兄姊一得空便去填土，屢填屢毀，屢毀屢填。到了七五年正式開工建房之前，又請來數十村人，將地基完全填起。雖遭強鄰粗暴阻撓，但幸得多數村人鼎力相助。房子建起，除了牆根的石頭，全是土坯，因為買不起磚塊。到房子落成，家中已無米下鍋。母親隻得去村南關係較好的一戶人家，借來兩升米，做了頓搬家飯。全家依然吃得歡天喜地，畢竟終於有了自己的家。
搬家不久，大哥參軍。那是當時他脫離農村、改變命運的唯一可能途徑。一年後恢複高考，農村青年才算又有了一條出路。這時二哥已經升入高一，而附近的初中開始實行三年學製。父親將二哥轉過去讀初三，以夯實基礎。我那時九歲，在母親的鼓勵下，給二哥背了一床棉被過去。母親教我，不認識路，問路邊的老人，要有禮貌。鄉間的土路是完全沒有路牌的。
農村也沒有托兒所、幼兒園。大人在田間勞作時，小孩隻能在田頭抓泥巴玩。不存在什麽學前教育。整個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我完全一片懵懂，至今想不起是怎樣混過來的。七八年開始上四年級，吳水才、劉月蘭兩位老師分別教我的語文、數學，我竟然開竅了，由以前的一塌糊塗，一下變成全班第一。五年級後，劉月蘭老師去縣師範學校進修，數學課由劉才詠老師接任。我的成績依然遙遙領先。這三位老師都很優秀，於我有再造之恩，永誌難忘。
另外很重要的，二哥給我訂了份《中國少年報》，每周一期，帶給我看。這張報紙對我所起的作用，難以估量。那是窮鄉僻壤的少年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有了它，我感到自己相反是富足的，因為我知道那麽多周圍的人完全不知道的事情。我至今記得報上連載的外國野生動物學家的關於大猩猩的日記，怎樣讓我期盼著二哥帶回下一期的報紙。依然，我不知道有美國，更沒有想到今後要來美國。但是向往外部世界、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與日俱增。後來，二哥還教我將喇叭搭在廣播線上，收聽廣播，接受更多的信息。讀報培養了我閱讀的興趣。我開始向父母要錢，去附近的供銷社買書。每次父親都責怪我亂花錢，但他從未真正阻止我。因為他知道，我從沒買過零食或者玩具，我隻買書和文具。
三十多年以後，上小學一年級的兒子告訴我，那位野生動物學家是簡·古德爾。他是對的，我流淚了。
七九年夏天，大哥在部隊呆滿三年，第一次回來探親。他已經提幹了，算是真正脫離了農村，大家很高興。他借來一輛自行車，帶我去縣城，買酸梅湯給我喝。那是我第二次到縣城、第一次喝酸梅湯。但是他在家，依然要幫家裏幹很多活。不久，他經人介紹跟大嫂戀愛。大嫂是財政局長的女兒，看上大哥，最好地證明了愛情是盲目的。但是她父母很快同意他們交往，似乎說明也不完全盲目，雖然門不當、戶不對。伯伯是少見的好人。以後他還教育我，世上農民最好，工人其次，顯示很深的民本思想，不簡單。
大哥返回部隊之前，要求我考滿分。我成績雖好，但從未考過滿分，感到很緊張。那一年，二哥分數達到黃岡高中，最後被縣一中錄取。第二年，我數學真的考了滿分，語文、英語也是第一，進入縣一中初中部。英語隻學了兩個月，老師花大力氣讓我們背“龍來無前門毛！龍龍來無前門毛！！”這些都是家裏的喜事。
母親最擔心的，是我們陷在農村受苦。農村的苦，非農民不能忍受。我小時候，每年三伏天，鄉間總有人在烈日暴曬下，從事重體力勞動，中暑身亡。總有人不堪其苦、陷入絕望，服毒身亡。總有兒童無人照看，溺水身亡。父親總要歎一句，“窮人的命薄！”但是下一年，同樣的事還會再發生。
現實的殘酷不容任何的幻想。我和二哥很早就意識到，升學是跳出農門的唯一途徑，雖然在這座獨木橋上行走，就像掙脫地球引力一樣困難。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學，任何一步失敗了，你都會被重重地摔回地麵，世代從事修理地球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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