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暢銷小說《達芬奇密碼》這樣開篇：國際刑警組織的偵探駕車請來符號學家蘭登，配合調查盧浮宮凶殺案。車子經過盧浮宮前的“金字塔”，偵探問：“你喜歡我們的金字塔嗎？”
蘭登皺了皺眉：“密特朗是個很大膽的人。”
這個讓密特朗“大膽”的人，正是“金字塔”的設計者——美籍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
貝聿銘在中國長大，在美國工作，一生在世界各地留下50多件獨特的建築作品。不過，在它們成為城市地標前，他總會遭到唾沫的“槍林彈雨”——批評、非議不斷。
可他總是樂嗬嗬地眯著眼：“建築不是畫畫，你可以不看，它總是站在那，旁人看不順眼，免不了有批評。所以說，建築師麵皮要厚一點……”
香港人的“風水”，我不信
1988年封頂的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大廈，是貝聿銘退休前的扛鼎之作，這裏麵有他的懷舊情結——1918年，正是他的父親貝祖貽創立了中銀香港分行。貝聿銘精心設計，尖頂狀的大廈比傳統建築節約了大量鋼材和焊接點，省了不少錢；但在建成之初，好“風水”的香港人卻把大樓比作一柄寒光四射的三刃尖刀。四周的居民開始裝反光鏡，隔壁的大樓架了個水泥“機關槍”。當時的港督府裏甚至荒誕地種起了柳樹，好擋住正對著他們的“鋒麵”……
建築的選址要背山朝海，朝南，這是對的。但我反對迷信的風水，什麽椅子動一動又錯了，門想做彎一點又錯了，那怎麽做建築？難道請風水先生來做建築師？
中國銀行很“尖”，是因為建築物越高，結構方麵越重要，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能解釋。批評它像一把大刀，我沒法接受。
至於港督府，我跟他們說：“誰叫你們把香港的地價抬得那麽高？我隻有這麽一小塊地，當然隻有往高處造。”
香港人太迷信，有時候就要做得巧妙一點。這幢樓原先我設計過一股泉水，後門進前門出，但人家說這是破財。我就在地基兩側設置兩座傾斜式噴泉，好減輕周圍車輛的噪音。
設計圖紙時，銀行還給我發電報，說樓正麵看上去有太多加框的大“X”，不吉利——以前隻有犯人脖子上掛著牌子，上麵寫著打過叉的名字。
我告訴他們，‘X’是設計中最重要的地方，它們要撐起整座大樓。後來我稍加改進，把那些框框的橫架子隱藏了起來，把露在外麵的“X”講成互相交叉的寶石。我又把塔樓比作雨後春筍——象征著希望。
銀行家們聽了很高興。
巴黎人，罵了我一年半
盧浮宮改建，貝聿銘一生中最難對付的一個項目。上世紀80年代初，法國政府廣泛征求改建方案，最後由密特朗總統出麵，邀請世界上15位博物館館長評選，結果有13位選擇了貝聿銘的方案——核心就是在廣場上建一個“金字塔”入口，從地下通入宮內。
不過，優越的法蘭西人可沒輕易放過這個外來“和尚”——金字塔？你懂我們的文化嗎？
我對密特朗說，你要給我時間了解法國曆史。連著4個月，每個月我去盧浮宮待一個星期，看它的收藏怎麽分配。當時感覺那裏完全不對——大門從旁邊進去，裏麵毫無方向。看一些珍品，要像跑馬拉鬆一樣穿過昏暗的走廊。就連公用廁所也隻有兩個！
後來我提出放玻璃“金字塔”，因為這個形狀體積小，但包含的麵積大，采光也好——可以折射盧浮宮褐色的石頭，表示對曆史的尊敬。我還在地下設計了400座的視聽室、書店、餐館，還能通往時髦的地下購物城。
但巴黎人認為太“花裏胡哨”，叫我不要動他們的千年國寶！法國報紙管我叫金字塔的 “貝法老”。巴黎人開始流行戴圓形小徽章，上麵寫著“為什麽要造金字塔？”再說我從美國來，法國人看不起美國人，他們問密特朗為什麽法國人自己不可以修？一個接一個，罵了一年半。我的翻譯嚇得渾身發抖，幾乎沒法翻譯我作的辯護。
壓力大，但我很自信。後來我去拜訪當時的巴黎市長希拉克，跟他保證盧浮宮會和巴黎融為一體。他不放心，讓我在實地放一個金字塔模型，接受公眾檢驗。我照辦了，用起重機在那裏放了一套鋼索模型。“五一”節，幾萬市民來看，在人行道上進行公民投票。希拉克也來了，看了看說：“嗯，這項目還不算糟。”
“綠燈”總算亮了！
肯尼迪夫人，讓我歡喜讓我憂
讓貝聿銘聲名鵲起的建築，是建於波士頓的肯尼迪圖書館。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建造這個圖書館成為肯尼迪家族的頭等大事。肯尼迪夫人把美國所有的頂尖建築師都叫到了一起，最後卻選中了名不見經傳的貝聿銘。15年後圖書館落成，美國建築界宣布那一年是“貝聿銘年”。但這15年裏，貝聿銘卻經曆了從大喜到大悲……
肯尼迪夫人選我，我覺得大半也是運氣。
當時她親自登門每個候選人的辦公室。那天，我事先在接待室擺了一大束鮮花，她一進來就看到了，很開心地問：“你們經常放這麽美的花嗎？”我老老實實地說，那是為她買的。我又告訴她，現在要我說圖書館會怎麽樣還為時過早。
幾個月後，我和家人在意大利度假，我們住的房子沒電話。一天，我突然收到辦公室發來的電報，讓我在某個時間到一個咖啡館聽電話，我去了——電話響了，是總統顧問，他說總統夫人覺得和我有默契，我入選了！
後來肯尼迪夫人跟我說，她去過太多漂亮的大事務所，而我的事務所很簡單，她很喜歡這種樸素——我當時還沒有大音樂廳、博物館這樣的作品給她看，隻有貧民窟改造、低收入住宅等工程。
合作一開始，關於選址我們意見一樣——放在哈佛大學裏，肯尼迪總統生前很喜歡的一塊地皮。但後來，情況急轉直下。1966年越南戰爭越打越厲害，很多人開始對肯尼迪意見紛紛。又有人覺得圖書館不能放在哈佛，遊客一來，亂得不得了。更糟糕的是，肯尼迪夫人也改嫁了，離開了這個家族！
我等於失掉了一個業主，沒有業主支持就難做了。後來一直在重新討論選址，一年不如一年，錢也花得差不多了，到10年以後我累得不得了。我的運氣很不好，花了12年心血的設計最後被否決，圖書館建在了波士頓城郊的海岸上——所以這個圖書館是個遺憾，業主沒有了嘛……
北京奧運，我設計不動了
老家蘇州，生在廣州，長在香港和上海，雖然是在美國讀大學和工作，但貝老一直很看重自己的中國背景——他設計的現代主義建築總帶有東方神韻。錄製這檔節目時，他還特意打招呼：我的廣東話、上海話還好，普通話說太不會說。要是有時用英語回答，觀眾要原諒我，我離開中國70年了……
我的中國背景很濃，離開時17歲，已經成人了——我在中國念中學，中國的古書也看過。
比如在日本京都，我設計過一個美秀博物館，業主小山美秀子是個老太太。她選了山上的一塊地，但不通路——按當地的環保規定，不能砍樹開路。但她一定要在山上造。我在上麵看來看去，發現對麵有座山，和這裏有山穀相連。
一打聽，那座山後是一個停車場。有辦法了！那座山很窄，那就打個洞過來，過個橋就到這裏了——小時候我讀過《桃花源記》，裏麵“山有小口”嘛！我跟她一講陶淵明的文章，89歲的老太太直拍手——這個年紀的日本人受中國文化影響也很大。
我在中國完成過3個作品：除了香港中銀，還有北京的香山飯店和中銀大廈。但我已經87歲了，來中國做項目越來越難了——美國飛過來要20小時，路太長。我現在在為蘇州設計新博物館，為老家總是要做點貢獻，好在這個工程不需要每年回去。
這是我最後的作品，3年前我就不接新項目了。建築和其他工作不一樣，從設計到竣工，總要5年7年，我一定要看到底呀！但5年7年後我就不能再做了。
所以我不會參與北京奧運會的場館設計了，2008年我要是還在，都91歲了。按英文的說法，你總要知道自己有一個limit(限度)，這個很重要。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