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房子非常現代化，抽水馬桶、自來水、中央供暖統統都有，中央供暖簡直是奢華生活的極致，那時候普通人家裏隻能睡炕。房子也很寬敞，上下兩層外加頂層閣樓，七個傭人都睡在閣樓上。爸爸把一樓改造成他的辦公室，他的職員們都在那裏辦公。我們一家和爺爺奶奶住在二樓。
爸爸買了一輛黑色的別克車，給奶奶買了一輛黑色的人力車，方便她去串門和打麻將。
姑爸爸常常從上海乘兩天的火車，去天津和家人團聚。爸爸媽媽總是開著別克去火車站接她，他們三個人會談談上海的奇聞異事。他們還會一起去高檔餐廳吃飯，去看電影和聽京劇。姑爸爸後來回憶說，那時光真是美好。
媽媽的產科醫生丁懋英就像是我們家的一員似的。她和姑祖母從小就認識，還是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學。她也皈依了基督教，還在十五歲的時候勇敢逃離了一場包辦婚姻。她的婆家非常有錢，但是新郎常年臥病，還有很大的鴉片癮。所以在婚禮當天，她逃跑了，誰都找不著她。她的父母被新朗一家告上了衙門，最後賠了大筆的銀子了事。在叔叔的幫助下，丁醫生順利地逃去香港，並且在一所教會學校繼續學業，後來還拿到了美國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的獎學金，專業是婦產科。學業完成，回到中國後，她選擇在天津定居，而不是給她帶來痛苦回憶的上海。很快，她便開設了一家女子醫院，並且迅速成為了全城最好的婦產科醫生。我的大姐和三個哥哥都是在丁醫生的醫院接生的。
我媽媽懷我的時候，已經是1937年，八年抗戰/中日之戰（Sino-Japanese War）很快就要開打了，局勢愈來愈劍拔弩張。
外國租界對勢態保持中立，租界外的天津到處都是帶著刺刀的囂張的日本兵。晚上，通常都會斷電，還有宵禁。此外，民眾如果出行，必須要出示特殊通行證，尤其是一些連接租界和日占區的道路和橋梁。
37年11月30日的早晨，媽媽開始陣痛。因為要途經日本崗哨，而爸爸沒有特殊通行證，所以不能開車送她去丁醫生的女子醫院。所幸丁醫生有通行證，所以她的司機常常在晚間開著她的插著美國國旗的黑色福特汽車，自由出入各地區，為病人出診。她車上的這麵美國國旗是美國領事館給她的。
所以她就是這樣來到了我家，給我媽媽接生。
在我順利出生後，丁醫生告訴爸爸，過幾天務必把我和媽媽送去她的醫院做個全麵檢查。爸爸卻謝絕了。因為他覺得沒必要，畢竟我是順產。
丁醫生又勸爸爸給媽媽雇一個專業護士，他也沒聽，因為專業護士很貴，而且他覺得在姑爸爸的幫助下，他完全可以照顧好媽媽——姑爸爸那時候碰巧在天津。他在媽媽枕頭邊放了個小鈴鐺，這樣她一旦有什麽需求，他可以隨叫隨到。
媽媽也很信任她的丈夫，覺得他什麽都懂，聽他的準沒錯。她產後非常虛弱，沒力氣起床上廁所，所以爸爸就在她身下放一個盆，等她解完手，爸爸還用自己的一雙沒消過毒的手給她清理下身。
三天後，媽媽就開始頭疼發熱，體溫高達103華氏度（39.5攝氏度），嘴唇都燒裂了，意識也開始模糊。丁醫生來給她診斷，是產褥熱。在那個沒有青黴素（盤尼西林）的年代，得了這樣的病基本是死路一條。
丁醫生很快把她轉入自己的女子醫院，給她吃流食，進行治療，可是媽媽的體溫還是持續升高到106華氏度（41攝氏度），她開始變得有些神誌不清，在醫院裏大鬧。最後丁醫生不得不放棄治療，讓她回家走完人生的終點。
她的情勢惡化得很快，家裏人都愁雲慘霧的，卻又無能為力。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她的意識終於清醒了些。爸爸在她的床邊哭泣，她和公婆、還有幾個大孩子一一告別。等姑爸爸來和她告別的時候，她雖然越來越虛弱，可是意識還是很清醒。她衝姑爸爸微笑了一下，說自己想吃“熱狗”。然後她傷心地告訴姑爸爸：“我不行了，等我走了以後，請你一定要替我照顧好我這個連親媽都沒見上一麵的苦命的小女兒。”
媽媽在我出生的兩周後去世，年僅30歲。
我一直不知道她長什麽樣，因為家裏連張她的照片也沒有。
（上麵的兩位女士照片皆為丁懋英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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