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蘇東坡突圍》簡評- 李鍾琴

一

一日，有個朋友與我聊起餘秋雨，說餘如何有才華，文章寫得如何好，我不以為然。因為我剛讀過西方朔先生評餘秋雨所寫的《泰州望海樓新記》一文。餘文短短三四百字，不文不白，不通，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最可笑的是，餘秋雨在文後綴一七言詩：

“本為望海築此樓，豈料遠近皆望樓；
風晨雨夕獨登臨，方知何處是泰州。”

不僅詞意卑瑣，而且不講格律，通篇平仄混亂不說，押韻竟連用兩個“樓”字，連入韻為平不入韻為仄這一舊體詩最起碼的規矩都不懂，真是給文化人丟臉！


朋友說，這篇《泰州望海樓新記》可能是泰州有關部門慕名來求，秋雨推托不掉，於是敷衍成文，糊弄一下那些文盲罷了。他建議我認真讀讀餘秋雨的《蘇東坡突圍》，說這一篇寫得真的很好，可算是餘秋雨寫的最好的文化散文。


好奇之下，在網上一搜，果然找到了《蘇東坡突圍》。看了第一段，我便忍俊不禁。餘秋雨在文章開頭是這樣寫的：“住在這遠離鬧市的半山居所裏，安靜是有了，但寂寞也來了，有時還來得很凶猛，特別在深更半夜。隻得獨個兒在屋子裏轉著圈，拉下窗簾，隔開窗外壁立的懸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時不時地瞟著床邊那乳白色的電話。”


大作家住進了“半山居所”，不是來休養，就是來寫作，肯定不會在這裏長住的。按說，作家是應該耐得住寂寞的，否則怎麽能潛心讀書、安心寫作？何況又不是在這裏長住。可是，大作家在“深更半夜”竟然耐不住“寂寞”了，竟然在屋子裏轉起了圈子，而且盼望有人深更半夜地來電話——這猴急狀可真夠痛苦的，讓人看了也痛苦。


接下來，真是心想事成，電話竟真的響了——“急忙衝過去，是台北《中國時報》社打來的，一位不相識的女記者，說我的《文化苦旅》一書在台灣銷售情況很好，因此要作越洋電話采訪。問了我許多問題，出身、經曆、愛好，無一遺漏。”


乍一看，我還以為是美國人打來的，因為在美國是白天，在中國正好是深更半夜。可仔細一看，來電者竟是中國台北的一個“不相識”的女記者！台北與中國任何一個地方的時差，總不會差上半天吧！這位與大作家“素昧平生”的女記者在深更半夜將電話打到文化大師的隱居地，而且打的是座機，也真夠神通廣大的！難道台灣記者有深更半夜打電話采訪名人的工作習慣？讀到這裏，怎不令人嘖嘖稱奇！如果大作家這樣寫：正當他在深更半夜寂寞得六神無主正在房中團團打轉的時候，突然有人敲門，開門後，隻見月光下站著一位貌若天仙嫵媚可人的女子，仿佛是美麗多情的狐仙，又像是婀娜多姿的花魅，一問才知，竟是不遠萬裏前來采訪的台灣女記者——那豈不更有詩意？豈不更富有傳奇色彩？豈不更有蒲鬆齡先生筆下的浪漫情致？


女記者第一句話，就稱讚大作家的“《文化苦旅》一書在台灣銷售情況很好”，當然，我們不要以為女記者不是出版界人士就不知道圖書的銷售情況了，更不要理解成餘大作家借女記者之口來一番“王婆賣瓜”，記者在采訪之前先“實事求是”地恭維一下大作家也在情理之中，對不對？不過接下來女記者的采訪令讀者的思緒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年前——采訪的第一個問題居然是問餘大作家的“出身”。據說，在“史無前例”的時代，人走在街上隨時都會被攔住問“家庭出身”；人們填各種表格，“出身”一欄是必填項目。甚至時到如今，有些表格上麵還印著“出身”一欄。餘秋雨是“文革”寫作班子“石一歌”的重要成員，是鼎鼎大名的“無產階級筆杆子”，當然對“出身”二字有著很深的“階級感情”，所以，身在台北的女記者竟也投其所好，采訪時先問“出身”，讀到這“出身”二字，又怎不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女記者問得很細，居然“無一遺漏”，也不知怎麽才算是“無一遺漏”？唉，僅餘大作家的第一段就評了這麽多，有點避重就輕，還是讓我們看看他筆下的蘇東坡是如何“突圍”的吧。

二

《蘇東坡突圍》寫的是曆史上著名的“烏台詩案”。雖然蘇東坡大名鼎鼎，但對“烏台詩案”，恐怕知之者不多。“烏台詩案”是北宋一起著名的文字獄，蘇軾，號東坡居士，因其政敵們誣陷他寫詩“謗訕朝政”，遂被宋神宗下令逮係禦史台監獄。“烏台”二字是什麽意思呢？餘秋雨在文中沒提，筆者不妨在此解釋一下：漢哀帝時，禦史台衙門前的柏樹上，常有很多烏鴉棲息，朝飛暮至，人們稱之為“朝夕烏”。所以，當時人們就把禦史台叫做“烏台”。到後來，烏台就成了禦史台的代名詞。故而，蘇軾入禦史台監獄受審之事便在曆史上被稱為“烏台詩案”。南宋的陸遊、朋萬九曾分別將這一事件的資料匯集起來編成一書，題為《烏台詩案》和《東坡烏台詩案》。


在分析為什麽那麽多“文人”對蘇東坡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時，餘秋雨寫道：“那麽，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麽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傖，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總而言之，餘秋雨認為，蘇東坡入獄，是因為別人嫉妒他。


聯想到這些年來不斷有文人學者撰文指出餘秋雨文章中的文史錯誤，餘秋雨不僅不認錯，反而說這是別人在“嫉妒”他，那麽，我們對餘秋雨將“烏台詩案”的成因簡單地歸結為文人的“嫉妒”，也就可以理解了。


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並不是不可以。但寫曆史類的文字，治史態度應該端正，列舉事實應該客觀，主觀分析應該嚴謹。餘秋雨寫“烏台詩案”，言之鑿鑿地說明是一些“文人”因為嫉妒蘇軾的才華才向其發難的，因為蘇東坡“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傖，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那麽，“烏台詩案”的成因是否真的是因為文人的“嫉妒”呢？且看我根據史料慢慢道來。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次年拜相。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積極推行新法。但是，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並沒有達到“因天下之為，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目的，搞得怨聲載道，因此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強烈反對。蘇軾就是著名的反對者之一。


蘇軾在主持一次進士大考時，他出了這麽一個問題讓舉子們論述：“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


王安石聞訊，很不高興。他認為，蘇軾列舉曆史上的一些獨斷專行的人，實是在諷刺自己受神宗寵信而專權擅政，遂指使禦史謝景溫上奏神宗，說蘇軾以試題謗訕朝政。蘇軾自知在中央已經呆不下去了，隻好請求補外，到杭州做通判（相當於杭州市政府的副市長）。應該說，這是蘇軾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禍，也是“烏台詩案”的序曲。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由徐州知州改任湖州知州。蘇軾在杭州、湖州任職期間，朝中“變法派”（亦稱“新黨”）與“保守派”（亦稱“舊黨”）之間的鬥爭日益激烈。由於宋神宗本人就屬於“變法派”，所以朝中的“變法派”都是實權派，他們正苦思打敗“舊黨”的理由，以搬去變法路上的那些絆腳石。終於，他們決定通過指摘蘇軾等人的文字之過為突破口，一舉將“舊黨”從朝中清除。


仿佛是經過精心策劃和周密部署，變法派人物沈括首先發難，上疏神宗，說蘇軾詩中“詞有訕懟”，繼而監察禦史何大正（也是“變法派”）上疏，指責蘇軾知湖州時寫的謝表中的“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幾句話是“謗訕譏罵”朝廷。最初，這二人對蘇軾的構陷並未引起宋神宗的重視。


何大正的同事、禦史舒亶則仔細地研讀了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寫了一個更有份量的折子呈給神宗。


在何禦史、舒禦史的上疏仍未引起宋神宗高度重視的情況下，禦史台的主要領導——禦史中丞李定親自出馬了，他上疏說：“知湖州蘇軾，本無學術，偶中異科。初騰沮毀之論，陛下猶置之不問。軾怙終不悔，狂悖之語日聞。軾讀史傳，非不知事君有禮，訕上有誅，而敢肆其憤心，公為詆訾；而又應試舉時，即已有厭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傷教亂俗，莫甚於此。伏望斷自天衷，特行典憲。”


看來，李定羅織罪名的水平就是與何禦史、舒禦史不一般，沒有列舉蘇軾具體的罪狀，而是從宏觀上指出了蘇軾的主要罪行和對社會的危害，擺出一副替國家前途著想的樣子，實欲置蘇軾於死地。


李定固然是“新黨”成員，但他對蘇軾的攻擊，還夾雜著與蘇軾的個人恩怨。


事情是這樣的，李定在母親死後“不持母服”（即說李定在其母死後不穿孝服守孝），士大夫們都以其“不孝”而認為此人“不可用”，但王安石因李定讚同變法而重用之，李定遂成為“變法派”的重要成員。


與李定的“不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朱壽昌小時與母親離散，做官後為示孝心，竟辭官遍遊全國尋母，終於在同州與母親相會。蘇軾聞訊感慨不已，寫詩給朱壽昌雲：“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


蘇軾雖然沒在詩中批評李定“不孝”，但李定心中有鬼，認為蘇軾的詩明著讚揚朱壽昌，暗中是在諷刺自己“不孝”，竟深恨蘇軾。


之後，又有李宜之等人跳出來湊熱鬧，隨和李定、何大正、舒亶指責蘇軾“謗訕國政”。這麽多人步調一致，估計可能是“變法派”為了打擊“保守派”而設下的陰謀。


六月，神宗皇帝見多人彈劾蘇軾，便下詔令禦史台立案審查，由李定負責審問。


可見，李定之流陷害蘇軾，並非是餘秋雨所總結的因為他們嫉妒蘇軾的“文才”。李定、何大正、舒亶等人，並不因詩文著名，嚴格地講，他們算不上是餘秋雨所說的“文人”，他們隻是朝中的官僚。嫉妒蘇軾的文才，怎麽也輪不到他們。因為在蘇軾生活的時代，是個大家輩出的時代，如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黃庭堅、蘇轍、柳永、秦觀、曾鞏……就算扼殺一百個蘇軾，在文壇根本不入流的李定之流也成不了當代文豪，他們有什麽資格嫉妒大文學家蘇軾呢？


餘秋雨為了證明他的論點正確，還特意引用了蘇東坡的弟弟蘇轍的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蘇轍此言，出自宋人劉安世的《元城先生語錄》：“子由（蘇轍字子由）曰：‘……今東坡亦無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餘秋雨不知是否看到了《元城先生語錄》，竟莫名其妙地將“與朝廷爭勝耳”省略了。東坡名高不要緊，但他自恃名聲反對朝廷的路線方針政策，比那些沒有名氣的反對派的影響更大，所以宋神宗和朝中的“變法派”們就難以容忍了。可見，蘇轍此語的重心不在於東坡名高，而在於他“與朝廷爭勝”。


所以說，李定向蘇軾發難固然有挾怨報複的成分，而“變法派”利用文字之過來打擊政敵，才是蘇軾入獄的根本原因。


三

其實，宋神宗也愛惜蘇軾之才，並不想嚴懲蘇軾，但他又實在舍不得放棄這個可以將“保守派”一舉趕出中央的機會。


元豐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元1080年1月25日），宋神宗下詔，貶蘇軾為黃州（今湖北黃岡縣一帶）團練副使，相當於黃州軍分區的副司令。這是一個閑職，應該算是對蘇軾的寬大處理了。


更重要的是，反對變法的司馬光、蘇轍、黃庭堅、王鞏、王詵、李清臣、張安道、範鎮、陳襄、曾鞏、錢藻、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二十九人，因為與蘇軾有詩文往來，也受到了“牽連”，或被貶官，或受斥責。這二十九人，全被指為反對變法的“舊黨”。後來，這些反對變法的人被稱為“元祐黨人”，崇寧三年，對宋神宗頗為崇拜的宋徽宗下令在朝廷的端禮門豎起一塊“元祐黨人碑”，將司馬光、蘇軾、秦觀、王珪等615人的名字刻入石碑，道是“永為萬世子孫之戒”。可見，“烏台詩案”隻是“新黨”打擊“舊黨”的一個借口，與文人間的嫉妒實在扯不上幹係。


餘秋雨在文章中隻字不提朝中兩派的鬥爭這一前提，如果不是對這一段曆史的無知，便是對曆史的故意歪曲。作為文人的餘秋雨不認真研究史料，滿腦子是“文人相輕”，以其人之心度他人之腹，得出錯誤結論也就不足為奇了。


餘秋雨認為，蘇軾被宋神宗釋放後，來到了黃州，終於突破了小人們的“包圍圈”，所以此文題為“蘇東坡突圍”。他寫道：“這一切，使蘇東坡經曆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也使他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蒸餾和升華，他，真正地成熟了——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成熟於一場災難之後，成熟於滅寂後的再生，成熟於窮鄉僻壤，成熟於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幸好，他還不年老，他在黃州期間，是四十四歲至四十八歲，對一個男人來說，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後還大有可為。中國曆史上，許多人覺悟在過於蒼老的暮年，換言之，成熟在過了季節的年歲，剛要享用成熟所帶來的恩惠，腳步卻已踉蹌蹣跚；與他們相比，蘇東坡真是好命。”


讀到這裏，便令人感到，蘇軾在“烏台詩案”之後，已經“成熟”了，“覺悟”了，而且成熟得不算晚，前途頓時柳暗花明，“今後還大有可為”，“真是好命”！


那麽，經曆此次磨難後的蘇東坡，真的像餘秋雨興高采烈地寫的那樣，從此突破了小人們的“包圍圈”了嗎？蘇東坡以後是怎樣“大有可為”的呢？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死，反對變法的宣仁太後執政，被貶黜的守舊派大臣又紛紛被召回中央。蘇軾也被召回，任禮部郎中。不久，又被擢為翰林學士。如果餘秋雨讀史隻讀到這裏的話，完全可以得出他文中的結論。可惜好景不長。禦史趙挺之見蘇軾成了翰林學士，立即上書攻擊蘇軾：“蘇軾學術，本出《戰國策》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為問。使軾得誌，將無所不為矣！”王覿、韓川等人也趁火打劫，上書彈劾蘇軾，蘇軾不得不請求補外，出知杭州。這已是蘇軾第三次被趕出中央政府了。


沒過幾年，元祐六年（1091年），蘇東坡被召回中央任吏部尚書（相當於中央組織部長，算是高級幹部了）。是年八月，台諫官賈易又跳出來攻擊蘇軾，說蘇軾在元豐八年五月一日神宗去世時寫了一首詩表示慶幸，還說蘇軾在草擬“呂大防製”中寫有“民亦勞止”之詞，並引用周厲王時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賈易還指責蘇轍“早應製科，試文繆不及格，幸而濫進，與軾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於是蘇軾又被貶為穎州知州。


這一時期，雖然宣仁太後支持“舊黨”，但年輕的宋哲宗卻支持“新黨”，兩黨的明爭暗鬥仍很激烈。


元祐八年（1103年），“舊黨”保護神宣仁太後去世，支持變法的宋哲宗親政，重新起用“變法派”，打擊“保守派”，史稱“元祐更化”。變法派人物章惇被哲宗任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郎，成為“宰相”之一。蘇軾曾贈給章惇一首詩，章惇卻認為詩中含有挖苦、諷刺意味，遂懷恨在心。


此時，趙挺之再次跳出來，仍以蘇軾在呂惠卿“製詞”中引用的“民亦勞止”一詞，硬說蘇軾是“謗訕先帝”。禦史來之邵在朝中與趙挺之一唱一和，要求處分蘇軾，章惇便將蘇軾罷為知英州軍州事，撤銷蘇軾的端明、翰林二學士銜。這是蘇軾第五次被貶，借口仍是文字之過。


蘇軾還未趕到英州赴任，朝廷的貶官令又至：撤銷其左承議郎之職，改任寧遠節度副使，責令其到惠州（今廣東惠陽縣）居住。


在惠州，蘇軾曾詠《食荔枝》詩：“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枝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表現得非常達觀。


大概章惇等人認為蘇軾在惠州日日吃荔枝，日子太舒服，又以蘇軾在一篇訓詞中有“誣詆”字句為由，於紹聖四年（1097年）再貶之為瓊州（亦名儋州，今海南島）別駕，令其至島上的昌化軍中居住。這是蘇軾的第七次被貶，也是最後一次。


章惇等人還指示瓊州的地方官：不得賃房子給蘇軾住。蘇軾隻好買地造屋。島上的土著居民都很勤勞善良，紛紛來幫忙。於是，蘇軾與小兒子蘇過就在這裏安下家來，此時，蘇軾已入花甲之年，垂垂老矣。


東坡曾寫了二十四個字概括了自己飽經坎坷、備受流離之苦的一生：“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係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在瓊州住了三年後，至元符三年（1101年），宋哲宗趙煦病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蘇東坡被召北還。當他行至常州時，一病不起，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六歲。

他一生都沒逃脫小人們的不斷迫害，談何“突圍”？這難道就是餘秋雨所說的“蘇東坡真是好命”？


四

看來，餘秋雨不僅對“烏台詩案”的成因一知半解，對此後蘇軾的命運更是茫然無知。很可能他隻找來一些蘇東坡入獄的資料，看到蘇東坡被貶黃州為止，以後的史實就不去管他了。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蘇軾是什麽時候才取號“東坡居士”的。


餘秋雨在文章中稱蘇軾為蘇東坡，並無不可，但蘇軾在被貶黃州之前，還沒給自己取“東坡居士”這個雅號，他是被貶到黃州後，在當地的百姓的幫助下築室於山間東坡，才自號“東坡居士”的。


而餘秋雨在寫到蘇軾入禦史台獄時，已經被人稱作“蘇東坡”了。如餘秋雨寫王珪對皇帝說：“蘇東坡對皇上確實有二心。”寫太皇太後為蘇軾講情：“用不著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蘇東坡一人就夠了！”吳充對宋神宗說：“曹操猜忌心那麽重還容得下禰衡，陛下怎麽容不下一個蘇東坡呢？”李定對同僚說：“蘇東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詩文，審問起來都記得清清楚楚！”……其實，當時的蘇軾本人還不知道自己叫“蘇東坡”呢！餘秋雨可以稱蘇軾為“蘇東坡”，但不能在蘇軾還沒給自己取號“東坡居士”的時候，就通過王珪、太皇太後、吳充、李定等人之口稱他為“蘇東坡”。

這就如電視劇《康熙王朝》中的孝莊太皇太後自稱“我孝莊……”一樣，“孝莊”是其死後康熙帝為之加的諡號，她生前怎麽知道她的諡號是“孝莊”呢？

在文章的最後，餘秋雨以其特有的“大文化散文”筆調寫道：“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顏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勃鬱的豪情發過了酵，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湍急的細流匯成了湖，結果－－引導千古傑作的前奏已經鳴響，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黃州，《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馬上就要產生。”

“勃鬱的豪情發過了酵，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怎麽讀起來令人總感到有些詞不達意呢？

“引導千古傑作的前奏已經鳴響，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黃州”，怎麽讀起來令人總感到有些虛張聲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