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前，與朋友們乘車去了位於新加坡楊厝港培立道和泉合道的交界的新加坡日本人墓園。那個地方不是太好找。七扭八拐地才到達。第一眼的感覺是，陰森森的墓園和圍牆外光彩鮮豔的別墅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讀過餘秋雨的文化苦旅的人應該有印象，新加坡有一個日本人墓地，埋葬了客死他鄉的日本人，有醫生、牧師、文學家，慰安婦，還有日本軍人和戰犯。功過都是前世，由人評說；客死他鄉確是一生的痛了。
墓園中的墓碑大體分為6片，5片靠東朝西，1片靠西朝東。在著6片墓碑之中，竟沒有一塊麵向北方，沒有一人在死後望望故鄉的方向。
除了幾聲鳥的低啼和偶爾傳來的遠處的犬吠。這樣一個曾經把整個亞洲都攪得混混沌沌，不得安寧的民族，這樣一個用自己的殘暴和血腥給整個亞洲帶來深厚和沉痛災難的民族，它的士兵在死後竟能享受到如此的清幽與安靜。
先來到西麵的那一片碑，碑文很清楚。‘納骨一萬餘體’工工整整的刻在碑上。這是日文麽？竟與漢字沒有甚至一筆一劃的區別。這座碑下有一個一平方米左右的突起，這一萬餘體的日本兵就是應該埋在這個稍稍突起的墓中了。
他們之中或許有嗜血成性的惡魔，也或許有被迫踏上異鄉卻不願殺人的善良的日本青年，也或許有因為殺人而悔恨到生命結束的普通士兵。但，在這一刻，在這塊碑下，他們都變得一樣了。在這塊碑的左前方，豎著另一塊刻著工整碑文的墓碑：殉難烈士之碑。這塊碑餘秋雨先生在20年前也是見過的，隻不過當時沒有墓碑的說明，所以餘先生並不知道碑文中的烈士指的是什麽人。這塊碑是為了在日本投降後，集體自殺的日本兵所設立的，具體有多少人埋在這裏，可能誰也無從得知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碑文上“烈士”這個詞感到了不舒服，可能任何一個中國人在看到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日本兵時都會感到不舒服。竟是些自殺的日本兵，日本戰敗會給他們帶來這麽重的打擊麽？這是一個怎樣的民族，信念的力量在這個民族中的竟如此巨大，大到當信念瞬間崩塌的時候連生命的意義也失去，即使是那個他們堅持的信念是自私的，是邪惡的。
離開了墓園西麵，麵向東麵是四片成田字型排列的墓碑區。這幾片墓碑中，是些信女，信士，和一些來新加坡的日本貴族的墓碑，也夾雜這一些日軍低級將領的墓碑。
當然還有數量很多但最不起眼的矮矮的，甚至連碑文都沒有的石碑，這些是日本妓女的墓碑。
在東麵這四片碑群裏，等級製度顯現的尤為突出。那些日本貴族的墓往往是被一圈石欄圍起來，墓碑則立在石欄的正中，用基層墊高起來。信女和信士則是大多沒有石欄，隻是被幾塊基石墊起。
隻有走進墓碑群中，蹲下身子，才會看清那些還不到人的膝蓋高的墓碑。這些墓碑大部分都沒有碑文，據說是當年漂洋過海來到新加坡的日本妓女的墓。她們是有名字的，隻是不會有人關心那些名字，甚至是連為她們立碑的人都不會去關心她們的名字。她們，連同她們沒人關心的名字，連同她們沒人關心的生活，連同她們沒人關心的過去，一齊被埋了起來，不再有人知道。隻是也許她們自己都沒有想到，生前從沒站過隊列，死後卻像軍人一樣整整齊齊地和那些士兵，那些軍官立在一起。
寺內壽一是這個墓園中官職最大的軍人了。他的墓在所有墓群的東麵一些，不屬於任何一個墓群，也不和任何一個碑並排。仿佛是站立在眾多隊列整齊的日本兵之前，掃視之自己的部隊。盧溝橋事變後，他擔任華北方麵軍總司令，從北平沿著山西，陝西一路打到了甘肅境內。一下子就切掉了中華民族的半壁江山，在日軍中是何等的威風。此時，他葬的地方不是撒滿櫻花的富士山腳。這個日本人敗給了中國人民，敗給了反法西斯聯盟，也敗給了曆史。這樣一個給中國人民帶來深厚苦難的日本人，沒有死在中國憤怒的國土，也沒有被安葬在故鄉。卻隻能在一個於自己不相幹的陌生國度帶上數百甚至數千年。
墓園的最東麵有一座更加孤獨的墓碑，裏麵葬的是一個日本文人，二葉亭四迷。墓園中唯一一座文人的墓碑，碑文是用與其他任何墓碑都不相同的字體刻的。不再方正，不再刻板，而是一些婉轉卻不怎麽柔美的線條，仿佛每一筆都是無盡的怨恨與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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