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傳教士的罪惡行徑



作者原按:至今,仍然有不少精英用最惡毒的語言辱罵義和團運動。精英們隻是“曝光”了拳民們宰殺基督教傳教士和基督徒的故事,而對基督教傳教士和基督徒的罪惡言行一直諱莫如深;為了還原曆史真實,故提供如下原始資料,供有正義感的華夏子孫參考。


鼓動鴉片戰爭的傳教士——裨治文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一1861),1829年9月自神學院畢業,成為美國基督教美部會(後稱公理會)派往中國的第一位美國傳教士,奉命到中國向“那眾多的人民”傳播“福音”,並及時報告有關中國社會的各種狀況。
  裨治文於1830年2月15日到達廣州。當時,在廣州的外國傳教士隻有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一人。早在裨治文離開美國前,上級就要求他凡事向馬禮遜請教(組織嚴密吧)。裨治文到廣州後,立即拜馬禮遜為師學習漢語,並執行相應的指令。

1832年5月起,根據馬禮遜的要求,裨治文開始主編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譯作《中國叢報》,又譯作《中國文庫》,辦刊的鈔票由廣州的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奧立芬提供。(1833年來華的美國教士衛三畏也加入其中)

自此至1851年12月約10年間,《中國叢報》共出版20卷(每月1期,每年1卷),刊載了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麵的調查資料,乃至鴉片戰爭時期中國官方的活動。

鴉片戰爭之前的幾年間,《中國叢報》使出吃奶的力氣,研究、論證了中國軍事力量不堪一擊,積極鼓吹對中國發動戰爭:“如不(對中國)使用武力,就沒有一個政府與之保持體麵的交往”,“采用低聲下氣的請求,我們必將一無所獲;倘若我們希望同中國締結一項條約,就必須在刺刀尖下命令它這樣做,用大炮的口來增強辯論”。

這些耶穌的弟子們公開宣稱:“我們是主張采用有力的果斷措施的鼓吹者”。

這,就是這位傳教士的真實麵目。

傳教士的祖師爺---馬禮遜

  鴉片戰爭前後,第一個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是靠英國東印度公司吃飯的。千裏迢迢來中國的原因,用他們自己的話:“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

  馬禮遜(R0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國倫敦會傳教士,1807年1月8日被授為牧師,1月31日搭乘美國同孚洋行老板奧立芬的三叉號鴉片走私船,當年(嘉慶十二年)9月7日到達廣州。

  馬禮遜到達中國後,因努力學習漢語,1809年,當上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辦事處漢文翻譯,年俸500英鎊(高薪啊,當時在英國,年薪200英鎊已是非常了不得),同時傳教。由於清朝禁絕傳播洋教,他便以馬六甲為據點,翻譯出版《新約全書》、《新舊約全書》等書,成為將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義介紹給中國的第一人,他還編輯《華英字典》,出版漢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

  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7月,英國派特使阿美士德來中國,到北京覷見皇帝,馬禮遜任漢文翻譯隨行同到北京,被東印度公司的經理稱為“此行的主要人物”。1833年(道光十三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署成立,第二年英國第一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來華。英國國王特任命馬禮遜為律勞卑的中文秘書兼翻譯官,“年俸一千三百英鎊,可以穿上副領事的製服,綴上皇家的領扣”。為律勞卑忙前跑後,“馬禮遜做了許多翻譯的工作”,因積勞成疾,於8月1日死於廣州。

  馬禮遜任東印度公司的中文譯員長達25年,多次建議英國政府在中國自設法庭;在參加英國對華外交談判中,把宗教、經濟、政治與文化教育打包在一起,積極推動宗教為侵略服務的方針。作為近代基督教傳教士的祖師爺,馬禮遜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美國傳教士——伯駕

  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亦譯作巴駕或派克。美國傳教士兼外交官。1834年6月1日在紐約長老會教堂被任命為傳教醫生,10月受派廣州,成為基督教派到中國的第一個傳教醫生。

1838年2月21日,在大毒梟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支持下,“中華醫藥傳教會”在廣州成立,東印度公司哥利支醫生任會長,伯駕任副會長。洋和尚也坦白道,他們辦醫院,目的有二:一是將醫學科學“移植於中國可能產生有益的效果”二是“將可以從這個方法搜集情報,這將對傳教士和商人都有極高的價值”。
  伯駕積極地、公開地鼓吹侵略中國。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期間的1841年1月,伯駕急不可耐地專門回到美國拜訪時任美國總統凡·勃俊和國務卿福西瑟,提出“立即派遣全權公使逕駐道光的宮廷”。隨後,又拜訪新任總統約翰.泰勒和國務卿韋伯斯特,並策動曾任美國總統的亞達姆斯作為美國的專使來華。

當年11月伯駕從美國返抵廣州後,發現有“足夠的證據可證明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更是催促美國政府趕緊來中國趁火打劫。由於伯駕等人的鼓動,1843年夏天,美國派顧盛為專使的來華。在1844年7月簽訂中美《望廈條約》時,伯駕既當顧盛的譯員,又是顧盛當謀士,成為顧盛的左膀右臂。

因功勞卓著,1845年至1855年,伯駕任美國駐華使館頭等參讚,並三次代理公使職務。1855—1857年,他正式出任美國駐華公使。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他又主張美國出兵侵占台灣島。

1857年8月伯駕卸任回國,1879年後在美國任《中國醫務傳教會》會長。

鴉片戰爭的禍首---馬儒翰

  馬儒翰(JohnRobert Morrison,1814-1843),馬禮遜的長子,又稱為小馬禮遜或秧馬禮遜,1814年生於澳門。1830年(道光十年)十六歲時就在廣州為英國商人作翻譯。1832年編成《英華行名錄》,1833年著《中國商務指南》,創辦《福音傳道師》雜誌。

1834年,馬禮遜死後,他子承父業,繼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處中文秘書兼翻譯官,因為缺德的冒煙,被林則徐看做“最壞的人”。

他熱心傳教事務,但最關心的是英國的國家利益,使出吃奶的力氣參加英國侵華活動。

1840年(道光二十年)7月,他與義律乘英國艦艇到達天津大沽口,與琦善談判;1841年1月,參與迫訂《穿鼻草約》的談判。

在以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攻打中國過程中,他自始至終為璞鼎查出謀劃策,這位傳教士的嘴臉暴露得淋漓盡致!

在英軍進入長江口後,他知道長江沿岸清軍防禦空虛,積極鼓動深入作戰;

到了京口,他以種種卑鄙下流的手段,強索白銀60萬兩;

到了南京,他威脅英軍將要入城就食,索取“軍餉”300萬兩;

在南京條約談判簽署過程中,他“來往傳說”,以汙穢傲慢言語威逼恫嚇清廷,為英軍撈取利益;

條約簽訂後,他同璞鼎查到定海、廈門等地,所到之處,大做文章,進行經濟、軍事和政治敲詐訛詐。

1842年,他獲得了回報:被任命為香港立法行政委員會委員兼香港殖民政府秘書。不過,老天有眼,1843年,這惡棍便因瘧疾死於香港,終年29歲。

對此,璞鼎查傷心不已,說這是“國家的一大災難”。

侵華惡棍、鴉片販子、德國傳教士---- 郭實臘

郭實臘(Gtzlaff,Karl Friedrich August)(1803~1851),又名郭士臘、郭士立,德國基督教傳教士。此人智商很高,精通多種語言,包括中國多種方言,但是道德極差,典型的缺德。

他利用自己精通漢語、信息準確的優勢,積極參與販賣鴉片,為鴉片販子們提供各種有償服務。有個鴉片販子說:“我為郭士立的三天時間付了1000美元”。以至於大鴉片販子威廉·查頓專門要求手下與他合作:“你將很高興就與改變自己的有關的所有問題與郭士立博士商量,他在語言及中國人的特點方麵的廣博知識,對你製訂及實施計劃很有益處。為了我們的利益,我們要很好地意識到合作雙方的熱情”。

1831年,他到澳門任英國東印度公司翻譯,曾七次航行中國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販賣鴉片並在“阿美士德”間諜船上活動,同時散發宗教書刊。因撰寫《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內容涉及從廣東沿海到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宣稱“沒有什麽東西比我們架置妥帖的大炮更能激起他們對我們的尊敬,它無聲的語言對我們更有用,勝過德摩斯梯尼最出色的辯論。”引起西方侵略者的關注和欣賞。

為了實現侵略中國的目的,1832年,他與胡夏米一行78人乘坐“阿美士德”號船從澳門出發,沿途經過南澳島、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威海衛等地,複折往朝鮮、琉球,而後回到澳門。他們一麵掌握各地的現實情況,一麵測量沿途的河道、河灣、繪製航海地圖等,為英軍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情報。

1835年,他擔任英國對華商務監督的漢語秘書職務。1839年9月5日,他直接參與挑起九龍之戰。

鴉片戰爭爆發後,他以翻譯的身份積極參與了全過程。英軍進攻定海,他利用以前在沿海水域和港口城市的經驗,參加偵察探險隊,搜集清軍布置、軍事設施等情報。他加入了第一批登陸部隊,隨身帶來了安民告示,被任命為定海知縣,向中國人民發號施令。他繼續跟隨英軍,在英軍占領的寧波等地做民政官。

1842年,他參加了《南京條約》的最後談判和多次談判會議。

戰爭結束後,他又做了8年香港駐華商務總督的秘書,直至1851年病死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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