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了選擇性失憶症的中國近代曆史
我們不應該遺忘日本侵占中國期間滅絕人性的行為，我們要子孫後代記住，一個民族不進步就會挨打。
我從資料中查到，小小的新加坡，日占期間大屠殺就殺死了10萬民眾，又親耳聽到老人家講述，日本人進入新加坡的時候，用機槍不管老少一片掃射，把抓到的澳洲士兵的手皮片掉，然後綁在一起，三天後解開繩索，雙手已經長在了一起，我把這些講給兒子聽。我在電視上看到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暴行，我強迫兒子看這些節目，盡管這些事對兒童是不適宜的。
然而，那些發生在祖國大地上的另一些屠殺，毀滅，饑餓，恐怖以及種種悲慘的故事我卻無法講給兒子，我無法用對他解釋那些事情發生的原因。
是的，另一些悲慘的故事。圍困長春的時候整整圍了一年，僅僅紅熙街(後名紅旗街)上就餓死了20萬人，講述這段曆史的老人自己四個孩子餓死了三個，他認識的鄰居一家家的餓死(鳳凰電視台魯豫有約節目)。
為什麽不準老人婦女和孩子出城，讓他們出來真的就會威脅到戰爭的勝負嗎？誰勝誰負對老百姓有多大的關係，值得讓他們付出全家人的生命嗎？每當有人喊出對台灣開戰，用生命保衛朝鮮的時候我就毛骨悚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老人的含淚的苦笑。
是的，很多悲慘的故事，土改的時候一些人因為擁有土地就被抓起來，隨意被槍斃，吊打，沒有任何法律，也不需要什麽審判程序。隻要指控他們是地主富農，就可以隨意處置他們，他們的房產被沒收，他們的兒女被歧視。每當有政治運動，都要被拉出來批鬥，如果某人某天不順氣，也隨時可以拿他們出氣。所有的罪過就是他們擁有財富。
這些財富是怎麽來的呢？是否巨額財產來曆不明呢，是否比今天的貪官汙吏不法商販的罪惡更大呢？其他地方的事情我不知道，也沒找到機會請教老人家，想必即使請教也會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在這裏我隻知道東北，東北的農民都來自山東河北一帶，他們的土地都來自對荒野的開墾。當他們來到荒無人煙的土地上，冒著割肉的北風，搭建自己的茅草屋，一小片一小片地把荒野變成莊稼的時候。他們萬萬不會想到，他們的勤勞會成為絞索套在後代的頸項上。
沒有作家敢描述這一段曆史，除了張愛玲曾經些過一篇(那時她已經在香港)，再沒人寫過，他們的悲慘，他們的呻吟，完全被遺忘了。
另一些悲慘的人叫做右派，如今右派已經不是一個被人鄙夷的名詞了，我們尊敬的朱熔基總理當年就是右派，真希望有天他也能寫一寫回憶錄，讓我們知道他身上曾經發生過的事。張賢亮曾經寫過一本<<習慣死亡>>，就是描寫右派們的勞改生活。
一麻袋一麻袋的摸起來圓圓的像是大蘿卜，張賢亮以為可以偷吃，解開一看都是死屍，餓死的右派們。
文革期間的屠殺與暴虐，賈平凹也曾經描寫過，一排排的人被穿上鎖骨，在長江裏站成一排，接受子彈的掃射。
遠的先不說，還是說說我身邊發生的事吧，我最好的朋友阿美的父親是學校當年的黨委書記，那時她隻有五歲，上邊有四個哥哥。她母親的一位女同事帶著一群學生，當著阿美的母親和這5個年幼孩子的麵，用棍棒活活打死了阿美的父親。這位女同事後來也是我的同事，一個很友善關心別人的老太太，我就是不明白她當年是怎麽忍心下的毒手，不管她如何友善我都從心底裏憎惡她。
我們樓上的楊校長今年大概快80歲了，學校裏的校長換了很多任，他是學校裏最早的校長。他的大兒子現在在國外工作，據說夫妻倆都是博士。然而他的小兒子是個傻子，四十幾歲的人了，每天站在樓門口向過往的人要煙抽。小兒子就是九歲那年，學生們到家裏毒打楊校長，一個聰明伶俐的九歲的孩子就這樣被活活嚇傻了。
那個傻子前兩年死了，楊校長的老伴最近也過世了，我暗自慶幸傻子死在母親的前麵，不然一個年邁的母親如何暝目，她如何放心得下她的傻兒子。
母親曾經講述過樓上一位上海教授文革期間跳樓的事，90年代他的後人見到學校裏的人卻沒有問起他的骨灰，母親歎息兒女的無情。我暗想都那麽久了，他們大概也清楚問也是白問。
我們的曆史是清白的，我們每個人純潔得好像天使。那些暴行與我們無關，沒有人研究文革期間到底死了多少人。鳳凰台訪問魯豫有約的時候，周恩來的侄女提到，蒙古的內人黨冤案牽扯37萬多人，致殘8萬多人，致死1萬多。當年因為她寫信給周恩來，才解救了其他被施暴的人們，我們還得感謝周恩來的侄女，不知道那些沒有達官貴人的親朋好友的省市命運如何。我們的曆史一向是英雄的曆史，這麽多人的苦難造就了一個青天大老爺的形像。
沒有人為他們抱不平，難道隻是因為他們死於中國人之手嗎？“你們的文革是怎麽回事？”稍懂點中華文化的新加坡人這樣問，我無言以對，在不同環境裏長大的華人，怎樣能理解同一個民族之間互相的暴虐。
我到底曾經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裏，為什麽我以前把這些視為理所當然？是否因為我生活在期間就變得麻木不仁？什麽原因使人喪失了人性，對另一些同胞如此暴虐呢？
姥爺在世的時候經常講起60年代他在北京街頭看到的一件事，一個從飯店裏出來的人吐了，另一個人捧起地上的穢物就吃。
怎樣的饑餓才能使人失去了尊嚴和廉恥心呢？他該被指責嗎？還是那些製造這場饑荒的人該被指責？
我相信那從飯店裏走出的人和處於饑餓中的人對那段曆史的看法是不同的，就象我毫不奇怪文革期間呼風喚雨的人(或者他們的父輩)會懷念那段時光一樣，他們至今青春無悔。
製造災難的人，不管他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在心底深處，我都絕不饒恕。
一位可尊敬的老共產黨員對我講起60年代他在西北一帶的經曆，那時他是留在基層的幹部，他是這樣跟我說的：
走進村裏，靜悄悄的，聽不見雞叫，也聽不見狗叫，它們早已被人宰殺完畢。煙囪裏沒有炊煙，一絲聲響也沒有。
幹部們走進老百姓的家裏，炕上死人和活人一起躺著，一家人都餓得一絲力氣也沒有，摸摸親人沒了呼吸，連拖到地上的力氣都沒有，更不用說掩埋了。
灶房裏沒有柴火，水缸裏沒有水，幹部們自己找來了柴火，挑來了水，點上火，煮上麵條。端過來喂那饑餓的人，吃一個死一個。原來人極端饑餓的人腸胃能力已經非常衰弱了，不能消化麵條。
改成喂稀米湯，後來的人都救活了，他們的方法後來成了先進經驗，使後來很多人沒因為吃麵條死掉。
“就是餓死那麽多人，也不準說有饑荒，更別說餓死人了，誰說了撤掉誰，當時的最高領袖完全清楚這些情況，就是不準有人說出來。”
“你為什麽不把這些寫出來，這些都是曆史，你不寫，將來的人就不會知道。”我想起網上有人說六十年代根本不曾有過餓死人的事。
“寫那些幹啥，都是過去的事了。”老人淡然地說。
“那時的老百姓太老實了，就是餓死也不會造反，擱現在早造反了。”老人又說。
這就是中國的老百姓，輕如草芥，無聲無息。沒有任何曆史記載他們，隻是國家60年到62年期間人口統計數字中，無緣無故地少了四千萬。
03年12月4日
我們不應該遺忘日本侵占中國期間滅絕人性的行為，我們要子孫後代記住，一個民族不進步就會挨打。
我從資料中查到，小小的新加坡，日占期間大屠殺就殺死了10萬民眾，又親耳聽到老人家講述，日本人進入新加坡的時候，用機槍不管老少一片掃射，把抓到的澳洲士兵的手皮片掉，然後綁在一起，三天後解開繩索，雙手已經長在了一起，我把這些講給兒子聽。我在電視上看到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暴行，我強迫兒子看這些節目，盡管這些事對兒童是不適宜的。
然而，那些發生在祖國大地上的另一些屠殺，毀滅，饑餓，恐怖以及種種悲慘的故事我卻無法講給兒子，我無法用對他解釋那些事情發生的原因。
是的，另一些悲慘的故事。圍困長春的時候整整圍了一年，僅僅紅熙街(後名紅旗街)上就餓死了20萬人，講述這段曆史的老人自己四個孩子餓死了三個，他認識的鄰居一家家的餓死(鳳凰電視台魯豫有約節目)。
為什麽不準老人婦女和孩子出城，讓他們出來真的就會威脅到戰爭的勝負嗎？誰勝誰負對老百姓有多大的關係，值得讓他們付出全家人的生命嗎？每當有人喊出對台灣開戰，用生命保衛朝鮮的時候我就毛骨悚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老人的含淚的苦笑。
是的，很多悲慘的故事，土改的時候一些人因為擁有土地就被抓起來，隨意被槍斃，吊打，沒有任何法律，也不需要什麽審判程序。隻要指控他們是地主富農，就可以隨意處置他們，他們的房產被沒收，他們的兒女被歧視。每當有政治運動，都要被拉出來批鬥，如果某人某天不順氣，也隨時可以拿他們出氣。所有的罪過就是他們擁有財富。
這些財富是怎麽來的呢？是否巨額財產來曆不明呢，是否比今天的貪官汙吏不法商販的罪惡更大呢？其他地方的事情我不知道，也沒找到機會請教老人家，想必即使請教也會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在這裏我隻知道東北，東北的農民都來自山東河北一帶，他們的土地都來自對荒野的開墾。當他們來到荒無人煙的土地上，冒著割肉的北風，搭建自己的茅草屋，一小片一小片地把荒野變成莊稼的時候。他們萬萬不會想到，他們的勤勞會成為絞索套在後代的頸項上。
沒有作家敢描述這一段曆史，除了張愛玲曾經些過一篇(那時她已經在香港)，再沒人寫過，他們的悲慘，他們的呻吟，完全被遺忘了。
另一些悲慘的人叫做右派，如今右派已經不是一個被人鄙夷的名詞了，我們尊敬的朱熔基總理當年就是右派，真希望有天他也能寫一寫回憶錄，讓我們知道他身上曾經發生過的事。張賢亮曾經寫過一本<<習慣死亡>>，就是描寫右派們的勞改生活。
一麻袋一麻袋的摸起來圓圓的像是大蘿卜，張賢亮以為可以偷吃，解開一看都是死屍，餓死的右派們。
文革期間的屠殺與暴虐，賈平凹也曾經描寫過，一排排的人被穿上鎖骨，在長江裏站成一排，接受子彈的掃射。
遠的先不說，還是說說我身邊發生的事吧，我最好的朋友阿美的父親是學校當年的黨委書記，那時她隻有五歲，上邊有四個哥哥。她母親的一位女同事帶著一群學生，當著阿美的母親和這5個年幼孩子的麵，用棍棒活活打死了阿美的父親。這位女同事後來也是我的同事，一個很友善關心別人的老太太，我就是不明白她當年是怎麽忍心下的毒手，不管她如何友善我都從心底裏憎惡她。
我們樓上的楊校長今年大概快80歲了，學校裏的校長換了很多任，他是學校裏最早的校長。他的大兒子現在在國外工作，據說夫妻倆都是博士。然而他的小兒子是個傻子，四十幾歲的人了，每天站在樓門口向過往的人要煙抽。小兒子就是九歲那年，學生們到家裏毒打楊校長，一個聰明伶俐的九歲的孩子就這樣被活活嚇傻了。
那個傻子前兩年死了，楊校長的老伴最近也過世了，我暗自慶幸傻子死在母親的前麵，不然一個年邁的母親如何暝目，她如何放心得下她的傻兒子。
母親曾經講述過樓上一位上海教授文革期間跳樓的事，90年代他的後人見到學校裏的人卻沒有問起他的骨灰，母親歎息兒女的無情。我暗想都那麽久了，他們大概也清楚問也是白問。
我們的曆史是清白的，我們每個人純潔得好像天使。那些暴行與我們無關，沒有人研究文革期間到底死了多少人。鳳凰台訪問魯豫有約的時候，周恩來的侄女提到，蒙古的內人黨冤案牽扯37萬多人，致殘8萬多人，致死1萬多。當年因為她寫信給周恩來，才解救了其他被施暴的人們，我們還得感謝周恩來的侄女，不知道那些沒有達官貴人的親朋好友的省市命運如何。我們的曆史一向是英雄的曆史，這麽多人的苦難造就了一個青天大老爺的形像。
沒有人為他們抱不平，難道隻是因為他們死於中國人之手嗎？“你們的文革是怎麽回事？”稍懂點中華文化的新加坡人這樣問，我無言以對，在不同環境裏長大的華人，怎樣能理解同一個民族之間互相的暴虐。
我到底曾經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裏，為什麽我以前把這些視為理所當然？是否因為我生活在期間就變得麻木不仁？什麽原因使人喪失了人性，對另一些同胞如此暴虐呢？
姥爺在世的時候經常講起60年代他在北京街頭看到的一件事，一個從飯店裏出來的人吐了，另一個人捧起地上的穢物就吃。
怎樣的饑餓才能使人失去了尊嚴和廉恥心呢？他該被指責嗎？還是那些製造這場饑荒的人該被指責？
我相信那從飯店裏走出的人和處於饑餓中的人對那段曆史的看法是不同的，就象我毫不奇怪文革期間呼風喚雨的人(或者他們的父輩)會懷念那段時光一樣，他們至今青春無悔。
製造災難的人，不管他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在心底深處，我都絕不饒恕。
一位可尊敬的老共產黨員對我講起60年代他在西北一帶的經曆，那時他是留在基層的幹部，他是這樣跟我說的：
走進村裏，靜悄悄的，聽不見雞叫，也聽不見狗叫，它們早已被人宰殺完畢。煙囪裏沒有炊煙，一絲聲響也沒有。
幹部們走進老百姓的家裏，炕上死人和活人一起躺著，一家人都餓得一絲力氣也沒有，摸摸親人沒了呼吸，連拖到地上的力氣都沒有，更不用說掩埋了。
灶房裏沒有柴火，水缸裏沒有水，幹部們自己找來了柴火，挑來了水，點上火，煮上麵條。端過來喂那饑餓的人，吃一個死一個。原來人極端饑餓的人腸胃能力已經非常衰弱了，不能消化麵條。
改成喂稀米湯，後來的人都救活了，他們的方法後來成了先進經驗，使後來很多人沒因為吃麵條死掉。
“就是餓死那麽多人，也不準說有饑荒，更別說餓死人了，誰說了撤掉誰，當時的最高領袖完全清楚這些情況，就是不準有人說出來。”
“你為什麽不把這些寫出來，這些都是曆史，你不寫，將來的人就不會知道。”我想起網上有人說六十年代根本不曾有過餓死人的事。
“寫那些幹啥，都是過去的事了。”老人淡然地說。
“那時的老百姓太老實了，就是餓死也不會造反，擱現在早造反了。”老人又說。
這就是中國的老百姓，輕如草芥，無聲無息。沒有任何曆史記載他們，隻是國家60年到62年期間人口統計數字中，無緣無故地少了四千萬。
0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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