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乍看起來頗為聳人聽聞。我想說的是，過去數十年來，中國以新加坡為師，全麵學習其治理國家的經驗，並非全不足取，但在某些重要領域學了壞榜樣，讓中國誤以為某些成功經驗可以完全複製到中國而不會引起任何不適。最近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登了該報記者何惜薇的文章，引用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 Vogel）新著《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指鄧小平對新加坡的訪問堅定了其實施改革的信念和決心，中國從此派出大量公職人員前往新加坡學習其治國經驗。 根據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王賡武教授的分析，鄧小平之所以動心派員到新加坡學習，是因為“新加坡重視政府推動經濟發展又善於利用國際市場的做法，刺激了鄧小平的想法。”或許起初隻是學習經濟因素鼓動了中國領導人的學習熱情，但在隨後三十餘年裏，中國接二連三派出各個級別和層麵的人到新加坡學習，可以說新加坡治理國家的模式深深影響了中國官員隊伍，也使他們在自覺不自覺之中模仿其治理模式，帶動中國走新加坡道路。 而所謂的新加坡道路是什麽呢？我認為，包含了以下要素： 一是仰賴精英領袖的家族式領導。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奠基人，他自然是這個家族的老家長，現在這個棒子傳給了其兒子李顯龍，而在兩位家長的周圍，不論是不是姓李，那些圍在他們身邊的人，都可謂家族成員。而這個家族的載體則是現代形式的政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人民行動黨被緊緊圍繞在家族領袖身邊的核心團隊掌控，以維持對國家的長期統治。這樣的執政模式，特別依賴兩點，一是領袖個人素質，二是核心團隊的團結，隻要這兩點不出問題，新加坡的家族式統治將會繼續。用一句已經不時興的時髦話說就是新加坡實行的是“開明專製”政治模式。 二是企業化的經濟治理模式。整個新加坡就像個龐大的企業，而政府總理就相當於CEO。在新加坡唯一看上去像國家的架構是在總理之上，還有一位虛位總統作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新加坡的經濟是很成功的，在老CEO李光耀和新CEO李顯龍的治理下，新加坡經濟獲得了蓬勃發展，穩居亞洲四小龍的位置，並成為所謂的第一世界國家。新加坡企業化的經濟治理模式還體現在，CEO家族成員絕對控股新加坡這個“大企業”，李光耀家族以及他周圍的核心團隊成員家族成員控製了新加坡的經濟命脈，他們對新加坡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保證了李光耀家族長期統治的堅實基礎。 三是獨立的反貪汙調查機構。新加坡的反貪經驗舉世聞名。它擁有獨一無二的反貪汙調查局，它的權力獨立而且很大，據聞李光耀、李顯龍父子都曾受到過該局的指控。而實際上李光耀家族控製了新加坡經濟，客觀上也使他們完全不必通過腐敗獲取物質好處。換句話說，雖然新加坡的反貪汙調查局權力很大，理論上可以對任何人進行調查。但對新加坡的核心執政團隊來說，則如同虛設，因為這些人都掌握了新加坡的絕對控股權，因此無須腐敗。
從過去幾十年來看，李光耀一手創立的製度是基本穩定的，除了近期選舉中失利，部分席位為人取代之外，在可預見的未來，新加坡依然會在其家族的控製下發展。
中國過去三十餘年來學習了新加坡搞經濟、對外開放的經驗，學習了新加坡依托現代政黨的家族式統治模式，也學習了其反貪“經驗”----將核心團隊排除在外的反貪模式。
但中國與新加坡不同的是，中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而新加坡地域狹小、人口很少，新加坡實際上是個城邦國家，這使其實施家族式統治具備了基本條件：在這樣一個國家，可以進行企業化管理；可以仰賴於具有現代意識的政治人物的引領。而且，新加坡也實行了民主，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通過人民選舉執政，這為其家族統治披上了合法性外衣。
但中國不同，中國就不能以仰賴精英領袖的家族式統治維持長治久安，也不能實行與家族企業管理模式相似的國家資本主義，也不能將反腐定位於執政核心團隊之下。正如鄧小平曾經說過的，“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麵，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中國所走的道路處處帶有新加坡的痕跡，這是因為我國這麽多年都在削足適履，學習這個城邦國家。從長遠看，新加坡經驗會害了中國。
相反，作為一個龐然大物，中國除了學習新加坡搞經濟的做法之外，應該學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建立以民主政治為基礎的穩定的政治架構，建立一個現代法治國家。依靠法律製度，依靠民主政治，依靠人民的主體性和創造性，推動國家持續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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