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已經故去十二年了，一直惦記著寫點兒東西紀念她。
姐姐是父母的第一個孩子，從小備受家人的關注和嗬護。在母親眼中，姐姐是最聰明最漂亮的。母親總是用心地打扮姐姐，給姐姐梳長辮子，而把我的頭發剪得短短的。家裏的相冊裏大部分是姐姐的照片，哥哥和我的照片加起來也找不到幾張。
全家五口人都是A型血，母親說我們屬於鏈球菌易感染群體，更容易罹患上呼吸道感染疾病。姐姐曾因扁桃體反複發炎而做了手術，在北京市兒童醫院摘掉了兩側的扁桃體。姐姐還得過傳染病白喉，若非母親及時地把她送到醫院救治，恐怕會危及生命。
盡管母親始終都說姐姐是聰明的，可是她的學習成績卻不大好。姐姐不喜歡語文和算術，她偏愛美術，音樂和體育。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姐姐因患白喉耽誤了一些課程留了一級。小學畢業時姐姐的考試成績也欠佳，勉強地考進了錄取分數線是六十幾分的男女生混合學校。
姐姐喜歡長跑，曾考人位於什刹海的北京市業餘體校田徑隊。被田徑隊淘汰以後，她又想學美術，在數理化的作業本上到處畫畫，學校老師因此建議姐姐轉學去美術中專。父母沒有采納老師的建議，仍希望姐姐能接受大學教育，等到高中畢業以後再去報考美術學院。遺憾的是姐姐尚未畢業，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
為了鍛煉我們的理財能力，母親在儲蓄所裏給我們每人開了一個活期帳戶，每個帳戶裏有六元錢。母親說以後如果需要鉛筆橡皮作業本之類的學習用品，我們就可以從自己的帳戶裏取錢購買。不久姐姐提出要買小提琴，她喜歡唱歌跳舞，夢想成為一個音樂家。母親同意了姐姐的要求，計劃請個老師同時教我們三個人。母親建議用存在我們銀行帳戶裏的錢來買，不夠的部分再由家裏支付。
我和哥哥對於小提琴都沒有興趣，但我們還是聽話地交出了自己的存折。我們倆都不會花錢，存折裏的錢一分也沒有少。姐姐卻已經花掉了五元錢，僅留下一元錢保留帳戶。那時候的五元錢可以買不少東西呢，比如隔壁院子的顧叔叔每月工資三十七元錢，維持全家四口人吃飯，穿衣，交房租水電費和學費。
姐姐花錢的本領是天生的，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她就會花錢買東西。後來母親想明白了，認定姐姐是遺傳了祖母的基因。記得母親這樣說：要是祖母有一百元，她就會花掉一百元，一分錢都不積攢；要是姐姐有一百元，她就敢花掉一百二十元，不但一分錢不積攢，而且還會提前多花二十元。的確在很多方麵姐姐都很像祖母，她們倆的身高都是一六八厘米，都喜歡吃和玩，也都不存錢，更不擅長做家務勞動。然而姐姐卻遠遠不及祖母的精明，也沒有祖母的福氣，更趕不上祖母的高壽。
因為姐姐的過錯，母親取消了她的津貼，我們帳戶裏的錢也都被拿去買了一把小提琴。那把小提琴好像是二十七元錢，我和哥哥隻摸過幾次就再也不願意碰它了。姐姐倒是認真地學了一陣子，但最終也沒能拉出像樣的曲子來。不過她還是願意擺出一付音樂家的姿態，時常拿出小提琴在同學麵前比劃一下。即使是到農村插隊時，也沒有忘記隨身帶著它。
家裏的老保姆走了以後，母親要求我們自己洗衣服，輪流值日刷碗，拖地和收拾屋子。姐姐從不肯動手洗衣服，她的衣服都是姥姥代勞洗的。有段時間姥姥去了舅舅家，姐姐就把她的髒衣服塞到我的床邊，我隻好替她洗了。每次輪到姐姐做值日，她總是磨磨嘰嘰地遲遲不肯動手，最後大多是我和哥哥在母親的動員下替她幹活兒。母親經常以姐姐身體不好為由勸我們讓著她，結果身為老大的姐姐在家裏反而成了最受照顧的人。
姐姐是個慢性子的人，不是一般的慢，而是慢極了，慢極了的慢性子。除了她以外，我們家的人全都是急性子，不知道她又是遺傳了誰的基因。姐姐吃東西慢，走路慢，寫字慢，尤其是幹活兒最慢。看過姐姐幹活兒的人，都無法忍受她的慢。母親說看她幹活兒能急死人，等她做飯能餓死人。此話雖說言過其實，但其中也不乏真實的成分。
文革開始以後，姐姐參加了學校的紅衛兵組織。不久一張醒目的大字報貼到了我們家的大門口，標題是打倒殺人凶手某某。貼大字報的人是姐姐的同學姓卞，卞同學與其雙胞胎妹妹都有偷別人東西的毛病。一次兩個人因為偷東西都被學校的紅衛兵抓了起來暴打，打人的男同學姓劉。劉同學是學校紅衛兵組織的頭頭，他打累了就讓姐姐在旁邊看著她們姊妹倆。後來卞同學的妹妹沒有救過來，她在混亂之中記住了姐姐在場。仰仗當時街道辦事處的片警韓同誌為人正直，沒有落井下石借此事給已經身陷困境的父母再添亂。韓同誌親自調查了此事的情況，他把大字報撕了下來，告訴圍觀的群眾事實的真相。劉同學最終被判了刑，關在監獄裏很多年。
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剛開始，姐姐就積極報名要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紮根。當時的下鄉地點主要是山西和陝西，小道消息傳說再往後可能就是內蒙古，甘肅，新疆和雲南了。父母與老錢夫婦商量後，決定讓兩家的女兒一起搭伴兒去山西插隊。
老錢叔叔在抗日戰爭期間擔任過解放區的縣長，帶領民眾堅持抗戰，據說有一部電影就是以他的故事為素材編寫的。文革初期老錢叔叔遭到了批鬥，令他不堪忍受。他曾不止一次地在深夜到訪我們家，向父親訴說心中的苦悶。有一次老錢叔叔專門過來索取安眠藥，父母擔心出事沒有給他。次日老錢叔叔在批鬥會後服了安眠藥企圖自殺，幸虧因為藥量不足經過及時搶救保住了生命。老錢叔叔大難不死，果然是必有後福。他沒有被排擠到幹校去勞動，一九七二年就官複原職了。
錢家女兒下鄉以後不久，老錢叔叔就通過關係送她參軍走了，姐姐則在鄉下待了六七年。在這期間姐姐結交了不少農民朋友，還轟轟烈烈地談過一場戀愛。對象是專區文化館的畫工大友，他們是在姐姐被借調到文化館臨時幫忙期間認識的。姐姐和大友彼此之間是相愛的，尤其是姐姐用情更深，她真的打算留在山西不再回北京了。
大友是土生土長的山西人，老家在晉南農村。大友是家裏的長子，除了他的雙親之外，還有年邁的爺爺奶奶，以及好幾個弟弟妹妹，全家十來口人都是農民。大友的家人在老家相中了一個農村姑娘，屢次催促他結婚。情急之下，姐姐向父母說出了他們的故事。父母雖然一直盼望姐姐能回北京，但也沒有表示反對，隻是邀請大友到北京來見見。
大友給父母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強調無論如何他在年底之前必須結婚，既沒有說明要和誰結婚，也沒有回應是否到北京來見麵。大友始終都沒有到北京來見我的父母，當年的年底他和老家的姑娘結婚了。在浪漫的愛情和實際的需要之間，大友理智地選擇了後者，他需要有人走進他的家，替他照顧老老小小，幫他分擔養家糊口的重任。
大友一定清楚姐姐根本無法勝任這樣的角色，他必須忍痛割愛放棄這段感情。然而他們倆始終都無法徹底忘掉對方，一直保持著聯係。大友的妻子到北京來過，姐姐讓她住在了自己家裏，兩個人就像是好朋友似的，毫不忌諱當年的事。多年後得知姐姐病重，大友毫不猶豫地寄了一筆錢，可見他也是掛念姐姐的。
幾十年過去了，大友從一個默默無聞的畫工變成了享有一定知名度的職業畫家。大友的妻子早已離開農村，四個兒女也都挺有出息。我不禁歎息假如當年姐姐嫁給了大友，她恐怕熬不過最初的艱辛。然而倘若姐姐能與大友白頭諧老的話，她晚年的日子肯定會幸福多了。
下鄉後沒多久姐姐就患上了風濕熱，回京看病住在親戚朋友家裏。母親從幹校給姐姐寄了五百元錢，讓她好好治病和補充營養。可是姐姐從未認真地看病吃藥，她不會休息，隻要能爬起來就到處玩。更糟糕的是在別人的慫恿下，姐姐每天都帶著這些人到有名的飯館去吃飯。五百元很快地就花光了，姐姐擅自做主找到父母的朋友又借了五百元，在一個月之內竟然花掉了一千元錢。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一千元錢，超過了普通老百姓人家一年的收入，也是母親長年勤儉持家積攢下來的。
一九七一年哥哥去幹校探親時，特地繞道山西去看望姐姐，把自己省吃儉用存下的一百元錢交給了她。那時候哥哥每個月的工資隻有三十二元錢，他從未向家裏要過錢，兩次去幹校探親也都是自費。姐姐控製不住自己花錢的欲望，不幾天就把錢花掉了。其實沒有錢的時候姐姐是很能吃苦的，粗茶淡飯的日子反倒是平安無事。
姐姐在農村生活了六七年，在曆次招工招生中，她都沒有被用人單位相中。逐漸地知青們都通過各種渠道進城了，最後在村裏隻剩下了姐姐和另外一個知青。一九七四年初聽說有些知青通過辦理病退回到了北京，父母希望姐姐能夠以這樣的方式離開農村。姐姐也同意著手辦理相應的手續，可是到了夏天她的事仍然遲遲沒有進展。父母十分著急，決定派我去山西幫助姐姐辦理此事。
抵達太原市時姐姐委托了一個人接待我，不記得她的名字了，大家都管她叫饅頭。饅頭比較胖，又圓又白的臉上帶著謙卑的微笑。饅頭也是北京知青，原先和姐姐在同一個村裏插隊，幸運地是她早就被招進了太原市的一家工廠。
饅頭是個老實巴交的本分人，話語不多。因為離開農村較早，村裏的知青覺得饅頭好像是占了大家的便宜似的。每每有人路過太原或有事相求，饅頭都不敢怠慢。饅頭耐著性子帶我去了一趟她曾經去過無數次的晉祠，我們倆還一起吃了刀削麵。為了報答饅頭的招待，我主動付了所有的的費用，對此她十分感激。饅頭說除了我之外，每次招待客人都是她花錢。在太原逗留了一天以後，我乘坐支線鐵路的火車去見姐姐。
姐姐帶著我先去了縣城火車站附近一家煤廠，那裏有一個她的知青朋友，外號叫大個兒。大個兒的個子的確很高，她的身高大約在一米八左右。大個兒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樂觀爽朗，很會為人處世。大個兒也是和姐姐在一個村裏插隊的北京知青，因為嘴甜會來事，她把上上下下的關係都處得很好。村裏第一次來人招工時，運氣好的大個兒就被選中了。
大個兒在煤廠負責開票收錢，下班以後就住在廠裏的一間小平房裏。我把從北京帶來的掛麵和肉末炒鹹菜拿出來，我們三個人就在大個兒的宿舍裏共進了午餐。吃飯的時候，大個兒給姐姐講了許多人情世故，她還指點姐姐應該如何籠絡大隊幹部。大個兒的精辟見解使我加深了對她的好感，相信她是知青中的佼佼者。
可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幾年之後，大個兒竟然自殺身亡了。人們傳說她穿戴整齊地躺在床上，身邊歪放著分別裝過敵敵畏和桔子汁的瓶子。當地警察確認大個兒不是被人謀殺的，但她自己並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大家猜測大個兒可能是因為看到絕大多數的知青都返回了北京，相比之下她覺得自己反倒變成了最不幸的一個人。至今我仍舊百思不得其解，像大個兒這樣一位精明豁達的人，怎麽就會走上自絕的道路呢。
姐姐插隊的晉北農村是鹽堿地，白花花的一望無際，土地十分貧瘠，主要農作物是蕎麥和高粱。當地人很少能吃到魚和肉，新鮮的蔬菜也是稀貴的。村子距離縣城大約五六公裏地，當時覺得挺遠的，姐姐騎著借來的自行車馱著我到村裏。途中路過了一條河，河水很淺，推著車子步行就能趟過去。姐姐住在村裏專門為知青蓋的一排平房裏，屋子不算小，除了床和箱子以外，沒有任何家具。屋子裏很亂，地上到處都是零零散散的東西。姐姐每天用一個小煤油爐子煮掛麵，拌上從北京帶去的肉醬或肉末鹹菜。北京帶去的東西吃完了，姐姐就吃當地能買到的幹麵條和鹹菜。
按照當地的風俗，女人結婚以後就不再下地幹活兒了，專心在家做全職太太。在這些全職太太的打理下，整個村子都顯得幹淨整齊，完全顛覆了以前我對農村髒亂的印象。家家戶戶都有像樣的門樓，門前坐著打扮幹淨利索的婦女，一邊做針線活兒，一邊和四鄰八舍的人聊天兒。因為當地盛行要厚彩禮，男人們都特別怕老婆。萬一老婆跟著別人跑了，不光是丟麵子的事，而且還損失一大筆錢呢。
隊長家的院門更是氣派，雖然是農家風格，但無論是院子裏還是屋子裏，都收拾的井井有條。有一天隊長請我們到他家吃飯，隊長的相貌挺精神，有幾分像《地道戰》裏的高傳寶。他的媳婦更是村裏數一數二的美人，眉清目秀的且手腳勤快。
隊長媳婦做了蕎麥麵條，忘記了是什麽鹵，但記得她炒了一大盤子又酸又辣的土豆絲非常好吃。隊長媳婦炒菜時，我特地站在旁邊觀看。一口大灶鍋，旁邊有個醋缸，她一邊炒菜一邊燒火，最後用舀子從醋缸裏蒯出一瓢醋撒到鍋裏。在她打開醋缸的時候，她的一個兒子跑過來偷喝了一瓢醋。等孩子喝完，她才輕聲地說了一句好像是責備似的。這個孩子喝完醋跑了，過了一會兒又跑回來另一個孩子也是喝醋。隊長媳婦解釋道醋是自己用柿子釀的，孩子們都愛喝，每年家裏要釀好幾缸呢。
早就聽說山西人愛喝醋，可是見到隊長家的孩子像喝水似的喝醋，我還是覺得十分好奇。或許山西人喝醋是由於在鹽堿地環境中生活，他們需要吃些酸性的東西來中和身體內過多的堿性吧。
大概就是這醋的緣故，隊長家的土豆絲給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以後再也沒有吃過那麽好吃的炒土豆絲。隊長媳婦做的蕎麥麵條也挺好吃的，我和姐姐都吃了不少。這是唯一的一次到姐姐老鄉家裏吃飯，後來才知道為了這頓飯，姐姐事先送給隊長家不少東西呢。
村裏剩下的另一個知青是明姐，她比姐姐年長幾歲，當時已經年近三旬了。明姐有個表弟，當年追隨她一起來到村子裏插隊。他們表姐弟倆從小青梅竹馬，兩情相悅。在生活上是表姐照顧表弟，在其他方麵表弟都是服從和照顧表姐的。我沒有見過明姐的表弟，聽說他長得相貌堂堂，脾氣特別好。
明姐的表弟一直都很仰慕她，主動表白希望和表姐結為伉儷。最初礙於近親的關係，明姐拒絕了其表弟的追求。但她的表弟非常執著，多次放棄了招工機會，堅持留在明姐身邊。最後明姐被其表弟的真情打動，兩個人不顧兩家老人的反對終於走到了一起。明姐在婚後生了一個健康的男孩兒，夫婦二人始終都沒有返回北京，他們雙雙去了公社辦的工廠工作。
我和明姐的脾氣挺合得來，她也喜歡和我聊天兒。姐姐和明姐每天都待在家裏，沒有見到她們下地幹活兒。姐姐是大隊的赤腳醫生，但不知道她的醫務室在哪裏，也沒有看到家裏有醫藥箱之類的東西。
一天明姐提議去地裏吃瓜，我們三個人走到了幾裏地以外的瓜地。按照當地的風俗，在瓜地吃籽瓜是免費的。籽瓜是熟透了的瓜，目的是留種子。當地的甜瓜遠近馳名，瓜皮上帶著各種各樣顏色和花紋，有點兒像北京的香瓜，特別好吃。
我們每個人都吃了太多的西瓜和甜瓜，以至於最後撐的都站不起來了。明姐一邊笑一邊勸我繼續吃瓜，她說就是幾泡尿的事兒，沒等到家就全沒有了。果然不假，從瓜地到知青點，一路上我們數次跑到莊稼地裏去方便，還沒回到知青點就又開始懷念地裏的瓜了。
到了村裏以後我才發現姐姐壓根兒就沒有開始辦理任何病退的手續，原來她還幻想著入黨的事，她希望先解決了這件事以後再辦病退。然而我了解到，當地黨組織根本就沒有打算發展姐姐入黨。為了完成父母交代的任務，我不得不違背姐姐的意願，到處奔跑幫她開始辦理相關的事宜。
我和姐姐去了一趟專區縣城，在我辦事的時候，姐姐曾借機離開過一會兒。我猜姐姐是去文化館看望大友了，不過我始終都沒有戳穿過她，她也沒有和我解釋過。很多年以後，每當姐姐感覺到自己的婚姻不幸時，就會抱怨我幫她辦理病退的事，她說後悔離開山西回到北京。我想姐姐與其說是後悔回到北京，不如說是後悔沒有嫁給大友吧。
在我的記憶裏，專區縣城十分古舊，當時仍保留著當鋪和兌換金銀首飾的店鋪。我對縣城主街上曆史悠久的老城樓和城門印象很深，感覺有幾分像是在電影《小兵張嘎》和《平原遊擊隊》裏看到的場景。
姐姐回到北京以後，按照家庭住址歸屬派出所負責分配工作。知青返城前幾乎人人都信誓旦旦地說隻要回到北京，幹什麽都願意。可是回京以後，每個人還是都向往著能找到一份較好的工作。待業數月，姐姐最終被分配到了一家小無線電廠，該廠是區屬大集體單位，是介於全民和街道之間的小企業。因為姐姐在農村當過赤腳醫生，按照她自己的願望被安排在廠醫務室工作。
幾年後這家小廠被東風電視機廠兼並了，姐姐由集體企業的職工轉成了全民企業的職工，同時也失去了在廠醫務室的工作，成了流水線上的工人。再往後東風電視機廠又被牡丹電視機廠兼並了，姐姐被從流水線上淘汰到了後勤部門。大約在八十年末期姐姐下崗了，未滿五十歲就提前辦理了退休的手續。
從回到北京開始，親朋好友們就張羅著給姐姐介紹對象。姐姐的態度始終都是消極的，每次相親也都是無痛而終。在姐姐三十歲那年，經人介紹她結識了董。他們倆同歲，有著類似的經曆。比姐姐幸運的是董在建設兵團學了一門技術，返城後被分配到某大學做電工。根據兩個人的經曆和條件，他們本人和兩家父母都覺得挺合適的。相處不到半年，姐姐就和董結婚了，住進了距離母親家不遠的房子。
婚後不久姐姐懷孕了，妊娠反應非常嚴重，從開始懷孕一直嘔吐到孩子降生。姐姐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為欣。欣出生以後，姐姐與董之間的矛盾越來越難以調和。首先是在經濟方麵，與姐姐大手大腳地花錢恰巧相反，董是一個非常摳門兒的人，他的口頭禪是要把一分錢撚成碎末花。董要求姐姐每個月把工資交給他來掌管，每花一筆錢他都會詳細地記帳，精確到一分錢。其次是董希望姐姐做一個賢妻良母，下班以後待在家裏洗衣做飯看孩子，而這些姐姐都做不到。
欣小的時候，姐姐經常把她放到母親家，讓年過八旬的姥姥替她照顧孩子，她自己則毫無牽掛地照樣出去玩。有一次姐姐把欣丟給姥姥就走了，好幾個小時都沒回來。姥姥抱著嗷嗷待哺的欣急得團團轉，她是母乳喂養的，又哭又鬧就是不肯吃牛奶。後來姐姐若無其事地回來了，她居然把喂奶的事忘到了九霄雲外。
或許姐姐與董之間的矛盾根源在於兩個人完全不同的性格，他們彼此都是難以包容和改變對方的。過去的婚姻講究門當戶對，其實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姐姐從小生長在無憂無慮的環境中，而董卻是在與五個弟弟妹妹搶東西吃的情況下長大，他的摳門兒和舍不得花錢也是在情理之中。
董的父親是北京一家國營小廠的廠長，母親是家庭婦女。他們家住在一個大雜院裏，八九口人擠在三間小平房裏。姐姐曾帶著欣在婆家住過幾天，她抱怨婆婆總是讓她幹活兒，而且家裏的條件太差。母親心疼姐姐，派我去接她回家。走進大雜院時，姐姐正在水池旁擇韭菜。遇見她的婆婆數落她，我的處境十分尷尬。
欣三歲時學校分給董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這間小屋是在一個兩居室的單元裏。姐姐覺得屋子太小，交通也不方便，不願意搬過去住。母親不忍姐姐受委屈，讓他們繼續住在家裏。又過了幾年，董的小屋換成了一套兩居室，地點位於二環路以內。董帶著欣搬走了，姐姐卻執意留了下來。他們倆從此開始分居，在經濟上也徹底分開了。
欣上小學的時候，住家附近有兩所小學可以選擇。其中的一所學校條件比較好，但學校要求交納二百元錢的讚助費。董不舍得花這筆錢，打算把欣送到了另外一所學校。姐姐手裏沒錢，但希望孩子能到條件較好的學校讀書。兩個人為此爭吵不休，最後是母親出錢暫時化解了他們的矛盾。
姐姐和董之間的感情越來越疏遠，她在母親麵前多次表示想要離婚。母親沒有同意，我也勸她為了孩子著想打消此念。可是在欣十三歲的時候，姐姐和董還是離婚了。本來姐姐不打算要欣的撫養權，她聽信別人說的即便不親自撫養，孩子也知道誰是自己的母親。在我和母親苦口婆心地勸說下，姐姐才答應把孩子留在身邊。法院把欣判給了姐姐，規定董每個月給姐姐三十五元的撫養費。
姐姐事先沒有與母親商量，就想把孩子交給母親撫養。那時候父親和姥姥都已經去世，母親因兩次中風腿腳也不大利索了。母親覺得管教孩子的責任重大，她實在沒有精力和體力去承擔起這樣的責任。看到母親的態度堅決，姐姐放棄了撫養權，此後欣仍跟著董在一起生活。出國之前，幾乎每個周末我們都去母親家。每次母親都提前打電話，讓欣也過去吃飯。在母親家很少能見到姐姐，通常是我們走的時候繞道把欣送回董家。
其實姐姐也是疼愛欣的，為了給欣過生日，她曾向我借了三十元錢，帶著欣去高級餐館吃了一頓飯。當時姐姐的工資大約三四十元，我也不過五六十元。姐姐習慣了超前消費，沒錢了就先借錢花，然後再想辦法還錢，還完錢後再繼續借錢。姐姐是不會賴帳的，每筆帳她都記得很清楚，除非人家主動說不用還了，否則她總是會守信用的。
在吃的方麵姐姐堪稱是與時俱進，絕對不會落伍的。姐姐不僅是麥當勞和肯德雞最早的顧客之一，而且她還及時品嚐到了許多新上市的食品。有一次我從歐洲帶回去一些小吃，姐姐一看就說吃過了，眼神裏流露出不稀罕的意思。
姐姐對於穿戴毫不講究，她的很多衣服都是嫂子淘汰下來的。姐姐花錢學過裁剪縫紉，據說結業的成績優秀，可是她從未動手做過一件像樣的衣服，唯一的成果就是給董做了一條短褲。不過姐姐的手非常巧，她會編織，至今我還保留著她送給我的一隻編織成的手提包。姐姐還擅長勾織，她勾過許多的窗簾，電視機罩，圍巾，毛衣以及拖鞋。
離婚以後姐姐曾交過兩個男朋友，湊巧兩個人都姓劉。一個是個體戶老劉，另一個是無業遊民大劉。老劉是個幹瘦的老頭兒，沒有結過婚也沒有任何牽掛。他靠給人送貨為生，積攢下了一些血汗錢。老劉對姐姐不錯，經常親自下廚給姐姐做些好吃的東西。有段時間姐姐和他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但最終兩個人分道揚鑣了。
大劉從外表上看好像是一表人才，身高一米八六，文質彬彬的相貌也不錯。然而事實上他卻是個十足的無賴，到處騙吃騙喝，以至於他的母親都不待見他。大劉曾經有過一段婚姻，他說前妻帶著他們的兒子跟著有錢人跑了。大劉自稱是反對四人幫的英雄，他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中被捕入獄。出獄以後大劉一直都沒有穩定的工作，與姐姐相識後經常賴在姐姐家裏混日子。
大劉不光吃軟飯，而且他的脾氣還非常暴躁。幾句話不對勁兒，他就滿嘴胡說八道，甚至還動手打人。姐姐忍無可忍多次提出分手，大劉卻總是耍無賴死活都不撒手。一次大劉又撒潑打了姐姐，姐姐半夜三更跑到了母親家。不一會兒大劉追了過來，在門外拳打腳踢地砸門，驚動了四鄰八舍。母親在萬般無奈之中打電話報了警，警察出動才把大劉帶走了。在警察的幹預下，姐姐最終擺脫掉了大劉的糾纏，總算結束了這段惡夢般的交往。與大劉分手之後，姐姐再不願意交男朋友了。
大約在九十年代初期，哥哥給了姐姐三千元錢，囑咐她這筆錢不到萬不得已時不能動用。母親替姐姐將錢放進了銀行，好像是三年的定期存款。此後姐姐便總惦記著這筆錢，沒過多長時間，她就忍不住以掛失的方法，拿著自己的身份證把錢全部取了出來，買了一個高級俱樂部的會員卡。
姐姐心地善良，心計不多，不少人因此喜歡與她結交。在與姐姐交往的人中，吃虧的永遠是姐姐，占便宜的人總是別人。姐姐的朋友中有修理家用電器的，有外地進京打工的，還有做小買賣的。姐姐也求過他們幫助幹點兒家裏的活兒，可是每次她付出的報酬都遠遠高於正常的交易。工錢一分錢沒有少付，還得沒完沒了地招待他們到家裏來噌飯。這樣虧本的事連家裏的保姆都能看透，姐姐卻始終執迷不悟。
利用廣博的人脈關係，姐姐也如魚得水般地活躍於商家和買家之間，牽線搭橋倒騰買賣，做點兒小生意，從中賺到過不少錢。手裏的錢多了，姐姐花錢的欲望也隨之越發難以控製。家裏到處堆放著肆意采購回來的蔬菜，水果和點心，冰箱裏也塞滿了豐富的肉禽和海鮮。很多東西還沒有來得及吃就過期爛掉了，有的東西不知不覺地被什麽人順走了。
母親晚年決定回到北京生活，我們三人分工，哥哥和我提供經濟援助，姐姐則負責安排母親的日常生活。我和哥哥定期匯款給姐姐兩筆錢，一筆是保姆費，一筆是給姐姐的勞務費。多虧姐姐在母親身邊，否則哥哥和我肯定會是惶惶不可終日。
母親去世以後姐姐搬進了母親家，她的生活更加毫無節製了。隔三岔五地，姐姐就外出吃飯，每次都有一些朋友主動陪著。即使是在家裏吃飯，許多人也會不請自來，厚著臉皮噌吃噌喝。缺錢的時候，有人慫恿姐姐賣掉母親的房子，好在母親生前把房產證交給了哥哥保管。
家裏整天車水馬龍地不斷來人，到處都是烏煙瘴氣的。家裏不僅人來人往，而且有的人還長期住著不走。住的最長的是大勇，他自稱是姐姐的外甥。其實大勇的母親曾在醫院給姐姐當過護工，善良的姐姐答應讓初到北京的大勇暫時住在家裏。大勇本來是在東北一家農場工作，娶了場長有殘疾的女兒為妻，兩個人養育了一個小孩。大勇出來打工以後，其妻與他離了婚帶著孩子嫁給了別人。
除了大勇之外，玉枝和曉萌也在家裏住了好些日子。玉枝是從遼寧撫順下鄉到東北一家林場的知青，因為與林場職工結婚生女而沒能返回城市。後來林場倒閉了，他們把分到的樹林出租了，靠著低保和租金過日子。玉枝離婚後仍與其前夫住在一起，兩個人都到北京來打工。玉枝最初是姐姐找來的住家保姆，沒多久她就另謀出路了。姐姐拉不下臉攆人，玉枝和她的前夫就像待在自己家裏似的沒有搬走。
曉萌是靠編織手工藝品為生的單身女人，她的男朋友在歌廳酒吧唱歌。曉萌和她的男朋友沒有固定的居所，經常卡著飯點兒到家裏來蹭飯，吃完飯就糗在家裏過夜。在一次住院之前姐姐把自己的一些東西委托曉萌保管，出院以後曉萌不肯把東西歸還給姐姐，她本人也銷聲匿跡了。
從九十年代末期開始，姐姐的肢體就出現了變形。姐姐需要靠注射激素來緩解渾身關節的疼痛，她的風濕病也嚴重地影響到了心髒。姐姐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已經到了需要臥床休息的程度。可是但凡能下床活動，姐姐還是會讓保姆攙扶著出去參加聚會，逛逛集市，尤其喜歡到外麵去吃飯。
二〇〇九年因姐姐住院，欣開始管理家裏的財務。在整理姐姐的東西時，欣發現了總共三十三萬的借據。借債的人是呂某，他的前妻是姐姐以前的鄰居林某。姐姐解釋說曾把錢通過林某借給了呂某，呂某一直拖欠著不還。後來他們倆離婚了，林某又說呂某失聯了，這筆錢始終都沒有追討回來。
二〇一一年元旦期間，我給姐姐打電話。姐姐自己的感覺很好，興致勃勃地和我聊了好長時間。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次通話竟然是我與姐姐的永訣。數日後哥哥再打電話時得知姐姐在三天前住進了醫院的重症病房，醫生已經發出了病危通知。
姐姐在住院前幾天就感到不舒服，先後去了兩次醫院，都沒查出什麽問題，直到第三次住院以後醫生才發現姐姐有越來越明顯的心衰和心梗的症狀。醫生安慰欣說用呼吸機起搏應該可以幫助心髒恢複正常跳動，可是次日淩晨哥哥打來電話說姐姐已經走了。
放下電話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泣不成聲地給欣打了電話。欣說姐姐在去世前嘴角動了一下，好像想說話似的，突然間她的頭一歪就過去了。欣對姐姐的後事毫無準備，姐姐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即將走完人生的道路，她沒有留下一句話。唯一慶幸的是姐姐是在昏睡中離開人世的，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肉體上她都沒有承受到太大的痛苦。十二年過去了，不知道在天國的父母是否已經見到了他們最牽掛的女兒，我的親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