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移民經曆：看心理醫生（下）

來源: 歲月沈香於 2022-10-21 00:25:49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75269 bytes)

寫自己的故事，尤其寫與婚姻有關的故事其實很難寫，如果寫少了，寫得模糊不清等於不寫，表達不出講故事的意義；如果寫多了，寫得太細致、太坦誠，又有暴露隱私的問題，很難拿捏尺度。

我寫這個移民經曆係列的主題是為什麽我要看心理醫生？看了心理醫生之後我有得到幫助嗎？我在係列文中想表達的是：（1）每個人到了新的生活環境都有從不適應到適應的過程；（2）如果出現了明顯的情緒異常，影響到了正常的生活和人際關係就該及時的求助於心理幹預；（3）幸福婚姻的維持不僅需要愛，也需要夫妻雙方的包容和理解，重組家庭的婚姻更需要如此，“婚姻不幸福，不是因為缺乏愛，而是因為缺乏友情。”（尼采）

（一）

前幾天我讀了博主藍天清風的係列博文《異國他鄉的上海室友》，講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他與一群上海青年初到澳洲留學時的經曆，文中有一句話給我印象深刻：“ 現在我們是吃不到的苦比吃得到的苦還要苦。” 那段時間博主與室友們在澳洲到處找工作，室友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製衣廠的工作，幹了大半天才20澳元，室友感歎，做工雖苦，但找不到工作更苦。

我相信，每個新移民都經曆過新環境的“苦”，隻是每個人的“苦”味有所不同。對藍天清風和他的室友們來說，他們的苦是找工作和做工的苦，而當時對我來說，是沒有工作的苦，是不能接受做家庭主婦的苦。

我們這一代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我們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努力工作，為社會多做貢獻，同時也展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男女都一樣，婦女也能頂半邊天…。在新中國，沒有一個婦女不工作的，在我看到的世界裏，沒有哪個女人結婚後是呆在家裏做家庭主婦的，中國的“職業”這一欄目裏從來沒有“家庭主婦”或“全職太太”這一項（我後來在台灣的一些表格裏有看到，“職業”這一欄裏有家庭主婦）。

還是後來我看了心理醫生，他幫我分析了，當時造成我心理焦慮和抑鬱情緒的主要原因是我初來美國後環境的巨大落差，以及對家庭主婦這一角色的錯誤認知，自己給自己製造了許多心理負擔從而產生焦慮、恐懼、迷茫和憂慮不安心理。

我今天繼續說說我看心理醫生的經曆。

在先生妹妹家住的那幾天，我心情暫時平靜了一些，妹妹很會做菜，我那時不是素食者，什麽肉都吃，在妹妹家吃了美味可口的台灣菜。妹妹還教我做幾個容易的台灣菜，我自認為自己無論學什麽都能得心應手，做什麽都難不倒我，都會做得很好。可是，我在學做菜方麵特別笨，特別沒有悟性，我雖然學了，但至今還沒有學到位，隻是偶爾做“三杯雞”勉強得到先生的表揚：）

幾天後我回家了，我的抑鬱情緒依然沒有得到太多的糾正，紐約的冬天雖然寒冷，但經常是晴空萬裏，地上的雪也已經慢慢在融化，有時候我穿著冬裝到戶外走路，無目的的走，隻是不想一個人白天老呆在家裏。我在戶外走路的路上基本上見不到一個人，紐約長島還算比較安全。

有一天，我在戶外走了很久，很遠，我忽然看見前麵一家商店有中文字招牌，我好奇的走近一看，是一家很小的中國超市，台灣人開的，那個時候紐約長島的中國人不多，沒有一家像樣的中國超市。我走進去隨便看看，看到有中文報紙賣，是《世界日報》，我買了一份。

回到家後，我無精打采的翻著報紙，翻著翻著，在社區華人那個單元裏，一則消息吸引到了我，一位紐約市的華人心理學專業人士將在周末舉辦一次心理學講座，上麵有時間、地址和聯係電話。這則消息忽然像一個光點出現在我的眼前，我立刻拿起了電話撥打過去，一位講粵語的小姐接的電話，我用川式普通話問她，她用港式普通話回答。我報了名，希望周末參加這個講座。

以前我在國內雖然沒有接受過任何的心理學方麵的教育，但是，我讀過弗洛伊德的書，對心理學有種莫名的求知欲，我對自己這段時間出現的異常心理情緒和過激反應有所感覺，隻是不知道該如何化解，我知道，我需要人幫助，按照現在的話說，需要心理幹預。

周末，先生開車帶我去參加了講座，在紐約市皇後區法拉盛的喜來登酒店。講座結束後，我跟主講人陳醫生聊了一下自己的情況，他建議我去診所見他，我們約好了時間。我在美國接受心理幹預就算開始了，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心理醫生。

（二）

陳醫生的心理診所在法拉盛的香港超市附近（住紐約的博友可能都知道這家超市），那時看心理醫生都是自費，每次150美元，45分鍾，一周一次。陳醫生的診所很簡陋，布置也很普通，跟我後來去我的朋友Dr. G在曼哈頓中城開的心理醫生診所大不相同，美國白人的診所布置比較講究，家具、燈光和牆上掛的畫讓人感覺很溫馨。

第一次就診很簡單，沒有什麽特別內容，陳醫生隻問我一些個人基本情況，包括我的出生、家庭背景、家庭成員和自己成長的過程，以及目前的家庭和生活狀況等等。陳醫生是香港移民，說國語不太清楚，由於主要是我說，他聽，所以交流沒有太大的問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人去美國留學做心理醫生的不多，我當時在《世界日報》醫生廣告中沒有找到有國內背景的心理醫生。

第二次就診內容深入了一些，先問了我這一周的基本情況，有哪些情緒表現和症狀等？然後給我做了一些心理測試，具體做了哪些測試我現在已經記不全了，有一項是簡單的問卷，跟抑鬱症有關的。做了測試之後，陳醫生簡單的對我說，我有焦慮症的表現，但還說不上抑鬱症，隻是情緒低落，心情不好。我清楚地記得他簡單給我說明了情緒低落，心情不好跟抑鬱症的主要區別：情緒低落是有具體什麽原因，或者事件引起人的心情不好，情緒低落有波動，時而好一些，時而差一些，但這種心情不好不會貶低自己，不會覺得自己沒有社會價值。抑鬱症雖然也有情緒低落，但這種心情不好是持續性的，時間很長，抑鬱症患者往往認為自己沒有價值，貶低自己。陳醫生的這一簡短解釋讓我第一次知道了抑鬱症的這一重大特征。

我後來學了心理學才明白了，很多心理異常表現在各種心理疾病中都有，但是，每種心理疾病都有它的特異性，心理醫生在詢問和了解患者的病情時需要準確地抓住那些特異性，從而做出正確的診斷。

比如，我在修心理學課程時，有一天教授講“邊緣人格障礙”（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他說：如果一個年輕的女性，人際關係特別差，特別紊亂，有自殺傾向，她很有可能就是邊緣人格障礙。BPD有很多的心理異常特征，但教授提到的這幾點就是BPD的特異性。

陳醫生還解釋說，雖然情緒低落與抑鬱症有區別，但是，如果情緒低落或心情不好時間久了也會發展為抑鬱症。他肯定了我能及時求助。

第三次就診時，陳先生還是盡量聽我訴說，上次就診時他隻給我開了幫助睡眠的藥，沒有其他的藥，他認為我沒有必要服任何抗心理疾病的藥。他一邊聽我的講訴，一邊問我一些很具體的問題，要我很非常的詳細，他不會中途打斷我的話。每次的45分鍾過得很快，我感覺在這裏的時間長短跟自己在家裏的時間長短不一樣。

第四次就診時，陳醫生開始幫我分析了我為什麽會有這些負麵情緒的產生和教導我一些如何調整心理狀態的方法，同時他也鼓勵我走出家門，盡可能接觸一下美國社會。在交談中，他給我講了一些類似positive psychology的內容。

在看心理醫生期間，因為傾訴和得到專業的和具體的心理輔導，以及有先生的支持和配合，我的情緒明顯有好轉，睡眠也基本正常了。在第四次就診的最後，我問陳醫生我是否可以暫時結束就診？陳醫生點頭表示可以，他很溫和地說，如果我任何時間需要他的幫助就隨時聯絡他。我後來在國內跟心理醫生打交道時，我發現他們都不會這樣對病人說。

（三）

看了心理醫生之後，我整個人開始有了變化，當時我有哪些具體的變化我現在也記不清了，但明顯在開始適應新的生活，感覺到了心中有陽光，對以後的生活不再那麽焦慮。

哦，對了，有一個特別大的變化是，我開始願意在家學做菜，我以前完全不會燒飯做菜，很少進廚房。我先生也是一個基本上不進廚房的人，他的原配太太很會做菜，他妹妹有跟我說過。我在家裏的書架上看到了有幾本食譜書籍（叢書），台灣出版的《培梅家常菜》，印刷和圖片都很精美，裏麵以江浙滬菜係為主。我翻開書，發現裏麵有些菜譜做了很詳細的筆記，看得出來，原配太太是一個做事很認真的人，我對她肅然起敬。

原配太太的父母是上海人，當年是上海的資本家，有家族企業。1948年父母帶著黃金和家產去了台灣，在台灣重操舊業，做得風生水起。受到家庭的影響和耳濡目染之下，原配太太不僅做事很努力，也很有經商頭腦。在這點上我自歎不如。

我從嫁給先生到現在，我跟原配太太的家人們都相處得很好，她有兩個妹妹也住長島，她們一直對我很好，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現在如同親戚一樣來往。原配太太的父母還健在的時候，我每次回台灣都會跟先生一起去看望老人，他們說的上海國語很好聽，待人很親切，請我吃飯，感謝我照顧了他們的兩個外孫女。

又要扯遠了，繼續說我的故事…後來，冬去春來，紐約的春天終於來了，我的戶外活動越來越多了。我去法拉盛中國人辦的駕校學習開車；我去皇後區社區大學學習英文，小班製，就像博友老皮卡讀的那種英文班，隻有6-7個人，學生來自韓國、台灣，中國大陸的隻有我一個。

再後來，我在學習英文時，有一天，該社區大學的亞洲文化係係主任問我可不可以去《世界日報》臨時做記者，因為有一個女記者要生孩子了，人手不夠。該主任當年是紐約市華人社區的活躍人士，是報社的人托她找人，她就選了我。本來是暫時頂替，結果，一做就做了三年，報社很認可我的新聞報道能力。

再再後來，先生的父母需要人照顧，我辭掉了報社的工作。幾年後，公婆先後去世。這期間，我被香港一家雜誌社聘為特約撰稿人，有時候寫一些東西在該雜誌上發表。

再再再後來，我去大學學心理學，這完全出於自己對心理學的熱愛，我自己看心理醫生的經曆是強化劑，加重了我渴望了解心理學的欲望。學業完成後，我有做一些幫助社區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

再後來，我在一邊做家庭主婦的同時，一邊回國照顧我的父母；一邊在國內做一些心理學方麵的事，又一邊接受重慶出版社的邀請編寫書籍，從2005年開始，我編寫了五本心理學的書，並翻譯了一本書。

（結尾）

三十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對自己的所有選擇從來沒有後悔過，剛來美國時那些極度不適應的經曆讓我成長了。

我先生從2000年開始就沒有每天去公司上班了，我們在陪伴親人的同時也去了很多地方旅行，看看世界，看看中國。先生對中國的情結比我還深，他說他想在有生之年要走遍中國每個省，我們已經去過了中國40多個城市，希望疫情結束後再繼續走中國。

我現在的生活雖然很平凡和平淡，但很祥和安寧。我的婚姻是美滿的，家庭是和睦的，生活是踏實的！

有一年，我們大學同學聚會，在聚會飯桌上，一位同學給大家說，有一次她參加了華西醫科大學舉辦的全國性醫學學術會議，會議上，有位華西醫科大學教授演講的最後向大家推薦一本好書，當他把書的封麵展示在大屏幕上時，我同學看到了書的作者是我的名字，會後，同學走到那位教授麵前，看到了那本書，確認了的確是我，她跟教授說“作者是我同學”。當我聽完同學的講訴之後，我心裏就想，我這位家庭主婦能得到專家的肯定和推薦，我滿足了！

還有一次（2019年），我正在國內照顧我爸媽，我收到了紐約的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心理學委員會主席Judy博士的email，她急於找我，工作上需要我幫忙，因為有一天我參加了一次聯合國召開的心理學會議，會議結束後我跟Judy聊了一些，她要了我的電話和email，可能她電話找不到我（我在中國）就急著發email給我。我回了她的email表示很遺憾我在中國，不能幫她的忙。盡管我現在沒有跟她做任何事，但是，從我們的聊天中我得到了她的肯定，我心裏也是滿足的！

日子過得真快，轉眼今年又過了3/4。今天10月份第一天，我台北的住家大樓開始迎接“萬聖節”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