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北京考生的先天優越不僅體現在高考的錄取線
客觀來講，頂級院校的高考競爭全國差異並不很大，這也是北京籍學霸網友不太接受北京高考容易的說法。
高考作為中國相對最公平的製度之一，其實也存在先天宿命和不合理之處。
回顧自77 年恢複高考，77年是各省市自己出題，北京由於教育資源的優勢以及人才比較集中，可謂競爭非常激烈，其中當年最著名的就是高考作文題了：“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作文範文是一名剛剛做了父親的考生。
北京與全國的高考錄取分數差距拉大應該是從83年開始，78年至82年差距不大。北京83年的考生（絕大部分）與84年實際上是同屆，84年的考生是重點高中改為3年製。83年北京的錄取分數線與外省的差距大概有50-100分（天津，上海及邊遠省份除外）。所以北京三類院校錄取的考生在其它省可能連中專甚至技校都錄取不上。
其實早在78年北京市長林胡佳（音）為了照顧上分數線而未被錄取的北京考生，特意成立了走讀分校，北大一分校，人大一分校等，也就是後來的北京聯大的主要部分，實際上這些分校與母校沒有絲毫關聯，隻是名稱而已。這在當時的其它省市是根本不可能的。
北京的高考錄取分數線低，主要還是考生人數少，錄取比例高。現在實行各省市自行命題，這一現象相對被掩蓋了。
不僅如此，其實北京在其它教育資源上的壟斷更大。
比如：外語院校的包括英語以及其它的語種，除高考成績外，需要口語麵試，北京地區不僅招生數量多，而且之前的考生大多來自白堆子的北京外語學校和外貿學院附中，這兩所學校各語種設置齊全，與大學專業設置對接，專業優勢顯著，這是兩所專業外語高中。
另外，以洪晃為代表的文革後期的公派小留（年齡10-12歲），來自北京無產階級革命最徹底的工人家庭（門頭溝煤礦和石景山首鋼），農民家庭子女就宿命了，非城鎮居民（農村戶口）限製了他們的機會。
藝術院校也是如此，音樂學院附中實際就是預科，進入本科可謂水到渠成。外地考生則要進修一段時間（至少一年），才可能有機會去競爭。
在其它例如體育的選拔，文藝團體等，北京孩子在資源與機遇方麵的優越也是不爭的事實。
記得文革後期，江青把北京的藝術院校統一歸為“中央五七藝術學校”，我當時在北京一所比較好的小學就讀，幾乎每月都有不同的藝術學校來招生。大概地理位置都在北京，比較便利，同時又不需要解決戶口問題。歌手屠洪剛就是那個時期北京戲曲學校的。
北海幼兒園，景山學校（小學至高中連讀）等都是高官顯貴的首選，革命老前輩的後代們很多都選擇四中，那裏將軍呢外套，三節頭皮鞋，英國鳳頭自行車，羊剪絨皮帽展現的最多。
得到這種特殊優越資源與機遇也確實應該感恩，盡管它是那麽的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