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曆？當你回頭去看一段有些艱難的時光，會有一種隔著時空距離的篤定和輕鬆感，甚至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忘記當初那種不知前方會如何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巨大的焦慮？抑或是，一開始的那種難以自控的忐忑不安，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無端地慢慢變成一種似乎沒有依據的安全感？這樣的情緒，到底是因為疲憊，還是因為脫敏？
我還記得，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每次下班回家，我都要花上一個多小時，在車庫裏整理消毒我的工作用品，洗換衣物，用紫外小燈消毒車廂。雖然這些努力，有些後來被證明是不太必要的，有些則提高了我的個人衛生習慣。現在還繼續堅持著。但絕大部分都已經被我放棄了。
歸根結底，我們都沒有預料到，這不是一次衝刺型的短跑。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有很多雙焦慮的目光集中到了口罩上。一月底，我給國內的同學和家人寄了些口罩。三月中，他們又紛紛給我寄來各式口罩。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五隻N95，繞著地球飛了一整圈，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中。後來，我將它們贈送給了一位有需要的同事。得到他的贈言，“愚兄癡長數載，心內十分感激”雲雲----其實說起來，不過是很小的事。
可能當時，在那個情境中的我們，很容易就動用感情吧。如今想起來，覺得很溫暖。
某一天上班路上，我帶著煩亂的心情，坐在車流裏悶悶不樂。對未來的擔憂，很讓人抓狂。這時，我的手機突然叮咚作響，是我的大學校友燕子打來的電話。我想了想，沒有接。我猜她一定是要問我，孩子們該不該繼續到學校去上學？那時我真的不想回答這個問題，我自己也在逃避著它。關心則亂。並不因為所謂科學數據的分析，就能讓身為父母的我們做出感到心安的選擇。
接著，我收到了一條她發來的手機短訊。
“小樂，你大約在忙。今天我們去給你Fedex了一百隻工業用N95口罩，是上個月在家得寶搶到的。你在工作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愣住了。感激和慚愧，一下子湧上心頭。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在同城一家兒童醫院工作的曉華，當時剛從國內探親回來。她說起國內的疫情，說起她健康欠佳的父親，心情十分黯淡。她的一位女同事聞言，想要給她一個擁抱，她推辭了。對方說，“不要緊，我不怕”。然後，堅持著給了她一個擁抱。
曉華說，那個擁抱，給了她很多溫暖的力量，她很感激。
有一天她說起，她們醫院陽性醫護的數量，已經是陽性患者的幾倍。兒童相對來說不容易被感染，這是全世界都覺得慶幸的一件事。曉華說，她也定了口罩，包裹到加州了。兩天後她要上班，她預算著應該可以抵達。我深知她的為人，不到為難處，絕不輕易朝人開口。
於是我說，不能指望郵包。我進城一趟，給她送些口罩。
她說，你郵寄幾個給我吧。本城應該可以第二天到達。
我說，我已經出門了。比起自己跑一趟，去郵局我更擔心安全。
一路很順利，車很少。君爸囑咐我，要調成車內空氣循環（笑）。
到了曉華住處的樓下，她早已等在路邊。我提前告訴過她，我那幾天上班很小心，自覺沒有症狀，我也戴了口罩。給她準備的包裹，我是帶著手套操作的。
我打開車窗，將包裹遞給她。她快速遞給我一幅她畫的水彩。然後她匆忙說到，她已有三周沒有出門，沒有見過任何人。
我笑，“從今往後，先確認彼此是否有感染的可能，是與朋友見麵的先決條件了。”
我朝她揮揮手，倒車離開。
我拿起那副水彩看了一眼，是一叢熱烈的向日葵。
下方寫著一行小字，《等待夏日》，送給小樂，2020年4月。
手機短信進來。有一行話，
“My life is secured. Thank you my friend.”
朋友之間這樣的玩笑，因為誇張，因為激動，竟然很有幾分動人。
我與曉華的友誼起始於學生時代，說來很是深厚。但是，她來本城進修的這三年間，我們也隻見過兩次麵。手機的便捷，讓人幾乎覺察不出還有與老友見麵對談的必要。我隻在她來此地的第二年，抽空去城裏見過她一次，吃飯閑聊。結束時我說，下次我來請。她說好。
第二次，便是這回在車旁的匆匆一瞥了。
再後來，她在疫情期間，畢業找工作，搬去了外州。
於是，我也隻能對過去的承諾食言了。
（七）
在回憶裏，一開始的那段時光，充斥著如上所述的焦慮和擔憂。回頭來看，有些情緒似乎是過度而不必要的。隻是，當我們身在其中的時候，我們無從知曉，也無從去把握那樣一個合適的度。
What if，是經常自覺不自覺地要問自己的問題。
我和印度裔醫生普麗常常一起工作。
有一天她問我，“小樂，我有點想搬出去住。你覺得呢？”
普麗是獨生女，和父母一起住，家境優裕。她曾說過，父母向她暗示，希望她休息一年。但是，普麗是一位獨立的年輕人，一直繼續工作。她唯一擔心的，也是害怕自己會將病毒帶回家，傳給父母。
我告訴她，我和君爸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最後的決定還是讓我在休息的時候居家隔離。一個是為了我自己生活的便利，一日三餐、衣食住行都方便許多。一個是為了孩子們，他們還是可以看到我在家裏，聽到我的聲音，有安全感。我曾想過，一旦我出現陽性症狀，我會搬出去住。這個提議，老實說我是有些心虛的。攜帶著病毒去旅館，傳播給他人？這種想法，也太猥瑣了一些吧。
我記得當時君爸說的話，讓我感到很溫暖。
他說，“那怎麽行？萬一你病重昏迷，在家裏我們還能及時發現，送你去醫院，在旅館裏你一個人，出了事怎麽辦？”
所以，我上述那個自私的想法，也隻是在心裏想想罷了。
普麗告訴我，她知道伍斯特有一家旅館，專門接待那些有隔離需要的住客，包括一些醫護人員，會給我們折扣價。旅館裏不設中央空調，對其他住客的危害應該比較小。
她說，她預定了四月中旬的兩周，要搬出去住。
我憂心忡忡地看著她，不知道該給什麽樣的建議合適。
雖然我馬上聯想到，在家裏我住的房間，我要不要把空調的出風口拿膠布貼起來？最後，我決定不開暖氣，避免空氣流動，這樣心安一些。好在已經是四月多了，天氣並不算太冷。
過了一段時間，我又遇見普麗。我問她，你去旅館住了嗎？
她說沒有。她說她爸媽采用了同樣的理由。怕她一個人在旅館出事，他們會更坐立不安。
她說，“我也一樣，我在家能看著我父母，我自己也放心一些。”
她說，“我和我爸媽，必須彼此生活在彼此的視野裏，這樣才能各自放心。現在和從前唯一的區別是，晚飯我們不在一起吃，我端回自己的房間吃。有一天，我媽媽抱怨說，她都快記不得我長什麽樣子了。”
說完她哈哈大笑。
與此同時，普麗是一位積極尋找結婚對象的可愛女性。她總是詼諧地說，
“病毒跟我的八字不合。在我的青春年華逐日逝去的危機裏，它給我的約會生涯設置了前所未有的障礙，簡直是大蕭條時代的再現。”
於是我笑說，
“普麗，快去嫁給現時現刻依然願意與你見麵的第一個人。那人一定值得托付終生。”
（八）
然而在工作中，當時的情況真是讓人沮喪。最難過的，是無法麵對患者的提問。
有一位患者，在我告知他有病毒肺炎的時候，他平靜地問我，
“那麽現在，您將會用什麽藥物給我治療？我將會有哪些選擇？副作用是什麽？”
我無言以對。
我感激他那份純然的信任，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麽去回答他的問題。
一個在通常情況下，我多多少少總會找到一些答案的問題。
難道我要實話實說----您不看看新聞嗎？我們目前沒有針對這個病毒的藥物。
這樣的話我實在說不出口。
在我們接受培訓的時候，經常要做的一件事，是要練習如何去給予患者不好的消息。我們常用的策略，是告訴患者，“很遺憾發生這樣的情況。不過，現在發現，比半年後發現要好。而且，這是一種可以治療的病情。現在，讓我們幫助你，我們一起來麵對它。”
這樣的話，一般來說，會帶給患者一定的安慰。我想，它源自於一百多年前特魯多醫生的那句名言，“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
可是在2020年的三四月份，在病毒肺炎還沒有確定的有效藥物時，是很難麵對患者那些殷切的目光的。我們所能給予的，隻有支持治療。吸氧、營養、調整水電解質平衡。那些不幸進入重症監護室的患者，他們需要接受更高級別的支持治療，包括呼吸機。
在精神上，我們所能給予的，隻有安慰。
有時，是醫療工作者強作鎮定的安慰。
有的時候，我甚至背離了不能給予false assurance----錯誤保證----的準則。對於相對年輕的患者，我會堅定地對他們說，你一定不會有事的。所有你這個年齡段的患者，全部都康複了。請你相信我們，我們有經驗。我個人認為，當我們沒有針對病毒的特效藥時，為什麽要讓這些身處負壓病房正在吸氧的患者，獨自去承擔那份沉甸甸的擔憂呢？擔憂那百分之幾的惡化的可能性？
不如讓他們卸下重擔，無緣無故地去相信，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康複。
我不想讓概率論成為他們康複道路上的障礙。
我不想讓困擾我自己的what if，去困擾這些和我相比處於更加危急境地的無辜的人們。
五月一日，瑞德西韋（remdesivir，昵稱“人民的希望”）獲得FDA批準，用於治療病毒肺炎的重症患者。一開始因為藥物不夠，隻能用於每分鍾吸氧4升及以上的患者，後來漸漸放寬到所有需要吸氧的患者。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步的進展，都讓大家感到興奮。
再到後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了數據，RECOVERY這一臨床研究表明，對吸氧患者而言，地塞米鬆激素療法，降低了病毒陽性患者的28天死亡率。我們的手中，終於又多了一項武器。
大約是六月裏的一天，有兩位醫生出現在我和普麗常呆的電腦室。電腦室裏有一台小小的咖啡機，他們來喝咖啡。其中一位長者，一位年輕人。
我隱約看見了那位長者的名牌。他前不久剛剛因為病毒肺炎，進了重症監護室，上了呼吸機，情況很是危急。看到我們倆，他們便問，臨床上情況如何，於是大家很親切地交談了幾句。
我問那位長者，是否介意告知，當時是如何感染上病毒的。
他說不介意。他說是因為給一位病毒陽性的患者氣管插管，估計是因為病毒的濃度比較高，即便戴了N95，手術室裏當時有好幾位同仁被傳染了。他是病得最嚴重的一個，自己也沒想到。
我很想問，那您現在又跑回來上班了？不害怕嗎？
但是，看著他的笑臉，這個問題我很難問出口。
他們端著咖啡離開後，普麗對我說，
“你知道他旁邊那位年輕醫生是誰麽？”
“不知道”，我搖搖頭。
“他是心髒科的某某，之前也感染了病毒，順利康複了。很多康複了的醫護主動捐血漿給我們的血庫，正好他與長者的血型相配，於是他們成為了我們這裏第一例實驗性輸注康複者血漿的案例。”
“並且成功了！”我興奮地說。
“是的”，普麗也笑。
啊，多好，這些在同一戰壕的人們，這是否就是所謂的，過命的交情？
是的，這就是我想說的，在這場戰鬥中人們最終找到的三駕馬車，瑞德西韋、地塞米鬆，和康複者血漿。雖然後來，對於康複者血漿的效用存在著一定的疑問，但對當時的我們，它是很多人的心理支柱之一。包括患者，包括他們的家人，也包括我們自己。
（九）
大約在四五月份的時候，疫情到達了第一個高峰。我的腦海裏有一些場景，揮之不去。
我記起這樣一位老人，病情危殆。她的女兒是她的醫療代理人。
我記得這位可敬的女兒對我說，
“我的母親已是高齡，患有老年癡呆症。我不希望她再繼續受苦，也不想她去占用ICU的床位。把那張床留給更需要它的年輕人吧。”
說完，她在電話裏小聲地哭了起來。臨了，她對我說，
“醫生，謝謝你為我們大家做的一切。你一定要小心保護自己，千萬不要感染到病毒。”
此刻再次想起那個場景，想起那曾聽在我的耳朵裏來自一位陌生人殷切的囑咐，很容易將淚意再帶回眼裏。
記得有另外一位高齡的老人，重病纏身，情況也很危險了。
她很希望能繼續接受所有可能的治療。她對我說，
“我的孫女兒這個夏天將會從法學院畢業，我很想能撐到她畢業的那一天。然後，我便可以安心地走了。”
回想起這些話，怎能不讓人淚下？是啊，我們都是人，具備人類的共通情感。無論源自何種種族、信仰或文化。
那段時間，醫院禁止任何探視者。除了臨終患者，被允許有極短的家庭探視時間。
雖然殘酷，實屬無奈。
我記得有一位臨終的老人，獨自躺在病床上。在那個幽靜的房間裏，亮著一盞小燈。因為疫情，他沒有探視者。空氣裏輕輕回蕩著一支悠揚的曲子，是電視裏發出的山泉流水聲，很寧靜，也有些憂傷。老人已經處於深度熟睡中，在藥物的幫助下，看不出他有明顯的不適。他當時接受的是臨終關懷治療。
我想起之前和他妻子的對話。
他的妻子告訴過我，他是一位成功的父親，一位慈愛的祖父，一個好叔叔，一個熱心的朋友。在電話裏，她向我回憶起他的一生。遺憾的是，她和家人無法在他的床邊，握著他的手，陪他度過生命裏的最後一段旅程。
我走進房間，在床前蹲下，握住了老人的手。他蒲扇般的大手溫暖、厚實，他的麵容平靜。
那一刻，無人能替代他的孤獨。
我的心裏很難過。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該有這樣孤獨的告別。
出來後，我遇到了他的護士。護士告訴我，她和我做了同樣的事。在床前坐著，陪他靜靜地坐一會兒也好。在心裏，就當作是他的家人在這裏陪他吧。
有一天，有另外一位老人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轉，我正在電話裏高興地告訴她的女兒這件事，我們都覺得很開心。忽然，我的同事向我警示，說這位老人的病床發生了緊急情況。
“她不行了”，同事看著心電監護，朝我大聲喊道。
我的心砰砰直跳，我艱難地朝電話的那一頭喃喃道，“對不起，你母親好像不太好。”
我匆忙掛了電話，衝到病房裏。那位老人顯然已經是彌留狀態了。
老人的願望是DNR，拒絕心肺複蘇術。
我與護士攙扶著她，讓IPAD另一頭她的女兒能再看看她。她的女兒流著淚，抖抖索索不知道說些什麽好，隻是不停地喊著Mom。
我問她，你想不想拍一張照片？她點點頭，匆忙中按下了按鈕，拍了一張照片。
那天晚些時候，老人的侄子要求來看她最後一眼。當他出現的時候，我有些為難地囑咐那位中年人，“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病毒的事，還請千萬擔心。”
他神情凝重地點點頭。
我再次經過病房門口的時候，看見他戴著口罩，握著老人的手，深深地低著頭。
這就是告別了。
千古艱難唯一死。
從此，不再有親愛的媽媽。不再有親愛的阿姨。
在伍斯特工作的這幾年，我經常遇見拒絕心肺複蘇術的老人。
通常我聽到的說法大約是這樣的，
“我已經擁有了一個漫長而幸福的人生，我對自己的一生感到滿意。當我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希望能自然地離開。我不願意用機器維持生命，全身插滿管子，像一個植物人那樣活著。我不願意用這種掙紮的方式苟活於世，我更希望讓大自然去做它需要做的事。讓一切順其自然。”
很多時候，我試圖跟這些老人解釋，同意采用心肺複蘇術，並非等同於願意使用機器來維持生命。由於現代醫療科技的發展，有時候，短期的生命支持療法是有可能將他們帶回到有質量的生存狀態的。我希望他們在知情的情況下，做出符合他們自己想法的選擇。
是的，在記憶中，有很多感染了病毒的老人，選擇的都是DNR。作為一個成年人，我十分欽佩這些勇敢的靈魂。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十）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的同事阿尼莎曾對我說過，
“小樂，如果你那麽害怕病毒，我可以幫你管理陽性患者，你就幫我管陰性患者好了。”
阿尼莎是那麽溫柔敦厚的一個人，總是設身處地，事事為他人著想。我從來沒見她和誰紅過臉，也從來沒有聽到她說過任何一個人的壞話。她總是那麽的善解人意，誠實可靠。
可是，六月初，突如其來，我們得知她不幸患了一種嚴重的疾病。
我一度覺得憤慨，難以接受。
當時我有一位朋友，頗有些“冷酷”地回複我的疑問，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這件事不存在什麽好人有好報的法則，純粹隻是幾率問題。我們這些沒有得病的人，隻不過是因為命運暫時的看顧罷了。”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在情感上，都不太能接受如此理智而冷靜的看法。
七月裏的一天，我去阿尼莎家中探望她，她的狀態很好。
我記得，我們盤腿坐在她家的沙發上，我聽阿尼莎平靜地敘說著她的遭遇，和她內心的想法。我們喝著茶，吃著一些鬆餅。我知道我能做的很少，能聽她談談話，也僅此而已。她的孩子們將客廳讓給了我們，乖乖地呆在隔壁房間。她們和阿尼莎很相似，溫柔、靦腆，安靜地朝我微笑，客氣守禮。臨走的時候，我一一擁抱她們，她們回以害羞的擁抱和感激。我想，孩子們多少是知道她們媽媽的情況的。這讓人傷感。
八月的一天，我在國內的父親重病。一開始的時候，醫生說，因為老人家心髒血管條件的限製，他不能接受手術治療。
媽媽在電話裏哀哀地說，“那你爸爸就可憐了”。那是說到爸爸無法手術，因為年紀大了，也沒有化療的可能性。實在讓人一籌莫展。因為疫情，我也無法回國探望他們。
痛苦之際，我將這件事告訴了阿尼莎，她給了我很多關心和安慰，我由衷地感激。
或許是因為這些有些沉重的事，讓我漸漸沉默的吧。
我多麽希望在我的腦海裏，關於這一段的回憶能夠翻得快一些。雖然它快不起來。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夢見了爸爸媽媽。在夢裏，他們那麽年輕。我好象還是一個小小的孩子，被媽媽抱在懷裏。我坐在媽媽的臂彎，轉頭向前方看去。隨著媽媽的步伐，一晃一晃地向前移動著。
好象這麽多年過去，我從未曾長大。
醒來我悵然了很久。
有一天，我在手機上和大學同學聊天。哥哥和弟弟走過來，問我在做什麽。
我告訴他們，我在和我國內的同學說話。
弟弟對我說了一長串的話，我聽了很久才聽明白。
他說，請我告訴我的朋友，如何當一名醫生，然後，我的朋友們就可以教他在中國的外婆我的媽媽，如何當一名醫生，然後那個在中國的外婆，就能知道怎樣去治好我父親的病了。
一陣暖暖的感覺，從我心裏流過。
哥哥接著問我，“你的父親病得厲害嗎？他會死嗎？”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孩子這樣尖銳的問題。
過了很久，我告訴他，
“外公一定會沒事的。等病毒結束之後，我帶你們回中國去看他們，好嗎？”
孩子們歡呼起來。隻是，我心裏並不知道，我能否守得住這份承諾。
（後記）
人們常說，一天的時間很長，而一年的時間卻很短。在我的回憶裏，似乎還存在著其他一些細節可供回想，然而此刻，我似乎也抓不住更多鮮明的場景，來向你敘述我在伍斯特所度過這沉默的一年。回憶將每一天的緩慢與拖遝浮光掠影般濾過，隻攫取了以上的幾幀畫麵，將其餘的一切變成了一個混沌而模糊的快進過程。
12月中旬，醫院開始疫苗接種之後，醫護人員的感染率迅速下降。但是，因為節假日的到來和疫苗排期問題，全美迎來了疫情爆發以來最大的一個高峰。
人們忍不住會想，如果疫苗能早點出現，早點通過，哪怕早兩個月，會不會避免這個高峰的出現？可能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疫苗是新生事物。而目前的現狀，已經是人們所能獲得的最大努力的成果了。
2020年，我在工作中告別的生命，似乎比以往要多。
這是一個讓人悲傷的事實，也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然而，從我所見到的這片小小的井空裏看出去，我眼中的他們，離開的時候是平靜而安詳的。
我從這些離去的人們的身上，看到了什麽是真正的勇氣。是他們告訴所有活著的人們，以這樣的勇氣繼續前行，繼續努力地生活。
轉眼之間，又是一年的四月。而這個四月，似乎比上一個四月，要多了很多的希望。
伍斯特，你會同意我以上的敘述嗎？
（小樂即安，2021年4月。節選刊登於《世界博覽》2021年某期。）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