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知道，我需要向你介紹，伍斯特在哪裏，她是什麽樣子的。
在我看來，伍斯特是沉默的。此刻的窗外，她靜靜地矗立在早春的細雨裏，不言不語。她的沉默，是由於我的沉默嗎？我不敢這麽自負地假設。但是，人們告訴我，在沉默中承受痛苦，在寂靜中咬牙堅持，是不太必要的。我們應該花點時間，將我們的苦痛說出來，說給其他一些人聽，尋求他們的理解和支持，或者說，尋求一種來自接受者的“哦，原來是這樣啊”的認可。而無論這樣的傾訴能帶來一些什麽，總比什麽也沒有的現狀要好，不是嗎。
可是，我確定需要使用痛苦這個詞嗎，是不是有點兒言過其實了？
難道隻有用“痛苦”這麽厲害的一個詞，才能準確地形容它嗎？形容那些在伍斯特發生的事？它的肩上，需要替我去背負如此沉重的負擔嗎？我想，如果它能說話，大概率是不願意被這麽形容的吧。伍斯特應該不會同意我，痛苦是它應得的唯一的標簽。畢竟，這人世間的所有事，除了痛苦，總會夾雜著一丁點兒零星的幸福和甜蜜----那應該是相當肯定的一件事。
那麽，我為什麽還要這麽說呢？我想，主要是為了要吸引你的目光吧。彷佛不使用這樣一個惡狠狠的詞，就不能表達我內心裏，那些緩緩蠕動的熔岩。其實我明白，在不同的目光裏，於不同的心境中，事物總會折射出不同的角度，和解讀。到底是痛苦，還是幸福，其實兩者之間並無實在的差別。
我口中的“它”，是我們剛剛過去的這一年，這被強製性按下了暫停鍵的一年，這難以磨滅、如今卻又似乎無處追尋的一年，2020。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在中國國內完成了醫學教育。因為家庭因素，我飄洋過海，於本世紀初來到了美國。在實驗室工作幾年之後，我被分派到伍斯特，開始接受住院醫師訓練。伍斯特是美國馬薩諸塞州中部的一個城市，是此間新英格蘭地區的第二大城市，僅次於波士頓。三年訓練期結束後，我留在了這裏，開始做一名內科住院部醫生，距今已有六七年了。
我充數的工作崗位，叫做hospitalist。
Hospital，英文單詞，意思是醫院。“-ist”這個詞根，作為名詞後綴時，可以意指某種主義者，或某種信仰者。比如自然主義者，naturalist，樂觀主義者，optimist，和平主義者，pacifist。也用來表示從事某種職業或研究的人，與某事物有關的人。比如說，地質學家，geologist，視光學師，optometrist。在醫院這個詞之後加上-ist，就構成了我所從事的崗位名稱，在醫院住院部工作的內科醫生。
與醫院有關的人。
在2020年，誰會希望與醫院有扯不斷的關係呢？我從不曾如此希望，也不曾如此預料。
不過，我個人的這些感受和經曆，會不會因為單個個體體驗所難以避免的偏差，給你帶來一些錯誤的印象呢？坦白說，我很惶恐。沉默中的伍斯特，必然不會希望我替她發出的聲音，錯得太過離譜。我唯一能做到的，是忠實於我自己，忠實於我內心中那些真實的情緒。即便是帶有巨大的偏差，那也是曾經真實存在過的。
一切真實的，便是值得絮叨的，不是嗎。
這是我首先想要對你說的話。也謝謝你，能來聽我說這些話。
（二）
當我身處其中、慢慢地捱過2020的時候，時間給我的感覺幾乎是靜止的。一天又一天，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它的雙腳陷進稠厚的柏油裏，舉步維艱。它踩著緩慢而沉重的步伐，拖遝地，滴滴答答，鈍刀割肉，一步一步往前挪動著細碎的腳步。黑夜替換白晝，白晝迎來黑夜，終於，它慢吞吞地來到了12月17日那一天。
我想，我會一直記得這一年的12月17日。我在日曆上畫過一個大號的五角星。
那一天我在急診室，做住院部的調度。急診科醫生需要將某位病人收治入院的時候，便會找到這個調度組，與組長商量，是否同意該病人入院。如果同意，下一步是等待床位。而在床位尚未被分配到之前，患者會停留在等待區。調度組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保證患者在這個等待區的等待時間內，繼續保持呼吸，繼續存在心跳。
玩笑話雖然可以這麽說，又談何容易呢。調度組隻能算病人的臨時醫生，但病人所有應當接受的治療，都要照常進行。可是，上一個病人的情況尚未摸透，下一個病人又已經被孜孜不倦的急診科流水般送來。在不熟悉的情況下，想要給予等待區的患者同樣質量的治療是困難的。雙拳難敵四手，一會兒就頭暈眼花，手忙腳亂。所以，一旦有了機會，我們便要將等待區的病人盡快分配給正式的治療組。越重的病人，越要快地分出去。然而，事與願違的是，這個過程快不起來，因為沒有床位。
我的預約是上午十一點半。還有五分鍾。
我抬頭看了看電子屏幕，和往常一樣，住院部二百五十多張床，幾乎全是滿的。沒有床位，也就意味著等待區的患者沒有正式治療組。走鋼絲的感覺，實在讓人焦慮。
我又看了一下時間，告訴身旁的同事，我需要離開二十分鍾，有事隨時找我。
口罩後的那張臉，目光晶瑩，帶著微微的笑。
“小樂，祝你好運。”
“謝謝，祝我們大家都好運。”
注射台設立在會議大廳裏。
據說需要零下八十度儲存。那麽，低溫冰箱會被搬來這裏嗎？隨著人流排隊的時候，我默默地想。
前一個周四，在院內簡報上，院長與那台低溫冰箱合了影。一個紅剌剌的大號箭頭，指向了那台冰箱。簡報上寫著，一旦FDA授權通過，疫苗將會從原產地經由快速通道，直接運送抵達那台冰箱。
第二天，12月11日的晚上，輝瑞疫苗獲得了緊急授權。
12月14日，它如期搭上了飛機。
12月17日，第一批疫苗注射開始。
“近期有無發熱、上呼吸道感染、旅行史、病毒檢測陽性史？”
我搖搖頭，依次回答沒有。
電腦後的女孩將一張卡片遞給我，寫著疫苗的批次。我在桌邊坐下時才看到，疫苗是已經渾懸好了的，可以室溫保存幾小時。它們躺在一隻隻小巧的注射器裏，整齊地臥成一排。護士拿起其中一隻，問我，左臂還是右臂？我想了想，選了左邊。我不是左撇子，需要用右手勞動。
酒精棉球擦在手臂上，冰涼。進針，推注，她在卡片上簽字。
我幾乎沒有感覺，這就打好了嗎？
“你打了嗎？”我輕聲問她。
“還沒有。先給你們打，你們是一線。”
我感到有點兒愧疚。或許，我不該提這個問題。
接著，需要在大廳裏坐上十五分鍾觀察。每個椅子很規矩地距離著彼此六英尺。一眼望去，都是熟人的麵孔。戴著口罩的麵孔。
每一雙眼睛裏，都含著與平時不一樣的光。
坐在我左後方的，是感染科霍爾醫生。
我朝他笑笑，感喟了一聲，“真讓人激動啊。”
“是啊，終於，能看到隧道盡頭的光亮了”，他聲如洪鍾。
隧道盡頭傳來的光，雖然微弱，但已經刺破了眼前的黑暗，不是嗎。
我握住自己的雙拳，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回憶裏的那一天，有很多笑容。克製的，淡淡的笑容。空氣裏彌漫著一種難以抑製的興奮和愉悅，讓人難忘。霍爾醫生的那句話，雖然以前也常常在不同場合聽到，那一次，它給了我極為深刻的感觸。我好像是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它的涵義。
說到這裏，我已經率先把這段故事的結尾告訴了你，確定好了這是一個多少帶著點兒微笑的結局，這樣會讓你稍微安心一些嗎？那麽現在，請準許我坐下來，靠到椅背上，翻開我的回憶，來說一說這個故事的最初。
（三）
2020年2月2日。
早晨經過護士站的時候，海瑟護士對我說，
“小樂，你知道嗎？今天是一個特殊的日子。你看啊，02022020，一千年重複一次的對稱日。”
我想了想稱是。
“今天是星期天，我帶了自己烤的點心，吃一塊吧。”她朝我努努嘴，示意護士站後麵的台子。我走過去，抓起一塊烤得黑乎乎的法奇糖，丟進了嘴裏，毫無意外的甜。每個周日，同事們會帶一些自己烤的點心來，一起分享。慚愧的是，我常常是隻吃不帶的那一個。我實在不太會烤點心。
感染科夏瑪醫生從護士站前走過，我喊住了她。
“夏瑪醫生，請問您知不知道，有關於那個病毒的事？”
她點了點頭，“聽說了，目前還不知道我們這裏會不會有。小樂，你在中國的家人怎麽樣？”
“他們就在武漢。情況還好，全家人嚴格地呆在家裏。幸虧是春節假期，家裏儲存了很多食物。”
“不容易啊。希望他們平安。”
“謝謝您，夏瑪醫生。”
我朝一床的老太太微笑。“您感覺怎麽樣？”
“肚子不太舒服。”
我將手掌放在她的腹部，輕柔地在四周按壓，觸手溫熱。她忽然瑟縮了一下。
“怎麽，疼嗎？”我問她。
“不疼，是您的手有點涼。”她朝我微笑。
“啊，不好意思。”
我將雙手用力地對搓了幾下，繼續給她體檢。
我記得這些小事，是因為在那天之後不久的將來，一直到今天寫下這些話，或許會持續到我職業生涯結束的那一天，我再也沒有過不戴手套和患者直接接觸、讓她得知我的手太過冰涼。我也再也沒有吃到過我那些可愛的女同事們帶來的甜得發齁的法奇糖。我們每一個人之間，不得不樹立起一個適當的距離。所謂的安全社交距離。
那天下午，傳來這樣的消息。從美東時間2月2日下午5時起，美國禁止過去14天內訪問過中國的外國人----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係親屬除外----入境。來自中國的航班隻能在紐約等七個機場入境，以便對旅客進行甄別。
我去問夏瑪醫生，
“這個病毒是通過空氣氣溶膠傳播的，對嗎？需要象治療結核病人那樣，戴N95，使用負壓病房嗎？我們的設備會不會不夠？”
“等待CDC疾控中心的指導條例吧。小樂，說到底它隻是一種冠狀病毒而已啊。我們都知道冠狀病毒的特性，對不對？隻需要象預防流感那樣，戴外科口罩，進行飛沫傳染的預防措施就行了。別擔心，不會有事的。”
“如果是那樣的話當然好。可是在武漢，醫護人員的隔離要嚴密得多啊。”
我有些著急，將手機裏國內醫護人員穿戴封閉式防護服的錄像展示給夏瑪醫生看。
“樂醫生，我明白你的擔憂。這得要看每個醫院到時候有多少防護設備了。我們隻能根據實際情況，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
我驚詫地看著夏瑪醫生的眼睛，難以接受這樣的答案。
回憶就是有這樣的便利，可以加上後來眾所周知的事實來揭示謎底，毫無懸念可言。是的，需要N95。是的，需要負壓病房。所有疑似患者和確診患者都住在負壓病房裏。陰性患者住在普通病房裏。疑似患者檢測陰性的話，也會回到普通病房。
後來，夏瑪醫生和其他感染科醫生一起，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她們成為這家醫院抗擊病毒的中堅力量。
（四）
據網上的信息，“2020年2月26日，跨國生物技術公司百健在波士頓劍橋總部舉行高層會議，有175位全世界各地的高管參加。幾天之內，百健高層會議聲名遠揚——它被確定為馬薩諸塞州疫情暴發的中心。截至3月10日晚，該州的92例病毒感染中有70例與這次會議相關，感染者包括百健的員工以及與他們有接觸的人”。
3月16日，馬薩諸塞州州長頒布了州公共衛生緊急令。
大約是3月中旬的某一天，我收到急診室的電話，要我去收治第一例病毒疑似患者。那天我們有三名醫生輪流收治病人。這第一例疑似，恰好輪到我去收治入院。
我記得那是一個黃昏。斜陽罩在我的身上，我感覺自己被麻醉了，幾乎不能動。我完全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我一直想著，伍斯特距離波士頓市中心很遠，屬於郊區了，病毒不至於這麽快就傳過來了吧？院內簡報早已警告我們，病毒陽性患者將會隨時出現在我們的急診室。但我還是存著幾分僥幸。
那段時間，在我的背包裏，有一套我在網上訂購的封閉式防護服。但是，在其他人隻是戴著口罩，穿著一層薄薄的塑料防護服，露著腿腳、頭頸、後背和臉上口罩眼罩覆蓋不到的地方的時候，我怎麽可能穿著自備的全封閉式防護服，在眾目睽睽之下，像外星人一樣出現在急診室？我實在是做不到啊。
那段時間，有新聞報道，某地有急診科醫生因為使用自己購置的防護服，被雇主直接開除了。
我該怎麽辦？
雖然學醫是我平生的誌願所在，但是坦白說，我還從來沒有想到過，要為此承受自己的生命危險啊。原諒我，我是一個懦弱的人。和平年代的生活經曆，沒有給我準備好這方麵的訓練和素養。
那時的我，一下子想到的，是家中年幼的哥哥和弟弟，我的孩子們。
為什麽醫院不能給我們提供足夠的防護設施？
我感到憤怒。恐懼，懦弱，加上憤怒，促使我告訴另外兩位同事，
“對不起，我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我不能去收這個病人。”
同事沉默了。其中一位對我說，
“我不在乎，我可以去收治這個病人。但是小樂，我必須要慎重地告訴你，今天隻是這一場漫長旅程剛剛開始的第一步。如果你沒有做好心理準備的話，你需要找金凱利談一談。”
金凱利是我們內科的負責人。
那位同事定定地看著我。我僵著脖子，困難地點點頭。
我告訴科裏，我的身體不適，第二天不能上班。印度裔醫生普麗正好是值班醫生，被叫來替我上了一天班。我打電話向她解釋了原委，報以歉意。
後來我們得知，那位疑似病例的檢測結果是陰性的（笑）。
回家後，我問君爸，“如果我不工作三個月，我們能撐得下去嗎？”
“應該可以”，他說。可是我自己清楚，經濟上會有不少困難。現實生活的壓力擺在那裏。
我給人力資源部發了一封郵件，“如果我離職的話，需要提前多久告知雇主？”
“120天。”
是的，120天，合同上麵明確寫著的。
有一項家庭和醫療休假法FMLA，給予雇員12周的工作保護。除掉年休假和每月一天的病假之外，其餘時間由短期殘障保險支付部分薪水。可能需要自己支付昂貴的家庭醫療保險。
我真的需要因為精神壓力過大，申請這12周的“停薪留職”嗎？
三個月之後，病毒的事情一定就會順利過去嗎？我真的準備就此不工作了嗎？
此外，一個蘿卜一個坑，我們的工作日程都已經提前三個月就安排好了。我請一天假，普麗就被叫來頂我的班。這12周時間如果我全都不能上班的話，每次輪到我上班的時候，值班的同事就得一個一個被叫去頂我的班。這也太麻煩別人了吧？雖然考慮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在私心裏似乎是比這個理由重要，但是作為一個成年人，我生平最怕的事之一，就是給別人帶來巨大的麻煩，尤其是給這些共事多年的同事們。將人心，比自己，我怎麽能這麽做。
“可是，你不害怕嗎？”
我輕輕地問自己。我摸了摸弟弟圓圓的腦袋，看著他烏黑而懵懂無知的眼睛，心裏很難受。
一句話輕輕地出現在心裏。
“為母則剛啊，你忘了嗎？”
而且，我需要工作，並不隻是為了哥哥和弟弟，也是為了我自己。我自己也需要有房子住，有飯吃。是我自己的意願，希望為孩子們創造一份穩定的生活。作為一名母親，我必須要堅強啊。
將來有一天，我怎麽跟哥哥和弟弟解釋這一切？哦，媽媽因為太害怕了，所以在那個病毒大流行的時候，趕緊躲了起來？躲過了這次的病毒，以後怎麽辦？超級細菌來的時候怎麽辦？埃博拉病毒來的時候怎麽辦？統統躲起來？
當初說服我的這些理由，我曾經以為我忘了，等到提筆才發現，它們如今還清楚地擺在我的心裏。是的，請假的那一天，我成功地說服了我自己。所以，等我去看我的家庭醫生的時候，我告訴瑞醫生，
“昨天我的精神太緊張了，一時難以勝任工作。現在，我已經完全調整好了情緒，明天就銷假回去上班。”
那一刻，我隱藏好了內心的孱弱，用一種堅定而愉快的語調告訴他。
他告訴我，其實他也很緊張。他們診所裏沒有N95口罩。雖然已經提前對患者做了電話篩答，有呼吸道症狀或發熱的患者，都不被允許來診所看病，直接去急診室做病毒檢測。但是，仍然會有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比如說，在我之前剛剛走掉的那位患者，上周才去過華盛頓州，探望老人院裏的親戚。
華盛頓州？我們麵麵相覷。
瑞醫生聳肩笑笑，無可奈何的樣子。華盛頓州是當時陽性病例數最多的一個州。當然，馬薩諸塞州不甘人下，後來者居上，很快衝進了全美第三。這就是後話了（笑）。
（五）
情緒恢複以後，我開始與我的同事們一起，管理了很多病毒陽性患者。
後來我發現，我當初的一些認識也是片麵的，如今也作出了修正。是的，我們一直沒有使用全封閉式防護服。疑似和陽性患者一直住在負壓病房裏，減少了空氣傳播的可能性。加上N95口罩和眼罩，那層塑料防護服雖然沒有將我們從頭裹到腳，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夠用了。
當然，我這麽說，並不是說沒有醫護感染。從三月底之後的每一周，陸陸續續有消息傳來，有很多醫護人員被傳染，包括許多位我的同事和朋友。
在我熟識的同事裏，薩瑞拉是第一位被檢測為陽性的。當時我給她發了幾條短信，也不敢詢問太多。很多個月之後，她告訴我，當時她最為擔心的，除了害怕傳染家人和她的女兒，是對於不確定性的恐懼。作為醫療工作者，她明白，存在有很小的可能性，她會得重症肺炎，或者血栓相關的風險。親身經曆的感受，顯然又與穿著防護用品，在負壓病房裏照顧患者的感受大大不同。
後來，又陸陸續續有很多位同事得病。看到和自己朝夕相處的同事和夥伴得病，那種感受，實在一言難盡。好在我所認識的同事們，後來全都順利康複了。
大約是四月裏的一天，我和一名護士聊天，我忘了她叫什麽名字。她說，她有一個兩歲的女兒。她告訴我，自從疫情開始，她就把女兒送到了她媽媽家，怕自己會把病毒傳給女兒。
“小樂，你知道嗎？我已經有一個月沒見到我的女兒了。昨天，我直接開車去了我媽媽的住處。我拿了一個大號的垃圾袋，你知道的，就是那種黑色大塑料袋，”她一邊說，一邊拿手比劃，“我把塑料袋往自己頭上一套，打開門，磕磕碰碰衝到房間裏，一把抱住我的女兒，隔著塑料袋親她。”
她哽住了聲音，無法再繼續。
我想給她一個擁抱，但是我不能。最後，我們拿胳膊肘互相輕輕地碰了碰。
她滿眼淚花，微笑著說，“我實在是太想她了。”
她的話，讓我想起我家的弟弟。
自從我開始管理病毒陽性患者，我在家裏，也開始隔離我自己。我與君爸商量了，我住主臥，君爸搬到弟弟的房間。家中的長輩承擔了所有的家務。我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一日三餐，君爸用一次性餐具給我送到房門口的小凳上。我偶爾出門去看哥哥和弟弟的時候，會戴上口罩和手套。
小家夥們看到我出來，會趕緊跑得遠遠的。
“媽媽，病毒。”他們會連在一起這麽說。
有時候我會跟他們解釋，
“媽媽沒有感染病毒。但是，你們做的是對的，不要靠近我。”
孩子們比我們大人懂得原則。有時候，他們在家門口的車道上玩，周圍一個人都沒有，君爸讓他們把口罩拿下來，哥哥會說，不行，外麵有病毒。
那段時間，他們兩個人都分別問過我和君爸，我們家裏，有足夠的食物嗎？
我有些心疼小小的孩子們所感受到的惶恐，安慰他們說，有的。是的，那段時間，我們在地下室囤積了很多大米，餅幹，午餐肉，還有很多衛生紙（笑）。當然，還有很多瓶消毒液。
消毒液吸入肺裏的那種刺痛，讓人難忘。
隔壁鄰居米歇爾也同意。她在短信裏告訴我，消毒液讓她咳嗽，讓她幾乎想去檢測，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
小區裏的媽媽們有一個手機短信群。有時候，我把病毒有關的信息發在群裏。她們回複，小樂，謝謝你為我們大家做的一切，你真的很勇敢。我想了想，沒有說明我情緒崩潰的那一天（笑）。
還是讓她們覺得，醫護人員是堅定的吧。這樣，或許大家都會更堅定一些。
不過，我也能感覺到，這些媽媽們不太願意讓孩子們和我們家的兩位年輕人一起玩了。我也很能理解她們的顧慮。
弟弟有時會忘記規則。跑開之後，又會跑回來找我。
有一天，弟弟看到我出房門，先跑得遠遠的，然後又折回來問我，
“媽媽，我能摸你一下嗎？”
“當然可以啦”。我張開雙臂，想給他一個擁抱。
我做好了準備，把頭偏向另一邊。
他說不是啦，我想摸一下你的皮膚。
他伸出小小的手指，在我裸露的前臂上輕輕地點了一下。
然後，他驚喜地說，“媽媽你看，我沒有感染病毒！”
我不禁失笑。
還有一次，弟弟問我，
“媽媽，你什麽時候才能再在晚上陪我睡覺啊？”
聽到五歲的弟弟自發地問出這樣的問題，不能不說，我的內心當時是頗為傷感的。
我告訴他，等病毒結束的時候。
不過回想起來，從那個時候起，弟弟學會了獨自睡覺，是很好的收獲。
小小的他也問過其他他更為關心的問題。比如，“媽媽，我們什麽時候才能再去住旅館啊？”
我也同樣告訴他，等病毒結束的時候。
是的，等病毒結束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在等待，等著那一天盡快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