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北航附中50年校慶，邀請校友寫紀念文章，我就投了這篇稿。那時還沒有微信，大多數同學都失聯了。現在同學們都在微信朋友圈裏。
男女界線
1970 年，沒有升學考試，全班一齊從北航附小升入北航附中。然而，一件奇怪的事情，在同學們中間悄悄地發生著。分男女界線！本來很熟悉的男女同學，忽然間, 誰也不理誰了。如果與某個女同學講話，我就會被旁邊的男同學嘲笑。沒辦法，我隻好隨大流，不理女同學了。開始很難過，後來習慣了。再後來，我也開始嘲笑別人了。當年，女同學們在一起玩，男同學們在一起鬧，中間有一條無形的界線把我們隔開。不僅在北航附中，全北京的中學都分男女界線。社會中彌漫著這樣一個氛圍：革命者應該像梁山好漢，不怕死，敢造反，重哥們兒義氣，輕紅粉女色；而資產階級分子則是，貪生怕死，見利忘義，重色輕友，玩物喪誌。
有一次，同桌的女同學和其他兩個女同學爭論一個數學題，我在旁邊聽得一清二楚。明明我的同桌是對的，可是，那兩個女同學卻堅持錯誤概念。眼見同桌勢單力薄，我真想出手相助。可是周圍還有許多男同學，擔心受到起哄，我隻好看著同桌遭受“錯誤的攻擊”。
還有一次，北航合作社沒菜了，我就騎車到北太平莊買菜，正好那裏有菜，我就趕緊排隊。真巧，排在我前邊的那個人是我同班的女同學。她背對著我，好像不知道我站在她身後。環顧四周，旁邊沒有認識的人，我鼓起勇氣要跟她講話，可是憋了半天，就是不能開口。結果，排了半小時的隊，我就在內心搏鬥了半小時，始終不能開口。最後，眼看她買完菜走了，我很沮喪。
有一天，結束了學農勞動，全班一起返回學校。為抄近路，大家沒有走北航大門，而去跨鐵絲網。本來，那一段鐵絲網已被破壞，隻剩半米高，誰都可以跨過去。可是現在，在那段缺損處的裏邊，被人堵上了一根直徑1米的水泥管。這樣，跨過鐵絲網後，腳不能落地，而要高高地踏在水泥管上，然後用力蹬上管子，再跳下去。前幾個人都這樣順利過去了。因為鞋上有泥，我前邊的一個女同學在用力蹬上管子的一刻，鞋底打滑，她的雙腳滑落在水泥管和鐵絲網之間，身體失去平衡，開始向後傾倒。她將被絆掛在鐵絲網上！就像撲救一個將要落地的排球，我敏捷地衝上一步，雙手托住了她的後背！大家一起圍上來施救，有人拉開鐵絲，造成一個縫隙，使她被絆住的腳可以重新邁上水泥管。跳過鐵絲網之後，女同學們圍住她，關切地查看她被劃破的小腿和褲管，並安慰她。我從她們身旁走過時，她抬起頭來看我, 沒有說話，但我從她的眼睛裏看到了兩個字：“謝謝！”。她很漂亮。在五道口國營照相館的櫥窗裏，曾經擺放過她的彩色大照片。
在文革的年代，祖國大地上發生了許多荒唐的事情，中學生分男女界線就是其中之一。從1970年到1975年，在北航附中，在每個教室，男女同學，天天見麵，彼此熟悉，都是“發小”，卻誰也不理誰。
1975年我們高中畢業了，從此分手，各奔東西。1977年，我去哈爾濱上大學。1989年，我去了美國。又過了20年，去年，在美國，我申請了一個發明專利。今年，我想用這個發明，再申請一個中國專利。這時，我想到了宋愛民，北航附中的女同學。1977年，她考上北京政法學院。我想，她現在一定是一名經驗豐富的律師，說不定可以請她幫忙。我趕緊給魏成鋼打電話，問他有沒有宋愛民的聯係地址。魏成鋼住在聖地亞哥，他是我們中學同學的聯絡中心，又剛從國內回來。魏成鋼很快從常虹（女同學）那裏得到了宋愛民的手機號並轉發到我的手機上。早在北航附小，宋愛民就是我的同學。那時，我曾經去她家寫作業。但是，在北航附中的5年裏，我們竟然沒有說過一句話! 畢業後的35年裏，也從來沒有見麵的機會。打電話之前，我最擔心她忘記我了。我準備了許多話，用來提醒，我確實是她的同學。我可以告訴她，她家在北航大院裏的位置，也可以給她一串女同學的名字。第二天，紐約早晨7點, 也是北京晚上7點，我撥通了宋愛民的手機。
“喂！是宋愛民嗎？我是“鋼卷尺”，你還記得我嗎？”。
“哈哈”，手機裏傳來笑聲。“我當然記得你了！你真逗！我怎麽會不記得你呢？”。
我也聽出了她的聲音，略帶沙啞，居然沒變，還像小時候的聲音。說完了專利的事情，合上手機。我思緒萬千, 封存了很久的記憶被打開了。她記得我！她記得我唱過“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說驚訝也不驚訝，既然我能記得她，顯然她也能記得我。
在這所學校，我們的母校，北航附中，40年前，我和我的男女同學們，在這裏學習，成長，也經曆了風雨。雖然曾經分男女界線，我們仍然擁有一段相同的記憶，純樸，青澀的記憶。男同學記得女同學，女同學也記得男同學。除了宋愛民和常虹外，我的女同學還有：張安玲，田莉，張蓉，張瑞君，劉慧新，齊亞先，趙曉萍，卓秀英，張麗，曹玉佩，徐玉蘭，袁桂芬，趙克靜，李海麗，黃紅月，靳陸婷，張玲，張敏，張淑敏，蕭金燕，李敏，宋麗英，寧聰，劉鳳，陳秀英，彭薇佳，韓文蘊，喬玉蘭。
2010年9月8日，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