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歐洲留學時，發現了一個有趣現象：這裏的白人不喜歡吃帶有骨頭的豬肉，在中國賣得極貴的上排和小排，在歐洲被散亂地包在簡易塑料盒裏，以很低的價格賣了。這可便宜了我們這幫中國留學生。我一買就是好幾盒。學校附近隻有一家中餐館，超級難吃又超貴，我吃不慣西餐，被迫天天在家做飯。
我又做起了拿手的紅燒排骨。超市裏買不到香醋，我就買老外的白醋。沒有米酒，我就不客氣地打開自家冰箱，拿了歐洲室友的啤酒做調味。我做的紅燒肉非常香。每次上桌的時候，我都慷慨地請我的歐洲室友嚐嚐，誰讓我用了她的啤酒呢？我還請MBA學習小組的幾個白人同學到我的宿舍做功課，順便請他們吃我燒的紅燒肉。幾個白人這輩子沒有吃過這麽好的中餐，也不介意我的紅燒肉是帶著骨頭燒的（他們從不吃帶骨頭的豬肉），叉子也不用了，用手抓著排骨，狂啃一氣。我告訴他們，我的師傅老張的紅燒肉比我的更好吃。他們非常羨慕地說：“張太太有福氣了，可以天天吃到如斯美味。”一老外同學和我打趣： 你嫁給歐洲人吧，你的一碗紅燒肉，可以讓他留在你身邊一輩子呢。
原來白人也這麽想。難怪人們常說：要留住男人的心，先留住他的胃。這是普世價值。
移民加拿大後幾年，父母也跟著出來。每個周末是我們的家庭聚餐日，每人都要獻藝。除了紅燒肉，我的其它菜式都讓父母和妹妹頻頻搖頭，說難吃。所以我就一直隻能做紅燒肉。家裏人很饞我的紅燒肉，幾乎每個星期都讓我燒，還封我的這道菜為“江南一絕”。媽媽同我開玩笑，說文藝界的丁玲提倡“一本書主義“，認為每位偉大的作家一輩子隻要寫一本立得住傳得下的作品即可。我在烹飪屆也是”一道菜主義”，其它的菜可以煮得超級難吃，就憑一道紅燒肉，獨步天下。
回珠海去見未婚夫楊。楊不會燒菜，他小時候幾乎被鋒利的菜刀切斷了手指，心裏留下陰影，多年來都不願下廚碰菜刀。我煮了拿手的紅燒肉，楊連聲叫好，為了表示對我這道廚藝的欣賞，還特地多添了一碗飯。我幾乎天天做紅燒肉給他吃，有一天，他吃著吃著，竟然激動得落淚，說我對他太好了，這輩子無以回報。其實他是很感激我能山長水遠跑回去看他，下這份決心不容易。我明白他的感動，隻是在歲月的洗禮中，我已學會了把更深的感情藏進心裏。我假裝聽不懂他的話，淡淡一笑，說：“不就是一碗紅燒肉嗎？值得千謝萬謝嗎？”
回國和楊結婚前，公司的一個白人女同事請我吃飯踐行，我把楊看著紅燒肉掉淚的事說了。女同事很風趣，故意驚訝地叫了一聲：“哎呦，你未婚夫好純情啊，一碗紅燒肉就能讓他感激涕零。我給我先生做了三十年的飯，他太理所當然了，一聲謝謝都沒有。早知道這樣，我平時什麽都不做，偶爾入廚做羹湯，讓他也感動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跪在我腳下。”我們狂笑了一陣後，我心裏有隱約的感動：會對著一碗紅燒肉流淚的男人說不定真是情深意重的男人呢。
老張和偉特地從福州飛來珠海參加我的婚禮。兩位鐵杆哥們都發福了，儼然一副大老板的派頭。老張幾年前娶了一位女強人，有了大胖小子，夫妻倆聯手打理鞋廠，做得風聲水起。偉也有了自己的工廠和出口業務。兩人賺得缽滿盆滿。我對老張說：“我早說過了，不需要等到下輩子，我們都等到了自己的愛人。老丟啊老丟，你這輩子不會再丟失啦。”
我們仨來了一張大合照。從十八歲那年相識，他們作為我的鐵杆友好宿舍的哥們，一起郊遊，一起過生日，一起吃紅燒肉，一起打牌吹牛。我見證過他們創業之初的艱難和不輕彈的男兒淚，他們也見過我在他們麵前失聲痛哭的慘樣。現在，我們都成長了。我拉著他倆的手說：“和大老板一起合影，沾沾仙氣，讓我回加拿大後也發發大財。”嘴上這麽說，心裏想的，仍是那段一起吃紅燒肉哭哭笑笑的青澀歲月以及十多年來從未褪色的友誼。
楊來加拿大和我團聚後，成了我家的“廚神”。
他說我在外奔波多年，現在有了自己的家，一定要享受家的寧靜和溫暖，這是先生應該帶給太太的安全感。
他重新拿起菜刀，小心翼翼地練習切菜，終於克服了多年的心理陰影。他上網查食譜，廣東人天生對美食的熱愛成就了他很高的悟性，看幾遍食譜就能像模像樣地琢磨出幾道菜來。家裏的廚房成了他大顯身手的好戰場。他觀摩幾遍後，也學會了我的那道紅燒肉。從此我就封刀退出江湖，老公把紅燒肉變成了他的名菜。
他已經習慣從我的電話口氣中判斷我的情緒。聽到我語調低沉的時候，他會體貼地說：“開車注意安全，我煮你最喜歡的紅燒肉，快到家時，打個電話來，我再炒青菜，趁熱吃。”
老公把紅燒肉端上桌時，兩個小子連連叫著:"Yammi, Yammi",四個爪子同時伸向碗裏搶肉吃。
“給媽媽留一些，你們要愛媽媽。”老公吩咐道。
我端著飯碗，細細嚼著鮮美的紅燒肉，心裏是說不出的感動。
一碗紅燒肉背後，是滿滿的友情，愛情和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