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流行性“精神病”，總有一款適合你
2014-11-04 拇指閱讀
拖延症、強迫症、選擇障礙症、抑鬱、性癮—近年來遍地滿屏的各種病各種症似乎都成了流行。幾乎人人都能在其中撿上一種，但這些確實都是病嗎？
下文選自壹讀《中國人愛得什麽病》，已上架拇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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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殷羅畢
“要是全世界的人都瞎了，我就安心了。那樣，這個世界就和平清靜了。”他很平靜地說，就像在念一本詞典上的詞條。
“眼睛實在是種討厭的東西，被它東看西看，我恨不得把他們的眼珠都挖出來。”他說。最後，他自己提出了一個溫和善意的解決方案：“如果他們不願變瞎，就讓他們隻要碰到我，就低著頭，把頭頂對著我，眼睛就不會對著我了。這樣大家都不會有什麽麻煩。”
這是國家二級心理谘詢師王玨（化名，鑒於保護谘詢客人的隱私的必要，以上故事與現實案例相比有部分改寫）給壹讀記者轉述的若幹案例中的一個。
按照嚴格的精神病學國家標準（比如中國精神障礙分類及診斷標準第三版）而言，這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偏執性人格障礙，其特點諸如：對侮辱和傷害不能寬容，長期耿耿於懷；多疑，容易將別人的中性或友好行為誤解為敵意或輕視。
實際上，早在數千年前，就有人糾纏於同樣的念頭不可自拔。比如說：皇帝。他要求所有人隻要遇到他，就要俯身跪倒，把眼睛對著地麵。
那些把眼睛藏起來的人叫做—臣。
“臣”這個字，在甲骨文中就有，與現在的字形酷似，就是一隻眼睛、豎起來的眼睛。眼睛為什麽會豎起來？解釋有二：
解釋一：那是一個被繩索捆綁起來的人，所以沒法站直，看人的時候隻能歪著頭，眼睛是豎著的。這是來自《說文解字》的解釋，稍加引申，我們就得到了解釋二：那是一個不能正麵直接看主人的人，所以他看人時眼睛是側過來的，斜著眼睛用餘光去瞥。
斜著眼睛看人—按照王玨的說法，那是一種內心過於壓抑又帶著長期積壓的憤怒的表現—所以你去公司麵試，部門主管如果斜著眼睛看你，這種公司還是不去為妙。
壹
實際上，沒法和別人的目光和平共處，可不僅僅是皇帝和臣子的事，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有這毛病—證據就是手機。
在百度知道、知乎等網站上，關於為什麽總在地鐵上玩手機，被提及最多的一個理由，便是玩手機總比對著別人幹瞪眼好。
而按照心理學博士、心理谘詢師李鬆蔚的說法，“就跟吸毒用藥一樣。長時間不斷地玩手機就是一種自我撫慰”。李鬆蔚解釋說，“這種撫慰是因為他自己感到外部世界是不安全的，所以就把自己躲在手機的那個屏幕後麵。”
不僅僅是手機依賴症。
拖延症、強迫症、選擇障礙症、抑鬱、性癮—近年來遍地滿屏的各種病各種症似乎都成了流行。幾乎人人都能在其中撿上一種，總有一款適合你。但這些病確實都是病嗎？
回答是，看你按照什麽標準。
手機依賴症、拖延症、選擇障礙症、性癮都不能算是病—如果你以國家標準為標準—因為在中國精神障礙分類及診斷標準（第三版）中你壓根就查不到這些病症的名稱和條目。
而強迫症是在診斷標準上有據可查的一款神經症。“其特點是有意識的自我強迫和反強迫並存……強迫症狀反複出現，病人認為沒有意義，並感到不快，甚至痛苦，因此試圖抵抗，但不能奏效。”
翻譯得再簡單些，如果你隻是反複做某些事，可能壓根就不是強迫症，除非你自己一方麵非要那麽重複做，另外自己又強烈地反對自己那樣做，並為這個糾結感到痛苦不堪，這才算強迫症—比如有的人一到超市就喜歡去捏碎方便麵，但如果他自己就是感覺身心愉悅，那就不是強迫症。當然，可能也是另外一種病。
另外，強迫症不單單是一種行動和想法上的強迫重複和反強迫。如果你或你的老板每次需在很早以前就對所有的活動作出計劃並不厭其煩開會討論，要求別人按其規矩辦事，同時又因循守舊、缺乏對同僚的關心和表達—那就恭喜了，這是典型的強迫性人格障礙，約70%強迫症病人有強迫性人格障礙。
然後，國家明文規定的病症，就到此結束了。
但對心理從業者而言，比如以資深心理分析師、心理學博士李鬆蔚的標準，很多你以為壓根沒有病的，其實也是病，或者是某種上癮症現象。它們沒有出現在國家標準中，其實就是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還沒來得及寫進去”。
比如一天到頭低著腦袋玩手機，肯定是病。玩手機是一種成癮形象，幾乎是板上釘釘。李鬆蔚解釋說，好幾億人玩手機都有成癮，但沒有幾個會覺得那是一種病，那是因為“對於成年人來說手機太容易得到了，隨時隨地都能從兜裏掏出來，所以，手機上癮者始終處於滿足狀態”。
但如果像那些網癮少年一樣，被強製半個月不能使用手機，李鬆蔚認為哪怕成年人也會如癮君子般病相畢露—比如注意力不集中、焦慮、精神不振，甚至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比如為了獲取手機而撒謊。
以前一進入餐館，第一件事都是要菜單，而現在大家一進門第一件事是問有沒有wifi。在某些不能使用wifi的地方，經常可以觀察到抓著手機的人坐立不安，心癢難搔—這其實就是一種病，一種犯癮。
貳
李鬆蔚甚至認為打牌、跳廣場舞其實都算是成癮現象。
玩手機、打牌、跳廣場舞，按照李鬆蔚的解釋，和抽煙喝酒吸大麻一樣“都是一種自我撫慰，一種成癮現象”。成癮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一種逃避，用各種物化的、相對簡單直接的刺激來替代我們精神上對真實世界的關注。
美國學者考特萊特在《上癮五百年》中說，煙草、大麻各種癮品最初都是底層勞力的自我撫慰用品，用神經上的刺激感來替代疲勞感和自己對沒有生活出路的糾結。
屌絲青年用手機撫慰自己，屌絲中年用打牌和跳廣場舞撫慰，那麽貌似高大上的成功人士也需要撫慰嗎？用什麽撫慰？他們成的是什麽癮，得的是什麽病？
李鬆蔚的回答是，男的包二奶，女的搞兒女。
二奶如何成為一種癮品？她可是真實世界的真實他人。李鬆蔚解釋說，男人通過給錢，把這段關係物化。叫二奶而不叫情人，這漢語選詞背後的潛意識，其實對兩種貌似相同其實有著天壤之別的關係做了非常清晰的病理分辨—把二奶當做癮品，來模擬活生生的真實生活，但當做物來控製和使用，獲得較為複雜新鮮的撫慰。
中年婦女對自己兒女的塑造，是這個癮品版本不斷升級的序列中，在二奶之後的更高版本。
李鬆蔚說，中年男人可以通過有錢或有權來獲得自信，但中年女性的青春不再通常很難獲得補償，也很難去麵對年輕男性自信起來，所以她們把注意力轉向了自己的兒女。她們幫自己兒女安排計劃人生，一步步一重重控製培育起來，把自己兒女的生活和生命當做自己生命的撫慰品。
同樣地，減肥也是一種成癮。李鬆蔚解釋道，很多女性自己其實並不胖，但成年累月給自己計劃減肥，實施減肥，沉迷在對自己另一種身體的想象之中，躲避現實世界的壓力和問題。
在李鬆蔚廣義成癮理論之下，我們是一個幾乎全民上癮全民有病的時代。他甚至說，其實病人不需要到醫院裏去找，傍晚看看那些居民樓亮著的窗子就可以了。那個獨自玩手機或獨自看雜誌的男人和獨自看電視的女人同處一室身為夫妻，但其實壓根就已經沒有真實的感情交流，都處於病變的局麵之中。
叁
但是也有觀點會和上述廣泛成癮理論不同。
在心理學專家看來，拖延症、強迫症和選擇障礙這些說法雖然早已有之，但它們的大流行是近幾年的事情。從豆瓣各類症的最初大型小組的組建年份看，都是在2007年。最大的拖延症小組“我們都是拖延症”（成員124294人）創建於2007年5月。
最大的強迫症小組“我的強迫症OCD”（成員73059人），創建於2007年4月。最大的選擇障礙小組“選擇障礙症”（成員5497人）創建於2007年12月。拖延症、強迫症和選擇障礙小組，同時在2007年創建並來到我們麵前，這個時間點可不是簡單的巧合。
如果我們稍稍放開視野，做一個簡單的回顧，就會發現2007年恰恰是美國次貸危機從誘發（2006）到徹底爆發（2008）的中間點，同時，也是中國樓市暴漲速率最高的那一年，2008年之後，開始放緩。也正是在2007年之後，中國的GDP增速開始破10—低於10%。
而這一係列的時間點的重合，恰恰又與一個年齡段有關—85後。
2007年，正是生於1985、1986年的人大學畢業的時間，而他們恰恰正趕上了金融危機、樓市高點、經濟降速所有這些“美好”時刻。
於是，他們稱自己為屌絲。“從年齡上看，屌絲多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年輕人。他們際遇和機會比60後、70後更差。他們孩童時可能就吃過大量三聚氰胺，少年時代又飽受國產山寨文化毒害。當他們要讀大學了，學費開始暴漲；當他們要買房子了，房價開始飆升。”百度知道上，這段關於屌絲與85後的文字，在網上四處可見。
這其中的關聯很顯然是眾所周知的。但另一個更隱秘的關聯是拖延症、強迫症和選擇障礙的流行，恰恰與85後的畢業進入社會以及屌絲文化的興起有著時間上的平行關係。
在心理學專家看來，相當一部分強迫和大部分選擇障礙，乃至手機成癮，其實都與注意力空轉有關。換言之，當你沒有足夠重大的刺激或緊急任務時，你就開始在一些細枝末節上糾纏不清。
所以，那些問題，從根本上而言，其實是心理能量和注意力空轉後自己找出來給自己的對象，換一種說法，就是no zuo no die—這基本也和屌絲一樣，是85後送給自己的一個好詞。而“強迫”、“選擇障礙”，其實應當是和“無節操”、“逼格”放在一起的同一種心理現象，其背後的人群也是同一個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