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三年級，我被愛著，很幸福。我的交大青年老師男友帶著我在交大、在上海植物園留下了許多倩影。轉眼到了那年的春夏之交。89年，發生了什麽，同齡的人，你懂的。我思想比較激進，積極地參加了遊行。我愛讀交大的學生刊物“新上院”，常常駐足在貼滿大字報的公告欄前。
漸漸地我越來越激動。那是個讓人集體亢奮的年月。很快，北京發生了那樁流血事件。校園裏同學大多回了家。我宿舍隻剩下我一人。我的男友混入宿舍，留下沒走。他想和我做最親密的事，我卻堅守著最後的底線，想在結婚時完整地嫁人。此外我雖然與他如此接近，心卻時常在遙遠的地方徜徉。
這樣我第一次與一個青年男子一同擠在一張宿舍單人床上，夜裏不得休息。已經很興奮的我靜不下來。我的表現越來越異常。我開始在白天走路的時候踱方步，在宿舍裏光著腳跳舞。我在宿舍的牆壁上龍飛鳳舞地寫下了支離破碎的詞句。還錄了盤說話前言不對後語的錄音帶，委托我的同年級同鄉帶回蕪湖給我家人。家人聽了很擔心，不知我怎麽了。
一天晚上，我見到同學，滔滔不絕地說著，說要與當時學運的風雲人物方教授對話，還要從我所在的地點畫一條線連接北京。這時我的同學覺察到異常。第二天聯係到班主任王老師。還有位在精神衛生中心實習的留學生學姐來看了我，她說我的情況非普通心理調節可以控製，需要藥物治療。當天晚上我的兩位還在學校的其他寢室同學睡在我宿舍保護我，怕我傷害到自己。我的交大男友被宿舍看門阿姨攔住，一臉揪心的樣子（我同學後來告訴我）。
第二天，我上海的大堂兄接到老師通知把我接回了他在虹口的家。很快，父親趕到了。我已經失去了對時空的感知。也不知怎樣到了在當塗的有精神科的一家解放軍醫院醫院。好像我是坐了父親工作的醫院的一輛小車去的那家醫院（記不得有沒有先回蕪湖的家）。一路上我又哭又笑。繼母也很擔心，給我準備了在路上吃的東西。
住進醫院我仍然很興奮，不怎麽吃東西，人很消瘦。還用牙膏塗在臉上，對護士說那樣美容。開始時服用的藥物對我無效，我服用氯丙嗪又過敏，手心脫皮。醫生給我做了10次電休克治療。隻記得我被帶到治療室，躺在治療床上，護士將保護舌頭的牙墊置入我口中，然後我就覺得一側太陽穴一涼，那是一側電極貼上的感覺。然後我就什麽也不知了。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在病房的病床上。
我在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藥氯氮平後開始好轉。食欲也大增，醫院的饅頭我一頓要吃四個。記得我的交大男友從上海來看我，隔著病房的上了鐵欄杆的紗窗。我的手心貼著他的手心，也不知對他說了什麽沒心沒肺的話。那次妹妹也來看我。
當時中國的精神科病房條件不好。病區是封閉的。病人活動空間狹小。我記得和一班病友從病區走廊的一頭走到另一頭反複踱步打發時間。護士隻管發藥。我們唱著歌，我覺得我好像紅岩裏的獄中人物。還記得有位年近七十的老嫗在行列中，很神秘的樣子。有個男護士，有次在值夜班量體溫時（腋下體溫）觸摸我胸部敏感部位，我很反感。第二天報告了女護士。也不知道他們信不信我的話。後來那個男護士還在病區裏，不過對我有所收斂。
入院一個月左右我出院了。回到蕪湖家裏。十月我的交大男友來我家看我，我感覺他對我的感情似乎有了動搖。一年以後我複學時再到交大看他，他與我已經是形同陌路。一個曾經那麽愛我的人。他可能是害怕了。當時中國社會對精神疾病非常不了解，有很大恐懼。他可能迫於現實的壓力。
我父親是醫生懂得點精神醫學的，讓我按醫囑服藥，堅持正規治療，對我有信心。繼母有些內疚。最讓我感動的是妹妹，不知我將來的預後，她曾經對父親說“爸爸，你別擔心。我以後會照顧姐姐，我有一口飯吃，就不會虧待姐姐。”我親愛的妹妹，不是出自同一母親，卻能有這份愛心。
我服著有較強鎮靜作用的藥，每天早上提不起精神。還忍受著其它副作用。周圍的人看我的眼光有點異樣。最讓我不堪的是體重增加的副作用。原本一米六身高100來斤的苗條的我變成了130多斤的胖妞。那隻飛鳥折翼了。我那時曾想，要是我的病再次複發，我就結束我的生命。
那一年休學養病期間我試著複習備考，因為回去複學要補考大三的科目（我那時沒參加考試）。我讀著那幾本大部頭的教科書，前看後忘。很困難。不過我堅持著，如浴火的鳳凰，期待著重生。1990年6月底我參加了考試，可能是受到老師關照，我通過了。開學後的一年實習又在同組同學的提攜下完成了。1991年夏天，我拿到了醫大那本紅色的畢業證書。
補記：我當時的診斷是精神分裂樣精神障礙，醫生沒給我戴上精神分裂症的帽子。後來我複發兩三次。現在美國隨訪精神科醫生, 堅持服藥以防複發。他給我的診斷是分裂情感障礙，雙相（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bipolar). 我後來讀了MBA, 在外資企業就職。2003年與美國丈夫結婚，育有兩個可愛的兒子。目前在家相夫教子。打算再讀個M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