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那個火熱的年代，一個上海女知青真心愛上了一個農村小夥子，卻被一夥想在“保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邀功請賞的當權人利用。他們不顧事實真相，將農村小夥子打成了“強奸霸占女知青”的罪犯，想以此撈取政治資本。一時間，此案成為轟動安徽省的大要案。
上山下鄉運動中歡送下鄉知青 資料圖
本文摘自光明網 作者：凡子（係當事人） 原題為：忘不掉那段情——一位上海女知青的自述
1974年，安徽省五河縣發生一起轟動一時的“強奸上海女知青案”。“受害人”便是我，而“罪犯”則是我深愛著的一名農村小夥子。
我們真誠地相愛了
1969年初秋，剛滿18歲的我就離開繁華的大上海，來到安徽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成為五河縣東集大隊集體戶的一名新社員。
不久，一個小夥子引起我的格外注意。他就是我後來的戀人，生產隊會計柳穀光。
穀光當年20歲，生得白白淨淨，一副文弱書生相。一頭略顯稀疏的頭發，梳成規規矩矩的“三七開”，臉上總是帶著苦喪的神色，好像有想不完的心事。
穀光那時候正為一樁婚事而苦惱，他有一個童養媳叫小芬兒，與他同歲，是母親為他抱養的。穀光從小就把她當成親妹妹，她也一直把穀光當成親哥哥。當穀光漸漸長大成人，小芬兒也出落成一個漂亮的姑娘，父母便開始議論他們的婚事。小芬兒對穀光一往情深，穀光卻無法接受這樁婚事，為了逃避，他發憤讀書，以圖學業有成遠走高飛。1965年，他初中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縣城的高中，可是，還沒來得及為自己慶幸，便被一場文革風暴打回東集，成了一名“回鄉知青”。穀光回鄉當了生產隊會計，父母便把他和小芬兒“圓房”的事提到了日程。穀光堅決拒絕這樁封建式的婚事，同父母當麵爭吵過，背後哭求過，婚事暫時拖了下來，可是“圓房”的陰影一直困擾著他，使他常年累月地陷在苦悶中。
開始我當然不知道這些，隻感到這個小會計有點古怪。出於好奇，我便想接近他，後來，我被指派擔任生產隊記工員。因為會計與記工員的工作關係，我們的接觸多了，我和他一起學打算盤，一起算工分賬。一天晚上，穀光終於忍不住向我傾訴了自己心頭的痛苦。他說得很傷心，我也陪他落了淚。
冬去春回，轉眼三年過去。知青們一個接一個飛回上海，鄉親們認定我早晚也會飛走，便漸漸對我冷落了，穀光一家卻對我更加關照。
1974年夏，是一個多雨的夏天。東集全村人都為燒柴發愁。那天中午，天下著大雨，我正為沒有幹柴做飯急得落淚，穀光抱著一捆幹柴來了。我們一起燒火做飯，吃了一頓我感到最香最甜的美餐。不久後的又一個風雨交加之夜，我患了重感冒，高燒39度，躺在床上，我隻想哭。正在外麵風雨大作時，穀光淋著雨來查看集體戶的房子，一見我臥病在床，他二話沒說，轉身就向公社衛生院跑去。這天夜裏，穀光坐在我床前喂水喂藥，陪我度過一個風雨之夜。從此以後，一種美妙的感覺開始在我心裏萌生。
春節到了，我第五次請假回到上海過節。這時我才突然意識到自己愛上了穀光，而且愛得很深，已經難以同他分開。這年春節，我隻在家住了10天，就匆匆返回東集，回到穀光身邊。小別重逢的那天晚上，我們傾吐了心中的戀情。
我們秘密熱戀了兩個多月，便被小芬兒無意中撞破了。我絕沒想到這個農村姑娘，竟然出奇地寬容和通情達理。她主動解除了同穀光的婚約，我和穀光的關係從此在村裏公開，我也開始改口稱穀光的父母為“爸爸、媽媽”，叫小芬兒為“妹妹”。
他和我突然成為“強奸犯”和“受害女知青”
一段時間，一些回城無望的知青同農村青年結婚，被視為“同舊的傳統觀念決裂”的先進典型。可是政治風向突變，那些過去同女知青戀愛結婚，幫助知青“紮根農村幹革命”的莊稼漢子一夜之間變成了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壞蛋”。柳穀光被當成“壞蛋”弄到學習班學習半月，他的罪名是“強奸霸占女知青”。
原來，五河縣革委會人保組和“五·七”辦公室分別收到了揭發柳穀光“強奸”我的匿名信，信中指控柳穀光身為“有婦之夫”以教我打算盤為名，把我騙到他家裏強行奸汙，長期以來，他或威逼我自己上門或半夜三更竄進集體戶，長期對我霸占奸汙……按照匿名信中的指控，在那種特定的政治氣候下，穀光罪該殺頭！
得到柳穀光被抓走的消息，我來不及多想，跑到公社去解救。時值“保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高潮，破獲一起“強奸霸占女知青”重案對於縣、社“五·七”辦、人保組的某些當權者來說，就是一次邀功請賞的機會。於是縣“五·七”辦一位頭頭親自找我了解案情，我反複向他說明我和穀光戀愛的真相，他卻好像沒聽見一樣，反過來動員我控訴穀光對我“強奸霸占”的罪行，並且許諾，隻要我能指控穀光很快就批準我回上海、上大學。
我明白了，有人是想借我把穀光置於死地，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我當即憤然告訴那位主任：“我既然同穀光戀愛，就準備在東集紮根，沒想什麽回上海，上大學。柳穀光是我的對象。”
對我許願誘騙，拷打柳穀光，專案組招數用盡，還是抓不到“強奸犯罪”的證據。盡管如此，他們還是立了案，報請宿縣地區革委會人保組批準逮捕穀光，並且給他掛上“強奸女知青罪犯”的牌子，在全公社100多個村莊遊鄉示眾、巡回批鬥。
那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年代，公檢法機關被砸爛，取而代之的是革委會人民保衛組。值得慶幸的是，無論是在五河縣人保組還是在宿縣地區人保組都有一批老政法在管事。地區人保組批捕組的幾位老政法認真審查了五河縣“柳案”專案組報道的案卷材料，並到東集走訪貧下中農，進行實地調查取證。
地區專案組設在五河縣革委會招待所，我向地區人保組辦案人員哭訴了同柳穀光相識、相知、相愛的經過。談了兩個多小時也哭了兩個多小時。調查組的女同誌也跟著我落淚。
宿縣地區人保組幾位老政法沒有讓我失望，他們經過認真調查作出結論：“柳穀光同賀金娣屬戀愛越軌，不構成犯罪。”穀光終於被無罪釋放了。
已成定論的“柳案”突然又成轟動全省的大要案
穀光被釋放不久，《新安徽報》突然在顯著位置登出一篇所謂“柳穀光強奸知青案”的文章，並且發出嚴厲質問：宿縣地區人保組為什麽包庇罪犯？
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五河縣“柳案”專案組個別人背地活動的結果。宿縣地區人保組經過調查作出結論後，五河縣“柳案”專案組個別人，仍不甘心放棄這次立功的機會。他們指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貧下中農和知識青年向省革委會和《新安徽報》寫信，控訴穀光“強奸女知青”的“罪行”和宿縣地區人保組“包庇犯罪”的“錯誤”，並且多次派人到上海向我父母“通報案情”。他們告訴我父母說，我在東集被一個叫柳穀光的禿子強奸，要求他們給上海市和安徽省革委會寫信。控告柳穀光“強奸上海女知青”的罪行，許諾他們隻要寫信控訴柳穀光，就可以讓我回上海、上大學，並且威脅他們說，不控告柳穀光就是包庇罪犯，專案組就通知工廠開除他們的公職。
父親是一位思想淳樸的老工人，很快按照專案組的要求，分別向上海市和安徽省革委會發出了控告信。於是，“柳穀光強奸上海女知青案”很快引起兩省市革委會的關注。“柳案”就這樣成為轟動全省的大要案。
兩省市革委會高層領導的批示，報紙批評的巨大壓力，迫使宿縣地區人保組不得不再派專案組重新查處“柳案”。在東集調查，他們再次得出“柳穀光不構成犯罪”的結論。在上海我家裏，他們意外地了解到五河縣人保組某些人采用欺騙、威脅手段，迫使我父母向兩省市革委會寫信控告的真相。這些正直的老政法非常氣憤，當即代表地區革委會告訴我父母，我和柳穀光是自由戀愛，不存在強奸的事情。柳穀光是個不錯的小夥子，而且並不是禿子，隻是頭發稀點兒。
兩級專案組帶來兩種截然相反的案情，表明兩種尖銳對立的觀點，在我家裏掀起一場風波。父親和舅舅相信五河縣“黨組織和政府”，堅持控告穀光為我“報仇”。而母親和姐姐則相信地區專案組和我，支持我同舊的傳統觀念決裂，紮根農村，最後鬧成“樓上派”、“樓下派”，分成樓上樓下兩家。
母親在同父親鬧翻分居不久，親自來到東集看究竟。我詳細告訴她事情的真相，她一見麵就相中了柳穀光這個未來的女婿，表示支持我們戀愛結婚。我們母女還住在穀光家裏，同穀光一家親親熱熱地相處了5天。
為了做父親的思想工作，我請假隨母親回到上海。這時我突然感到有了妊娠反應，偷偷到醫院做檢查，我懷孕了。我恨不得一步回到穀光身邊給他一個驚喜，可我又深深地知道，“柳案”仍然沒有了結，自己未婚先孕將會加重穀光的罪責。於是，我同母親商定，給生產隊去信請病假，住進無錫一位親戚家裏，後順利產下一個男嬰。
寶寶滿月的那天中午，我由母親陪伴著登上了北去的列車。車廂裏擁擠不堪，吵吵嚷嚷。我無意中聽到有人議論“柳穀光強奸女知青案”，並說馬上又要開展一場新的“保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柳穀光還是重點專政對象”。一種不祥之感頓時襲上我的心頭：把寶寶抱回去，不等於送去了穀光“強奸女知青”的鐵證！我同母親商定了一個辦法：在南京通過公安機關把寶寶交給別人寄養，我同穀光正式結婚後，再來通過公安機關尋回孩子。
我們在南京下了車。我哭著寫了一封信，掏出身上帶的錢和糧票夾在信裏，塞在寶寶身上，趁寶寶熟睡，將他放在站下派出所門口的台階上。
我們母女淚汪汪地盯著寶寶。三個小時過去了，寶寶突然哇哇啼哭起來，聲聲啼哭像尖刀一樣猛刺在我心上。我猛地站起來就要撲過去抱回寶寶，可是被母親攔腰使勁抱住了。正在這時，派出所房門開了，一位中年民警走出來，左右張望一下，把寶寶抱了進去。我一下癱倒在母親懷裏。
那情那愛那恨永遠埋在我心裏
回到東集，我和穀光商定1976年元旦結婚。
沒想到我們準備結婚的消息，很快就傳進五河縣“五·七”辦個別權力人物的耳朵裏。他們決定采取組織手段，將我們分開。
一天上午，一輛卡車開到集體戶門前，帶來了縣“五·七”辦的調令：調我到60華裏外的土埠大隊插隊落戶。
那是我調離東集20多天後的一天晚上，穀光突然來到了土埠，給我送來一個包裹，那是我家寄給我的第一批結婚用品。
那天晚上我們緊緊相擁，說一陣，哭一陣，一夜無眠。天亮了，穀光不想離開我，我也不想讓他離開。沒想到上午就出了事。
穀光被公社人保組抓走的時候，我正在地裏幹活。穀光被抓到公社就被吊到梁上拷打。我趕到的時候，穀光已經被拷打得皮開肉綻昏死過去。我當麵指著凶手們大罵。那位頭頭拿出紙筆讓我寫出遭到柳穀光“強奸”的經過。我忍無可忍，衝上去就是一記響亮的耳光，倔強地告訴他：“我今天晚上就在這兒陪著他睡！”說罷，我就把被子鋪展在地，把穀光抱到被子上。
“土埠事件”轟動全縣，震動“五·七”辦的某些領導人物。為了防止我再給上山下鄉運動抹黑，他們作出一項特別決定：鑒於賀金娣同誌下鄉插隊5年來，自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表現突出”，給予“特別照顧”，批準其調回上海安排工作。
正如調我離開東集到土埠落戶一樣，一切來得這麽突然。調令，組織關係，戶口糧食關係等等，一切手續同時遞到我手裏。在突然降臨的“特別照顧”麵前，我一點也沒感到驚慌，相反，我很坦然，因為我知道千餘多裏距離阻不斷我們的愛情。於是，我衝破了他們的阻攔，再次去見穀光。我要告訴他已經發生的一切。告訴他，我將很快回到他身邊，如期做他的新娘。
我在東集村口同穀光的父親不期而遇。我鼻子一酸，迎上去叫了聲“爸爸”，老人愣住了，兩眼閃著淚光，我告訴他，我已被批準回上海安排工作，我會很快回來，我和穀光的喜事元旦如期舉行。穀光爸哭了，他吞吞吐吐地告訴我：穀光同小芬兒“圓房”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裏深情地望著穀光家那座熟悉的小院，任淚水盡流淌……
24年過去了，我早已另為人妻人母，卻永遠忘不了那段情、那份愛和恨。穀光，寶寶，你們還好嗎？（《方圓》1999年第7期凡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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