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歲半。生活在一個圍合式的小院裏。突然有一天，媽媽告訴我：“明天你要上學前班了”。我不懂，依舊快樂的玩著我的腳踏車。後來有好事的鄰居婆婆過來，帶著那種事是而非的怪笑，摸著我的頭說：要被栓牛鼻子了哈。我還是不懂，她繼續配合著誇張的表情給我解釋：“就是要被送到學校去，鼻子要被栓起來，你就不能到處跑了”。我隨即大哭起來，在我無知無畏的心中，隱約知道我快樂的童年即將結束。
在我的印象裏，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絕望。那一刻，我覺得我會失去我的腳踏車，失去我養在瓶子裏的小螞蟻，還有廁所邊沒來得及撿回去的一個破鬧鍾····。在撕心裂肺的哭聲中，我渴望自由的意識開始崛起。
我六歲。我懂事了很多。
我知道我六歲零六個月會去街對麵的小學當一名光榮的小學生，而現在隻是預備役。
我已經習慣了流著鼻涕和一群小屁孩坐在一個古廟改造的教室裏學習數火柴棍，跟著一個上了年紀的婆婆唱“手帕歌”。我也習慣了坐在座位上的時候，雙手要背在身後或者重疊著放在胸前的桌麵上。每天放學，我和同學都是手拉手的走出古廟。我其實想奔跑，奔跑回去看我的小螞蟻，蹬我的腳踏車，撥弄我的破鬧鍾。但讓我極度鬱悶的是，上了年紀的婆婆剝奪了我奔跑的權利，她要求必須以一種很慢的行走速度前進，直到家門口，雖然古廟就在我家院子的旁邊。我形象的理解，剝奪你奔跑的權利，如牛一般的拉手慢行就叫栓牛鼻子，而並不是要在鼻子上打個洞，穿根繩。
有一天，我照例數著我的火柴棍，突然傳來了一聲巨響，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巨響，比雷聲更大更淒厲。巨響以後，我的耳朵裏有沉悶的嗡嗡聲。上了年紀的婆婆神色慌張的衝進教室，叫道：“放學，放學，快點”。
我們依舊手拉手的走出古廟。我高興的是，今天的行走速度快了很多，我會更快的見到我的小螞蟻，我的腳踏車，我的破鬧鍾了。
街上全是人，樹上也是，房頂也是，滿眼都是。
回家以後，小院裏的鄰居都站在院子裏熱烈地討論著什麽。後來，我知道了，隔壁院的一對夫妻，在自己的家裏點燃了綁在他們身上的炸藥。我還知道了，他們留下了他們的孩子，就是坐在我課桌後的姐弟兩。
過了幾天，我再次見到了這姐弟兩。他們成了孤兒，他們很安靜，臉上沒有任何的表情，我不敢確定他們有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麽悲傷，失去父母究竟意味著什麽，他們，嚴格的說是我們那個年紀，也許都無法完全體會。我隻知道，那個時候，我的身邊總是有父母的，吃飯吃藥，洗頭洗澡，穿褲穿衣，過馬路，買玩具····，要是我沒有了父母····。我突然很害怕，害怕得想哭，在長時間這樣的恐懼中，我隱約明白了生死離別的痛苦。
我三年級。三年級的時候，我們的古廟學校要被拆了，我們集體轉學到另一所鄰近的學校，混合後重新分班。
新班上有一個女同學，人很瘦，眉清目秀的漂亮，左嘴角長著一顆小痣。她是班上的語文科代表，也是班長，也是男同學談論的對象。我有一天發現，每次她站起來回答問題，我的心都會怦怦跳，抬頭看她，直到她坐下。我就算坐在前排的時候也會誇張的轉頭去瞄一眼她左嘴角的小痣。
課間十分鍾，我和幾個男生喜歡在她的附近出沒，或者尋釁滋事般的弄她的頭發，藏她的鋼筆。我為了顯示我的不同，每每會在尋釁滋事以後，立刻反戈一擊，大聲嗬斥其他男生：要不得哈，你們爪子？每每她又會用疑惑的眼光看我一眼，搞不清我的立場。
那個時候，我們要辦黑板報，常常在放學以後留下來。組成人員一般有以下幾種：班幹部、成績好的同學、喜歡畫畫的同學，和自願留下來打掃衛生的同學。她是班長，所以每次都會留下來。我每次也會留下來，不過每次我都是自願打掃衛生的。當然，我不是為了打掃衛生才留下來的，而是為了能和她多待點時間，找機會可以談談文具盒好不好看，對跳跳棋的一些思考，痛陳對她尋釁滋事的男同學，借機抬高自己的操行分等等。
有一次，幾個女同學問她，如果要選一個同桌，你選誰？她指了一下我。於是，突然我就有了生命中的第一場緋聞，而且鋪天蓋地的轟動。我和她都措手不及，雖然我們從來就沒有正經八百的說過話。在我每次都極力辯解的同時內心卻異常興奮，我覺得和她能扯上曖昧關係簡直是對我德智體美勞全麵發展的一個肯定。一個幹部、一個上進女青年、一個大眾情人能選擇你作為她的同桌，已經很說明問題了。並鼓舞了我的上進心，因為我已經下決心要當上班委，這樣就可以和她一起開班委會了。
這場緋聞一直在坊間流傳，直到我四年級因為搬家轉學而告終。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