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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起來，已經是很久遠的事了。
那是在一九八六年的春末夏初，我從《讀者文摘》上讀到了關於西蒙娜·波伏娃病逝的消息以及她與薩特之間的愛情生活。從那之後，隻要是有關他們倆的文章，我都不會錯過。
世人們稱波伏娃為薩特的終生伴侶而不是夫人，這無論對於薩特還是波伏娃都是最樂於接受的，同時也是最恰當的，唯有這個稱呼才能真實地概括這兩位思想家、文學家愛情生活的內容和所奉行的哲學信念。他們這兩具血肉之軀和普通人一樣相愛，卻又從未正式結婚，過著一種不同於普通人的愛情生活，在各自獨立的共同生活中，他們將自己造就為全球享有盛譽的思想文化巨子。
近二十年了，我一直在心中，將薩特與波伏娃的情愛定位在最完美的境界，為他們樹起了一座最美麗的愛情豐碑。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恐怕不再會有一對情侶能像他們那樣，站在世人無法企及的高度，用一生去體驗、探索情愛的真諦。
近些日子，同樣是懷著對他們的熱愛和崇敬的心理，我讀了黃忠晶的《第三性——薩特與波伏瓦》。在細讀了他們從相遇、相知到相愛以及所有的愛情經曆之後，我反倒產生了些許困惑。
為此，我不得不重又翻開薩特的《存在與虛無》，翻開波伏娃的《第二性》，我想說服自己，能站在更高的層麵上去理解薩特與波伏娃。因為，要從心中移走這塊豐碑，我有一種心痛的感覺。
《第三性——薩特與波伏瓦》中寫道：“在性愛問題上，薩特過去不隻同一個女性交往，今後也不打算實行一夫一妻製。他在同波伏娃結識之初，就直言不諱地說明了自己的態度：‘我們之間的愛情是一種真正的愛，但這不妨礙我們有時體驗一下其它的風流韻事。’他認為男女兩性在這上麵有著同樣的自由，這種觀點頗合波伏娃的意思。雖然這時她並不打算另有什麽‘風流韻事’，但原則上同意了他的看法。”
薩特在與波伏娃相愛之後，先後又與不少的女性有過性愛關係。柏林的“月亮”女人、盧昂的金發“小白俄”、“小白俄”的妹妹萬達、美國的多洛麗絲、“希臘的年輕女子”梅琳娜，直至到最後，他收養的小他三十二歲的女子，也成了他的情人。
薩特這樣接二連三地有豔遇，按常理勢必引起波伏娃的強烈反應，破壞他倆的關係，可實際上並沒有。這大概是緣於他們相識之初就決定不結婚，給對方自由和權利。薩特在生活中體驗關於自由和偶然性的思想，將他同女人的關係、愛情、性欲、肉體，都揉和在一起，以一種哲學體係的形式表現出來。
而波伏娃與普通的女人一樣，性與愛對她來說是密不可分的。她幾乎不可能同時愛兩個人，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去使用這種性自由。當然，波伏娃並不是絲毫不在意薩特的行為，她也有過痛苦，但是其一，她不願意違背當初的諾言；其二，波伏娃始終認為薩特的這些“偶然的愛情”都隻是曇花一現。也隻有她能理解薩特不結婚，以一具自由之軀去探索去發現愛情真正價值的做法，和他對資產階級那一套社會製度和習俗的蔑視和背叛。
薩特曾在給波伏娃的信中寫道：“幾個月來所有這些以她們的愛來煩惱我的人，沒有一個是在生理上真正讓我愉快的和在感情上能夠彼此交流的。”他還說：“隻有你可以給我一個鮮活的印象，你是我的眼、我的心，我的精靈，我的生命的保障，我的意識，我的源泉！”
他們雖然在一起生活，但各自都保持著自由和獨立，彼此既不承擔海誓山盟的義務，也不求助於法律的約束。他們的這種愛情生活方式，正是他們所奉行的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同時，也是這種哲學觀念的具體嚐試。
我認為，薩特與波伏娃之間的關係，還有著比愛情更為重要的內容，就是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想，以及文學創作。薩特說過：“波伏娃是我最理想的對話者……在我們之間獨立無二的事情，是這種對等的關係。”他們能在四十五年的風風雨雨中不棄不離，便是他們在體驗與探索中，始終保持著思想觀念的一致以及在哲學、文化領域的平等地位。
作家詩哲魂在回複中也對我說：“他們的情愛方式對於那個法國時代是非常前衛的，他們對於性與愛之間的理解上超越了我們普遍人可接受觀念的，對於現實社會的大多數人還缺少理解他們的前提條件，或是過於開放沒有了文化內涵，或過於保守不能麵對這種情愛。
實際上我理解對於性或情他們的實踐都是以尋找衝決人類現實婚姻狀態的一種大膽的選擇，我理解他們的處境，也同情他們一生的遭遇，更覺得他們探索精神的可貴。一定是文化或精神支撐的性與情，才可能達到如此的實踐高度。才可能有生命的意義，他們的這種選擇是一種對人類幾千年文化和婚姻史的反思。”
作家英子在她的《追問愛情》一書中也寫道：“愛情的本質在於，我們最高的愛情對象不是一個人，而是高於人的神聖永恒的生命，是‘上帝’本身，它是一切愛的源泉，隻有它才能保證人的愛情，體現愛情的真正價值和意義。”
正像耿立所說：“愛情的最高對象不是你尋找的那個人，而是人類的一種追求自由和真正幸福的永恒精神。”
對於今天的國人來說，愛與性已經不再是兩個很刺眼的字。但是，如何理解和看待薩特與波伏娃的愛情生活，還要看你能站在怎樣的一個高度。過於開放和所謂自由，都是對薩特和波伏娃愛情本質的歪曲和褻瀆。
早在八十年代，人們從理論上對待愛情與婚姻的思想和觀念，就已經走向開放。然而，愛情的夢幻和詩意與婚姻的現實有著無法調和的衝突。那種在性、愛情和婚姻三方麵都得到滿足的婚姻，是人們最最向往的，也是最符合人性的，可是，它卻遭遇著縷縷的失敗。
薩特與波伏娃是幸運的，也是唯一的，他們的體驗與嚐試是成功的，他們用自己的一生，探索和體驗了完美愛情的存在方式，而且也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義。也正像薩特回答《新聞周刊》采訪記者時說的那樣：
記者問薩特：“你如何描述你和西蒙娜·德·波伏瓦45年的關係？”
薩特答道：“這不僅僅是一種友誼。這是你在婚後狀態中所能有的一種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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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起來，已經是很久遠的事了。
那是在一九八六年的春末夏初，我從《讀者文摘》上讀到了關於西蒙娜·波伏娃病逝的消息以及她與薩特之間的愛情生活。從那之後，隻要是有關他們倆的文章，我都不會錯過。
世人們稱波伏娃為薩特的終生伴侶而不是夫人，這無論對於薩特還是波伏娃都是最樂於接受的，同時也是最恰當的，唯有這個稱呼才能真實地概括這兩位思想家、文學家愛情生活的內容和所奉行的哲學信念。他們這兩具血肉之軀和普通人一樣相愛，卻又從未正式結婚，過著一種不同於普通人的愛情生活，在各自獨立的共同生活中，他們將自己造就為全球享有盛譽的思想文化巨子。
近二十年了，我一直在心中，將薩特與波伏娃的情愛定位在最完美的境界，為他們樹起了一座最美麗的愛情豐碑。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恐怕不再會有一對情侶能像他們那樣，站在世人無法企及的高度，用一生去體驗、探索情愛的真諦。
近些日子，同樣是懷著對他們的熱愛和崇敬的心理，我讀了黃忠晶的《第三性——薩特與波伏瓦》。在細讀了他們從相遇、相知到相愛以及所有的愛情經曆之後，我反倒產生了些許困惑。
為此，我不得不重又翻開薩特的《存在與虛無》，翻開波伏娃的《第二性》，我想說服自己，能站在更高的層麵上去理解薩特與波伏娃。因為，要從心中移走這塊豐碑，我有一種心痛的感覺。
《第三性——薩特與波伏瓦》中寫道：“在性愛問題上，薩特過去不隻同一個女性交往，今後也不打算實行一夫一妻製。他在同波伏娃結識之初，就直言不諱地說明了自己的態度：‘我們之間的愛情是一種真正的愛，但這不妨礙我們有時體驗一下其它的風流韻事。’他認為男女兩性在這上麵有著同樣的自由，這種觀點頗合波伏娃的意思。雖然這時她並不打算另有什麽‘風流韻事’，但原則上同意了他的看法。”
薩特在與波伏娃相愛之後，先後又與不少的女性有過性愛關係。柏林的“月亮”女人、盧昂的金發“小白俄”、“小白俄”的妹妹萬達、美國的多洛麗絲、“希臘的年輕女子”梅琳娜，直至到最後，他收養的小他三十二歲的女子，也成了他的情人。
薩特這樣接二連三地有豔遇，按常理勢必引起波伏娃的強烈反應，破壞他倆的關係，可實際上並沒有。這大概是緣於他們相識之初就決定不結婚，給對方自由和權利。薩特在生活中體驗關於自由和偶然性的思想，將他同女人的關係、愛情、性欲、肉體，都揉和在一起，以一種哲學體係的形式表現出來。
而波伏娃與普通的女人一樣，性與愛對她來說是密不可分的。她幾乎不可能同時愛兩個人，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去使用這種性自由。當然，波伏娃並不是絲毫不在意薩特的行為，她也有過痛苦，但是其一，她不願意違背當初的諾言；其二，波伏娃始終認為薩特的這些“偶然的愛情”都隻是曇花一現。也隻有她能理解薩特不結婚，以一具自由之軀去探索去發現愛情真正價值的做法，和他對資產階級那一套社會製度和習俗的蔑視和背叛。
薩特曾在給波伏娃的信中寫道：“幾個月來所有這些以她們的愛來煩惱我的人，沒有一個是在生理上真正讓我愉快的和在感情上能夠彼此交流的。”他還說：“隻有你可以給我一個鮮活的印象，你是我的眼、我的心，我的精靈，我的生命的保障，我的意識，我的源泉！”
他們雖然在一起生活，但各自都保持著自由和獨立，彼此既不承擔海誓山盟的義務，也不求助於法律的約束。他們的這種愛情生活方式，正是他們所奉行的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同時，也是這種哲學觀念的具體嚐試。
我認為，薩特與波伏娃之間的關係，還有著比愛情更為重要的內容，就是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想，以及文學創作。薩特說過：“波伏娃是我最理想的對話者……在我們之間獨立無二的事情，是這種對等的關係。”他們能在四十五年的風風雨雨中不棄不離，便是他們在體驗與探索中，始終保持著思想觀念的一致以及在哲學、文化領域的平等地位。
作家詩哲魂在回複中也對我說：“他們的情愛方式對於那個法國時代是非常前衛的，他們對於性與愛之間的理解上超越了我們普遍人可接受觀念的，對於現實社會的大多數人還缺少理解他們的前提條件，或是過於開放沒有了文化內涵，或過於保守不能麵對這種情愛。
實際上我理解對於性或情他們的實踐都是以尋找衝決人類現實婚姻狀態的一種大膽的選擇，我理解他們的處境，也同情他們一生的遭遇，更覺得他們探索精神的可貴。一定是文化或精神支撐的性與情，才可能達到如此的實踐高度。才可能有生命的意義，他們的這種選擇是一種對人類幾千年文化和婚姻史的反思。”
作家英子在她的《追問愛情》一書中也寫道：“愛情的本質在於，我們最高的愛情對象不是一個人，而是高於人的神聖永恒的生命，是‘上帝’本身，它是一切愛的源泉，隻有它才能保證人的愛情，體現愛情的真正價值和意義。”
正像耿立所說：“愛情的最高對象不是你尋找的那個人，而是人類的一種追求自由和真正幸福的永恒精神。”
對於今天的國人來說，愛與性已經不再是兩個很刺眼的字。但是，如何理解和看待薩特與波伏娃的愛情生活，還要看你能站在怎樣的一個高度。過於開放和所謂自由，都是對薩特和波伏娃愛情本質的歪曲和褻瀆。
早在八十年代，人們從理論上對待愛情與婚姻的思想和觀念，就已經走向開放。然而，愛情的夢幻和詩意與婚姻的現實有著無法調和的衝突。那種在性、愛情和婚姻三方麵都得到滿足的婚姻，是人們最最向往的，也是最符合人性的，可是，它卻遭遇著縷縷的失敗。
薩特與波伏娃是幸運的，也是唯一的，他們的體驗與嚐試是成功的，他們用自己的一生，探索和體驗了完美愛情的存在方式，而且也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義。也正像薩特回答《新聞周刊》采訪記者時說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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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答道：“這不僅僅是一種友誼。這是你在婚後狀態中所能有的一種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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