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阿玲在我們那家四百人的小廠，絕對是風雲人物。
與她一同進廠的青工八十人，其中有六個共青團員，隻有她和我進了團支部。她衝得出，敢說敢做；其次，她的漂亮很有特點：皮膚特白，五官端正，眼睛大且特別漂亮，她要使勁盯著誰看，那殺傷力是顯而易見的。她的工作崗位應該是全廠最好的，在技術科一間分析室，他一個人一間房間，工作也不忙。
那時，文革還沒結束，有各種運動，鬥爭、批判的事情是很多的，小一點的，還有對個別職工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批判。其實，在職工中，特別在青年工人中，向往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或者情調是很普遍的，隻是想在心裏不說出來，真的要去批判，一般人都是走形式，隻有這阿玲不留情麵，說話無情，自然也得罪了一些人。
不用說，在阿玲的周圍少不了追求者，有人還會特意在別人麵前說一些關於自己和阿玲之間兩個人的事情，以顯示自己和阿玲關係的特別。麵對這樣的現實，在阿玲麵前，我是不太主動的，阿玲似乎不介意，常常主動找我，還有一個原因，我們畢竟商量工作的事情比較多。夏季，被她找去她的分析室，是很有趣的，她的房間在一個獨棟的兩層樓房的二樓，相當安靜，僅有的一扇窗對著空曠的田野，因有溫度的要求，房間裝了空調，門窗始終緊閉。每次進她的房間，她會拉一拉椅子，要我坐在她邊上，她呢，常常邊說話時便撩起自己的裙子——常常是一條黑色的裙子，露出她雪白的大腿，說實在的，那時的心裏，是有些微妙感覺的。偶爾，我看見別人隨她走進房間，我的心裏也會掠過一絲疑慮。
在廠裏，我是以半吊子的才華贏得領導和他人肯定的，負責企業的宣傳工作：全廠幹部職工的學習、專欄、畫廊、廣播，還編一份廠刊；那時，每周都要組織幹部職工讀報、讀書、學習文件。我的處事風格和阿玲不一樣，但我們相處的很不錯，後來，我們似乎走得越來越近，從廠裏走到家裏。在她出事前的幾個月，她幾乎每周要來我家兩三次，偶爾在我家吃飯，多數是晚上來坐一些時間，我倆閑聊。我前前後後去她家也不少，覺得她父母比較看重我，她父親還把自己五十年代開始寫的，發表在一些報刊上的民歌和短詩的剪貼本拿給我——讓我帶回家看。阿玲有個哥哥、有個妹妹，說來奇怪，我去他家前後不下幾十次，就是沒見過他去了農場的哥哥，就像現在網絡上說的：她哥隻是個傳說。通過我介紹，我的幾個朋友也和阿玲熟識了，其中個別的朋友，像地區房管所的俞力，可能因為職業的關係，甚至和阿玲的父母也熟悉了。
不久，文革結束了。一直根據上麵的指示領導和主導企業各項政治運動的我們，又開始領導和主導企業全體職工撥亂反正，批判我們不久前還聲嘶力竭呼喊的革命口號，並深挖思想和路線的根源——四人幫。繼續革命的理論是越來越少了，發展生產，提高效益，逐漸成為我們的工作中心。
一個平靜的下午，傳說有人看見阿玲在不遠的商業街，那家寄賣商店寄賣舊衣服——三天前一位車間女工遺失的上衣，當時，該女工因懷疑是另一女工所拿，打了那位女工一個耳光，此事還未解決。雖然沒有互聯網，廠子確實也不大，這個消息很快傳遍全廠。幾乎沒人相信，那個看見阿玲的人搞的很委屈，要求領導去調查。領導去了，當時寄賣衣服要簽名的，查簽名，是那位被打的女工名字，但筆跡，毫無疑問是阿玲的，阿玲在廠裏寫過多少批判稿、發言稿，認識她筆跡的人不少。
事情真是要多難看有多難看：領導眼裏的紅人，團幹部，平時總是理直氣壯批評他人的人，做出這等卑劣的事情，阿玲的形象毀於一旦。寫檢討，受處分，似也難平民憤。為全麵了解阿玲，廠裏派人去了阿玲畢業的學校，了解是否有前科，確定沒有。我們平時幾位要好的，相約到她家去，勸慰她，也安慰她父母。
因有好多天不去我家，我父母也問起她。一天夜裏，我將阿玲的事情詳細的告訴了父親，並征求父親的意見，我可否進一步和阿玲確定戀愛關係。父親說，如果她確實是初犯，你還是可以考慮的。
我正經的約了阿玲，在一個周末的下午，去我外婆家，那裏沒人。我和阿玲談起我們倆的事情，我說：“你是否願意確定我們倆的關係？”阿玲回答我：“父母不同意，他們認為，兩個人在一個廠不好，再說，我們企業的性質是大集體，今後生下的小孩沒有全額的醫保。”（當時全民所有製的職工子女享有全額醫保）我無語。自此，我們倆的關係逐漸淡化。
大約五年以後，一次見到朋友俞力，告訴我，他昨天坐公車碰到阿玲的父母，對他說：“阿城（我的名字）是很不錯的，當初阿玲要跟他，多好，這小姑娘不聽話啊！”
我聽罷，心裏一怔：是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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