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我住在一家小吃店的樓上，老板是土耳其人，高高壯壯的，他女人是荷蘭人，嫋嫋婷婷的。老板很大男子主義，愛玩也愛賭，有一次把我也帶上了，我沒錢，他慷慨的給了我幾個圓牌子，我就跟著賭去啦，我這人太好奇。我啥也不懂，看人家放哪兒我就大概也放哪兒，那幾個牌子唰就跑賈母口袋裏啦。沒了省心，站在一邊觀看，還告訴老板押在9上，他輕視地瞟我一眼自然不聽我的話，結果還就是9。然後又帶我去了家更大的，是輪盤賭，心裏的數是23，結果還就是23，我是旁觀客所以比賭徒清楚，如果我也上桌肯定轉到32。老板娘恨丈夫的惡習卻束手無策，丈夫的小門臉裏也放著台角子機，有時他自己玩，但大多是顧客玩，有那麽幾天一個老太太幾乎天天來，我很好奇問老板，這麽老了還玩這個，她是不是老贏？“老輸”，老板說。賭錢有癮，那麽大年紀看著也不像有錢人，我怪可憐她的。
一日，突然有人敲門，打開一看是癮老太，知道我住在樓上便徑直找來了，她張口就跟我說中文，讓我大吃一驚。我請她進來坐坐，她中文雖然不流暢，但語法、語句都不錯，隻是詞匯窮了些，我們中文、德文加英文聊得十分熱烈，那時沒有智能大鍋燉，憑自己的本事吃小炒，味道有趣得多。
她叫貝楊卡，塞爾維亞人，50年代被南斯拉夫送到中國在北京大學作留學生。
“我好懷念那時候啊，我學習非常努力，生活非常愉快，看你這間小房間就想起自己當年做學生的日子，中國很有意思。”
她表情沉醉，眼睛眯著，穿越了。後來在她家，我看到她當年寫的漢字，好家夥，大作文稿紙一大摞，她真的是非常用功啊。留學期間他結識了在荷蘭使館工作的鮑爾，像所有愛情故事一樣，對眼，相愛，結婚，跟著丈夫去了他國，隻是他們沒有孩子。
“你怎麽認識鮑爾的呢？”
“那時候沒有那麽多外國人在北京，如果有什麽活動都會叫到一起，我忘了是慶祝什麽的會上，我和鮑爾認識的。”
後來我也見到了鮑爾，一個規規矩矩的老頭子，非常的和善，貝楊卡的性格很奔放，所以她鍾情穩重的男人，我以己推理。
“那時候我的中文很不錯，對了，我還演過一個你們的電影呢。”
一下子我的興趣陡然，小時候的電影我都記憶清晰。
“名字忘記了，是打仗的故事，有共產黨、國民黨，還有美軍，我演一個美國的記者。”
“停戰以後！”我醍醐灌頂！
《停戰以後》是一部60年代初的國產故事片，裏麵的老演員們今天的年輕人都不會認識，我們小時候每看到一部新片後都會竭力模仿，而貝楊卡飾得那位隨軍記者是大家極熱衷的，她說得一口嗲聲嗲氣的洋中文，大家學得尤其帶勁兒。現在回憶，我們樓裏的孩子都非常具備表演天份，記得《洪湖赤衛隊》是我們演的最多的。幾十年過去了，蓓楊卡樣子除了老了些基本原樣未變，要是把她混進人群讓你找當年的美軍記者，都能一眼識破的。
我問她為什麽老玩樓下那害人的把戲？她說，母親過世，她無法排解悲傷，誤入了這個遊戲甚至上癮，鮑爾氣急敗壞地教育她，她已經大有進步了，不過一點兒小打小鬧而已。我想，鮑爾一定嚴格控製了她的錢包，她隻能擠出些零花錢過過癮吧。如果不是這個毛病，我也不可能遇到她啊。後來我爸突然走了，我被重創，傷心得無地自容，便沒完沒了的玩電腦裏的俄羅斯方塊遊戲分散情緒，與貝楊卡的小賭可以算一路貨色，輸掉的不是錢財，而是自己的眼睛和身體而已。
我當時立刻寫信把巧遇貝楊卡的事告知家人，大家都覺得簡直不可思議甚至神奇，後來發現，不隻是我，先生也一樣，巧遇的事情真不少，我想一一寫下來，但隻開了頭便不了了之了。此時此刻，這個偶遇的題目挑起了我的興趣，而那些偶遇的事情卻怎麽都回憶不出了。遇到貝楊卡時我正值中年，大腦經是經緯是緯，三十五年過去了，我的大腦醬是醬糊是糊，怪隻怪珊瑚的提議來得太晚，扼殺了我多少好故事。不過我也不怪她，她那裏搞不好也在糨糊？
見她把百年皇帝的事都想起來了，急得我趕快把這篇甩出去，否則一會兒忘了也未可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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