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回國才兩周，卻接連撞上三件跟“吵架”有關的荒唐事，很抓馬。
第一次，未遂。我落地第二天，表姐就把我拉到郊野公園，說有事，“非得等你回來才能辦”。我以為有啥發財的事，非得找個僻靜地方，結果她說：“能不能幫我去吵架？”
我正吃著冬棗呢，差點被噎著，有多大的事，有多絕望，連我這個聽當地話要連蒙帶猜的弱雞都被拉上陣了，家裏沒人了嗎？“跟誰？”
“我前夫。”——姐，你倆都離婚二十多年了啊！
“為啥？”“他欠我錢。”“為啥欠？”“還不是給孩子買房的事。”
“不是已經買好了嗎？”“他差十萬，我補的。接著還有裝修、彩禮、婚禮，總得換輛車吧，一人一半，都要過來。”
“孩子啥態度？”“他說要貸款，他爸開大卡車送建材，近兩年活兒不多了。”表姐硬著舌頭，用普通話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解釋了。
“說得沒毛病呀。”表姐態度堅決，“不行，誰家房子有貸款根本說不到媳婦。 明天咱倆就去！”
看樣子他們為這件事已經吵過無數次。她覺得前夫是塊海綿，隻要擠一擠，錢就出來了； 之所以現在擠不出來，是因為就缺我這根稻草。我卻想，如果我去幫腔，雙方誰要去克服語言關？非魚安知魚之樂，看他們折騰吧，希望表姐能自己走出執念的怪圈。
第二次，下場。這次嚴格來說不算吵架，因為沒人跟我對罵，隻能算我當麵大聲投訴了，雖然聽著不太體麵，但事出有因。
那天去工商銀行，小事一樁，想把微信支付綁定的手機號換一下。手機app操作不允許；電腦要U盾，我沒有；幹脆跑一趟銀行最省事。
下午兩點多到銀行，先取號，號上寫著前麵十四人等候，開著兩個窗口。十分鍾後，其中一個關了。等了半小時，前進兩個號；再半小時，依舊原地踏步。期間還不斷有人取號進來。我有點急，照這個速度，一小時兩位，得排到半夜去。
大廳裏就一位保安大爺，既維持秩序又答疑，頂了半個櫃員。我跟他說我要見經理，經理聞聲就從大廳角落的小隔間裏現身了。她當然知道我要說什麽，後麵排隊的也有人開始幫腔。她解釋說，剛才那位去吃飯了，已經叫人來頂班。我聽有解決方案，也隻能忍了。
幾分鍾後，果然來了兩個櫃員。巧的是，第一個叫的就是我——雖然前麵還有十幾個，但這次叫了一個不同的首字母。我心裏有點發虛，別人肯定覺得我是因為敢吵才被優待，他們太老實，所以隻能一直等。
第三次，旁觀加勸和。主力是一位多年好友。
她是典型的成功海歸，同齡的都退休了，隻有她還在當大學教授。這次回國，我的行程剛好路過她所在的城市，當然要見一麵。她另外兩位來自北美的好友，也在那幾天來找她玩。於是她幹脆一並招待，包了一輛學校的車，打算去某景區半日遊。
她平時是個大忙人，除了手下帶著十幾個碩博，還有一堆外人無法想象的事務性日常。能抽出半天時間，全靠下午那場政治學習可以稍微遲到一會兒。
那天早上九點，我們約在遊客中心集合。幾年沒見，她的氣質依舊幹脆利索、風風火火，但又有點變了——少了幾分學究氣，多了幾分社會氣。不再是凡事被安排的研究員，而是安排別人的人。
本來憑教授“××計劃學者”身份，車子可以直接開進園區，但司機師傅過來說，沒拿到通行證。優待政策雖沒變，但需要提前預約了。
我覺得景區大巴幾分鍾一趟，走的路線與私家車一模一樣，何苦較真吵架。教授不聽勸，跟景區堅持說，如果政策有變，應該通知大家，不能人到了卡著不讓進，急得臉紅脖子粗的。服務台的小姑娘也一臉委屈，主管、經理都來了，有五、六個穿製服的，大家的聲音都越來越大。幸虧遊客們都急著趕自己的行程，沒什麽人過來圍觀。
吵了一會兒發現還鬧了個誤會，景區以為我們想逃票。其實我們都買了，幾位六十以上的老人享受折扣票，總共沒花幾塊錢。
我忽然想到龍應台寫的《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裏麵講了憤怒的可貴。可眼前這場憤怒，卻顯得理虧。我們來之前確實沒查清政策，沒有預約，景區也不可能把每個政策的改變都昭告天下。也許她隻是覺得，帶著我們浩浩蕩蕩被攔下，有點沒麵子。
最後的解決結果是，教授投訴了景區，景區發了通行證，教授也同意撤銷投訴。
耽誤了一個多小時後，終於進園了。單看這件事，她未必在理，或者說未必值得；但在這個社會，能吵贏、敢投訴，也是一種生存技能，不爭就等於被吞沒。同車的另一位朋友也曾經海歸過，因為不能適應狼性文化，兩年就歸海了。
在車上，教授神情平靜地接了市人社局打來的調查電話，回答對處理結果滿意。我們都佩服地說，教授的內外功，都練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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