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實：1969中蘇戰爭危機始末（1）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蘇國家關係惡化。1964年底毛澤東下令搞“三線建設”， 防備戰爭。這“三線建設”就是把分布在中國平原和沿海的軍工企業和煉鐵廠拆遷到華北山區和西南部山區。
勃烈日涅夫主政蘇聯後，1965年4-5月間毛澤東指示重新規劃中國的軍事防禦方向，由東南沿海地區向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轉移。大部分工程兵部隊被調到中國北部。這個動向引起蘇聯的注意。1966年1月蒙古國與蘇聯簽訂安全條約，蘇軍進駐蒙古國，負責蒙古國的國防。蒙古國毗鄰中國北部。毛澤東對此更加擔心，1966年3月28日他指示:“要準備蘇聯來打我們，打進滿州，打進新疆，中央突破從外蒙古（蒙古國）打進北京。” 1967年11月蘇聯在蒙古國增加部署了戰鬥力很強的幾個師，組成機械化合成兵團。中方也調動了幾個師部署在中蒙邊界，並開始高度重視中國邊疆各省“生產建設兵團”（注：戍邊屯墾性質的組織）的重要性。
毛澤東對蘇聯的敵視早已有之，而最近的恐懼則來自1968年8月間蘇聯軍隊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突然入侵。蘇聯認為“隻有通過這種途徑才能防止民主自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複活”。 這個軍事入侵事件強烈震駭了中國，並對中蘇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 如果蘇聯“合理入侵”的範圍擴大，顯然中國也會被包括在內。
蘇聯軍事力量在勃烈日涅夫時期有了大幅度膨脹。到1969年蘇聯在軍事上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超級軍事大國，雙方都具有毀滅性的核武能力。對於中國，從核戰爭來說，蘇方的洲際核導彈和中程核導彈可以打擊中國全境，而當時的中方沒有核反擊的手段。從常規戰爭來說，駐蒙古國的蘇軍合成兵團的作戰能力達700公裏，設若對中國作戰，蘇軍從蒙古-中國邊界（從邊界經張家口到北京的距離560公裏）突擊北京的時限僅為數天，蘇軍遠程航空兵作戰半徑可達中國長江一線，蘇軍太平洋艦隊可對中國整個東部海岸實施封鎖和登陸作戰。但是蘇聯的主要意向在於抗衡美國、爭霸全球，並不存在軍事進攻中國的意圖或計劃。
從1968年3月起，中國組建了12個“生產建設兵團”和3個“農墾師”。 每個“兵團”人數在十萬人左右，儲有輕武器和軍事物資。短時間大量組建“生產建設兵團”的主要目的是備戰。1968年12月中國的“中央軍委”提出1969年內征兵增建2個空軍軍部、6個殲擊機師和2個高射炮師。
上述這些有關軍事的一係列的加強舉措，似乎提示在中國可能會發生些什麽事情。
1969年3月2日在中蘇邊境的珍寶島突然爆發了軍事衝突。這是一個對中國的政治走向具有深遠意義的事件。珍寶島（Damanski Island，達曼斯基島）位於中國東北地區與蘇俄遠東邊界的烏蘇裏（Ussuri River）江心，麵積0.7平方公裏，無人居住。該島如此之小，以至於在春汛期間它被烏蘇裏江水完全淹沒。自斯大林時代的1947年起，蘇俄將此島予以實際控製。1949年中共建政大陸，1963年中共與蘇俄達成了維持邊界現狀的協議文件，中方認可蘇聯管轄珍寶島。但該島的歸屬未定。1964年毛澤東提出了對蘇聯遠東領土的爭議。從1965年起，中國人在中蘇邊境不斷挑起小型事端。不過，中方對蘇聯“侵占”珍寶島的指責始於1967年1月23日，這表明在1967年以前中方對蘇俄管轄珍寶島並無異議。在“文革”的反蘇浪潮中，中方頻繁挑起邊界事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被帶到蘇聯的（邊界）領土上，按中共軍人的指示舉行反蘇示威，敲鼓並高呼反蘇口號，向蘇聯人員、汽車和快艇投擲石塊。” 莫斯科禁止蘇俄邊防隊理會中國人的這些挑釁，禁止使用兵器，盡管每天都有中國人越過邊境挑釁。蘇聯遠東部隊指揮官奧列格·洛希克（Олег Лосик）說:“他們（中國人）總有辦法挑釁。夏天，江上的中國漁民常常進入我們的水域。而冬季，他們來到冰河上展示反蘇標語。我們的邊防戰士總是徒手將他們推回岸邊。”
迄今，中國方麵公開了某些有關1969年珍寶島衝突的資料，證實了是中方最高決策圈決定在珍寶島主動采取軍事攻擊。1969年1月25日中國黑龍江省軍區奉命製訂了以3個連兵力在珍寶島襲擊蘇聯巡邏隊的作戰方案，該方案於2月19日獲得總參謀部和外交部的同意。在北京最高決策圈的批準下，沈陽軍區（下轄黑龍江省軍區）準備了戰鬥部署。當時邊界政策由毛澤東親自掌握，因此該作戰方案事實上是由毛澤東準許的。中方總參謀部在給沈陽軍區和黑龍江省軍區的複電中要求”行動突然，速鬥速決，不糾纏，不戀戰，取得勝利後立即撤回。” 周恩來還強調“既要掌握好進行政治鬥爭的邊防政策，又要準備好重點進行自衛反擊以為後盾。” 至2月末，中方已對珍寶島戰鬥做了周密的策劃，集結了700人的部隊，由沈陽軍區副司令員肖全夫指揮。於是3月2日珍寶島衝突爆發。可見，在1969年1月份之前初中國當局已經決定采取軍事行動，在沒有理由也沒有暗示的情況下突然挑起衝突，“把長期存在的中蘇邊界爭議推向了戰爭”。
當時，蘇俄邊防隊的大部分人員和設備都移向縱深50公裏的地區，每個邊防站隻留有30人的守衛力量。蘇聯邊防隊長康斯坦丁諾夫（Konstantinov）敘述道:“1968年秋，我們接到的命令是：運用一切手段，不讓中國挑釁者進入我國領土，但不準動用武器。我們的邊防軍人並不知道，在1969年2月底的時候，中國人在烏蘇裏江左岸（中國一側）秘密集結了幾千人的部隊和大量的兵器，設立了通信站和指揮所。3月1日夜，約300名中國軍人秘密進入達曼斯基島，並在夜間修建了火力發射陣地和掩體。從我們最近的觀察哨到達曼斯基島才80米，為什麽我們的邊防隊沒有發現這些情況呢？主要是當時沒有夜視設備。”
於是，《劍橋史》說:“1969年3月1日深夜，大約300名身著白色偽裝的中國部隊來到珍寶島，在一片樹林中挖好掩體，架好通往指揮部的電話線，潛伏下來。3月2日上午，30名中國軍人向珍寶島邊前進邊高呼毛主義的口號。蘇聯哨所的部分人員乘兩輛裝甲運輸車駛向珍寶島。抵達該島後，他們像往常一樣，把自動步槍挎在胸前，互相挽起胳膊阻擋中國人通過。中國軍人列隊前行，看上去沒帶武器。當他們走到離俄國人約20英尺時，第一排的人突然向兩旁散開，第二排的人迅速從大衣下抽出手提機關槍向俄國人射擊。指揮員和另外6名俄國人當場死亡。與此同時，埋伏在珍寶島上的300名中國部隊一齊開火。迫擊炮、機槍和反坦克火箭筒也從中國一側的江岸上吼叫起來。中國人向俄國人發起衝鋒，俄國人被擊敗了。據俄國人說，中國人還殺害了19名俄國俘虜。蘇方指揮官看到發生了戰鬥，即率部乘坐裝甲車攻擊中方部隊的右側，雙方展開了激烈戰鬥。最後中國人退回了烏蘇裏江岸（中國一側）。”
參加珍寶島戰鬥的康斯坦丁諾夫說:“1969年3月2日上午觀察站報告，發現有大約30名中國軍人進入蘇聯邊界。邊防哨所的上尉帶領30人的小組去迎阻入侵者。突然，他們遭到機槍射擊。邊防軍機動分隊和軍士學校接到命令後火速趕往一片硝煙的達曼斯基島。上尉和他的小組全部陣亡。在列兵彼得羅夫（Petrov）的大衣裏麵發現了照相機，後來照片洗出來了，這是他死前拍攝的最後3張照片。其中一張照片是當上尉帶人接近中國軍人時，有一個中國軍人向側麵舉起手，明顯是向埋伏在掩體裏的中國人發信號，就在這一瞬間，戰鬥開始了。” 蘇聯邊防隊正在與中國軍隊作戰，但蘇軍遠東正規軍卻無法加入戰鬥提供幫助，“因為需要有克裏姆林宮的命令才能那樣做，而國防部不想讓蘇聯正規軍卷入這場衝突，國防部的命令是‘不僅要保衛邊界，還要不激化邊界衝突，把衝突局限為邊防隊的行動’。”
中方資料也披露了衝突起自中方的預謀:“當時中方派出的兵力是2個步兵連、4個偵察排、1個無後座力炮排和1個重機槍排。3月2日拂曉前部隊登上珍寶島秘密掩蔽。晨8時40分，派出30人分兩組登上珍寶島，蘇邊防隊派人上島後，要求中國人退回。中方第二戰鬥組從側翼穿插出現，當場擊斃蘇軍7人。在珍寶島隱蔽待命的部隊也投入戰鬥。戰鬥至10時30分結束。（埋伏在島上的）中方部隊撤回，蘇聯邊防隊隨後登島，將蘇方傷亡人員運回。” 據當時的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說，這次戰鬥事先“經過了中共中央的批準，早有準備……我們準備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從部隊抽調了3個偵察連，一個連有300人，由有作戰經驗的參謀人員帶隊，進行了專門的訓練和配備。” 3月2日的珍寶島衝突，中方死傷52人，蘇方陣亡32人負傷14人。蘇聯對珍寶島衝突的初始反應是疑惑不解，並對中方有預謀地襲擊蘇軍的作法進行了強烈的譴責。但蘇聯領導人繼續出訪國外，並未考慮到中蘇邊界衝突擴大的可能性。
這個事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25年來蘇聯邊境首次遭到的軍事攻擊。此消息迅即傳遍全球。3月2日當天中方外交部根據計劃，大張旗鼓:“3月2日蘇聯邊防軍入侵中國珍寶島，開槍打死打傷我邊防軍多名，製造了極為嚴重的邊境武裝衝突”；“中國政府嚴正警告蘇聯……由此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隻能由蘇聯承擔全部責任！” 在中國國內，據《人民日報》宣稱僅在3月4-12日的八天時間裏，中國全國各地組織的“聲討蘇聯入侵珍寶島” 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就達到4億人次，而當時中國的總人口為7億。全國狂熱反蘇，一夜之間“蘇修”取代了“美帝”， 成為仍陷於“文革”狂熱中的中國人的最凶惡最危險的外部敵人。周恩來則表現出對激惹蘇聯的某種憂慮，他對陳錫聯（中國東北軍區司令官）說道:“我們已經有理，也要有節（克製），我們打的是一場局部的邊界戰鬥，不要擴大。”
但是，似乎北京最高決策圈認為事態還不夠嚴重，於是增調1個步兵團、2個偵察連，2個加農炮營和1個高炮營，集結於珍寶島隔江的中國江岸一側。這提示將會發生新的戰鬥。中方資料說:“由沈陽軍區部署，1969年3月14日晚上（珍寶島）前線部隊開始實施作戰方案”。 3月15日早晨中方在珍寶島挑起了更大規模的邊界戰鬥。據陳錫聯披露:“15日的戰鬥是北京直接指揮的。當時正準備開中共‘九大’，各大軍區首長均已來到北京。中央軍委專門在京西賓館開設了一個房間，架設專線，由我負責直接與（珍寶島）前線聯係。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負責國際方麵的情報，隨時向周恩來匯報。” 中國此次投入的兵力約5,000人。蘇邊防隊的裝甲車和坦克進行了反擊。中方江岸上的中國人首先以預設的炮群轟擊蘇方和對岸的蘇聯領土，試圖阻止蘇方車輛的運動。然而中方使用的75毫米火炮和40毫米火箭筒，破甲能力低，無法擊毀蘇方坦克。戰鬥開始後，蘇聯邊防隊根據情況要求正規軍炮兵增援，莫斯科卻沉默著。由於勃烈日涅夫和國防部長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正在分別訪問匈牙利和印度，蘇方無人能做出相應的決定，直至中午之後，炮兵增援部隊才被派出。下午，蘇方正規軍的“冰雹”多管火箭炮（BM-21）猛烈轟擊中國江岸上的陣地，摧毀了中方的炮群。“冰雹”是蘇聯研製的著名陸戰武器，此時首次亮相，蘇俄軍事專家估計不可能有中國人在“冰雹”覆蓋範圍內幸存。據說使用“冰雹”的命令是勃烈日涅夫下達的，但蘇軍遠東部隊指揮官奧列格·洛希克披露是他獨自決定使用“冰雹”火箭炮進行反擊。當晚戰鬥結束，蘇軍傷亡約60人，中方部隊傷亡約800人。 3月15日當天，中方外交部強烈抗議蘇軍“入侵珍寶島”。 3月17日蘇軍進入珍寶島正式設防，從此中方再也沒有登上珍寶島。在江叉，有一輛履帶損壞的蘇軍T62坦克沉入江底，5月2日中國人設法將這輛坦克拖出，送往北京軍事博物館收藏。據2001年解密的蘇聯文件說，當年蘇軍在珍寶島的兩場衝突中有58人陣亡、94人受傷。中方則不公布自己的傷亡數字，蘇方估計中方部隊陣亡約千人。
3月15日戰鬥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俄國人被一再的挑釁所激怒，“其結果使莫斯科和北京向大規模軍事衝突靠近了。” 眾所周知，派遣作戰部隊前往邊界糾紛的熱點地區，會發生什麽事態，會在國內和國外造成何種影響，是完全可以預期的。為什麽中國會在國內“文革”大亂的時候要製造出一場襲擊蘇方的局部戰鬥？ 既往中國內戰的事實證明，毛澤東最擅長的軍事招數是誘敵深入以便開展“人民戰爭”， 而不會主張爭奪一個沒有戰略意義的無人小島。因此，普遍的觀點認為，事件本身隻是在中國“文革”狂熱反蘇的特殊需要下，毛澤東為給中國人民樹立一個“假想敵”威脅而製造了中蘇邊界衝突，並沒有更深層次的目標。 也有另種觀點認為，毛澤東是在調整中國外交戰略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利用了中蘇邊境衝突。《劍橋史》在分析了種種可能性之後，隻好斷言那“仍是一個難解之謎，至今仍沒有一種令人信服的解釋。”
首先，從事實來看，珍寶島衝突是由中國人挑起的，中方還有預謀地拍攝了珍寶島戰鬥的紀錄片。研究者的共識是:“越來越多的資料說明1969年3月間發生的珍寶島戰鬥中國是主動挑起者”； “毛澤東也知道，對於珍寶島衝突，蘇聯高層事先並不知情”。 從蘇聯的檔案中還可以看出蘇聯的反應與中國的反應大不相同：事發後，俄國人普遍不明白中國人為何要武力占領該島；蘇共中央給東歐共產黨各國發出的通報也表明蘇聯對中方行動的最初反應是毫不知情，滿腹狐疑，通報還說“情況表明對此事件中國已做了長時間的準備。” “而俄國向世界公布的戰鬥過程的詳細程度和他們表現出的極大義憤，不能不使人相信，這次事件確實是中方周密策劃的。” 那麽，為什麽中方要故意“把長期存在的中蘇邊界爭端推向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