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中共建黨“牽線人”（中）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蘇共計劃向西滲透擴張，但1920年，蘇波戰役失敗，又決定向東發展，包括中國日本印度。用金錢收買在中國獲得了成功，建立黃埔軍校，培養特工使中共最後取得了政權。

蘇聯對中國進行了全麵滲透，克格勃(蘇共特工組織的統稱)一馬當先。雖然大多數北洋軍閥抵製俄共，但孫中山卻與蘇聯一拍即合。在蘇聯的扶持下，民國建立中山大學、黃埔軍校。蘇聯黃埔雇傭軍北伐征服了中國，中國全麵成為殖民地。蘇聯掌握了中國控製權，並輸入共產意識形態，開始禍害中國。

做假追朔到中共的曆史，它的曆史都是假的。百年前，蘇共提供武器，資金，人力建立黃埔軍校，發動北伐。最終二戰後，扶植中共上台。國民黨和中共都是蘇共提攜和幫助的，蔣介石先翻臉，斯大林死後毛也翻臉。國共內戰是蘇共指揮策劃的。200斤和普金言歸於好，合作無上限，普京入侵烏克蘭已窮途末路，200斤也將步其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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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風華】：餘老師講黨史故事 | 尋找中共建黨“牽線人”（中）

發布時間：2021-03-08

他被李大釗稱頌為“萬裏拓荒，一身是膽”；他被周恩來讚譽為是一位對建黨多有貢獻的“忠厚長者”。

他就是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大業作出重要貢獻的一位黨史人物——楊明齋。

今天我們繼續講述楊明齋的故事。

楊明齋1938年犧牲前的遺照

中共“一大”後楊明齋去向何方？

諸多早期黨員在回憶材料中，都談到了楊明齋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前的活動。他協助維經斯基，聯絡“南陳北李”，為推動黨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

維經斯基、楊明齋、李大釗

1920年春，楊明齋在北京與李大釗會麵後，接著到上海見到了陳獨秀。5月，他參與成立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漁陽裏六號建立了“中俄通訊社”。8月，他參與發起建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又指導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他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重要成員和青年團的創始人之一。同月下旬，楊明齋還參加了成立“又新印刷所”的工作，籌備和出版《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人》月刊，參與《新青年》雜誌的改版工作。

9月，成立外國語學社，楊明齋親任校長並擔任俄語的講授，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都曾是他的學生。

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

外國語學社

10月，他和陳獨秀等人指導成立了黨領導的第一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後又建立了工人遊藝會，開展工人運動。1921年初，黨的上海發起組為加強對青年運動的指導，成立了教育委員會，楊明齋擔任該委員會副主任。隨後，他和張太雷赴共產國際遠東局匯報中國建黨情況，成立了遠東局中國支部；接著又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的活動。

楊明齋實際上是籌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牽線人”。他作為共產國際工作組的翻譯和向導，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牽線，在“南陳北李”以及北京、上海、濟南等地共產主義者之間牽線，為中共的成立做了大量的聯絡和準備工作。

那麽，1921年7月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楊明齋去往了哪裏呢？

李達回憶說：“後來他出去謀職業，從此再沒有見過。我記得在黨成立時，就沒有楊明齋了。”其實，楊明齋並沒有離開黨“去謀職業”，而是仍然以職業革命家身份從事黨的活動。茅盾、包惠僧的回憶錄中都做出了證明。“一大”後，楊明齋主要從事黨的理論教育工作，他曾在上海黨內講授過“馬克思主義淺說”、“階級鬥爭”和“帝國主義”。1921年10月，楊明齋和陳獨秀、包惠僧、柯慶施、高君曼一起，在陳獨秀住處被捕，經黨的營救出獄。1922年7月，楊明齋參加了黨的二大部分會議，為黨製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發表了積極意見。

陳獨秀、高君曼、包惠僧

楊明齋在1923年黨的三大之後的去向問題，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了許多話，稱他因反對國共合作自請調往甘肅工作。經過調查我們發現，這種說法不符合實際。我們多次訪問了曾負責黨的北方區委組織工作的羅章龍，這位80多歲的老人家告訴我們，在黨的“三大”前後，楊明齋實際上在北方區委從事宣傳教育工作。他參加了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給同誌們講過課，還參加了《工人周刊》的編輯工作。1924年他住北京福佑寺，忙於《評中西文化觀》的編著和出版。我們在查閱其他曆史資料和赴廣州調查中還進一步得知，楊明齋對於“加入國民黨”問題確曾持不同意見。蔡和森所著《黨的機會主義史》中有所記述。但是，他和當時許多黨員一樣，“三大”做出決議之後，在組織上是服從國共合作大局的。事實與張國燾所說相反，楊明齋當時沒有到“國共兩黨均尚無組織”的甘肅，而是在北京工作一個時期後，到了國共合作的中心廣州，並在那裏為推動國共合作而努力工作。他和張太雷、黃平、傅大慶、卜士奇、胡誌明等一起，擔任蘇聯顧問團的翻譯。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楊明齋在黃埔軍校中國軍人聯合會會刊《中國軍人》上，還發表了《怎樣紀念中山先生》的文章，表達對這位國共合作先驅的深切懷念。

楊明齋學術著作的發現

在李達、茅盾、羅章龍等人的回憶中，都說楊明齋寫作並出版過一些著作。但到底是什麽著作，他們說得都不詳細，相關著作也沒有被發現。我們在調查中，先是在1920年《新青年》第八卷第二、三、四號上，發現了楊明齋的譯作《蘇維埃的平民教育》《俄國職工聯合會發達史》《（蘇俄）勞農政府召集經過情形》。接著又在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處查到了楊明齋1924年出版的14萬字的《評中西文化觀》，1928年和1929年出版的18萬字的《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上下卷。後又在廣州發現了他發表在1925年《中國軍人》第四、五號上的《怎樣紀念中山先生》和《蘇俄十月革命後的反動》，此外還發現了楊明齋1922年出版並再版過的他翻譯的托爾斯泰小說《假利券》等等，總共40餘萬字。這些數量可觀的著作和文章的發現，不僅為我們考察楊明齋的行蹤提供了佐證，而且為我們研究這位黨史人物的思想、學術觀點提供了豐富材料。尤其是《評中西文化觀》一書，鮮明而係統地反映了作者的文化觀和其他學術思想，是楊明齋的代表作。該著作在當時進行的東西方文化的論戰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楊明齋著作

楊明齋在《評中西文化觀》中，以曆史唯物論為武器，批判了“梁梁章”（梁漱溟、梁啟超、章士釗）等的複古倒退思想，提出了中國隻有打破閉關自守、吸收馬克思主義這樣西方文化的精華、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希望、才能振興的思想。

《評中西文化觀》的發現，為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和認識“五四”後東西方文化的論戰，提供了新的資料。對於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這場論戰，後人已有不少研究評介，但迄今未見對論戰中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觀點及作用進行全麵述評的文論。有的學者認為它隻是在非無產階級學派之間發生的一場論爭，有的學者則認為隻是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寫過一些短文，共產黨人在這場論戰中觀點不成熟，影響有限，不宜過高評價。然而，洋洋14萬言的《評中西文化觀》證明，共產黨人對這場論戰十分關注，其影響和作用也不可低估。羅章龍在1925年寫的《西行雜記》中記述，楊著《評中西文化觀》1924年在北京出版後“很激動了‘最高學府’（指北京大學）的玄學空氣”。後來他又多次回憶該著“蜚聲國內，產生了重要影響”“是一部很有影響很有價值的著作”。當時在湖南負責黨的工作的李維漢也曾在長沙《新民周報》上專文予以評介說：“這部書的確是一部極有價值之作，在此東方文化的聲浪甚囂塵上、真偽是非不易辯白時，有了這部書，可以幫助青年解決不少疑難。”李維漢熱情推薦這本書，“希望青年朋友都去買一部來看看”。當時黨的期刊、出版物也作廣告向讀者推薦此書，北京、上海、長沙、濟南等大城市的書店廣為銷售。

羅章龍、李維漢

史學家張靜如教授給我們寫信談及這部著作時稱：“作為共產黨人寫此大部頭著作與不同觀點交鋒，在黨的早期是較少的，……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應占據一定地位。”

伍修權等校友和學生的懷念

楊明齋1925年秋至1927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工作和生活的情況，是由該校的老校友伍修權、李培之、黃秀珍、李錦蓉、王哲等老人向我們提供的。

伍修權在回憶錄中，談到楊明齋1925年帶領他們一批進步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情形。字裏行間，是伍老對這位老布爾什維克的尊敬和懷念。可巧，伍老是我們學會的顧問，我們把已掌握的資料寄給他，請他給予指導。不久，伍老回函：“你們搜集的材料基本上是可靠的。”他深情地回憶了楊明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情況，最後說：“知你們關心此事，特此作複，借以了個人的心願。”後來，他又為我們題寫了懷念楊明齋的題詞。

李培之、黃秀珍、李錦蓉這幾位老大姐，應我們的查訪，也熱情回憶了在俄與楊明齋相處的難忘歲月。她們說，當時她們都還是很年輕的小姑娘，在異國他鄉得到年長的楊明齋許多關懷，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楊伯伯”。這些年已古稀的大姐們，以其個人斑斕的憶絮再現了楊明齋的形象，為我們給這位前輩立傳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尤其令我動情的是李培之大姐，她是我上世紀60年代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時的老校長，是我的老師。接受我這個學生的訪問，也是一種特別的緣分吧。

這些莫斯科中山大學老校友們在回憶中講述了他們了解的當時楊明齋在蘇聯的情況，至於1927年秋後他的去向，隻記得他是奉命回國工作了，詳情不知。我們的調查又斷了線。

1984年，山東《支部生活》、《黨史通訊》和《人物》相繼報道了我們調查的初步成果之後，我們收到許多讀者來信，熱情提供了許多新線索。山西太原有一位中學老教師叫何連甲，來信說楊明齋1929年曾在河北豐潤縣車軸山中學當過他的國文教師。北京的離休老幹部宋敏之也投書《黨史通訊》，更詳細地介紹了楊明齋在車軸山中學任教和從事革命活動的情況。我們當即赴太原和北京，訪問這兩位老同誌，原來他們都是楊明齋在車軸山中學教過的學生。線索由此擴展開去，我們又調查訪問了李爾重、吳德、劉尚之、宋匡我、楊向奎等老人。

車軸山中學

這些楊明齋教過的學生，以充實的資料填補了他1927年秋至1930年間的空白。往事已越50年，可他們仍記憶猶新，說“楊老師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據他們回憶，1929年底楊明齋辭去了國文教師的工作，回到了北平。1930年，據說他要越境赴蘇。但是，究竟去沒去蘇聯？楊明齋最後的下落如何？還是個謎。

周總理和曹老的遺願

正當我們苦於找不到楊明齋的最後下落時，年逾九旬的著名翻譯家曹靖華教授給我們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

曹靖華

原來，曹老也是楊明齋的學生。1920年，他在上海外國語學社與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一起受教於楊明齋。隨後又在楊明齋的安排下赴蘇深造，從此開始了研究和介紹俄國革命文學的事業。曹老很懷念他的俄文啟蒙老師楊明齋，數十年一直在尋找他的下落。1954年，周恩來總理請曹老到中南海家中作客，他們又談起了楊明齋。

總理問：“你的俄語是在哪裏學的？”

曹老答：“在上海。”

“是漁陽裏六號嗎？”

“是的。”

“是楊明齋教的吧？”總理對楊明齋當年的工作是了解的，他這樣問道。

“正是。他是山東人，大高個子，滿口山東音。隻是分別後再沒有見過他了，一直查詢不到他的去向……”

周總理也陷入了對這位在建黨時期多有貢獻的同誌的懷念之中，他深情地說：“楊明齋是位忠厚長者。”總理把自己了解的一些情況告訴曹老：“他早去世了。據說他生病，蘇聯送他到西伯利亞養病，那裏的條件比較好，但後來病死在伊爾庫茨克了……”

曹老從周總理那裏聽到楊老師病逝的消息，極為悵然。他深深懷念這位忠厚長者，說楊明齋“舉止穩重得像泰山一樣，是在東方大地上最初傳播革命種子的長者。”

1984年，曹老正患病住院，醫院已多次下達病危通知，但他仍堅持把他知道的情況寫信告訴了我們。這讓我們又高興又不安。高興的是曹老轉達了周總理對楊明齋這位黨史人物的關懷和“忠厚長者”的評價，又使我們得知他最後在蘇聯去世的信息，大大促進了我們的調研；不安的是我們在曹老重病中還打擾了他。我們注意到，曹老的信是寫在他晚輩李玲給他寫信信紙的背麵，信封也是用舊信封改做的。也許，這信是在護士們為他的健康著想不給他提供書寫條件的情況下偷空給我們寫的。1987年，曹老在病逝前夕得知我們要出版楊明齋傳略，又為我們題了詞。

曹老對楊明齋的懷念之情和他對待黨史研究工作認真負責的精神，深深地教育著我們。同時他也把遺願留給了我們。周總理和曹老雖然對在蘇聯去世的楊明齋懷有深切的敬重之情，但他們並不知道這位忠厚長者究竟是在什麽時間怎麽去世的。我們史學工作者，有責任去調查清楚，以了前輩的遺願。

明晰了楊明齋對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意義，獲知了他在蘇聯去世的消息，餘世誠老師的調查取得重大進展。然而在列寧主義的故鄉，楊明齋經曆了怎樣的處境？又是如何犧牲的呢？跟隨餘老師的步伐，我們繼續追尋那些不平凡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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