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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為人知的滿洲特科
2017-09-27李興濂
“特科”這個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頗具神秘色彩的機構，最早出現於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機關遷至上海。為保衛黨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別行動科，簡稱“中央特科”。直接領導人就是中共黨內最早從事軍事活動的周恩來。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中共滿洲省委的革命鬥爭史上，也活躍著一支頗富神秘傳奇色彩的特殊組織——滿洲特科。在身處敵穴、險象環生的鬥爭曆程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個驚險曲折、動人心魄的故事。
【周恩來籌建滿洲特科】
滿洲特科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和指揮的中央特科派駐東北的分支機構，受中央特科和滿洲省委雙重領導，即在政治上受滿洲省委指導，在組織上直屬中共中央特科。它的主要任務是搜集情報，保衛黨的機關以及掩護同誌、營救同誌等。
周恩來少年時期曾在東北求學3年。1946年9月，周恩來在南京會見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時曾談及：“12歲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裏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可以說，周恩來的革命生涯啟自東北，而曾作為黨在東北地區統一領導機構的中共滿洲省委，其在曆史上的許多重大時刻和危急關頭，也與周恩來有著十分緊密的聯係。
上世紀20年代，動蕩的東北正處於國際國內多種矛盾的焦點。中共中央對於東北地區的工作高度重視，為了及時、準確地掌握各方麵情況，從中共滿洲省委成立之日起，即籌劃成立滿洲特科。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來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回國返滬途經沈陽，曾停留一周。他傳達了六大會議精神以及共產國際的有關指示，並詳細聽取了滿洲省委的工作匯報，還專程到東三省兵工廠走訪，接見了兵工廠的黨、團員。在深入了解和掌握相關情況後，周恩來回到上海，便立即開始著手滿洲特科的籌建工作。
此前，東北地下黨員趙唯剛在黨中央的指示下，以東北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教官的公開身份，已經搜集了大量重要情報，為滿洲特科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礎。1928年底，中央特科正式委派蔡伯祥到沈陽組建滿洲特科，任特科書記，並由趙唯剛擔任秘書長，成員有吳寶祥兄妹等。依照中央特科的模式，滿洲特科的組織機構也分設四科。第一科是總務科，負責租房子、設立機關等。第二科是情報科，負責搜集東北軍政機關和日本方麵的政治軍事情報。第三科是行動科，負責鏟除叛徒，營救同誌。第四科是電訊科，負責報務工作。由於滿洲特科人較少，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是一人多能，每個成員都有多個稱呼和身份。
蔡伯祥作為滿洲特科書記，當時主要負責總務科的工作，“老蔡”“蔡麻子”都是別人對他的稱呼，其實，他的本名為邵達夫。蔡伯祥畢業於上海一所醫科學校，曾在上海開過一個小醫院，中央特科有人受傷都會到他那裏醫治。他工作經驗豐富，來沈後便在城內開設了一家首善醫院，以行醫為掩護。在滿洲特科情報科工作的趙唯剛，則主要負責搜集情報、掌握敵情。他1927年在日本加入共產黨，回國後先在沈陽東北兵工廠工作，後又進入東北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任教官。趙唯剛也和蔡伯祥一樣，有多個名字和多重身份，曾用名有：趙石羽、石際民、趙國元、紮哈諾夫等。趙唯剛在奉係高層中具有廣泛的社會關係，奉係軍政要人楊宇霆、汲金純、高維嶽都與他有私交，為防止憲警特務的盤查，趙唯剛還特意請熱河都統題寫了醫院的牌匾，以迷惑敵人。
滿洲特科成立後，工作很快開展起來，搜集了大量奉軍的軍事情報，包括軍事技術、軍事生產計劃、產品產量、原料來源、軍隊編製、人員配備、軍事裝備及各種內部情況，並迅速轉交給中央特科，在險惡的環境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保衛中共滿洲省委機關】
1929年7月，劉少奇秘密抵達沈陽，擔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此時的滿洲省委正處於異常混亂的狀況，1929年四五月間，東北黨員人數驟減，前任滿洲省委代理書記主動要求離開東北，認為東北“難以開展工作”。
為便於掩護和保衛黨的機關，劉少奇與夫人何寶珍居住在當時的西北工業區皇字78號，即東北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學員宿舍，以海軍司令部副官的身份活動，滿洲特科負責其安全。從劉少奇入住宿舍起，張學良的異姓兄弟、以調查學生中的共產黨出名的高勝嶽，被派來出任總隊長。蔡伯祥對趙唯剛交代：我們黨有位領導同誌住在你們那裏，要特別注意他的安全，並了解一下，為什麽最近高勝嶽被派來高等軍學研究班當總隊長，是不是嗅到了什麽。後經調查了解，得知高勝嶽來研究班純屬偶然，原因是他“整人搞內耗”，東北軍沒地方安排，隻好把他安排到這裏，蔡伯祥這才放了心。在滿洲特科的積極協助下，劉少奇在滿洲省委取得了空前的成績。周恩來對此曾給予充分的肯定：“在精神上路線上迥然與前異，的確創造了中共滿洲黨之鬥爭的精神。”（《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6年版）
1930年3月下旬，劉少奇奉命調離滿洲省委，黨中央派李子芬任滿洲省委書記。這屆省委貫徹和執行了左傾盲動主義路線，對於黨員陳尚哲、杜蘭亭的被捕，並沒有足夠重視，也沒有采取應急措施。杜、陳二人叛變後，帶領敵人大肆搜捕黨、團員和群眾，4月19日，中共滿洲省委書記李子芬、組織部部長丁君羊、團滿洲省委書記饒漱石、滿洲省委秘書長劉若雲、團中央巡視員邱旭明等主要領導人幾乎悉數被捕，在沈陽的省委委員隻有王永慶一人逃脫，地下黨的活動完全陷於癱瘓。在憲警、密探、特務遍布的沈陽城，滿洲省委遭到大破壞的消息根本無法向黨中央報告。就在此時，蔡伯祥及時向中央特科匯報了這一重要情況，黨中央十分重視，立即決定讓正在上海匯報工作的滿洲省委成員廖如願火速返回沈陽，很快便恢複了省委的工作，使本已命懸一線的滿洲省委轉危為安。
滿洲省委遭破壞後，省委秘書處的重要文件被裝在柳條包內，於23日轉移到了省委印刷所。印刷所由李一雨夫婦負責，是省委的秘密機關，是一個東北軍退役旅長的房子，被捕人員都不知道這個地點。但是因為對形勢過於恐慌，李一雨夫婦外出躲避，省委派人去取件時已經大門緊鎖。28日，省委派秘書處秘書張光前配一把鑰匙進屋去取，沒能成功。之後又派人再次嚐試用鑰匙開門，結果引起了房東的懷疑。起了疑心的房東隨後進屋查看，發現幾大柳條包裏裝的全是文件，連忙追問是誰的東西，當時情況危險，如處理不當，將直接威脅到省委和特科的安全。於是，“搶包”成為滿洲特科的當務之急，有著豐富特工經驗的蔡伯祥，決定晚上親自帶隊去找房東。他們乘車來到民房，車上放好了槍、汽油以及厚禮，預備萬一談判不成，便動武搶出文件或放火燒掉文件。endprint
不出所料，房東一看有禮物又有錢，還聽說趙唯剛是軍界的，態度有了好轉，立刻願意歸還柳條包。臨走時，房東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告訴你朋友，下回可要注意點啊，情況複雜啊！”就這樣，一場危機得到了化解。最終，李子芬等大批滿洲省委幹部，在“九一八”事變後被營救出獄。
【打入敵營，開展兵運工作】
1929年3月底，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中央關於軍閥戰爭中的士兵運動給各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說：“在目前黨的總的政治路線‘奪取群眾之下，士兵運動，當然不能離開這個原則。我們必須根據這個原則，去做奪取廣大士兵群眾的工作。”這一指示，對滿洲特科在東北軍中開展士兵工作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為搜集軍事情報，協助滿洲省委開展工作，滿洲特科多次派人打入東北講武堂。東北講武堂是張作霖父子執政東北期間創辦的綜合軍事學校，東北軍中，上自最高統帥張學良，下至連排長，絕大多數都是從講武堂畢業的。1930年春，黨組織決定派省委秘書處的劉伯剛去那裏做兵運工作，趙唯剛將劉安排在“機迫平傳習班”（機關槍、迫擊炮、平射炮學習班），為官兵們講授日本語，對外則宣稱是學習班班長楊炳森的朋友。劉伯剛經常利用節假日和官兵交談，一位姓賈的學員是這個班的三個隊長之一，自己住一個房間，劉伯剛常去和他聊天，借機宣傳革命思想。此外，劉伯剛還常到東陵山林守備隊去找士官聊天，但不料引起了他們的懷疑。
那年夏天，劉伯剛把黨的刊物《滿洲紅旗》帶到野外看，不慎被人偷去，因而被捕。趙唯剛和楊炳森得知後，立即到清鄉委員會去，找到審判官、書記官，說了不少好話，但因事關重大，誰也不敢放人。回來後，趙唯剛找蔡伯祥研究營救方案，但由於情況特殊，沒有營救成功。不過趙唯剛通過給劉伯剛送行李的機會，把他在“機迫平傳習班”發展的四名黨員的名字記了下來。從此，這四名黨員由趙唯剛聯係。盡管特科在此次營救人員方麵沒有取得成功，但在講武堂的士兵運動並沒有遭到破壞。
【懲辦叛徒，秘密轉移同誌】
1929年8月，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叛變告密，導致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候補委員楊殷等中共高層領導人在上海被捕並遭殺害。中央特科行動科曾計劃劫囚車營救彭湃等四人，但因國民政府臨時更改囚車行程和時間而未能成功。白鑫投向國民政府後，被安置於國民黨特工範爭波的公館內暫避。因為他了解很多黨的機密，危害極大，黨決定必須將這個血債累累的叛徒處決。周恩來親自到白鑫的住所等地觀察現場，結合連日所獲情報，經研究製定了周密的行動計劃，交由中央特科重要成員陳賡負責執行。
蔡伯祥在任滿洲特科書記之前，曾是中央特科紅隊有名的神槍手。此次陳賡特地將他調回上海，協助懲辦叛徒白鑫。1929年11月11日下午，在陳賡的親自指揮下，蔡伯祥與紅隊其他同誌在白鑫住所周圍埋伏下來。傍晚，白鑫由範爭波弟兄等五人陪同，從家門口走向停放汽車的地方，還沒來得及上車，就被衝上來的紅隊隊員團團圍住。企圖奪路而逃的白鑫開始頑抗，最終被蔡伯祥等人擊斃在弄堂裏。
1930年4月至8月，中央特科派陳賡、錢壯飛等人到天津、沈陽等地進行情報工作。適逢東北黨的地方組織遭敵人大肆破壞，對外地來沈人員更是詳加盤查。為避開敵人的跟蹤和追捕，陳賡等人在戰友蔡伯祥的安排下，分別住在滿洲特科成員的家中，其中陳賡就住在趙唯剛家裏。此後，在滿洲特科同誌的大力協助下，陳賡等人圓滿完成了這次情報工作，並將滿洲特科的工作情況及時匯報給了中央。
1931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幸而錢壯飛等同誌及時獲取了顧叛變的情報，上海的黨的機關才免遭大的破壞。顧順章叛變前，工作上關係最密切的就是陳賡，因此黨安排陳賡立即隱蔽起來，為安全起見，決定派他到天津去。
經過周密計劃，中央特意調熟悉天津情況的蔡伯祥護送陳賡和陳養山去天津。他們於6月16日離開上海，乘坐中國的船隻怕出問題，於是選定一艘開往塘沽的英國貨船。貨船上乘客稀少，船上隻有統艙，男女混雜地擠在一個大鋪上，經過四天四夜到達塘沽，又改乘火車，終於抵達天津。蔡伯祥把他們安排到法租界住下，一切安頓好後隨即趕回了沈陽。
【監視日軍，獲悉日本侵華情報】
1930年中原大戰時，滿洲特科著意搜集東北軍方麵的情報，以方便滿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及時了解東北局勢及軍閥戰爭的進展，並對戰後全國的局勢作出判斷。在東北軍入關作戰之前，滿洲特科從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密電處得到可靠消息，詳細了解了東北軍出兵的目的、軍事部署以及出兵的條件。通過對蔣介石、張作霖之間的電報和人員往來及東北當局內部的分歧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此次東北出兵，表麵上雖然幫蔣，但絕非徹底的討閻、馮。蓋奉張尚須留閻、馮以治蔣”，“今後之局麵，仍然為軍閥割據”。
偵察和搜集日本在東北侵略陰謀活動的情報，也是滿洲特科的重要工作
1931年8月，滿洲特科人員在沈陽南滿鐵路車站等地發現異常現象。據趙唯剛的回憶錄記載：“車站的大倉庫，本來已經很大了，這時又擴大了許多。原來是鐵絲網圍著的，現在用木板圍起來，防止外麵的人看；周圍又搭了很多臨時軍用帳篷，還挖了不少掩體。從高處往裏看，發現裏麵有很多日本青年在接受軍事訓練。為此，我還特地到四平去了一趟，也發現了類似現象，鐵路的給水塔旁均加了日本崗哨。看起來日本人要動手了。”發現日本人這一不尋常舉動之後，趙唯剛於9月初給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打報告，滿洲特科也立即向上級黨組織報告了這一情況，並繼續偵探敵情。他們還在日本人活動最集中的大連專門派人打入日本特務荒木與吉平佐衛門集團中，偵察日本侵華的動向和活動情況。這些，都為中共中央和滿洲省委把握日本的侵略動向、製定相應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九一八”事變後，滿洲特科的活動基本結束，部分特科人員打入偽滿政權，為蘇軍情報部門工作。
滿洲特科工作性質特殊，出於保護他們的目的，特科事跡在曆史檔案中難以尋覓。在極其複雜而殘酷的鬥爭環境中，滿洲特科憑借其成員的精明、勇敢以及堅定的信仰，在隱蔽戰線上與敵人展開了生死較量。他們身處險境，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艱巨的任務，其秘密工作的思想、方法、經驗教訓和紀律，成為東北地區革命鬥爭史中的寶貴財富，他們的英雄事跡，永遠值得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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