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五月，一號高自聯在培大舉行中外記者新聞發布會。二十多家外國新聞機構四十多名記者到會，培大、京華兩千多名學生旁聽。高自聯公布了要求對話的七個議題：一、公正評價胡耀邦；二、公正評價學生運動，查處北京市委欺上瞞下製造動亂藉口的行為；三、懲處新華門四·二〇打人事件；四、反貪腐、懲官倒，解決康華問題；五、解除報禁，新聞立法；六、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七、檢討政府決策失誤，分析通貨膨脹原因。
這些訴求集中反映了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各界群眾對政治經濟體製改革的訴求，也反映了黨內外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的分歧和鬥爭。對學生運動和胡耀邦的評價、新華門事件的處理，完全取決於對民主自由的態度。而貪腐泛濫、官倒盛行，根源在於政治的流弊。新聞自由，涉及憲法權利的落實。說起來都是政治問題。教育經費不足，知識分子待遇低下，不僅招致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不滿，即便工農階層也都意識到，腦體倒掛於國家前途不利。貪汙腐敗、物價上漲和腦體倒掛三項問題，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為青年學生贏得了廣泛的社會同情和支持。
二號，學生代表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遞交請願書，洋洋十二條，將高自聯的對話要求具體化。新華社受命次日全文照發。
三號上午，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主要談三點：一、政府隻跟合法的學生會對話，學生自治組織非法、沒有資格參加對話；二、學生試圖跟政府平起平坐；三、對話條件苛刻，限期答複，形同最後通牒。袁木聲稱，學生背後有黑手。看來，人民公仆已經習慣了高高在上，並不願同民眾平起平坐，如何平等對話，更何談“公仆”？
下午，高自聯四十七校學生代表在師大開會，投票決定，第二天早上八點出發，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趙紫陽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號召繼承和發揚五四的愛國、民主和科學精神，強調改革和建設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通篇沒有指責學生的內容。
五月四號，數萬學生上街遊行，沿途圍觀群眾不下百萬，規模跟四·二七大遊行相當。王府井大街因之行人稀落，為罕見景象。美術出版社的職工帶著一塊大牌子，“對抗學生——昏庸，怕見群眾——無能”。參加遊行的外地高校，有南開、複旦、西北大學、吉林大學、深圳大學，還有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在廣場宣讀《五四宣言》，要求在高校內部試行民主、與政府對話，並宣布明天無條件複課。首都新聞單位有二百多名編輯記者參加遊行。下午三點半，遊行者陸續撤離廣場。
趙紫陽在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講話，希望社會各界保持冷靜克製，爭取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趙的五四紀念講話和亞銀講話，基調跟四·二六社論明顯不同，群眾比較容易接受。
作為對趙講話的積極回應，五號首都高校有80%的學生複課，但培大、師大、政大複課率偏低。師大學自聯決定五號繼續罷課。培大近千名學生晚上在校內遊行。
六號，由北京三十多所高校學生署名的、要求對話的請願書，送達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
八號星期一，培大複課率仍低，學自聯提出複課五項條件，包括：一、公正評價學潮；二、承認學生自治會合法；三、公布官倒統計數據，著手懲治官倒；四、恢複《導報》欽本立職務；五、重新審議北京遊行示威十條。
趙紫陽表示將通過解決學生提出的問題把民主法製建設推進一步。上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信訪局答複學生六號遞交的請願書，同意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生、教師、黨外人士接觸、對話。人大信訪局做了類似表態。
新華社、人民日報記者發現，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派人到高校，以做學生思想工作為名，散布說趙紫陽五四講話隻對外、不代表中央，對內以鄧小平講話和四·二六社論為準。黨內高層矛盾更加公開。
九號，二百多名首都新聞工作者向中國記協遞交1013名新聞同人的聯名信，要求跟中央主管宣傳工作負責同誌對話。培大、師大1500多名學生前往聲援。胡啟立表示，落實趙紫陽五四講話精神，對學潮因勢利導，引導到民主法製的軌道，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實現司法獨立、新聞自由，並分別由喬石和胡啟立負責。
十號，下午一點鍾，十多高校萬餘名學生騎自行車上街遊行，沿途散發請願書，要求政府在十一號以前就對話作出明確答複。南開學生自治會和天津高自聯決定十四號騎車進京，聲援北京學生。
萬裏主持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決定第七屆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將於六月二十日左右舉行，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匯報，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匯報，審議國務院《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的議案。這才像最高權力機關的樣子。提前公布人大常委會議程，又給民眾一絲希望。
十一號，下午上海高自聯宣布，組成七人請願團赴京。培大貼出署名“46樓部分研究生”的《緊急建議》，號召絕食，在戈爾巴喬夫訪華那天進駐天安門廣場，做最後一搏。這是較早公開的絕食倡議。
十二號，高自聯通過普選，產生了一個65人的對話團。對話團一經產生，便宣布脫離高自聯，大概是為了避免涉及袁木所謂的“非法組織”。下午，袁木在中國記協舉行記者會，通報前四個月國民經濟情況。培大約兩百名學生頭纏白布條，騎自行車趕來，出現在會場。
培大貼出《絕食倡議》，師大貼出征募絕食者的大字報。到晚上九點，培大有51人報名，師大有約300人。
十三號，上午十一點半，培大部分教師出錢在燕春園擺了上十桌飯菜，為絕食學生壯行。下午，首都高校近千名學生，加上上海七人團中的三人，在眾多同學的護送下，前往廣場絕食。沿途有人捐錢捐物。絕食學生進入廣場後，先繞場一周，然後在紀念碑北側圍圈靜坐。絕食學生要求政府立即對話，肯定學潮為愛國民主運動。晚上，圍觀群眾將廣場擠得水泄不通。
培大兩百多名教師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公開信，呼籲盡快跟學生對話，公正評價學潮性質，采取一切措施保障絕食學生身心健康。政大教師張貼大字報，呼籲同仁們付出行動。
當晚，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複找培大、師大和京華學生代表談話。事先李鵬定調，這次學潮的性質是動亂，不能退讓。臨時閻靈機一動，說四·二六前後情況不同，四·二六之後，學生很克製、守秩序，中央肯定。在常委會上，胡啟立對閻的說法加以完善，說四·二六之前西安、長沙發生了打砸搶，是動亂；四·二六之後秩序良好，不屬動亂。這種說法既照顧到鄧小平和李鵬，又符合趙紫陽五四講話精神，得到趙紫陽和其他常委同意。
十四號下午，李鐵映、閻明複和尉健行受常委委托，跟學生對話團對話。李職級最高，是政治局委員。對學生最關心的學潮性質問題，李堅持不正麵回應，隻顛來倒去說“讓實踐來檢驗”，既顯得沒有誠意，也讓與會者普遍感到厭煩無奈，令對話難以為繼。閻采用常委們已經同意的新說法救場，對話會方起死回生。李趁閻去洗手間聲明，閻的說法不代表中央，隻有鄧小平講話和四·二六社論才代表中央。對話又重陷僵局。到晚上七點，絕食代表要求現場直播，閻表示技術條件臨時難以滿足，於是當天對話結束。
十五號，絕食指揮部上午成立，下午舉行新聞發布會。絕食總指揮王淩介紹，參加絕食的有來自31所高校的2300多名學生。絕食行動雖然得到全國各界支持，但政府至今沒有積極的表示和行動。絕食團救護隊的一位同學介紹了絕食學生正經受的中暑和低血糖休克危險。有記者問，培大學生會主席絕食來了嗎？答曰：來了。【此說不確。此人當年沒有參加絕食，現在因為別的事坐牢。】
晚上八點鍾前後，先後兩次，大規模身份不明的人湧向大會堂東南角和東門，被學生糾察隊阻攔。學生一方麵渴望得到社會各界支持，另一方麵又刻意跟參加運動的社會人員劃清界線。
下午，嚴家其、包遵信、馮友蘭、季羨林、湯一介等上萬名知識分子打著“中國知識界”的橫幅，到廣場聲援絕食學生。成百工人喊著“提高工資、控製物價”的口號進入廣場。天安門早、晚人群都在三萬人左右。
中午戈爾巴喬夫抵京，原計劃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歡迎儀式，臨時改在首都機場，連紅地毯都沒來得及鋪。
十六號，上午八點半絕食指揮部舉行第二場新聞發布會。王淩介紹，絕食人數達到3160名，已收到三萬元捐款。她在答問時中途暈倒被抬走。
首都知識界、機關團體、民主黨派、工人、市民和中學生約十萬人，遊行到廣場，聲援大學生。東西長安街交通中斷。傳言京華章校長表示，如果中央不采取措施，他將聯合幾所大學校長和教授參加絕食。
上午，鄧小平會見戈氏。他在回顧自己一生成就時，提到廢除領導幹部終身製尚未實現。下午，趙紫陽會見戈氏，說了實話，“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做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掌舵。”
有人打出“政府是否坐等收屍”的大字橫幅質問。政府漠視民眾訴求和學生性命，不但招致民眾普遍不滿，在中央媒體內部也已經是群情激憤，不光是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小青年，就連白發蒼蒼的老同誌也坐不住了。大家普遍不解，為什麽為了維護一個人的錯誤，竟不惜激怒全國人民？
十七號，百萬群眾環城大遊行，聲援絕食學生，從天安門-王府井-美術館-阜外-國賓館-木樨地-天安門。連數學家陳景潤都到了天安門。北京城內交通阻塞，蔬菜供應出現不足。
嚴家其發表《五·一七宣言》，箭頭直指鄧小平和老人政治。培大朱德熙、馮友蘭、王瑤、金克木、季羨林、聞家駟、段學複、洪謙等十教授緊急呼籲，政府肯定學潮，學生停止絕食。師大、京華、培大等十校校長發出聯名公開信，敦促政府開展對話、肯定學生愛國。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學聯、婦聯、文聯、各民主黨派分別呼籲，學生停止絕食，政府積極對話、肯定學生愛國。
絕食學生打出大字橫幅，“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冰心老人讓人在廣場打出橫幅，“學生愛國，我愛學生”。
十八號，天安門絕食進入第六天。首都百萬群眾上街遊行聲援學生，其中以機關幹部和產業工人為主，也有一些軍人、警察和農民。打的標語集中要求鄧小平離休、李鵬辭職，其中有一條“一人退休，全國歡送”。產業界捐錢送物數額較大，全國總工會十萬元，東風電視機廠兩萬，北紡一廠一萬，全聚德送鴨湯。就連鄧樸方領導的殘聯都捐了十萬元。
中宣部新聞局部分幹部緊急呼籲，趙紫陽、李鵬和習仲勳立即跟學生代表對話，對學潮性質做出明確結論，對全國廣播。
北京市新聞工作者在廣場散發《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待“請戰”真相》傳單，要求：一、公布市委對四月學生運動的分析、匯報材料和“請戰”、要求中央授權全過程，及四月二十六日萬人大會上李錫銘、陳希同講話內容，向各區縣局（總公司）部署反擊的具體措施；二、公布市委市府在學潮中，製定並實施不準向學生供水、提供食品，不準替學生募捐，不準接待學生，不準圍觀等措施的全過程；三、市委市府對自己在學潮中的錯誤立場及重大責任問題表態；四、李、陳同市屬新聞單位對話，取消新聞管製。
上午十一點，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絕食學生代表。李態度強硬，而學生並不怯場，雙方發生爭論。培大王書記發言支持學生，希望政府肯定學生愛國、不代表動亂，表示決心解決官倒、腐敗問題，跟廣大同學配合、勸絕食同學回去。李鵬指示紅十會負責將絕食同學送到各個醫院。他表示，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我們一直肯定大家的愛國熱情、愛國願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對的，提的很多意見也是我們政府希望解決的問題。……但是事態發展不以你們善良的願望、良好的想象和愛國的熱情為轉移。事實上現在北京已出現秩序混亂，並且波及全國。我沒有把這個責任加給同學們的想法，絕對沒有這個意思。……昨天京廣鐵路武漢段被堵塞三個多小時……北京這幾天，已經基本上陷入了無政府狀態。我再說一遍，絕沒有把這個責任加給同學們的意思。會後，學生對話團發聲明表達不滿。
下午那場大雨，沒能動搖學生的決心，也沒能冷卻民眾的熱情。
舉國聲援。武漢五六萬人遊行，警察隻看熱鬧，學生糾察隊維持秩序。長江大橋交通中斷。到北京的38次列車超載80%，大批學生進京。
他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機。快要當爸了他才明白，有時得罪人，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麽，而是什麽也沒做。他壓根沒想到要跟同學保持距離、劃清界線，他隻是不熱衷政治。書報上的政治、校內發生的事情，他還看一眼，有時也參與議論。要衝出校門，上街遊行示威，到廣場靜坐絕食，根本不符合他的本性。
起先他還沒覺察，以為同學們忙於遊行示威、沒時間跟他說話。一開始罷課並不連續，而且罷課、罷教這種事，本身是一種自由的表達，有罷的、也有不罷的，各行其是。他罷課、遊行都不積極，倒像個團委、學生會幹部。即使他們在宿舍，也不大理睬他。老秦、章學文老成、還要好些，王建一毛頭小夥、幹脆就不正眼瞧他。
正統團委、學生會幹部，處境比較尷尬。積極參加運動跟他們的“原則立場”或個人利益不符。但現在民主運動是校園生活的頭等大事，不參加運動意味著自絕於同學、被完全邊緣化。所以他們處於兩難境地。
明天是五四，同寢室的同學都去，我一個人不去不好吧？他考慮她的生理狀況，堅持：你不要去，回家休息。她知道不能有閃失，不能一個人做主。
他送她回家時，看到當天遊行的學生格外多，但跟路邊聲援群眾的汪洋大海比，隻算滄海一粟。沿路有個體戶給學生送吃送喝的。五月的北京，正是鮮花盛開的時節，月季、繡球、芍藥、黃櫨、石榴，開啟了真正的春天。但人們無心看顧，現在宇宙的中心、大家關注的焦點，是學生運動。
他們逆行，感到自己遊離在世界之外。他談起自己的煩惱，成年後沒這麽被人瞧不起過。她說，他們準是將你當作跟學生會一夥兒的，盡管你實際是個政治白丁。不管怎麽說，盡量對同學好些。咱做不了革命家，還可以做個同情革命的群眾不是。他願意做出一些努力，緩解跟同學們的關係。他來回跑開水房，給每個同學的暖水瓶灌滿開水，買來方便麵、榨菜放宿舍裏，保證室友回宿舍有水喝、不餓肚子。他想起以前看過的戰爭片，想象自己就是那個老鄉，用獨輪車給解放軍送小米。
歸林的倦鳥一提沉重的水壺，你給我們打的開水？他說，同誌們辛苦了。他們說，實際上今天你應該跟我們一塊兒去的，紀念五四總不會錯。學生會、共青團不少人都去了，他們是否別有用心就不知道了。他問，明天繼續罷課嗎？答曰：高自聯宣布複課，但是現在講自由。是不是回課堂，要看各人了。
第二天他去教室，回來上課的同學將近一半。老先生講波蘭團結工會，講胡耀邦的有關認識。自始至終，他沒提眼前方興未艾的學生運動。但不斷有學生將波蘭團結工會運動跟眼前的學生運動聯係起來。老先生顯然了解局勢的發展，“所以，有人將學生自治組織稱作團結學生會。實際上不僅如此，據說現在有個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外麵四處散發傳單，說不定裏麵也有個瓦文薩。”
雖然時局動蕩，但是到北京的外國人不減反增。一開始他還高興，不久發現其中不少人是新聞記者——他們當中多數人有任務在身，並沒多少時間在北京遊玩。他在北京飯店碰到查理，帶他去遊故宮。查理是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工程師。團隊有兩名工程師，他是第一次來北京，“管他呢，先逛一逛，考察一下工地。”查理沿街看到示威遊行的學生，“你也是學生嗎，怎麽不參加？”他隻好搪塞，“我去遊行了，誰帶你逛故宮啊？”他真切感受到，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學生運動的關心。在心裏他問自己，也許，梭羅說的那個“較晚”的時候已經來到，他該開始做個中國人了？
在學生絕食開始之前，他跟同學們的關係已經完全恢複如初。十三號上午，他們請王建到知春路上館子。事先說好，一瓶牛欄山四個人平分，重點是保證王建吃好，待天地翻覆之後，再開懷暢飲。大家舉杯，“我們自己各有拖累，拜托小兄弟代表我們，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表明民眾決絕的心誌。”王建本就激進，此時更豪情萬丈，“為民主自由，不成功，便成仁！”服務員看架勢，喊來了老板，“聽說你們要去廣場絕食，是都去，還是一個人？”一個人。“誰？好！他的飯錢我免了，這頓飯七五折。”
下午三點，他們四個人，騎兩輛自行車，帶足涼白開，送王建跟政大其他絕食同學，前往天安門。沿路有人聲援。也有人送飲料吃食，他們說絕食、不能收。群眾說，收下，實在堅持不住的時候，可以救急；而且，絕食的不能吃喝，聲援的必須吃喝。章學文高聲：“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動力。”他們到廣場的時候，培大和師大幾百絕食學生已經先期抵達。聲援的學生和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
廣場絕食一開始，氣氛情勢截然不同。跟政府對話成為民眾的共同訴求，再也沒有人會糾結是否上課。第二天他還是去了北京飯店。國際媒體不斷湧入，這裏外國人明顯增多。保羅是美國廣播公司的攝像師，夜班。希昂，你認識的人當中，有人絕食嗎？有，有一位同寢室的室友。
哇——，我想起了六十年代我的青春時代，那時我們爭民權、反越戰。
我知道，我學過美國曆史。毛主席1963年和1968年兩次聲援美國黑人民權運動。
哇——，真有諷刺意義啊。輪到自己的人民要求自由和權利，政府就不支持了。
所以有人絕食啊。
保羅直截了當，你為什麽不在廣場？
我——，我——，我當然支持絕食的同學。但是我負有對家庭的責任。話是這麽說，他最後還是低下了頭。
你沒有為國奉獻燃燒的欲望（burning desire）嗎？
他有些慚愧，隻好敷衍，“我有，隻是以不同的方式。”
臨別的時候，保羅在名片上寫下了酒店的房間號和電話號碼，“不管怎麽說，有任何事情，請給我打電話。”
愧疚感驅使他在廣場附近，購買飲料和麵包，確保王建和其他義士沒有危險。說老實話，健力寶他自己都沒喝過。這麽多，你這是給學生買的吧？你走吧，你盡你的心意，我盡我的。店主說什麽都不收錢，讓他產生挫折感，贖罪，並不容易。今晚夜空澄淨，但他心中充滿陰霾。連引車賣漿者流，似乎都比他有覺悟。
王建他們說話不是很有精神，畢竟餓了一整天，而且要節省能量。他勸他們收下健力寶和麵包，他們說絕食團有紀律。國際上絕食不絕飲，至少收下健力寶。不行，政府可以欺騙，我們不能欺騙。這是什麽話，既然政府欺騙我們，我們為什麽不可以欺騙政府？更何況，絕食隻是手段，不是目的。做做姿態、意思意思就行了，不要太死板。我聽說都有人偷偷吃麵條呢。說到最後，健力寶留給了絕食的同學，麵包送給了旁邊聲援的同學。
他再次想起梭羅的話，我們首先是人；至於是哪國人，似乎沒那麽要緊。以後每天傍晚，他都要到廣場上去看一下，確保絕食的同學有水喝、不因為中暑或低血糖暈倒。
到十七號，學生要求的高規格、實質性、對等公開的對話，仍未實現。三千學生，絕食五天，仍不足以讓政府做出讓步。他一早到廣場，卻沒有參加當天的環城大遊行。
北京正在發生的，世界應該知道。他到北京飯店找保羅，你們需要翻譯嗎？我不計報酬。太好了，當前一下湧進北京的外媒較多，確有翻譯不足的問題。沒有翻譯，寸步難行。我帶你去見製片人。有保羅介紹，製片人簡單問了幾句就表示，歡迎上船。不過我們是私營機構，一定要付報酬。保羅勸他，錢是個好東西，有錢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事。
節目組外出，一切行動都離不開翻譯。包括他在內，一共有四個翻譯，各負責八個小時，其中一個人機動。除了提供新聞報道翻譯，還要幫助安排節目組的出行和吃喝拉撒。八小時之內，基本不能歇氣，連軸轉。
晚上回去的時候，章學文笑話他，當上翻譯官了，人民感謝你。人民政府發生了異化，不為人民服務，反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他自己，在當前特定的環境裏，隻在替外國人工作的時候，才感到自己是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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